摘要: 列斐伏尔在 1968 年“红色五月风暴”后,没有如逻辑丧家犬般地逃离马克思主义,没有虚无主义地举起后现代的伪激进幌子,而是实实在在地转向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世界化”的社会现实,将自己原来已经实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宏观批判理论转向微观日常生活批判,即基于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日常生活神秘化的批判,在经过都市化构架的现实思考后,转换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问题式上来,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平台,这就是他思想理论中第二次重要转向:社会空间批判构境———空间的生产。

关键词: 列斐伏尔　晚期马克思主义　人本主义话语　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关系场境　空间生产

列斐伏尔是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的一位原创性的大师。 很多年以前,记得还是在我指导仰海峰写关于鲍德里亚的论文时,他就将列斐伏尔的《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一书完整译出。 当时,我们曾经讨论过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鲍德里亚《物体系》和《消费社会》的影响。 后来,我指导刘怀玉完成了国内第一篇关于列斐伏尔的博士学位论文,该文至今仍算是国内相关研究中的高点,故而,我没有再将列斐伏尔作为自己格外专注的对象。 直到这次怀玉将译成中文的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和《空间的生产》两本书稿交到我手上,静心看完之后,真是有些吃惊,因为久久错过。 之后,再将已经译成中文的三大卷《日常生活批判》和《空间与政治》等书集中起来认真读了,结果彻底改变了我自己先前的一些看法。 现在可以说,在一些理论问题的看法上,我这个老师的判断远不如学生敏锐和深刻。 比如在对福柯的认识上,我曾经觉得他的作品不值得认真精读;而对于列斐伏尔,我则总将他仅仅视作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哲学家代表,这正是怀玉所批评的对象。 在这些问题上,弟子们的见识远在我之上。 这是令人开心的事情。 显然,我对列斐伏尔的专题研究,有些晚了。 一是列斐伏尔中晚期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竟然是我寻找多时的一个晚期马克思主义发生学上的逻辑缺环,二是他的一些“元哲学”观念,与我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和思想构境论确实很近。 这是令我激动的地方。

 贯穿列斐伏尔一生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构式

 2000 年,我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终结的观点,并指认了与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并行发生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后,我也曾经写过一两篇小文章,阐述了晚期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基本构境意向,并且,与当代仍然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卫·哈维、奈格里等人,进行过多次面对面的对话,也完成了诸如奈格里和维尔诺等人的专题研究。然而,心里总觉得还缺少一些什么。在这次对列斐伏尔的专题性研究中,我突然发现自己找到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后,晚期马克思主义发生的那个缺失的理论缘起构序点:这就是隐匿在列斐伏尔思想双重转向场境中从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真实转变! 以生产方式为理论中轴,观察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赋型的根本改变,生成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批判性的新结论,这恰恰是全部西方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境意向。 正是列斐伏尔,在 1968 年梦幻式的“红色五月风暴”的精神洗礼后,没有如逻辑丧家犬般地逃离马克思主义,没有虚无主义地举起后现代的伪激进幌子,而是成为这种悲情逆流中的一个“杰出的例外”(安德森语),他实实在在地转向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世界化” (mondialisation) 的社会现实,将自己原来已经实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宏观批判理论中的第一次重要转向———微观日常生活批判,即基于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日常生活神秘化的批判,在经过都市化构架的现实思考后,转换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问题式上来,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平台,这就是他思想理论中的第二次重要转向:社会空间批判构境。也正是发生于 20 世纪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中叶的这一重要的理论创举,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卡斯特、哈维和索亚等人。这不是指具体的地理—城市研究,而是特指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空间生产理论姿态。 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可以指认列斐伏尔就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开先河者。 这是我刚刚获得的一个重要判断。 也许,这也是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列斐伏尔的主要缘由。 可能的事情是,我所指认的这一人本学的问题式到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式转换的“认识论断裂”(其实是异质性的“方法论断裂”),在列斐伏尔那里,倒真可能是无意识的。 因为,他直到最后还在假装一种自己前后思想发展中的逻辑同质性。 关于这一复杂的思想进程,我已经有过一个系统的思想史梳理。此不赘述。 要完整和精准地进入列斐伏尔的思想构境,其实是十分艰难的。

 第一,应该指认的方面,就是贯穿列斐伏尔一生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构式。 它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深处走来,却一直回响在列斐伏尔最后哲学探索的世纪末。 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他的这种人本主义话语是非科学的,但在一些构境层中却是深刻的。 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在原创性的我—它自反性关系中,理想化的应该(sol-len)与败坏的现实之“是”(Sein)的对置和悖反的异化批判构序的内在线索。 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嵌于列斐伏尔思想中的这种异化批判逻辑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这呈现出一个极其复杂的多维度话语格式塔场境。 第一,理想化的应该存在的“自我实现” (la marche vers saréalisation)与败坏的现有文化生活异化的对置。这也是列斐伏尔思想中最早的异化观点。 主要出自青年列斐伏尔和古特曼在 1933 年写下的《神秘化:关于日常生活批判的笔记》一文中。此时,他们已经看到了公开发表的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 年手稿》),列斐伏尔和古特曼从青年马克思的《1844 年手稿》中挪用了异化概念,试图由此揭示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所生成的神秘性。 然而,在他们眼里的异化现象并不是马克思所指认的那个复杂的劳动类本质异化,而更多地体现为人的自我实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异化。 这个在资产阶级世界中不在场的自我实现,其实是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那个作为本真性类本质的自主、自由的创造性活动———劳动的变形。 所不同的是,本真性应该存在的人的自我实现,不再是缘起于生产中工人改变自然对象的创造 性 自 主 活 动 (Selbstbethätigung, 本真性应该),而是更宽泛的一般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主性言行。 这已经内嵌了列斐伏尔后来从生产到消费、从工厂到整个社会日常生活转换的逻辑伏笔。

