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92 次 更新时间:2012-06-19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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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摘要〕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一个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整体失望,转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又使前此大受青睐的"个人"开始淡出,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到五卅运动之后,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其间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互动,应结合起来考察分析。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运动;北伐战争;文化史;政治史

闻一多在1923年曾说出一段很像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话:"二十世纪是个悲哀与奋兴底世纪。二十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样便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底中国。"〔1〕 对身处中国的读书人来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紧张的世纪,许多人正是在各式各样的希望和失望伴随下蹒跚前行,与时俱往;还有人带着类似的经验走过了那一世纪,又走进了新的世纪。

在20世纪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十余年,又是一个激变的时代,那时的世局几乎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一年一个样。其间的五四学生运动确有些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时在中国的杜威描述进行中的五四运动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而出生总是艰难的。"〔2〕

这大概是那时比较"亲中国"的在华外人的共识,据当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回忆,法国公使在五四运动之后即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令人惊异的重要现象,即中国为积极行动而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舆论"。芮恩施自己也认为,"中国人民从巴黎决议的不幸中产生出一种令人鼓舞的民族觉醒,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结合成一个整体"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22, p. 373. 徐中约显然同意杜威等的看法,他以为五四运动标志着作为一种"新力量"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Immanuel C.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05.

他们的言论中隐含着中国此前尚非一个"民族/国家"的意思,这且不论;但这些观察者都看出中国正在发生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却大致不差。

在差不多同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远不如这些外国人那么乐观,在他看来,中国当时不仅有严重的城乡疏离,且"大城市的一般社会"也以"互不接触"为特征;"职业一有不同,生活上便生差异,思想上必不齐一。在一个大城里,异样的社会,很少社交的关系。至于联合起来,而营社会的共同生活,造出一个团结的组织,又就着这组织活动去,更是谈不到的"。但傅斯年也从五四运动看到了希望,断言"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承王汎森所长惠允使用(此文早期整理稿曾刊发于《中国文化》第14期,196-201页,有缺漏)。

基本上,"五四"后出现一个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整体失望,而如梁启超所说"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进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3〕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又使前此大受青睐的"个人"开始淡出,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并在新的意义上"再发现"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旧说。冯友兰当时区分新学生与旧学生的标准颇能体现这类倾向,他认为"新学生之生活为群众的,旧学生之生活为单独的";且"新学生注重实际,旧学生注重空谈"。冯友兰:《新学生与旧学生》(1918年9月),《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卷,621-62页。并参见罗志田《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这其间一个显著倾向是"社会"的改造一度大受关注,梁启超总结的近代士人"觉悟"由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变常为人引用,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43-45页。而傅斯年则认为"社会"是文化之后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他在1919年说:"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本段与下段,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傅氏心目中的"社会"有其特定的含义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在这四层递进演变中,前两层和后两层又相对接近,多少体现出梁启超所说的"社会文化是整套的",也分享着一些时人对政治的排拒。

傅斯年明言:"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可知其所认知的"政治"与"社会"有着上下的对应关系,且隐约可见今人喜欢挂在口上的"国家"之身影。前人之"国家"观较严,梁启超在清季便曾区分朝廷与国家,而民初人也常欲区分政府与国家;而今人则放得甚宽,乡村中包揽税收者颇近往昔之夫役,也多被视为"国家"的代表。郑振铎等人那时组织了一个"社会实进会",要"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他们也强调其"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要"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4〕

"德莫克拉西"一语点出了这类"自下而上"变革观的西来渊源,此实滥觞于清季。熊十力后来回忆说,他少时读严复所译《群学肄言》,曾引发"一个重大的感想",即"感觉中西政治思想根本不同":中国自古以来"论治,通同是主张'自上而下'的";而《群学肄言》表现的"西人言治,是'自下而上'的"。他当初"极端赞成西洋的思想",所以曾参与革命。辛亥后发现革命党"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比袁世凯也强不了多少;"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于是退而独善其身。到"九一八"之后,眼看"一天大乱一天,极于今而有亡国灭种之惧",终"感到中国自上而下的主张确有其不可颠扑的真理"。〔5〕

