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握五四前新思潮与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分际，可见新文化运动并非一路高歌猛进，发端不过一两年，便已显露出诸多局限，招致各种批评，《新人》还专门出版了三期“文化运动批评号”。这些批评，无论各自的初衷动机如何，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提供了切实的改进意见。而至关重要的三方面，即应该扩展到包括政治在内的各领域，深入普及到基层社会的劳动群众以及形成专门高深的科学，防止盲目照搬，新文化运动者都显得力不从心。换言之，解决这些问题超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为运动者力所不逮。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运动者才努力突破限制，推动社会运动走向国民革命，并且将新文化运动作为政治与社会革命的辅助形式一直持续下去。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杜亚泉；瞿秋白；《新人》

五四风潮催生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由于之前并没有所谓“新文化”，等于要在创新文化的同时展开新文化运动，因而参与者大都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新文化运动，行动起来各行其是，使得运动进展的情形不尽如人意，很快就招致不少批评之声。在各式各样的批评及回应中，时人也做出了一些主动的反省【1】。除了函电、日记、档案等机密性文件，更多人选择以报纸、期刊作为公开表达意见的载体。作为新文化运动最见成效同时也集中暴露问题的体现，书刊等出版物本身就是批评的众矢之的，而出版的后继乏力，也的确表明新文化运动存在潜在的危机。所以，检讨运动期间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与反省，即时影响社会的出版物无疑是重点，而批评与反省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出版物方面。变更了新文化运动的观念后，更应该认真倾听亲历者当时的心声，形成历史上不一样的新文化运动的样貌，而不让后来的时代意见模糊了视线。

一、总体的批评

《东方杂志》在杜亚泉主编时期，对新文化运动不无微词。1919年年底改组后，《东方杂志》对新文化运动的关注显著增加，态度也明显变化。在《东方杂志》改组前，高君实即担任编辑，改组后继续留任。针对“新文化”代“新思想”而兴，内容却甚难解答的时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化运动语焉不详的意义等问题，他专门撰文讨论。他首先区分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进而指出：“今日之所谓新文化，则尤不能不以时代精神（Zeitgeist）为背景。质言之，今日之新文化，乃十九世纪文明之反抗，所以补其偏而救其弊者也。”【2】

高君实认为，如果19世纪为物质主义文明，新文化的内容则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由精神力之根本的开发以完成物质文明”，今后的新文化“既在矫正从前之缺点，则自不能不注重于开发较高尚之精神文明，与抑制唯物主义之跋扈”。第二，“主张个人之正当自由，同时要求社会生活全人类生活，以努力于新人道主义之发达”。19世纪的思想“因极端主张个性，而权利思想遂特为发达。然其结果，乃发生孤立主义之倾向，甚且因主张自己之权利，不恤以他人为牺牲，驯致酿成人类互相攘夺互相残杀之惨祸。循此不变，则人类必有灭亡之虑”。第三，除科学知识外，艺术的精神力创造活动尤为重要。科学知识为19世纪文明的生命，20世纪“当知科学的知识并非吾人人格之全部，而仅为其一部，苟欲求其完成，更不能不有赖于艺术活动”。所谓艺术活动，“为一切精神活动中之生命，而为最普遍的最具体的之创造活动”。第四，新文化“乃多数民众之文化，非少数特殊阶级或少数社会之文化也”。19世纪的文化仅为知识阶级中产阶级的文化，“于一般民众无与，故不免为偏痹的不具的”。民众文化并非降低文化以迁就民众，而是多数民众均趋向于高尚文化，皆具有产出高尚文化的能力。高君实深信：“舍此数者，不足以言新文化。”【3】他虽未直接针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实则条条都是指向其流弊而言。显然，在高君实看来，新文化运动还没达到新文化的标准。

