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社会空间主要不是指一种物性实在,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场境,这种关系场境不是人之外的神授或观念赋型的,而是人的空间实践活动的一系列活动操作的总和,也是生活活动关系的总和。如同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本质必有其肉身依托一样,由社会活动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也必然有其物质承载条件。这也意味着,社会空间生产的本质是活动关系场境而不是物的塑形,但它却无法离开物。当然,社会空间中的物性设施本身也会随着空间实践的历史性改变,而发生空间表象和体验中的质变。
[关键词]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社会空间; 物质承载; 关系场境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后者正是我们在此研究的《空间的生产》(1974)一书的主旨。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既不是现成的自然存在,也不是神赐的作品,而是人的现实生活活动塑形的结果。社会空间正是由不同时代生活的人通过劳作和社会实践活动生产出来的,它不但包裹着各种被劳作操作总和生产出来的事物,更是人对事物的能动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突现式的关系场境,正是社会空间和人的世界本身的构序和塑形。列斐伏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不仅改变了传统历史性的社会空间的物质基础,也彻底重塑了社会空间关系场境,这种空间改变不是简单地消灭历史空间,而是将其在一种辩证的控制关系中重构。
一、社会空间的活动关系本质与物质承载
列斐伏尔说,在西方世界过去关于空间的讨论中,一说到“空间生产”(produire l’espace),人们都不会想到,这个空间会是人的劳作产品。一方面,这个外在于人的物理空间是上帝创世纪中的神作或观念的“第一件作品”(première œuvre),并且,“这一点适用于笛卡尔式的(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上帝,也适用于后康德式的(谢林、费希特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另一方面,这种上帝和观念创造的空间,又都是自然物理空间中现成的场地实在。这几乎是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空间观中的共识。
列斐伏尔告诉我们,这正是自己关于空间问题思考的证伪起点。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根本不存在抽象的神赐或观念生成的人之外的现成性的空间,我们在现实生存中面对的空间总是人的生活空间,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只有一种空间,这就是社会空间(l’espace social)。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关系场境,正是由不同时代生活的人通过劳作生产出来的。这也是《空间的生产》这本书的主题。列斐伏尔特别指认说,社会空间是由人的活动生产出来的,但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空间的生产主要指的是非物性对象的生产:
(社会)空间既不是许多不同物中的一种物(chose),也不是许多不同产品中的一种产品,倒不如说,它容纳了各种被生产出来的物以及这些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共存性与同时性关系(relalions dans leur coexistence leur simultanéité)——它们的(相对的)构序以及/或者(相对的)祛序[ ordre ( relatif) et / ou déordre ( relatif) ]。空间是一连串和一系列操作总和(ensemble d’operations)的结果,不能将其归结为某个简单的对象(simple objet)的秩次。
这是非常难入境的形而上学之思了。依我的理解,列斐伏尔这里关于社会空间本质的说明包含了这样几个构境层:
第一,这里的空间存在不是一种“物”,社会空间主要不是指一种物性实在意义上的空间场地,或者说,这里的社会空间不是可直观的放置物品的物理场所,而是一种非直观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场境,并且,这种关系场境不是人之外的神授或观念赋型的,而是人自己的空间实践活动“一连串和一系列操作总和的结果”,社会空间的本质是人的一系列活动操作的总和,也是生活活动关系的总和。比如,人的生活空间就是指发生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特定有序性生成日常起居空间,其中通过生活用具和生活习惯在住房和场地中每天激活和重构各种吃喝穿住玩一类的活动关系;而社会政治空间,则是指发生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力量的阶级斗争,在不同时代的宫殿、议会和法院等空间用具中构成复杂政治冲突场境;等等。我以为,列斐伏尔关于社会空间的这一点构境意向,可能需要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去理解,因为,在费尔巴哈直观到人的自然实在的地方,马克思透视出人的总体性现实社会关系场境,而这里,列斐伏尔则是在传统空间观看到外部广延性场地实物之处,透视出社会空间的活动关系本质。这当然是一种深刻的空间观察起点。