 第二,总体人(homme total)的人本主义一般价值悬设中的逻辑张力原则与异化—经济拜物教批判理论。 这主要缘起于 1939 年列斐伏尔出版的第一本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专著《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总体人的原则,当然受到了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只是列斐伏尔将抽象的总体性原则与《1844 年手稿》的文本解读结合起来,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二章“人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homme)中,列斐伏尔在对资产阶级神秘世界的透视中,放大了由青年卢卡奇指证的总体性概念,并将其链接于青年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讨论的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的观点,进而引申为一种人本主义的总体人的观念构式。 这个应该本真性存在的总体人,从改造自然中创造和整合了自然,并使自己成为一个关系性的总体存在,只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王国中,总体人异化为非总体性的经济人,于是,把沉沦于异化的人复归于总体性存在,就成了列斐伏尔为之奋斗的目标。 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在这里没有凸显青年马克思那个作为异化批判逻辑构式起点的本真性主格中的自主劳动,而特意选取了扬弃了劳动异化后的最终结果———人对自身全面本质的重新占有的总体人。 这实际上是别有深意和远见的,因为,列斐伏尔已经在思考从马克思狭窄的劳动生产领域,走向对人的全部生活的关注。在 1945 年列斐伏尔写下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他进一步系统说明了这一总体人的原则。与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前置的价值悬设———理想化劳动不同,列斐伏尔捕捉到马克思展望人类获得全面解放后的“总体人”自由发展状态,并将其作为未来目标式的后置目的论牵引。 并且他认为,这种总体人的观念,恰恰是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换是完全同向的。

 第三,作为人的本真性需要—欲望(besoin-désire)的存在论与消费异化批判理论。 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列斐伏尔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逻辑完成。列斐伏尔在1961年出版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二卷,其中,他完整地提出了一种日常生活批判的存在论前提,即需要存在论。 显然,这是一种拒斥了“物质本体论”后从主体出发的观念,只是这一正确的出发点,却被他用来建构新人本主义的逻辑编码基础。 这也可以视作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为自己的生活“小事情”异化批判确立的重要理论根据。 如果说,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列斐伏尔只是指认了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中出现在消费行为中的异化关系,但他并没有说明在人的生存中是什么东西被异化了。 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提出的那个“非总体性” =异化的逻辑等式,慢慢地被弱化了。 列斐伏尔可能意识到,相对于一个完整的异化逻辑构式来说,那种应该存在的本真性价值悬设是不在场的,有如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费尔巴哈的人的类本质、赫斯的本真性交往关系以及青年马克思的理想化的劳动等。 而列斐伏尔在这里构序起来的需要—欲望论,则是对这一重要逻辑缺环的补白。 当然,这种使每一个人成为人的欲望和需要应该是本真性的,它相当于青年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那个作为人的类本质价值悬设的理想化劳动。 像青年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尚未异化的自主、自由的创造性劳动活动一样,列斐伏尔这里定义个人生存本质的欲望,同样是一种每个人自己的创造性冲动和动机。 正是因为列斐伏尔手中具有了上述这样一个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尺度,所以,当他以此去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时,他就发现在今天资本主义的“受控制的社会”(société déterminée)中,人的本真性需要和欲望彻底沦丧了,这也就是“消费社会”中发生的虚假欲望下伪需要占位的消费异化。

 第四,基于生命本有时间节奏(rythmes)与劳作和金钱时间的异化节奏观。 也是在《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二卷中,列斐伏尔第一次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构境中引入生命时间的节奏问题,依我的看法,这是他对柏格森内在生命绵延论的深刻体知和发挥。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中的思考,还没有聚焦于生命存在的空间维度。 生命时间节奏也是列斐伏尔晚年集中思考的问题。 在《空间的生产》之后,他先是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中再一次讨论了节奏问题,并且给我们留下了最后的遗著《节奏分析的要素:节奏知识导论》。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的生命节奏开始于自然界生命负熵中的时间节奏,人的生存并非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确认的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中也包含着惯性行为为主的日常生活,在进行了繁重的工作之后,人必须通过休息和睡眠来恢复体力和精力,才可能重返工作状态,这是生命本身必须内嵌的时间节奏。 在《元哲学》一书中,列斐伏尔在讨论诗性创制时特意区分出来的一个子概念,即不同于一般模仿的诗性摹仿(mimèsis)。 似乎,这也是诗性创制活动中惯性生命节奏及其作品在现实生活中再生产出来的路径。 开始,这种生命节奏是从自然生命的循环和时间节奏中承袭而来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围绕太阳旋转的地球自动生成着周而复始的循环和节奏,人在有太阳光照的白日劳作,黑暗的夜晚睡觉,第二天再投入到工作中去,这就有了工作计时与休息时间、工作日与休息日的轮番交替。 特别是在农耕文明中,冬闲,春种,秋收,周而复始,生成了支配农民全部生活的循环时间(letemps cyclique)。 我以为,这是列斐伏尔在生命时间问题上的重要进展。 如果说,柏格森是将时间从外部物质的客观持续性转换为人的生命存在中绵延不断的内在生成性,那么,列斐伏尔则是将柏格森的抽象生命绵延时间社会历史化了,因为,他正确地看到了农耕时代人的生命绵延时间,仍然是依从自然生命负熵进程的———与自然生命节奏共命运的循环时间,这也是因为,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并没有根本改变自然负熵的进程,而资产阶级的工业时代,则通过工业生产塑形和构序了物质存在的全新形式和关系场境,由此创造出了一种新型机器化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他者式的线性时间,在这一点上,人创造出来的外部财富堆砌的经济增长“绵延”,取代了人本身自然的内在生命绵延时间。 这就历史性地生成了一种时间节奏上的异化。

 第五,人对自然关系上的非征服的取用观(appropriation)与支配自然的生产异化逻辑。 这是列斐伏尔在 1962 年出版的《现代性导论:序曲》中提出的观点。 在此书的第九前奏“自然与对自然的征服”(Nature et conquêtes sur la nature)中,他从哲学的高度,仔细讨论了在资产阶级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支配下的自然占有观,以及缺失的人本主义总体性实践维度。 列斐伏尔指认说,那种以工业征服自然的现代性,是以资产阶级的抽象性(符号、技术和逻辑形式,signes et formestechniques et logiques)暴力构序和盘剥自然的过程,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反自然”(l’antinature)的错误启蒙观念。而马克思则主张一种与资产阶级现代性“征服自然”完全不同的人化的取用(appropriation)自然观。 显然,这是列斐伏尔用人本主义的话语重新编码的东西,或者说,是青年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那个人与自然重新统一后的人化自然构境,因为,基于不同于征服式的生产实践(pratique)的人化实践(praxis),可以表明马克思的这种总体性实践是基于对自然的非奴役性取用(appropriation)关系的诗性创制(poièsis)。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中发生的人对自然的能动改造关系中的物质生产力,仍然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不会出现列斐伏尔这里所刻意赋型的拒斥启蒙理性的人本主义总体性实践观和取用自然观。

