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旧渐去而新未立的过渡时代，就像梁启超给“过渡相”的总结——“互起互伏，波波相续”。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笃定，到“新旧中西”的缠绕；从“天下一统”的自信，到万国竞存的警醒；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是一场贯穿百年的深刻变革。在西潮冲击与内在嬗变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逐渐松动，新的认知框架缓慢构建，士人思想的变化反映了社会思潮的转向，也展示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实际上，这场思想转折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政治走向与文化认同，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
观念革新：破“天下”旧认知，立“革命”新路径
从“天下”到“世界”。近代中国思想转折的一个重点，是“天下观”的崩塌与“世界观”的建立。在传统认知中，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形成了以华夏为核心、辐射周边的文化与政治秩序。这种“天下一统”的认知，支撑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使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保持了两千多年的稳定。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这种认知格局。从林则徐编译《四洲志》开眼看世界，到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些士人开始意识到，中国并非世界的全部，而是“万国”中的一员。康有为试图将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过渡为“世界”，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这一时期认知重构的核心，是“道”的时空化，即过去普适于“天下”的“道”，不再是社会的唯一准则，而成为与西方之“道”并立的区域文化形态。原本“道高于器”的认知，逐渐被“器”的胜负决定“道”的优劣之现实所改写。部分士人因西方坚船利炮的胜利而开始质疑传统的“道”，进而引发对整个思想体系的反思。这种反思不再局限于局部改良，而是触及“天人关系”“社会体制”等根本问题，为后续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从“得君行道”到“革命图存”。近代中国思想的转折可以从“士变”认识。士人作为传统中国的思想引领者，在文化、社会、政治领域居于重要地位，其思想与行为的转变，直接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思潮更迭。传统士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既“得君行道”，复“觉民行道”，通过“化民成俗”以“澄清天下”，维系着“士治”社会的稳定。在近代变局中，士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士人的上升通道，“四民”（士、农、工、商）社会解体使“士”的阶层身份逐渐模糊；另一方面，西潮冲击改变了士人的思想方式，传统的经史之学被认为难以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救亡图存”逐渐成为不少士人的核心诉求。思想转向的一个关键，是“革命”理念的兴起。面对复杂棘手的时代问题，许多改良的尝试似乎难以奏效，原本充满破坏性的“革命”逐渐被视为改变现状的建设性手段。从戊戌变法的制度改良尝试，到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实践，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浪潮，士人持续向往并推动各方面的革命。这种对革命的推崇，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相当一些近代士人不再是传统秩序的维护者，反而逐渐成为旧体制的批判者和新秩序的探索者。王国维所称的“道出于二”，是这一转向的生动写照：传统之“道”与西方之“道”并存，士人在两者间彷徨求索，最终形成以革命求进步的思想倾向。
治理探索：尝试取代“士治”的新典范构建
近代思想转折的重要表现，是治理范式的转变。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是士人在民间通过教化、宗族、乡约等机制构建“礼治社会”，从而形成“官治”与“民治”互补的“士治”格局，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
在西潮冲击下，对外竞争的压力要求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国家的责任和功能大幅扩展，传统的“无为而治”难以应对时代的挑战。国家目标外倾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了有效应对外患，就要进行对内的社会改造。孙中山提出的“训政”思想，将民众视为需要教育和训导的对象，取代了传统士人“觉民行道”的教化模式；基层治理的改革进一步压缩了民间自治的空间，使传统的“民间”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思想层面的范式转换，体现在“公”“私”观念的重构。传统的“公”以“道”为核心，由士人主导的民间公益事业构成“公领域”的重要部分；而近代的“公”则以“国家”为核心，国家利益成为最高准则。治理范式的转变导致传统的“礼治”逐渐让位于“法治”，但由于缺少大众公认的价值基础，近代的法治体系面临重重困难。在此范式转换过程中出现频繁的思想交锋，反映出近代中国人在探索新治理形式中的迷茫与求索。
价值重塑：文化认同焦虑与传统的“新生”
在万国竞存的时代，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救亡图存的关键。但要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与文化；而过度西化又会导致文化认同的失落，使国家失去精神根基。这种张力在思想界表现为一系列的激烈论战。清季的“保国”与“保教”之争，民初的“新文化运动”与“保存国粹”派之争，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争，核心都是如何处理民族国家构建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一部分读书人将传统视为落后的根源，另一部分读书人则尝试在保存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学习西方。一些主张“中国本位”的人认识到“主体性”的失落，但在想要融入世界和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意愿驱使下，他们以面向未来的“创造”为口号，并不重视自身的既存文化，导致“中国本位”的愿望表现为“中国无位”的诡论性后果。
新文化运动期间曾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几千年文化和生活样法的传承本身就是个重要的成就，不能把近代“出问题”的责任全部推给祖宗。甚至一些当年激烈反传统的当事人也认为，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古意，传统应当也可以“新生”。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傅斯年后来提出，传统固然有问题，但也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他主张对传统“不应抹杀，而应扩充”。不少人开始领会到，在中国文化“适应”现代的转化中，传统不仅不是负担，反可成为转化的基础。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使近代思想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转向相反相成的辩证融合。
实际上，积累的文明正如“不死”的传统，也在不断地发展、转化、融合。而“改”和“扩充”本身就是一种“复兴”，也有路径可循。文化从来都是积累而汇合的。不仅传统不是走向现代的阻碍，吸纳外在文化还可反哺传统。正如“天下”可以指朝廷统治的区域，却也指向全体的人类社会。从这一点言，中国文化原本带有“世界性”，也可以适应变动的世界而进一步展现其世界性。傅斯年所强调的“扩充”，就是在不放弃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思考传统在新时代如何光大。
当然，一个历史悠久、广土众民的大国要实现转身，实不那么简单。回望百年思想历程，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是一场“古今中外”的对话与融合。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认知重构，从向往“革命”到传统“新生”的价值回归，读书人在迷茫中求索，尝试取代“士治”的新治理范式，在思想交锋中前行。这场思想转折不仅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命运，更塑造了现代中国的精神底色。如今回望这段历史，仍能从中汲取智慧——在全球化时代，唯有坚守文化主体性，包容多元文明，才能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自主，走出一条与时俱进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