第二,这种作为社会关系场境的空间,是通过结构性的共时性构序编码和解码实现的,说到底,这种共时性空间有序性不是工业生产中人给予物质对象本身的一般塑形、构序和编码,而是发生在社会空间关系场境编码中人的空间活动践行。在此,人的社会历史负熵创化点不在于对象物的有序负熵质,而是转向人的社会关系场境中发生的有序性。比如,空间构序不是指在手工业劳作中改变一个金属物的外形和内在功用性,以生成锤子、铲刀这样特殊的负熵质,而是指人们在劳作和社会交往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场境,特别是这种活动关系场境中的有序性和负熵质。如果锤子和铲刀生成了农耕经济之上的简单生产关系和人对人依附性的专制奴役制度空间,那么,机器化工业生产之上则会出现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商品-市场经济的金钱空间,这种金钱空间的有序性活动关系和经济负熵质,并非工业产品自身的构序和塑形,恰恰是在商品交换和竞争关系中通过返熵的无序状态自发生成价值规律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并且,列斐伏尔说,“作为自身以往活动的结果,社会空间容许一些新的活动发生,它既在支持一些活动,同时又在禁止另外一些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些是为生产服务的,还有一些为消费(即对生产成果的享用)服务”。在社会空间中,共时性的结构里有为物质生产服务的空间关系场境,也有用于消费的日常生活空间,不同空间句法的编码会支持一些活动发生,又禁止另一些活动,这恰恰是空间生产关系场境中的非线性构序和祛序。也由于空间实践活动和关系场境都是当下发生和瞬间消逝的,所以这种空间句法的构序和编码通常会通过抽象的空间表象的符码构序来构想和实现。
第三,社会空间的本质不是物,而是空间关系场境存在,却包裹了各种被劳作操作总和生产出来的事物,如同人的“社会关系总和”本质必有其肉身依托一样,由社会活动建构起来的社会空间也必然有其物质承载条件。这也意味着,社会空间生产的本质是活动关系场境而不是物的塑形,但它无法离开不同时代中建筑、道路和广场等物性设施的支撑。比如,古时的乡村田野、道路和农舍,必然是由农耕时代的人的自然经济生产活动和基于血缘关系的日常生活建构起来的,这是此时社会空间的本质,但这时的空间实践必然有其物质承载。自然的田野是每日劳动发生的场地空间承载;无意踩踏出来的道路是行走的空间承载;而农舍则是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承载。没有农耕劳动,没有乡间行走,没有四季循环的生活起居,就没有农耕时代的社会空间及其物质承载,当然,也就不可能逐渐发展出一种发生在宫殿和教堂等建筑物中的宗法-神学空间场境和政治统治。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需要留心的一个细节是,早期社会空间关系场境的发生是自然而然的,并非人的主体性构序和编码的直接结果,甚至可以说,如果存在一种人对空间的体验,那么,这种体验也主要依存于对自然物理空间的有限改变。然而,在列斐伏尔的讨论中,这似乎并没有说得很清楚。
当然,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如果社会空间是人的一定社会生活的结果,那么它及其物质承载都必然是历史性的产物。从人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来看,不同于农耕时代的原野中的村庄和城镇,城市是工业时代的社会空间承载。列斐伏尔说:“城市,它是一定历史时间(temps historique)的社会活动所塑造、赋形和设计(façonné,modelé,occupé)出来的一种空间。”这是正确的历史认识论的观点。这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我们看到的可直观的物性城市,它由房屋、街道和广场等物性建筑设施组成。过去,人们总是将城市看作一个物理性的实在空间,列斐伏尔则认为,城市的物性实在也是一定的历史时期的人们的特定社会活动的产物,它在原始部族生活中并不存在,在农耕时代也不存在,它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性的产物。其次,城市的本质不是可见的街道和建筑,而是这种空间物性承载物背后的人的社会活动,即他所说的空间实践。正是工业时代的社会活动(机器化生产、商业交往和政治斗争),才赋型了工厂、商业中心和议会大厦等可见的建筑群以及公路、铁路和机场等物流和客运活动建构起来的城际空间关系场。重要的是,这些复杂空间建筑物和空间用具的“塑造、赋形和设计”,恰恰是现代资产阶级空间实践活动的负熵质决定的特殊空间表象。在这里列斐伏尔没有进一步说清楚的问题是,作为城市中的空间物质承载物的街道、广场和摩天大楼等物性空间用具,显然已经不再是依存于自然物理空间的自然而然的产物,街道不是踩踏而成,广场不是自然原野,而是一定的空间表象构想反向对象化的结果,此时,空间句法(表象)和主体性空间体验才逐渐在空间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进一步说清这个空间历史性的问题,列斐伏尔例举了意大利的威尼斯的历史性空间生产。他说:
如果我们将作品(œuvre)规定为独一无二的、具有原创性和初始意义的,它占据一个空间并和特定历史时期——一个处于兴衰之间的成熟期——联系在一起,那么威尼斯可以说是一件艺术作品。它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强烈的表现力和浓厚意义的空间,也是一件独特且浑然一体的绘画或雕塑品。
威尼斯作为一座城市,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特定产物,在空间生产的意义上,它是资产阶级以人文精神重建古代艺术的空间实践。这个城市脱胎于古代自然地理空间中的特殊条件,相传始建于公元453年,但作为文艺复兴的艺术实践作品,它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家们的艺术创作活动造就的独特空间。列斐伏尔说,威尼斯“把城市的现实与理想融为一炉,包含了实际的、象征性的和想象的意义”。这里的“实际的”是空间实践,“象征的”是空间表象,“想象的”是表征性空间,所以他认为,“在威尼斯,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 of space,海洋一度居于主导,而备受赞誉)与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精美绝伦的线条、精湛雅致的娱乐消遣、各式各样的巧取豪夺与挥霍浪费)相得益彰”。在空间表象上,威尼斯显然依存于天然的海岛自然条件,118个小岛和177条运河构成了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物性空间基础,但在这一特定的自然物理空间的基础上,人们用独特的水上建筑物和贯穿运河的无数桥梁建构起一个商业交换和社会交往的复杂空间关系场境,并且,在表征性空间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工匠们通过创作无与伦比的辉煌作品,实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艺术空间体验构境。今天当我们置身于威尼斯城时,还能亲历这种昔日的空间感。
列斐伏尔感叹地说, 在这里,
运河与街道这方空间的秀水与顽石,打造了一个相互映射的城市肌理。在这里,日常生活及其功能与一种既复杂又出人预料的戏剧性及其戛然落幕共同延伸,并被这种戏剧性所转变。恰到好处之余,甚至给人一种疯狂的感觉。
这似乎不是学术讨论,而是文学散文了。当然这并非列斐伏尔想探究的主题,他一转折立刻说,“这样的创造时刻已如昨日黄花、一去不返了”。这是说,作为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的威尼斯今天已经不再是灿烂的创造时刻,它已经被资产阶级功利的空间生产包围,而当“人们把它作为取乐的源泉,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一点一滴地把它推向死亡”。因为,我们今天进入威尼斯城,看到更多的是旅游的人潮和无处不在的商品服务和展示。当然,这不是威尼斯城的死亡,而是作为艺术作品体验空间的威尼斯的历史性逝去。
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不像自然物的存在,“‘玫瑰并不知道它是玫瑰’。显然,一座城市不可能像一朵玫瑰那样展示自己,却全然不知道自己的美丽。这样的城市毕竟是由人们与明确规定的社会群体所组成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差别,自然中的生物,无论是花草还是动物,它们都无法自明自己的存在,更不要说对人类依自己的存在所命名的“玫瑰”“大象”的体认。在此,列斐伏尔特意援引了海德格尔。应该说,不仅植物不能自显自身的存在,甚至远古时代的田间路和林间路也不会凸显它生成的空间表象构想,然而,作为社会空间的现代城市建筑设施,却是由人的空间实践活动依一定的空间表象构想建构起来的物性存在。它是人的活动的承载结晶,并且作为空间句法固化其中的空间用具,继续激活每天每时发生的空间关系场境。在这个意义上,区别于不知道自己美丽的玫瑰,城市的美丽已经内嵌在不同建筑物、街道、桥梁和绿化带等物性设施之中了,就像我们今天步行于伦敦的街头,遇到的房屋、教堂和桥梁可能都会是一个空间艺术品,无不投射着一个时代的艺术创造场境。
当然,社会空间中的物性设施本身也会随着空间实践的历史性改变,而促动相应的空间表象和体验中的质变。对此,列斐伏尔举例说:“大教堂曾经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它们曾是政治的行为(En acles politiques)”。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深刻地说明了社会空间的历史性本质。我们今天走进欧洲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教堂,可能作为旅游者,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历史文化的物性存在,而实质上,作为历史性社会空间物性遗存,它是西方整个中世纪曾经的宗法制度政治实践的结果,曾几何时,欧洲中世纪的生活空间里,有多少神圣宗教构境和残暴的杀戮发生其中。再比如,我们在今天巴黎的街头可以看见各种雕像,对我们来说,它不过是文化遗存,而作为社会空间物性承载物,它表征了一个时代的权力关系投射。列斐伏尔说:“古代雕像的功能是让死者变得永垂不朽,以使得他们不加害于活着的人。”而实际上,死人通过雕像对活人的压迫还是会发生的,所以,一个朝代结束时,人们往往会采取推倒政治雕像的方式来重建社会空间结构。