 第六,人化实践观(praxis) 中的诗性创制(poièsis)与停留于生产制作中的占有性物质实践(pratique)。 这也是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提出的观点。 列斐伏尔最早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中,提出这个区别于一般社会实践的总体人化实践(praxis totale)概念的。 这一问题在《元哲学》一书中得到了系统而深入的讨论。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实践的概念是很难理解的,马克思其实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希腊语‘praxis’是马克思为了避免目前‘practice’一词的混淆而再引入的。 但它并没能避免污染(contamination)”。这也就是说,人化的 praxis 畸变成物性的 pra-tique。 但作为哲学范畴的人化实践(praxis)既抽象又具体,既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也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 其一,praxis(人化实践)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不应该将实践仅仅限定于狭义的操作性的物质生产实践(pratique)。 传统的实践概念,大多基于制作(faire),制作是指人们具体地做事,通常是人工匠式地塑形和构序于物质存在的改变,人在改变对象的同时也物相化自己和社会关系。 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表征为能动性力量的物质生产实践,被列斐伏尔人本主义地描绘为作为比物质生产实践(pratique)更原初、更深本质的人化实践和诗性创制(praxis et poièsis),然而在今天,这种应该存在的人化实践和诗性创制,却成了占有性物性实践强暴和交换权力的存在论剩余(résidu)。 列斐伏尔说,传统哲学中实践概念的狭义理解,是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的问题。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自动化物质生产阶段,作为制作—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似乎被解构了,这也意味着,在劳动者通过自控机床从事生产的时候,传统的直接性物质塑形的制作—生产模式也就不复存在,用及物性操作的制作来理解实践的传统构境也就失去了合法性的现实基础。 这就为全新的实践方式创造了历史性的前提。 这个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可列斐伏尔并没有注意到,实践中原有的及物性的创造性生产的消逝,是与抽离于具体生产劳作过程的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同时发生的,在后者那里,科技智能劳动仍然在非及物的制作过程中构序和赋型存在。 其二,作为人的本真性生命实现的诗性创制(poièsis)。 这是列斐伏尔“元哲学”的核心关键词。 在界划了不同于物性实践的人化实践之后,列斐伏尔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不易辨识的重要方面,即创造了非功利生活作品的诗性创制活动。这种所谓 poièsis(诗性创制),将会是人的“本然的生命和欲望”(vie spontanée et le désir),它是一种不可返原(irréductibles)的多价场境存在。与上述通过直接塑形—构序物质对象和社会制度赋型的实践(pratique)和人化实践(praxis)不同,诗性创制(poièsis)并不功利地获取用在性的产品,而是依人类周围和自身的自然(感觉、知觉、感官、需求和欲望)创制出属于人本身需要的本真性生活关系场境,这是一种非功利性的作品(oeu-vres)。 不同于劳作中的用在性制造,作为“一种存在的方式(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一种诗性创制的“瞬间”(moment),人们将获得“一种永久的创造 (存在、快乐和愉悦, 或痛苦的创造)”。他甚至设想,可以通过这种非功用的诗性创制(poièsis)打通“存在与应该、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对立”[Comme aussi l’opposition entre 《être》et 《devoir-être》(Sein et Sollen), entre fait et va-leur]。这当然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实践形式。 依我的判断,这正是列斐伏尔整个《元哲学》中最重要的原创性立论。 因为,虽然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列斐伏尔已经提出了基于人的本真原欲的需要本体论,但那还是针对了具体的消费选择性异化的特定构境层,而这里的诗性创制概念,则是构成列斐伏尔全部人本主义逻辑的根本支撑点。 正是这个作为人类生活本性的诗性创制,构成着社会历史的原初本质,作为一种应该存在的价值悬设,它将构成全部现实异化的逻辑构序前设。 由此,人的异化生活中的人化实践从诗性创制中的异化、物质实践走向占有性征服的异化、社会生活体制中人对人关系赋型的异化,以及社会生活存在从取用(使用)向商品交换逻辑的异化,都有了一个统一的逻辑支撑点。 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这里提出的诗性创制概念,将会是他人本主义逻辑构序的最终完成。

 第七,人的诗性(节日) 生活活动瞬间(mo-ments)与实体性物像和凝固化结构。 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所谓的总体性的诗性创制(poièsis)是一种节日般的欢乐和愉悦的场境“瞬间” (mo-ment)。 这也是他早年提出的“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的哲学升华。 列斐伏尔的这一观点,与情境主义国际的革命情境建构是一致的。 在后者那里,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的物化日常生活,必须进行一种新型的节日般的情境建构,这种情境建构不是抽象的艺术实践,而是日常生活场境本身每一个瞬间的改变。列斐伏尔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日常性(现代性)中,“大写的风格已经退化成文化”(Le Style se degrade en culture),节日的瞬间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虽然它仅仅在“聚会、派对和非正式场合”中畸变生存下来,依列斐伏尔的看法,这只是一种“低廉的代替品”,丧失了大写的节日应有的魅力。 在今天资产阶级的商品世界中,“伟大的风格、象征和神话已经随同集会的场所如大教堂、纪念馆和节日等一起消失了”。 在走向金钱关系赋型夷平存在的世俗化进程中,有价值合理性的神性编码和诗性关系场境的节日瞬间都被解构和消除了,只剩下平庸重复的日常生活苟生。 由此,重新恢复日常生活的节日般瞬间的本质,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革命努力方向。