全面的批评之外，有人专门就特定方面提出意见。郑振铎集中批评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认为欲使新文化运动更令人信仰和服从，只有大家都具备必要的精神与态度，“正在萌芽的新文化运动，才会开花结果”。不然，文化之树“就要被牛羊所践灭，而委于尘土了！”他认为，必须加以改进的有待商榷之处，具体包括下列四方面：第一，应注意实践的精神。要言行一致，决不可相互矛盾。现在许多人包括最初的提倡者，口里说劳工神圣，笔下写妇女解放，但固未尝“一亲工具”，也不让其妻妹解放，甚至还打骂车夫，压制妻女。自己不能实践主张，如何取信于人？第二，应有坦白的心胸、光明的行动和高尚的人格，决不可有自私自利之心。从事新文化运动是为人类的将来和社会的福利，所以牺牲一切，担负创造光明、维持人道的使命，绝对没有为名利的自私心。现在的运动者中有一部分人是有所为而来，决非发于本心。要抨击一切虚伪以及以新文化运动为手段而另具目的者，提倡一心一意以新文化运动的目的而从事运动。第三，应注意以谦和的态度对待一切人，无论主张是否一致。现在的运动者有些自命甚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看不起一般平民乃至同道，动辄摆出先导者或功臣的姿态。有些不问别人的主张对不对，稍有不同意见必定破口大骂。这种傲慢自大，实在是新文化运动的阻力，一方面引起同事的分裂，另一方面又使拥护者感到不快，甚至引发反抗、拒绝的心理。新文化运动者是社会的一分子，不是“圣人”“贤哲”，决不可傲然以主动者自居。讨论学理要虚心，不宜掺杂意气。第四，应当有彻底坚决的态度，以改造社会、创造文化为终生目的。现在有的运动者放弃了伟大的责任，专门分心于别事，不做文章，不研究学问；实行社交公开的主张，却忘了改造社会、创造文化的使命。我们所爱的是全人类，全社会，应该多做些“人吓，你们应该相爱”的文章，少做些“他在我的心里”的白话诗【4】。

瞿秋白着眼于新文化运动如何才能从思想启蒙走向社会改造。他认为，尽管“文化运动”已经成了最时髦的新名词，可是，文化是什么？运动是什么？文化运动又是什么？仍然不易解答。“五四”“六三”以来的种种运动，常常被叫作文化运动，表面看的确是从个人的毕业运动、饭碗运动里解放出来，发展到社会的文化运动或非文化运动方面去。参加运动的人有共同的目标——新社会。而能做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只有具备真正实力的“文化运动”。“我们所预期的‘新社会’，既然不是一篇文章、一部书所能说明的，我们就不能不慎重的思考，讨论研究，试验，实行，传播，直到能直接运动的时候，这第一步才算告终。”如果反反复复做第一步，如何能到最后一步呢？“难道所谓‘新社会’仅只是比较‘旧社会’里多了许多在街上演讲爱国的学生，多了许多次游街大会么？难道这些运动是真正有实力的么？从文化运动——新社会，中间须经历的过程有多少！大家务必要注意才好。”【5】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是将新思潮从思想启蒙推进到社会改造，如果始终在文化传播的表面盘旋，“旧社会”当然无法变成“新社会”。这显然是进一步推进新文化运动必须闯过的重大难关。

陈方的视角则集中在学生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关系上，他敏锐地指出，前此学潮是因政治不良而发生，目的在于改良政治。后来知道直接改良政治一时做不到，乃欲先改良社会。“盖社会组织完密，则执政者虽欲腐败政事，然不能破社会的组织，也就无法可想。”这时“他们所取达到目的的手段，就是惟一的文化运动”，因此必须先了解目的和手段的性质，才能恰当地批评【6】。论述政治是什么？社会事业是什么？文化运动进行些什么？这三者的逻辑关系，就是要证明革新政治须从改造社会着手的一整套道理。

政治断不是专制时代“政者正也”的正名政治，全靠阶级制度来维持威信。既然叫“民国”，自然是“民治”。而民治的精神，就是一切举措设施应以人民为本位，由国民自由发挥，所以由人民委托忠实而能受命的人，去代理国家的一切事体，兴利除害。人民见到利害相关的事，也有自由兴革的权力。“民治”政治完全以人民的利害为准。然而现在还有人说“假如某人登了台，政治或可以好些”的话。各党拥护其首领，就说“中国的政治，必须某人当局，才有开明的希望”【7】。这种不三不四的贤人政治，还是专制时代的旧面目，与共和精神极端背驰。中华民国自成立以来，八九年间变乱不断，生灵涂炭，都因贤人政治的名目作祟，各说己方的人好，应该执政，争执不下就开打。其间人民大受痛苦，却从不敢拿出主人翁的架子来镇压一下，一任那般恶奴恣睢暴厉。如此说来，国家变乱，国民也难辞其咎。