二、空间生产中的断裂: 独特的作品与复制的产品
列斐伏尔说,如果聚焦于社会空间生产的历史维度,那么,正是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制造出了“创造与生产、自然与劳动、节日与辛劳、独特与复制、差别与重复,最后还有生命与死亡之间”(1e nature et le travail,la fête et le labeur,l’ unique et le reproductible,le différent et le répétitif.et finalement le vif et le mort)的断裂。还原到上述列斐伏尔关于社会空间的历史线索,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对历史空间的主宰。创造、自然、节日、独特、差别和生命,是原来的自然“作品”和历史空间生产的特质;生产、劳动、辛劳、复制和死亡,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的本质。当然,这种空间生产中发生的断裂不是简单的取代,而是覆盖,并且让旧的东西改变颜色。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资本让所有社会生活从形式到实质上都从属于自己。
首先,列斐伏尔说,今天是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战胜历史性空间的时刻,它的客观基础是重复性(répétitif)的产品打败独一无二的作品的物质生产过程。列斐伏尔是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涉及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重复性特质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斐伏尔的思考主要聚焦在生产结果的物上,这恰恰是社会空间关系场境生产的物质基础。这一想法与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的思路是一致的。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中,
重复性已经无所不在地打败了别具一格,人造的与设计的东西(le factice et le sophistiqué)已经将自发的与自然的东西从各个领域驱逐出去,简言之,产品已经战胜了作品。重复性的空间(espaces répétitifs)是(工人的)重复姿势的结果,它和那些既是可复制的也是用来进行复制设计的工具联系在一起:机器、推土机、水泥搅拌机、起重机,等等。
我觉得,这是一个说明社会空间物质生产基础的最好时刻。因为,无论是历史空间中生产的“自然的东西”,还是抽象空间中生产的“人造的与设计的东西”,都只是空间生产中物的实在和生产,而不仅仅是空间关系场境。列斐伏尔的观点,倒是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资产阶级新建立的抽象空间其实正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运行结果。从总的空间生产格局上看,历史性的空间生产还是以自然存在为基础,空间实践中的人的劳动依附于自然规律,劳作的手艺是独特的,这导致历史性空间中的物的生产仍然是以独一无二的作品留存于世。而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工业生产进程则打碎了全部自然负熵进程,一切自发的自然“作品”都被反自然的“人造的与设计的”新型社会历史负熵质所打败,这里,空间生产中的“人造”和“设计”已经在凸显空间表象的特殊作用。在工业生产中出现的劳动分工将劳作本身独一无二的主体性彻底消除了,劳动者原有的创造性的劳动行为和技能变成了简单的重复动作,在后来福特主义生产的流水线上,标准化的动作成为新型生产的前提,正是劳动者同质性的重复动作(包括现代公司运行的工作流程)建构起全新的“重复性空间”的关系场境。可以看到,列斐伏尔这里所列举的重复性物质生产中出现的机器,多数是与建筑业空间物性设施工程相关,如“推土机、水泥搅拌机、起重机”等。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一书中,列斐伏尔曾经这样谈及作为资产阶级现代本质的重复性:“怪可怜的财富世界被迫为了在生产自身及其建构性关系来再生产自身,被迫把重复的展现为新,而且越是陈旧它就越把它展现地更新”,“在它的伪装的和做作的新外表下,它的重复性、它的自我满足式的反刍和回流,让人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可理解的冗余,都显得单调乏味,现代性却将其统统隐藏”。无差异的重复工业生产产品,似乎成了资产阶级空间生产的基础。在今天的数字化资本主义生产中,电子文本的复制已经彻底消除了原始文档的唯一性,这使得数字产品的复制速度达到了光电的水平。
其次,在列斐伏尔看来,如果重复性的产品是资产阶级所创造的这种社会空间的物质基础,那么从物质生产领域上升到经济活动的关系场境存在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社会空间生产又是通过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特有的可交换性(échangeables)建构起来的。这种可交换性的前提,则是社会空间关系场境本身的同质化(homologues)。从思想谱系的角度看,列斐伏尔最早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那时,他已经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中发现了商品交换中出现的“社会平均”(moyenne sociale)。之后,他又在《都市革命》中多次讨论了这种社会同质性问题。列斐伏尔追问道:
这些空间是因为同质化才可以互相交换的吗?或者说之所以它们是同质的,是为了便于用来交换、购买与出售——即它们之间唯一的差别也是可以用货币(argent)来衡量的[可量化的(quantifiable)、如体积、距离,等等]吗?无论如何,重复都占据绝对优势。
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产品生产的重复性,在流通领域中进一步实现为量化的货币关系构序的同质性关系,这是不同于一般产品使用价值的价值关系,这是资产阶级抽象空间所生产的另一种复杂关系场境空间。在这里,社会空间中的一切都是可以交换、出售的。一切都可以变成可量化的金钱,金钱是资产阶级社会空间生产中最大的关系抽象和同质性。列斐伏尔没有看到的是,量化的金钱增值恰恰不是通过其自身物性产品生产(金属货币的重复铸造和纸币的重复印刷)实现的,而是一种不可见的社会关系的生产,这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物相化空间生产——剩余价值增殖,它的直接结果是资本空间的无形扩张。在列斐伏尔之前,比较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的是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他明确指认了资产阶级现实社会基础正是商品经济同质性的交换原则。
其三,资产阶级社会空间的可视性(visuel)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的历史性空间中没有可视性,而是强调资产阶级抽象的社会空间生产更加凸显了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看(vision)。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观点。列斐伏尔告诉我们,在资产阶级世界,
这种类型空间的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是,它们持续不断地强调可视性即视觉上的显著特征。它们生来就关心可见性:人与物(gens et choses)的可见性,空间以及包含在空间中的任何东西的可见性。通过视觉化(visualisation比“景观”spectacle更加重要,后者无论如何是从属于前者的)主导来掩盖重复性。人们看,靠眼界,靠眼力。他们为了生活而看。
这一点是比较难理解的。依照韦伯的说法,资产阶级的启蒙就是祛魅化,把一切愚昧和黑暗都放置到理性的阳光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口号就是让一切公开和透明化。因此,列斐伏尔说,“在社会空间中,对多样化的模仿和对启蒙与可理解性的各种歪曲表现,都在透明的符号伪装之下安顿下来”。观和看(La vue et la vision)成了资产阶级区别于黑暗专制的存在论标志。然而,这里的观和看的“眼力”并非用肉眼,“让事物在思想中形象可见”是说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进程将一切事物都放置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工具理性构架)内来显示。原来具有神性的东西都被功利和商业价值化,诗性构境中树丛里的小精灵和天上的彩虹都被科学之剑杀死。关于这一点,福柯在《词与物》中有精彩的描述。依我的理解,列斐伏尔这里所指认的存在论构境中的“观和看”也是资产阶级抽象空间生产中特有的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的前提。我有些疑虑的是,列斐伏尔所说的景观属于可视化的判断,这句话显然是针对德波的《景观社会》所讲的。因为,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景观化,是在20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逐步进入媒介社会时才出现的新情况。这种将存在关系再景观化的颠倒,已经不是列斐伏尔所说的早期的资产阶级的理性之看了,而是复杂的景观现象化取代社会空间中的客观存在,甚至是景观空间实践取代感性物质实践了。今天,则是可视性数字化虚拟存在继一般景观之后对存在本身的进一步掏空。
为了说明这一从独一无二的作品到资产阶级工业重复性产品和同质性商品交换关系的历史“断裂”,列斐伏尔领着我们再一次回到威尼斯城。他说,威尼斯城起初的确不是“人造的与设计的东西”,它是“海洋之子”,在这个意义上,它当然是自然创造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开始,“在对海洋的挑战做出实际反应(修建港口、航海路线)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公众的聚会、节日以及大型的典礼(诸如总督与海神的婚礼),还有建筑投资”。这是那个历史性空间生产中发生的事情。可是,当它进入资产阶级的世界进程之后,一个同时“占据着整个地中海与东方”的“商品交换体系”,开始使威尼斯成为一个可以重复生产和交换关系场境的社会空间,它成了“一个劳动的地方。挖掘打桩、建设码头、铺设港口设施、建造宫殿——所有这些任务也构成了社会劳动(travail social),一种在困难的条件下、在不论如何都注定获取利润(profitail)的政治阶级意愿的强制下进行的劳动”。这是说,看起来外表是艺术作品的现代威尼斯城背后,近代以来却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基础之上的。这里的空间实践已经不再是艺术家们基于自然作品的艺术创造活动,而是资产阶级商品交换体系中的社会劳动的产物,“挖掘打桩、建设码头、铺设港口设施、建造宫殿”的生产,已经服务于资产阶级通过海外贸易获取利润的需要,今天的威尼斯城已经不再是“公众的聚会、节日以及大型的典礼”的空间场境,而是成为疯狂追逐“社会剩余价值”的人潮涌动的热闹地方。