 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列斐伏尔

 第二个需要辨识的方面,就是列斐伏尔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关系。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也是传统列斐伏尔研究中严重缺失的观察维度。 这一问题并不等于他作为“马克思主义之星”(乔治·古斯朵夫语)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关系。 列斐伏尔自己回忆说,大约在 1924 年前后,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给他看过一本黑格尔的《逻辑学》,“我开始阅读黑格尔,黑格尔又把我引向马克思”。  那是他第一次遭遇马克思。 1928 年,列斐伏尔加入法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在他的一生中,这种信念从来没有改变。 这里应该注意的思想史质性细节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的一般理论原则和观点,并非就一定能深刻理解科学的方法论。 从列斐伏尔思想发展的全程来看,从最初阅读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到真正掌握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他花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并且,他最终还是没有区分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与人本主义话语的根本异质性。 这可能也是我们遭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最复杂的情况之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类似列宁哲学思想发展逻辑中,突现在“伯尔尼笔记”  里那种对马克思思想构境深化飞跃式的话语格式塔裂变;  而且还看到了《1844 年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思想进程里的双重逻辑线索的复调共在现象,只是与马克思不同,列斐伏尔虽然后来已经全面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从现实出发的生产方式原则,可是他始终不愿意承认人本主义话语的彻底破产,我推测,因为他惧怕之前自己大多数已经发表的重要论著失去整体逻辑支点。 我认为,这正是入境于列斐伏尔思想构境中最难的地方。

 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理论认知缘起于 20 世纪 30 年代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编译和研究,这是一个扎实的文本基础。 也是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区别于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面对马克思时的那种蜻蜓点水式的做法。 1934 年,他与古特曼合作翻译马克思重要著作的法文选集,其中上册就包括了青年马克思著名的《1844 年手稿》,这是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之前都没有读到的东西。 这也是青年列斐伏尔高举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大旗的直接文本依据。 由此,他与弗罗姆和杜娜耶夫斯基卡娅一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人本学派的重要先驱。 此书的下册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论著的选译,列斐伏尔由此体知了青年卢卡奇操持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的精髓,并将其脱型于后者误读的“物化”逻辑,直接与呈现于《1844 年手稿》中的异化观念连接起来,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现象学中的经济拜物教证伪的科学的批判话语与人本主义的根本异质性。 还应该提到的是,列斐伏尔与古特曼还编译了《列宁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笔记本》,  这正是列宁极其重要的“伯尔尼笔记”中《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主体。 从他们为这一法语译本写的 130 页的导读中,可以看到他们显然发现了列宁在已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的突破性进展。  1939 年,列斐伏尔独立出版了前面已经提及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在这本书中,列斐伏尔第一次完整解释了他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对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的立场上,除去突出强调了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将这种批判话语与经济拜物教非法关联起来,并以总体人的观念生成一种新的解放口号。也是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到在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 文本中开始出现两种异质性的理论逻辑:一是他明确主张的青年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基于价值悬设的人本主义话语;二是此处列斐伏尔进入马克思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的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 并且,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二者在自己话语格式塔场境中的异质性错位关系。 如果对比一下《1844 年手稿》时期的青年马克思,因为他是在进入经济学研究中,不自觉地被社会唯物主义的现实路径所感染,并且在不断深入的专业经济学语境中,原先隐匿在人本主义话语之下的那条从现实出发的逻辑线索,始终处于生长和聚合的状态之中,最后爆燃了伟大的科学方法论革命———历史唯物主义;而这里的列斐伏尔看到了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已经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成果,然而,经济拜物教批判这种科学的批判话语,却服务于非科学的人本主义。 这种无意识的逻辑矛盾,一直贯穿于后来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第二卷和《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之中。 这一点,恰恰是传统列斐伏尔研究中的逻辑盲点。

 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水岭出现在 1968 年之后。1968 年,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150 周年纪念活动中,列斐伏尔发表了一篇十分重要的学术论文《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形式、功能与结构》。  这应该是列斐伏尔第一次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体验真正“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视角。 这是他对马克思思想理论认识中的一个重要进展,因为,这是他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框架中彻底脱离出来,真正入境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的开始,这为列斐伏尔之后即将进入的现实资本主义都市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全新方法论依据。 列斐伏尔这一次对《资本论》的研究的确有新的重要发现,这就是深入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中最关键的生产方式。 从物质生产方式历史性地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生、发展和消亡,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 也是在这里,列斐伏尔第一次遭遇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式”的历史分期理论,从而树立起历史认识论的逻辑构式。 我以为,这一重要的方法论线索,必然促使列斐伏尔自己在方法论上的转变。 无论他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从历史性发生的生产方式筑模去观察一个社会断面,思考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历史现象,就会逐渐摆脱抽象的人本主义话语统摄。 这也是列斐伏尔思想方法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在他的话语格式塔场境中逐渐占上风的发端。 这种深刻的方法论转变,很快体现在列斐伏尔 1970 年写下的《都市革命》一书中。