陈方进一步指出，要明白政治不良，何以要从改造社会入手，必须知道社会事业是什么。人类生活的第一大条件是生活安乐，即衣食住的充足与精神的自由平等。但个人精力有限，必须分工互助，这就是社会组织的原子。世界日趋进化，满足安乐生活的手段必愈求简便，社会组织因而愈增复杂，分工互助的小组织越多，生活能力越发达。教育、职业、生产、消费、卫生、养育等机关，皆为满足安乐生活所必需。现在地球上民治发展的国家，平民社会里这些事业无不完备。其民治精神，就建筑在社会组织上。由此可见，政治的基础，是以人民的利害而定兴革的方针。社会的基础，也是为人民的幸福才发生群众的组织。不过社会的事业是由人民直接施行，而政治事业，却由人民委任代理人间接施行。据论理学说，由人民委任的代理人自然服从民意，为人民造福，即使社会组织不够周密，代理人也能弥缝补缺，使人民生活跻于安乐。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进化，由原人进于部落，由部落进于国家。国家初立时，即由强有力者用武力征服人民，自立为君主，其政治理想全以个人的安富尊荣为据，对于人民的安乐与否，不曾梦想，其政策往往与民族的幸福相冲突。那时民智不发达，无法脱离束缚，只得忍气吞声。后来民智开通，知道不该受苦，要享安乐，必须自己振作，于是团结起来，组织许多小机关，自行分工互助。这些事业稍能完备，人民内部实力充足，对于君主的观念渐渐表示反对，一有机会，就把它推翻，共和国家从此发轫。然而，有些成熟过快的共和国家，社会组织还不甚精密，社会实力还不足以控制专制时代遗传的强有力者，人民所委任的代理人，还不是由人民自由选举，强有力者掌握政权后，依旧任意横行，专制色彩十足，人民的痛苦不减分毫。这时人民宜从社会事业上加功，把一切安乐生活所必需的振兴起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到那时政治虽然不良，人民可以不受其拘束，并且可以自行改良政治。由此看来，社会组织的进步，全是由政治不良逼出来的；政治修明，不过能辅助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却能改革政治的腐败。我国由专制变共和，由共和而有社会运动，都是因为政治不良，人民不甘受苦，才发生返本还原之举【8】。

那么，改造社会如何以文化运动来进行？既然社会组织的进步，是由人民自己创造，用社会势力改良政治，也由人民自己促进，所以民治事业全在人民自动，断非他人所能代谋。然而人民要有相应的知识，知道国家与自身的关系，自身应享何等权利，受国家何等待遇，该如何报效，为群己幸福的增进，该用何种方法，必先明白这些义理，才有能力从社会、政治等方面施行适当手段去建设、改良。如杜威所说，欧洲的革命家为寻找自由逃到美洲后，许多新思想家合拢来造成一种新文化。“美国当初社会组织能臻精密的原因，乃是这新文化三字的结晶。是知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要达良好的目的，非先从这开拓民智的文化运动不可！”【9】法国大革命前有卢梭的《民约论》攻击专制政体，提倡共和制度，中国辛亥革命前有《民报》《黄帝魂》等出版物鼓吹排满与创建共和，两个共和国的种因，皆在书报言论上，足见文化运动力量的伟大。