也是在这个构境意义上,列斐伏尔指认说:
在威尼斯,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也是与生产力(还有生产关系)紧密联系的。就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它们也不是接管了一个现成的、空无一物的或中立的空间,或者是一个仅仅由地理、气候、人类学或其他类似的值得考虑的因素所规定的空间。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到,列斐伏尔总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自己的理论分析之中。在他看来,威尼斯作为一个城市的社会空间,它必定是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空间实践的结果,而不是“现成的、空无一物的或中立的空间”,或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然而,列斐伏尔也承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重复产品的社会空间的出现,并不完全消灭威尼斯作为作品的存在,因为,“产品在其重复性服务过程中并不完全压制创造性活动”。这样,威尼斯的空间形态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社会空间既不可能通过自然(气候、地点),也不可能通过其从前的历史而得到充分的说明。生产力的增长同样也不能以直接而随意的形式造就特定的空间或特定的时间”。这是一个辩证的空间关系建构问题。
三、社会空间生产转换中的空间对象塑形和关系场境
列斐伏尔认为,要理解空间生产历史性转换中的辩证关系,首先,需要重新讨论社会空间的客观性。虽然社会空间本质上不是自然存在,而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关系建构,但是社会空间中除了人以外还存在着各种事物,比如各种房屋、道路、桥梁、广场一类的建筑物性设施和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有线-无线网络的空间交往用具。正是这些由劳作塑形和构序起来的事物与对象,承载和激活着空间实践的发生和内嵌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是社会空间生产的物质基础。所以,他告诉我们:
社会空间囊括了千差万别、形色各异的对象,既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包括为物质与信息交流提供方便的网络通道。这样一些“对象”因此不仅是物而且是关系(relations)。作为对象,它们包括可辨别的特性、轮廓与形式。社会劳动改造它们,通过重新安排它们在空间-时间整体(des ensembles sptaio-temporels)中的形态,而没有必要影响它们的肌理和它们的自然状态(例如,一个岛屿,一条河流或一座高山)。
这是列斐伏尔在社会空间问题上始终坚持的唯物主义原则。这是说,社会空间的生产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空间生产中的对象物有对自然对象的改造,也有工业生产的产品,同时也会包含社会空间中日益复杂起来的城市建筑群落和物品运输、信息流通的各种道路和网络。列斐伏尔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作为社会空间中出现的物,不仅是物,而且同时也是关系(relations),即空间表象中的句法关系通过“社会劳动”反向对象化的结果。它们通过特定的建筑物和道路等物性设施构成空间场境关系的物性承载和工具性模板,并且获得它们在社会空间实践中的地位。从上面的威尼斯城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社会空间物性条件的历史建构和演进。威尼斯是自然存在中的“海洋之子”,它有独特的美丽岛屿、交错的河流和雄壮的山峦,毫无疑问,它们都是客观的、可见的物质对象。但是当它作为人的存在的栖息地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劳动将上述自然对象重新安排在空间-时间构型中的位置,把不同性质的空间实践关系镌刻在新建的物性建筑、道路和桥梁的客观存在之中。这种实践关系的结晶并不会影响客观对象的物质性,却使其在社会空间存在中获得全新的场境意义。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实践关系物化而成的新型客观存在是每天空间实践重新发生的模板,犹如上述威尼斯城的港口和码头每天的繁忙,城中水道上川流不息的船只以及无数商铺热闹的交易。这是自然空间对象和新的空间用具在社会空间生产中的历史性重构。