 在我看来,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一书中的研究和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城市社会学实证科学的范围,进入到一种全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视域中。 其中深刻的都市—生产关系—社会空间的主题,特别是列斐伏尔描述城市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现了他对历史认识论的全面接受,这将凸显为列斐伏尔思想话语格式塔中的重大断裂,人本主义话语的抽象逻辑第一次在理论运作中被彻底边缘化,在他的“元哲学”构境中,一种日常生活批判—社会空间关系场境(瞬间)的新的关联性编码系统正在被建立起来。 这正是他原先那个人本主义构境中非物性的诗性创制关系场境的现实落地。 虽然,资产阶级的都市化实践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的确使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并且,日益占据着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支配性地位。 我认为,在这本书中出现了列斐伏尔思想发展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的非连续性环节:这种从现实都市社会出发的总体性,已经逐步异质于从理想化的抽象人本主义出发的逻辑。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人本主义话语的全新逻辑,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生成场境存在意义的空间使用向资产阶级变卖性交换和抽象性空间的现实转换。 这是上述列斐伏尔在人本主义构境指认的人对自然关系中的取用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重思。 实际上,我们在列斐伏尔 1966 年为文集《独栋住宅》撰写的“序言”  中,可以初步看到这种前期探索。 在这里,生活在独栋住宅中的人们,可以摆脱所有外部生活条件的制约,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取用物性空间条件和编码生活场境,自由地依诗一般生活的情境组织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里,我们看到列斐伏尔刻意使用了自己在《现代性导论》中确证的重要的概念,即作为本真性使用状态中的取用。 不同于商业逻辑中空间被变卖的交换关系,这个取用,接近物品和空间的使用价值。比如,我们在街道中正常的行走,这是对通道空间的取用,而如果我们在商业中心的展示拱廊街上驻足观望,则是商业空间中变卖关系场境的空间句法。 在这里,马克思在经济学构境中使用的使用价值成了原先抽象取用概念的根据。 还应该特别指出,这种使用价值与取用的关联,在之后的思想发展中,慢慢会生成为取代人本主义话语中那个抽象的“应该本真存在”的价值悬设。 然而这一点,却处于列斐伏尔思想进程的理论无意识中。实际上,到 1970 年的《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已经获得了一种历史认识论的观念。 在他看来,正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带来社会财富和流动的商品交换关系市场空间,开始取代政治城市中的神学—政治关系场境(教堂和广场)而成为社会空间塑形的中心,象征资产阶级政治关系场境的市政厅和直接表现时间就是金钱的钟塔,以自由的主体性和线性的经济构序节奏,压制了原先教堂和广场的神性场境,此时,物性的建筑开始体现了资产阶级新的都市化空间塑形理念:一是城市建筑空间开始成为自由了的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的关系场所,这是一种全新的解放了的社会空间场境;二是在这种新型的社会空间塑形中,“一切为了上帝”被替换为一切为了交换,这是从天上的神性构序向世俗商品经济物相化构序的过渡,也是从政治城市中慢慢分化出的商业城市(ville marchande) 和工业城市(villeindustrielle)。 也是同一时期,列斐伏尔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  一书,这是他的著作中少有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献的专题性文本细读。 在这一点上,显然可以看到一种与列斐伏尔在《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一类通俗小册子中面对马克思思想话语的不同态度。 依我的判断,这本书是列斐伏尔思想发展史中并不多见的全面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田野工作,只是这种扎实的文献细读,集中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的城市问题。 更重要的是,列斐伏尔这里对马克思恩格斯有选择的文本细读,并没有再依从自 20 世纪 30 年代《辩证唯物主义》开始一直到《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所主张的新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即以《1844 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来图解马克思主义,而是走向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照着说”。 这是自前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形式、功能与结构》一文之后,列斐伏尔第一次践行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去打开(ouvre)现实和概念。 我认为,这是长期以来人们所忽略的列斐伏尔思想格式塔场境中一次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折。 虽然,他还仍然保留着人本主义话语的外饰,但那种从价值悬设出发的人学批判话语已经彻底失去了主人话语的地位。 这在列斐伏尔之后的文本和思想构境中,呈现出奇特的双重逻辑地位颠倒的无意识样态。

 1973 年,列斐伏尔出版了 《 空间与政治》(《城市的权利》第二卷)  一书。 在这里,他通过对建筑和规划设计的编码、解码与重新编码中的意识形态隐性支配问题的思考,开始明确说明自己原创性的“元哲学”的最新成果———“空间的生产”的理论。 这正是走向《空间的生产》(1974)的前期理论准备。 并且,列斐伏尔自己直接将其指认为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科学方法,运用到今天对空间政治本质问题的认识中来的结果。 这也是我指认列斐伏尔创立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基础的缘由。 从列斐伏尔这里对空间政治的讨论来看,他所指认的政治,当然是指社会空间生产中存在的广义的支配性和奴役性关系。 所以,明确空间的政治性,也就是确认作为元哲学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1987 年,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阐释》一书中,发表了《走向一种左翼文化政治学: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纪要》  一文,列斐伏尔重申自己一生对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坚守,也对作为一种革命的政治规划提出了自己最后的观点。 在此文的提要中,列斐伏尔明确指出,他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自觉。 可是,与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之后自觉地彻底抛弃非科学的人本主义逻辑构架不同,列斐伏尔却在实质上接受了生产方式原则之后,仍然在关涉自己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时候,公开表明自己并没有放弃人本主义话语,他将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批判指认为“隐含在马克思那里,在一种更新的人本主义(renewed humanism)的意义上来说。 借自于黑格尔的术语,马克思设想了未来的一个总体的人(total person),作为一种身体、作为在感觉与思想之间的关系而发展。 这些学术研究接近于一个超越古典哲学的最高和最后的问题”。  他忘不了自己的哲学旧招牌。 可笑的是,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逻辑无意识构境中的双重逻辑倒错。

 社会空间的关系场境存在论

 第三个必须讨论清楚的方面,就是列斐伏尔思想中从日常生活转瞬即逝的微观“小事情异化”,到不在场的在场性社会空间的关系场境存在论。 在我看来,这也是传统列斐伏尔研究中并没有真正入境的构境层。 因为这一点,深深地关联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的双重透视逻辑。 这也是我在新近完成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获得的新认识。 概括地说,也就是关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  中,第一层级物相化(一般物相化)活动基础上的场境存在论与关系意识论,拒斥实体主义一般现成物像误认以及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中第二层级物相化(经济物相化)活动中消解经济物像(拜物教)迷雾的学术研究前沿。 第一,依我的判断,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和关系性意识构境,缘起于他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巴黎笔记》中对古典经济学的非直观社会唯物主义的接触,不同于农耕生产(循环时间)惯性实践  的自然生命负熵进程中面对现成的自然物,工业劳动对象化和构序的历史进步时间中的“社会财富”和非直观的经济关系赋型,是马克思走向关系场境存在论的构境前提,斯密透视无序市场交换运动背后的被动自发整合的价值法则(“看不见的手”),黑格尔重新回到观念自主构序(“理性的狡计”),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844 年手稿》中,马克思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下,第一次理解了那种隐藏在唯心主义思辨外壳下的透视物相—物像的现象学批判话语,1845 年春天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在那里,他第一次确立了在哲学上“从主体出发”的逻辑构序点,直接证伪了哲学唯物主义的物像直观和唯心主义观念能动性,奠定了人历史性地改变外部自然界和我们的“周围世界”的物质活动———创造性的客观实践为新世界观的起点。 这是马克思科学的物像直观批判话语的第一次出场。 由此,马克思进入否定一切追逐对象基始性(抽象的物质或观念)的旧本体论的物相化场境存在论。 也是在此基础上,他才会将资产阶级社会中通过市场交换关系中介了的人的本质,直接设定为“现实性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已经呈现了一种历史性的关系场境突现论。 这也是马克思一般物相化透视的开端。 第二,特别是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现象学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出现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特定的经济返熵现象、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的“抽象成为统治”的伪关系场境以及这种客观发生的伪场境的物化误认后的整个经济拜物教和第二层级物相化(经济返熵—非爱多斯的反向物相化)透视中呈现的意识形态幻境。 在我看来,经济物相化的本质是反向物相化,不同于一般物相化中劳动爱多斯塑形和构序对象,对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到场的经济事物不是它自身的透视,是指在盲目追逐一般财富(金钱)的经济返熵过程中自发整合和构序生成的经济构式负熵,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中所产生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在自发的多重事物化(I—VI)颠倒中反向物相化为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经济事物的到场—物化误认:这分别表现为价值关系颠倒式地反向物相化为流通领域的直观实在(商品、货币),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为生产过程中的物(原料、机器和厂房等),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反向物相化为人格化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伪主体到场和经济被抛性,以及在剩余价值形式上的反向物相化为分配关系中的利润、利息、地租和税收等。 在这里,主体物相化和社会物相化过程都发生了复杂的颠倒性关系畸变。 这也是更难加以辨识的多重不在场的在场性隐匿后的经济拜物教意识形态的缘起。 在这个意义上,透视经济事物不是它自身的历史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经济关系场境存在论,它所面对的特定经济关系事物化和异化,都是客观发生的现实社会构式负熵中突现的此—彼错位和颠倒场境存在,由此,科学的批判认识论成为透视这一经济物像迷雾的思想武器。