这样的"后见之明"不一定为多数人所分享,但类似的反省心态可能是"九一八"之后相当一些尊西趋新的知识精英开始鼓吹"独裁"的心理基础,与稍后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一类争论大致同属一个"时代",那是后话了。至少在"五四"到北伐期间,"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观还是更占上风。不过,对相当一些人而言,"社会改造"之所以受到青睐或许恰因"社会"带有调和或综合政治和文化两趋向的意味,它既不那么政治化,又比文化和思想更具体实在,同时还常能包容个人与群体两方面。时人的相关思考可参见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新潮》第3卷第1号(1921年10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25-52页。

胡适后来说,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约以1923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多"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属于反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时期"。〔6〕若仔细考察,重群体的倾向在"五四"当年已开始兴起,或可将1919-1925年间看作两种倾向并存而竞争的时期,即瞿秋白所说的"新文化思想"与鼓吹社会主义、研究劳动社会问题两造的"混流并进";〔7〕虽然是并存并进,毕竟"集体"渐占上风,到"五卅"后,"个人"基本丧失竞争力,终不得不让位于"集团主义"。参见鲁萍《"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北伐的突飞猛进,多少也借此思想的东风。关于北伐,可参阅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

在个人与集体混流并进的同时,侧重文化和政治的两种倾向也在冲突竞争中互动。老革命党张继在"五四"前夕给《新潮》杂志写信说,民国代清后,"中国的国门,只换了一块招牌,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依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的见解,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这样的思想风俗难以产出"共和政治",故他认为,《新潮》诸君"主张广义的文学革命,即是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方法";只要得着"多数有知识的人赞成,我们这个民国的招牌可望保的住"。〔8〕

《新潮》社的罗家伦在"五四"后几个月覆信说,他"极力赞同"张继的见解,并"认定中国现在政治社会的不良,就是人民的思想不曾变换"。他以为,袁世凯等也是"中国的社会害他们的";若其生在美国,而"中国的人民有美国的人民那种觉悟",或不敢有做皇帝的梦。如果"大家的思想不从速受过一番革命的洗礼,则正如先生所谓,'民国的招牌'是保不稳的"。罗家伦申论张继的见解说:"文学革命不过是我们的工具,思想革命乃是我们的目的。"〔9〕

类似见解那时为不少人分享,新文化运动之外的梁济和徐世昌都表示过类似的主张。希望以殉清而警醒世人的梁济提出"救亡之策,必以正心为先";总统徐世昌也认为,对不良政治的"箴救之道,首在转移风气,使国中聪明才智之士,从事于社会经济实业教育,以挽此政争狂热之潮流"。两人的思虑相通,他们都同意政治上治乱的源头在思想社会,也当从思想社会着手解决。参见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这也是罗家伦那段时间的一贯思想,他特别强调,"思想不革命,行为是不能革命的";为保持行为的革命性,更需要思想方面的努力。盖"'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国的人弄'动'了"。由于"动的影响",群众运动的主体"群众"本身已感觉到"知识的饥荒",要"赶快接济他们知识的粮草"。重要的是,"中国的存亡"可能"正在这一'动'",如果知识的粮草"接济得好,这一动就成了永久的活动;接济得不好,这一动就成了暂时的冲动"。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第3张第4版。按原信未署年月,此据报纸时间及信中说"现在大学已开学"推断。

罗氏对五四运动带来的转折有切身感受:"五四以前,我们受了多少压迫,经了多少苦战,仅得保持不败,已经觉得是很危险的;五四以后,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不过,"对于这种蓬蓬勃勃的气象"不能太乐观,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失语"现象是明显的。故"中国的社会固然是毁坏学者",那种"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的学生运动,"也是同一样的毁坏学者"。学生们应据性之所近有所"分工",一些人不妨继续街头行动,另一些人则可转而侧重于"文化运动"。〔10〕

这样,在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辈则选择了出国留学之路的同时,一些老师辈反逐渐关注政治,胡适就是其中之一。这两种倾向都有时人感到失望:杨鸿烈对那些"了解文化运动真意义的人大多数出外留学,这样就丢下了他们未竟的工作"很为不满;〔11〕孙伏园则认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知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他强调,"胡适之"三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并希望把"已被政治史夺去了的"胡适"替文化史争回来"。孙函收入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册,361-362页。