其次,已经成为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在历史性的转换中,空间关系场境的改变也是复杂的。不同于可见的自然对象物和建筑、道路等空间用具,空间关系场境是空间实践活动中当下发生和消逝的,它的历史改变只能随着空间生产实践的历史质性的改变而变化。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列斐伏尔又以另一个意大利地区托斯卡纳①的社会空间现实关系场境的历史改变为例。这是上面已经讨论的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实践对贵族封建庄园(历史性空间)的历史性改变,列斐伏尔想通过一种历史性的具体变迁来说明社会空间的复杂转换关系。他告诉我们,“大约从13世纪开始,托斯卡纳市的商业和市民统治寡头便开始变革贵族统治或庄园制,他们通过建立分益佃农制(métayers)”,区别于原来的封建制度下的完全依存于地主的农奴。列斐伏尔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在空间生产中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现实(réalité sociale)”,因为,这会是原有封建所有制关系的改变,分益佃农获得了部分生产资料和生产结果,在空间布展上,农业生产和生活空间中的关系场境都由此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佃农不再是贵族的家内圈养的奴隶,而是成为与地主分立劳作和生活的劳动者。列斐伏尔甚至讨论了分益佃农与地主之间新的生活居住空间关系中作为隔离带的柏树林。他说,这些“农舍与官邸之间有一行行的柏树与小径隔开。作为财产、不朽与恒久拥有的象征,这些柏树将自己镶嵌在乡村田野之中,充满着神奇与意义”。这里的柏树和小道,都是客观的物性生产,可它们却是新型社会空间关系布展的物性空间表象,这表征了两种生活空间句法的异质活动边界。
其三,列斐伏尔认为,整个资产阶级空间生产的布展也并非如传统历史叙事中的那样,是城市对乡村的简单消灭。新的资产阶级空间生产的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在列斐伏尔看来,
这种现实既非单独依赖于城镇,也非单独依赖于乡村,倒不如说是立足于两者的空间(辩证)关系[rappon (dialectique) dans l’espace]基础上,这是一个以其自身的历史为基础的空间。都市资产阶级既需要供养城镇居民、投资农业,还需要把整个地区作为一个可掌控的市场来利用,因为它供给市场谷物、毛织品、皮革,等等。面对这些需求,资产阶级按照预先构想的计划和模式,对这个国家、乡村进行了变革。
历史地看,资产阶级的空间生产并非简单地用城市来消灭乡村,而是将乡村纳入自己新的空间实践关系中来。依我的理解,这里的乡村并不是狭义的农村,而是整个封建时代的社会空间,在资产阶级创造的新型城市空间关系场境中,土地和旧有的空间用具都处于一种新的占统治地位的空间关系场境支配之下。列斐伏尔说,不同于依存于土地的历史性空间,资产阶级先有了一个改造空间的计划和模型。这是一种有利于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的全新的空间表象,然后围绕这一构想,“供养城镇居民,投资农业”,“把整个地区作为一个可掌控的市场来利用”,一切为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流通这种全新的经济空间关系场境,而原先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教和宗法关系场境则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空间统治地位。
在托斯卡纳,如同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地方(包括法国,对此我们将有机会在后面有关“空间的历史”部分详加讨论),这不单单是一个物质生产(production matérielle)问题和相应的社会形式显现(apparition de formes sociales)问题,甚至也不是物质现实的社会生产(production sociale)问题。新的社会形式并没有被“镌刻”在从前的空间之中。更确切地说,空间既不是乡村也不是都市所生产的,而是二者之间新发生的空间性关系(relation spatiale)的一个产物。
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发生的资产阶级的空间实践革命中,有作为整个社会生活基础的物质生产(production matérielle)变革,这就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工业生产;也有不是物质现实的社会生产(production sociale)和空间显现方式,这应该主要是指商品-市场经济活动的显现。在列斐伏尔看来,资产阶级由此创造新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空间生产形式不是简单地镌刻在历史性空间中,不是城市或者乡村独有的改变,而是在二者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性关系,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可掌控的复杂交换关系市场。这里列斐伏尔显然对资产阶级空间生产的层次刻意做了区分:一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第一个层面,即作为物质生产的工业生产。