 列斐伏尔哲学中的场境关系存在论,缘起于他早期对日常生活神秘性的探究。 这种神秘性既有超现实主义对平庸物欲生存的透视感,更有马克思《资本论》中那个商品物“可感的不可感性”的神秘特征,与异化批判话语一致,这种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物像关系倒错,导引了日常生活中对财物和金钱的经济拜物教疯狂。 在 1945 年完成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列斐伏尔指认,马克思让我们透视到“为什么经济的和社会的实在并非触手可得,社会的神秘(mystère social)如何和为什么总是掩盖了社会领域里所有问题”。 也就是说,社会生活中的神秘性,往往是被可见的经济物像遮蔽起来的非直观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实在”。 他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和《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劳动异化、经济关系被神秘化地掩盖起来与经济拜物教的关系,他甚至发现,马克思揭示了“在人的一定发展阶段,人的活动产生了用事物伪饰(travestissent en choses)起来的社会关系”,  这已达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场境关系存在论基础上,历史现象学和科学的批判认识论中极深的事物化颠倒的批判构境。 列斐伏尔第一次自觉地从存在论的视角深化这种日常生活的神秘关系场境,开始于 1958 年写下的《回到马克思》一文  和《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  一书。 在这里,列斐伏尔第一次深刻意识到,马克思否定了旧唯物主义那种“非主体地(non subjectivement)看待对象、现实、活动和实践之外的事物”的观点, 也开启了对直观物进行批判性透视的科学认识,进而第一次从转瞬即逝的革命的、批判性的物质实践物相化活动出发,将唯物主义哲学推进到“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 我觉得,这是列斐伏尔第一次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放在了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一个突出的逻辑构序位置上,他似乎是想凸显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的脱型与超越。 这里,列斐伏尔并没有留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认的另一重透视,即从人的肉身实在透视出“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来。 这会使他后来在进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关系存在论构境时,缺少一个历史性的逻辑过渡环节。  并且,列斐伏尔将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上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哲学上对直观物的透视方法联系起来,提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正是建立在对资本这样一些直观“物质” (matière) 的证伪基础之上的,因为,马克思恰恰是在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看起来实存的物质背后,看到“我们周围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praxis dans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qui nous entoure -la société capitaliste)”。 依我的看法,这是一种深刻的观点。 可列斐伏尔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的两种物相化透视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将经济事物还原为生产它们的物质生产实践(“使用价值”),并没有真正解决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也无法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以“交换价值”为核心的人与人的关系的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赋型和编码系统,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拜物教现象。 而这恰恰是与他所忽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二重“关系透视”相关联的。

 在上述我们提及的《元哲学》一书关于诗性创制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在人本主义构境中所指认的诗性创制活动,多为不同时代人类生活中通过人化实践创制出超出动物活动的社会生活关系场境,有如母性关爱生发出来的“家”的无形空间场境,“家”这个诗性十足的概念,表征出一种人类社会独有的空间场境,它并非停留在房屋、用具等物性实在上,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情境。 这将是后来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历史缘起。 再比如,不同于乡村生活的城镇的出现,列斐伏尔在此同样没有关注城镇中的街道、建筑等物性设施,而是特意凸显了城镇中那种不同于村落亲情关系的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场境,他聚焦了“作为社会、宗教和政治参与的自发产物”的集会(le rassemblement),这是发生在广场和纪念碑旁的人与人的复杂互动活动,其中,重要的是人们之间共同激发出来的激动共识和情绪宣泄,这是一种当下发生且消逝的关系场境,这是人的生活与动物生存之间那种很大的异质性。 这同样是后来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理论中用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说明的内容。 可以看到,对于古希腊城邦和罗马的城市他同样关注了相近的自由集会和自由言说的论坛一类空间关系场境。 这说明,列斐伏尔此时内心想通过元哲学探究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诗性创制本质,正是后来的非异化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

 我注意到,在前面提及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形式、功能与结构》一文中,列斐伏尔讨论了一个马克思思想中十分重要的历史性生成构想。这个所谓的历史性生成的构想,也就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首次提出的现象学透视,即看起来稳定实在的物性对象是“正在消逝的东西”,它不过是观念设定和构序历史性生成且瞬间扬弃的环节。 这种历史性生成的唯心主义观点,经过复杂的唯物主义逻辑转换,也就成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生成性,即从费尔巴哈看到的直观实体(entité)背后,看到“从主体出发”的实践构序,那些看起来处于平衡状态中的稳定体(unités stables)结构,不过是实践生成活动的瞬间。 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观点。 实际上,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概念的本质,这个历史,不是社会历史领域或者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历史性发生的时间性———一定的瞬间发生。 这之后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会不断呈现出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我们面对的物质生活条件背后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历史性生成(devenir histo-rique),以及商品、货币和资本这些稳定体(unitésstables)背后遮蔽着的消逝了的劳动生成。