从新文化运动初期读书人不议政不为官的普遍主张,到1922-1923年好人政治和好人政府观念的提出,是民初思想界的一大转折;两者几乎完全背道而驰,而胡适等知识精英两次都是倡导和参与者。对胡适而言,除了社会政治大背景的转变,也有一些个人的推动因素。在1921年夏秋,从他的老师杜威到美国名记者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以及访华的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狄雷(James Q. Dealey),都共同责备中国读书人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社会良心"之责,终使胡适产生了同感。所以,针对孙伏园的质疑,胡适解之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也不应"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12〕

但精英取向的"好人政治"不久即宣告失败,此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传统观念可见明显的复兴(这对反传统的五四人实具讽刺意味)。对许多边缘知识青年来说,天下要担负在他们肩上是个非常直接的感觉。不仅学生辈的王光祈宣布:"世界的新潮流已经崩山倒海的来了,要想适应这新潮流,自然是全靠我们青年;"〔13〕老师辈的北大教授陈启修在1923年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五四纪念会"上演说,也主张打倒军阀和国民外交"这种政治事业,在中国全靠学生来担任"。《北京之五四纪念会》,《教育杂志》第15卷第5号(1923年5月20日),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影印,21693页(原杂志每期未统一编页)。

到五卅运动之后,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西来的"到民间去"的口号在"五四"前后已开始在中国传播,此时有了更明确而直接的意蕴,国共两党的工农运动以及"村治"派的出现等都可视为这一大趋势的不同侧面。更直接的政治变动,当然是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所以,国民革命不仅有其自同盟会以来的内在思想理路,也呼应着民初思想社会的演变。

在前引闻一多的同一文中,他也说到"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14〕二十多年后,朱自清描述当时的社会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15〕 这话大体适用于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一激变时代,不过两个时段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异:在连年征战之后的40年代后半段,"动乱"确已深入老百姓社会生活的基层;而在北伐特别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因为长期没有较大规模的战争发生,"摇荡不定"的特征更多体现在相对上层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那时读书人眼中的"民不聊生",其实颇具构建的成分。

然而即使对这样的"动乱",读书人的反应也很主动。闻一多便说:"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底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威权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底一个特色了。"〔16〕闻先生说这话是在1923年,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真正厉害的"革命流血"还没开始,他的表述或更多是"预言"而已。不过,因向往自由而反抗威权乃是当时读书人的基本心态,尽管他们认知中的"自由"和"威权"都不免带有几分想像的色彩。而一步步走向"革命流血"也的确是北伐前的时代特征。

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一时段里各种思想观念、行为取向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既包括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权势和控制之争,也涵盖士人为寻求中国出路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上下求索。这些因素在竞争中的相互作用,特别是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互动程度,远超过我们已有的认识,还应结合起来进一步考察分析。

自清季中国新史学提倡"民史"以来,以"君史"为表征的政治史至少在意识层面曾被拒斥。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当时中学国史教科书及教授法的主要缺点,是其内容"全属政治史性质",而将"社会及文化事项"视为附庸。其实,不仅"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根本是"旧式的政治史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他明确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建议,拟将全部中国史纵断为六部,即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其中后两部的篇幅占全书之半,而政治仅占约六分之一。〔17〕

这里的"文化"本身兼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文化即作为六部类之一但又占据较多篇幅的文化史;但还有一种广义的文化是包括政治的。后者是一些时人的共识,胡适在大约同时也提出一种"专史式的"整理国故方式,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进而将系统的"中国文化史"具体分为十种专史,其中就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和国际交通史。〔18〕

梁启超把"现行教科书中所述朝代兴亡事项"全部纳入"年代之部"中,由于"一姓之篡夺兴仆,以今世史眼观之,殆可谓全无关系",故这一部分"所占篇幅不及全部二十分之一"。从今日眼光看这应算是"政治史"。他另外还为政治史留了一点余地,即在其设计的占六分之一的"民族之部"里,"专记述中华民族之成立及扩大,其异族之侵入及同化,实即本族扩大之一阶段也,故应稍为详叙;而彼我交涉之迹,亦即形成政治史中一重要部分"。本段与下段,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8》,27页。民族间的人我关系以及中外"彼我交涉之迹",确为不论哪种意义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中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其所占比重也反映出民初史学所受西方治史那"四裔"倾向的影响。章太炎1924年指出当时史学的五项弊端之中,就有一项是"审边塞而遗内治",说详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在已经缩微的政治部分里,梁启超主张"对于一时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皆从略";而"专纪政制变迁之各大节目,令学生于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这虽是针对中学生的有意省略,且有明显的道德考虑(即淡化传统政治中"机诈黑暗"的成分),然矫枉过正的倾向性仍太强。试想一部全无"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的中国政治史,的确也只剩一些"抽象的概念",恐怕难以达到梁氏希望使学生产生兴趣的目的。把上述内容加起来,政治史在整体史学中所占的比重也低于四分之一,的确是面目一新的通史。