这是超出自然经济中依附于土地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在新型的城市空间中从手工业工场到科学技术物相化的机器化大生产。这是空间生产中实在物(生活和生产资料)生产的根本改变,显然,物的生产仍然构成着全部社会生活的客观基础。二是作为工业生产发展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本身的生产,即商品-市场经济物相化空间的新型社会生产,这就是一种在城市建筑物和交通运输等新型空间用具中发生的特定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它的显现形式是更加复杂的,比如社会空间中的经济拜物教。三是发生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新型空间关系,这当然已经不仅仅是上述柏树与小径那样的简单的空间区隔,而是城市中出现的新型厂房、布满商铺的街道和议会大厦等不同建筑物和设施的耸立,是飞驰的高铁、汽车、远洋舰船和飞机,更重要的,是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整个现代社会空间的支配和控制关系场境。
列斐伏尔专门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中,
这种转变是由生产力的增长(la croissance desforces productive)——工艺(l’arti-sanat)、早期工业、农业的发展——所引起的。但这种增长只能经由城乡之间的关系、因此经由那些推动发展的社会集团,也即城市寡头与部分农民,才能发生的。结果带来了财富的迅速增长,因此也是剩余生产的增长,它们反过来对最初的条件又发生了反作用。
这正是上面他所区分的两个不同空间生产层面中发生的关联性转换。这显然是一种客观向度上的观察。资产阶级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对历史性空间的改变,一方面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增长导致的,包括劳动者的工艺更新、早期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对农业生产的促进。这是指认前述物质生产中功能性的生产力水平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从更本质的层面看,正是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造成了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巨大的财富增长。这两个方面的全新空间实践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生活空间。列斐伏尔还说,如果再转换到主体向度的观察视角上来,就可以看到在这种社会空间生产的历史性转换中,必然也内嵌着上升的资产阶级与没落的旧式贵族之间的激烈阶级斗争。“如果没有冲突,没有阶级斗争——贵族和上升中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城镇中的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斗争,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斗争等等,我所描述的增长以及伴随而来的发展,便不可能发生。”这是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其四,列斐伏尔还特别强调说,在这种改变中,不仅仅出现了作为城市建设和规划的资产阶级新的空间表象,人们同时也转换了自己对表征性空间的体知方式。比如,这里谈及的在托斯卡纳的资产阶级空间的生产进程中,人们对空间的主体体验已经不再是发生在乡村和教堂中的宗教和宗法关系构境,而逐渐融入新的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实践创造出来的经济政治关系场境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时期的意大利,甚至是在佛罗伦萨与锡耶纳附近的托斯卡纳,市民与村民已不再用传统的情感与宗教方式体验空间了,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通过对遍布世界(特别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他的身体,他的房屋,他的土地,还有教堂与接纳他的死亡的墓地)的善恶力量之间相互影响的表征方式体验空间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这是一段十分深刻的表述。在传统宗教情境之中,通过空间表象中教堂、修道院和到处显在的神性标识,人们将空间体验为垂直的神性之光普照的乐土。这种善恶的空间体验并非简单地消逝了,而是在整个表征性空间中,退居为一种不再占统治地位的教徒间的空间体验构境。而在资产阶级创造的社会空间关系场境中,资产阶级走向财富的空间表象则对象化为工业生产的工厂、满载商品的出海商船和拥挤不堪的证券交易所。在这些城市建筑设施的空间句法中,人们则更多地通过相互之间平行的现实经济政治关系来体验世俗化、祛魅化了的空间。在这里,以金钱交易为本质的空间关系场境和空间拜物教将成为唯一的神性。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