 其实,列斐伏尔在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中,很早就留心到生活本身的当下建构和消逝特征,在他那里,日常生活并非传统哲学所低看的物性生活琐事,它是不可见的生活存在场,这种场境存在的构序本质不是衣服、杯子和家具那样的对象化生活用具,因为,如同生产中的工具是劳动技能的反向物相化结晶,它的物性实存恰恰为了在下一次的生产过程中激活和重构劳作实践,人们每天身边上手的生活用具,也是生活惯习中不同活动功能的反向物相化结晶,用具在生活中的作用是每天每时激活和重构日常生活,在一定的意义上,日常生活不是肉身的人与用具的实在,而是个人生活言行中许多发生即消逝的瞬间(moment),这是一种不可直观的人与物、人与人的生活关系场境编码,由此,才可能进一步透视更宏大社会生活中社会关系存在的当下突现和消逝的场境活动本质。 这正是列斐伏尔从宏观社会批判理论转向微观日常生活批判的关键性理论缘起。

 正是这个日常生活中不断发生和消逝的场境活动的瞬间概念,在证伪现实物像和理解空间关系生产中起到了核心话语编码作用。 这也正是列斐伏尔从早期的日常生活批判转向空间生产理论的极其重要的逻辑构序点。 实际上,1958—1963年间,列斐伏尔与德波为首的情境主义国际运动  的先锋艺术家群体有着密切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关联,在后者的“城市心理学”和“整体都市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列斐伏尔开始关注当代资产阶级的城市与都市化问题。 这种所谓的整体都市主义,实际上是对象化在资产阶级城市中的革命艺术实验,它的目的是为了祛序资产阶级用商业结构和劳动时间建立起来的城市日常生活场境,所以,它将是一种着眼于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场境的重新筑模。 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世界的日常生活场境中的特定建筑、街道、广场中实现出来的人的活动轨迹,已经是由商品—市场的中介关系构序起来的功利性编码的“世俗世界”(巴塔耶语),在黑格尔看到宏观“市民社会”的地方,情境主义者看到了原子化个人活动被入序于金钱化都市关系中的微观生活细节,这种细节化的城市心理“氛围”(ambiances)不同于由人主动构序和塑形起来的关系场境,而是由景观操控的伪场境存在。 建构革命的情境,就是要破境景观氛围,而建立起新的中断景观氛围的革命化情境,即逃出商业时间—节奏的游戏化瞬间———革命性的日常生活场境“微—氛围”。 如果用列斐伏尔在《元哲学》中的人本主义话语来描述,则是占有性构序权力的“存在论剩余”。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情境主义的观点很深地启发了列斐伏尔。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述《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城市空间的本质,已经创造出一种 “ 反自然” 物理空间实在的全新社会实在———都市问题式(problématique urbaine),这种新的社会实在的基础已不再是自然物理空间,而是一种新型的第二自然(seconde nature)。 这个所谓的第二自然,已经是城市生活用石块和钢筋建造起来的城市建筑,它区别于没有被人作用过的“土、空气、水和火”那种原生自然。 如同前述日常生活中用具与生活场境的关系,他也意识到这个“第二自然”作为空间用具的建筑和道路等物性设施的本质,实际上是人们践行空间实践的物性中介。 在他看来,都市问题式本身是一种由活动关系当下发生又瞬间消逝的不可见关系场境赋型,都市问题式在实体存在的层面上是一种空无(vide),因为城市中的房屋、街道和广场,离开了人在其中的空间践行活动就是空无,它凸显都市问题式自身的势能性关系存在特性。 我以为,固然列斐伏尔没有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个重要的第二重“关系透视”缘起,但他逐步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捕捉到了深刻的关系场境存在论。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将都市问题式指认为非直观的盲场(champsaveugles)。 列斐伏尔所讨论的作为空无和暗箱的城市空间,或者作为盲场的都市问题式,在社会存在关系构境中,根本就不是土地上建设的街道、房屋、广场和公园等物理空间场所或实物,而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构成的新型社会关系场境空间,这种新型的空间塑形的本质,是发生在大地上各种物性建筑和设施中无形的生命“力量和冲突的场”(champs de forces et de conflits)。  如果在《元哲学》一书的人本主义逻辑构序中,这正是列斐伏尔自己所指认的非异化的诗性创制活动,在这里,它们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中被指认为社会空间存在。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辨识的方面。 所以,这些场境存在根本不构成传统认识论的认知对象,因而它是那种以视觉为中心的素朴实在论中不可见的盲点(point aveugle)。 在都市空间场境中,所有事物与现象都会因人群的集聚和分散而凸显为都市关系中心,一处自然风景、一种汽车或一件艺术品,甚至一种流行的行为和象征性的话语方式,都会凸显为一个巨大的都市关系场境,成为可能的不可能性(possible-impos-sible),因而都市空间中会不断生成让人们“倾泄而出”的新的热点中心,瞬间,这些狂热的热潮又会烟消云散。 都市场境更多地表现为非物性的关系场境,它通过当下凸显且解构的都市关系赋型物和人。 列斐伏尔的这些重要关系场境的观点,与我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具有内在的逻辑同向性。