不过,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民史"倾向是说得多做得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包括近代史在内的中国史仍以政治史(逐渐包括经济史)见长。只是到了近一二十年,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史学论著开始减少,而以思想、社会和学术为主的专门史逐渐兴起。这里既有学者的自觉努力(即有意弥补过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学术发展的影响,可能还隐伏着传统的某种再现。思想史和社会史在今日西方均已呈衰落之势(关于社会史可参见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1辑,2000年春),而学术史似从未成为西方史学的重要门类,故学术史在中国兴起的动因恐怕更多要从内部寻找,且不排除其体现着对民国代清以后经学被摈弃的某种反动,虽然未必是有意识的。

在政治史几乎成为史学"普通话"的年代,各专门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层面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和着一些专门史的"方言"风味,多把政治放在文化与社会的大框架中进行论证分析。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现象,盖任何"新"领域的探索都可能使学者对一些滑向边缘的既存领域产生新的认识;部分因为葛兰西的影响,权力意识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入各专门史之中(在性别、族群等新兴专门史中尤其明显),这些专史所提供的新权势关系很可能改变我们对"政治"的观念,从而导致政治史这一过去积累丰厚的领域之"复兴"。

其实近年政治、外交等专史的淡出多少也因为一些学人的边界和门户意识太强,非此即彼,不免存在西人所说倒洗澡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的倾向,而忽略了文化、社会、思想、学术等与政治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中国士人重视政治的传统在近代不仅没有减弱,甚至有所增强:从头发到脚的身体处理一直未曾离开政治的青睐,常呈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就连"读经"和讲授"国学"这类看似"迂远"之事也每次"出现"都受到相当广泛的社会关注,引起许多争辩,往往牵连到国家民族的发展走向等重大问题。可知近代中国能"脱离政治"的课题其实不多,若没有坚实的政治史基础,治其他专史也很难深入。

不论史学各子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边界明晰的学科认同原非治史的先决条件,各科的"边界"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为强化的。史学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科,治史取径尤其应该趋向多元;最好还是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史的藩篱。《淮南子·氾论训》所说的"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一语,最能揭示思路和视角"定于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开放视野可能带来的收获。梁启超和胡适当年"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设想虽未免有些矫枉过正,至少也提示了一种结合文化视角考察分析政治的取向。

〔参考文献〕

〔1〕〔14〕〔16〕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 (1923年6月)〔A〕.闻一多全集:2〔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14-115, 110,111.

〔2〕John Dewey from Peking, June 1, 1919, in John Dewey and Alice C. Dew

ey, 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 ed. by Evelyn Dewey, New York, 1920,p. 209.

〔3〕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M〕.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45.

〔4〕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 (1919年11月)〔A〕.郑振铎文集:第4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4.

〔5〕熊十力.英雄造时势〔J〕.独立评论,第104号(1934年6月10日):11.

〔6〕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1933年12月22日)〔M〕.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256-257.

〔7〕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1926年1月)〔A〕.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89.460.

〔8〕张继致《新潮》杂志,1919年4月29日〔J〕.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366

〔9〕罗家伦覆张继,1919年11月8日〔J〕.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366-367.

〔10〕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年5月1日) 〔J〕.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 858-861.

〔11〕杨鸿烈.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进一解〔N〕.晨报副刊,1924-02-04(1).

〔12〕胡适日记全编: 第3册(1921年6月30日、6月25日)〔M〕.346,334;胡适.我的歧路〔A〕.胡适文集:第3册〔M〕. 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66.

〔13〕若愚.学生与劳动(四)〔N〕.晨报,1919-02-28(7).

〔15〕朱自清.动乱时代(1946年7月)〔A〕.朱自清全集:3〔M〕.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115.

〔17〕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1922年)〔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8〔M〕.26-27.

〔18〕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3年)〔A〕.胡适文集:第3册〔M〕.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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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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