 在前面已经涉及的《空间与政治》(《城市的权利》第二卷)一书中,相对于《都市革命》中在城市和都市场境中的零碎思考,社会空间问题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形而上学“元哲学”(métaphilosophie)抽象,并且已经具象化为一个系统的一般空间生产理论。 这一理论构序的核心,恰恰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内嵌其中,因为空间生产的本质恰恰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在列斐伏尔看来,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实践来实现的。 他的新观点为,生产关系的生产“要将社会活动空间化(spatialiser)。这些社会活动,通过生产出一个适当的空间,在总体上与一种实践联系在一起”。  这是列斐伏尔自己从生产关系到空间生产转换的观点,这种转换的实质,是把生产关系的生产进一步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来,这就是空间的生产。 列斐伏尔在这里讲明自己的“空间的生产”的理论,是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科学方法运用到今天对空间问题的认识中来。 这样,列斐伏尔就在马克思也并没有过多关注的社会空间领域,同样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传统空间问题研究中看到物理空间的持续性存在特性和放置对象的空洞场所的地方,他透视出复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构序起来的生命空间绵延;在马克思高度关注的物质生活领域之外,在日常生活层面重新捕捉到资本化身为“毛细血管”的微观权力运行机制;在城市与乡村、都市化构成性中心与边缘生存的关系场境中,发现了阶级冲突的空间矛盾等,这样,列斐伏尔就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空间理论中的“认识论革命”。 如果说,柏格森通过内在生命绵延,将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时间从外部客体持续性特性内化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主体性的时间,列斐伏尔则是通过人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空间,将社会空间从外部客体的广延性特性内化为主体性的关系场境的生产与再生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列斐伏尔称为空间理论中的路德。这是借用了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认可的恩格斯的比喻,即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将斯密比喻为“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nationalökonomischen Luther genannt)。  “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斯密从物性的财产背后看到了主体性劳动活动。 其实,在 1845 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第一次将存在论的基础从外部的对象性实在,转移到社会历史本身的主体性实践活动上来,从人的实存背后透视出“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开启了存在论中的“路德革命”。 在列斐伏尔之前,柏格森在个性生命绵延的内在体验中发现的主体性时间,是一次时间观中的“路德革命”,因为他第一次将时间从外部物质的持续性特性转换为人的主体生命践行。 而空间理论中的路德———列斐伏尔在这里则是从外部的物性空间中看到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本质,这是他在空间观中实现的革命性认识。 这已经是欧洲近代思想史的第四次“路德革命”。  也是在列斐伏尔这种空间生产的理论构境中,他创造出一种十分深刻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透视。 在这里,列斐伏尔正确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批判认识论,在他看来,空间并不是一个装载物的空盒子,空间成为交换物,正因为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最重要的领域,只是,人们仅仅停留于房地产中的土地、建筑物和具象的交通等设施,而看不到资本主义“劳动—资本”的生产关系赋型在其中的复杂再生产机制,特别是它虚假地表现为物性对象的颠倒本质。 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现象学构境中新型的空间拜物教和异化。 这样,我们也就来到了《空间的生产》的入口。

 在《空间的生产》  中,列斐伏尔原创性地发现了社会空间存在的关系场境本质以及独特的主体体验构境。 这是他那个内嵌在《元哲学》人学话语中人化实践的理想状态———本有性诗性创制的重构,只是,他特别凸显了社会空间关系场境中的主体表象和体验。 在其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象—表征性空间的三元空间辩证法中,他明确提出的理论构序原则就是,“要求我们把注意的‘对象(I’ objet)’从空间中的物(des choses dans l’espace)转向空间自身的实际生产过程(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lui-meme)上来”。  很显然,从可见的物转向不可见的空间的生产,这种生产是社会关系场境的发生与消逝。 这种观点很深地关联于列斐伏尔对物性实践(pratique)与人化实践(praxis)的区分。 可是,他曾经刻意凸显的人化实践(praxis)却消逝在总体性的空间实践(la pratique spatiale)概念之中。  这立刻会让我们想到上述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方法论革命,从直观的现成物到创制存在的历史性的物质实践,从人的肉身实在到“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双重透视。 不过,不同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讨论一般社会历史定在的物质生产实践和一般生产方式的运动,列斐伏尔在这里特别关注了人的现实生活和物质生产发生和发展于其中的社会空间本质。 一是社会空间生产中包含着空间用具的物性生产,到场的建筑—城市等物性设施既不是“无世界”(德里达语)的自然物,也不是激活劳动塑形和构序产品的工具模板,区别于日常生活重构生活场境的生活用具,这是在社会空间尺度上每天重构社会生活本身的空间用具,有如起居的房屋、行走的道路和活动的广场,以及更大空间场境中的城市—区域,它们都是在已有的社会空间关系场境中现实抽象出来的空间句法的反向对象化结果,它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重新激活以身体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和重构更大尺度中的空间关系场境发生和再生产。 在经济学理论中,这可能会打破传统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的划分,在今天,以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物流业为主体的生产领域,出现了一种对应空间用具生产的部类生产。 这种物性生产的产品消费正是空间关系场境的重构。 二是社会空间本身的生产主要是人的空间社会关系场境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空间生产中突现的非物性的社会关系场境,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社会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空间维度深化。 这也是列斐伏尔自己原先在人本主义构境里那个人化实践中非物性诗化创制的逻辑没影点。 三是不同于传统哲学所看到的人的物质生活过程与主观精神世界的分裂,空间场境关系存在的根本,还在于客观的空间实践中不可剔除的社会关系空间表象和表征性想象关系。 社会空间关系场境既不是简单的客观物质实践活动,也不是抽象的几何空间图形或诗性空间想象,一切空间关系场境的发生都离不开同时在场的空间表象和表征关系支撑。 不同于一般劳动塑形和构序产品的功用使用价值,空间用具的生产,已经内嵌着复杂的空间关系表象赋型,房屋、道路、桥梁、广场等物性设施的物相化创制,在最初的生产塑形和构序中就已经实现着空间表象的空间句法构式,并且,所有空间用具中实现的社会关系场境生产本身,都会是不同社会生活层面上的表征性空间构境,这样,人们的社会空间存在是一个现实生命体存在、空间关系赋型和想象构境的格式塔场境整体。 这正是列斐伏尔试图通过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三元空间辩证法,以及感知空间—构想空间—亲历空间三元认知构架体告诉我们的空间生产的秘密。 然而,列斐伏尔并没有意识到,他所指认的这个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法,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会发生复杂的分裂和矛盾,这也是笔者在更深构境层中与列斐伏尔之间的争执。 四是在阶级社会中,空间辩证法会内嵌于不同的社会奴役关系布展之中,有如奴隶—封建专制社会空间中,宗法—神学关系在分裂的城镇和国家之中的布展,世俗的空间实践是皇族的血缘关系与神性表征的结合,天子替天行道,帝王道成肉身,皇城与封土成为空间生产的表象和物性载体。 而由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抽象空间如果用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来体现,空间实践中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抽象成为统治”的资本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空间表象中则出现了与抽象的科学知识同谋的无脸权力,这将是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中自发生成的无形支配力量,最后表征性空间中只会有一种想象,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功用性象征符码体系。 这也就引出列斐伏尔透视空间拜物教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设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