因此，陈方认为，20世纪初的美国政治，仍是贪腐的典型，所谓追寻自由而构建理想社会，实为淘金者洗白的自述。不过世界进化，文化运动也要与时俱进。君主时代揭穿专制毒害，宣传共和精神，以转移人民倾向为革故更新之事，及至共和，应揭穿共和未臻完美的毒害，俾人民再进一步；或见到更有善于共和的制度，也当发扬出来，以为将来造成事实的预备。人类一切事业都向上研究，以求适应时势，达成享安乐生活为止，所以文化运动肯定的定义，就是“揭穿一时代对于人类的弊害，建设一时代对于人类幸福的计划，而鼓舞之，而指导之，使人类有所遵循，而得改造与建设之知识”【10】。但是做文化运动的人，却不必定能握笔为文。有思想而不能为文的人，能本文化运动的精神身体力行，使他人观其行为措施，而受冲动与感化，尤可算文化运动的健将。若口里笔下天花乱坠，而立身行己却处处背叛自己的主义，他人见之必责为夸诞，就失了文化运动的效力，蹈了伟人政客的覆辙。由此可以明了学生对于国家的责任。辛亥后政治的实质还是专制。近世民治国家的性质，国会和自治是唯一的灵魂，除人民有自由取缔之权外，执政者皆当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袁世凯用兵强迫选举总统，非法解散国会，段祺瑞也仿效其法，议员们南下依附武人护法，都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至于民初各省的地方自治，全是乡绅联手作威作福，名为自治会，实际上却是包揽词讼、鱼肉乡民的机关，并不关心地方的利弊，更不明白自治的意义。乡民不知自治会是什么，“望见那自治会的老爷，就吓得头昏眼花，躲避不遑”，哪里敢道其是非。专制政府还唯恐这种名称和机关将来妨碍民治精神，不利于行事，索性取消。与国计民生有绝大关系的教育、实业、交通，效果还不如前清。外交尤其令人发指，与其谓为完全卖国，毋宁谓为外送。日本侵占满蒙利权和山东、福建的精华以及全国铁路的命脉，中国只剩空架子，政府还要把钱谷地丁拿去抵押借款。普通人智识低下，茫然无知，以为总统就是皇帝，国事与己无关。因此，要从根本上做起，极力推广教育，大力宣传民治精神，使全国人民都从梦中觉悟，使四亿人个个都能行使本身的职权，将所有恶官僚、卖国贼剪除干净，政治自然就好了。话虽不错，可是卖国贼见无人发难，更加肆无忌惮，将国家的空架子也卖完，等到唤醒国民，国已非国。所以要救国家，也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向卖国者进行政治斗争，一方面向人民作文化宣传。这两件事全靠有智识者用精锐的眼光和周密的手段，拿稳宗旨，依着方法，勇往直前，拼命去干，才能有济于事。而且须得许多人同心协力，开展普遍的运动，才能行之有效。五四运动后，学生知道直接的政治运动难奏大效，不如致力于社会方面，唤醒全国人民的觉悟，俟实力充满，再算总账，目前对于政治则只取牵掣手段。另外，由众多出版物暴露社会组织的缺点，促使人们觉悟其改良政治的观念；设立义务学校，增高平民的知识；鼓吹工商界组织小团体，以谋群众的团结而兼生产的发达【11】。这些皆属于文化运动的范围，于是由政治运动进入文化运动。

陈方进一步指出，中国具备智识资格，且人数占优的，唯有学生。据1918年教育部统计，全国小学以上学生不下二百万人，若将其团结起来，将大有可为。中学以上学生的国家智识完备，下至高小，也知国是共和，政是民主，爱国观念浓厚。推翻政治当局或有不足，牵掣现在政治的行动，则属可能。如果保住国家的空架子，学生又尽力于文化运动，使人民的生计日渐充裕，知识日趋开阔，那时政治定可以根本解决。所以，国家的危险与希望，唯学生是赖。所幸中国的教育虽不甚发达，但穷乡僻壤尚有几所学校，用以传播文化，不无益处。果真所有学生都能子告其父，弟晓其兄，那些痼弊的陋想，至少能化去大半。这样重大的事业，全仗学生振起精神，断不是从前那样懒洋洋所能达到目的的。“全国的学生界啊！你们今日的责任，真是巨大无论，救国救民，全看你们的勇怯为转移，不要轻忽过去，忘却自己的责任啊！”【12】陈方大声疾呼青年们要勇往直前。

可以说，陈方从学理到史事，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逻辑联系、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与文化运动的历史演进以及学生群体的角色地位等解析说明得相当透彻，为广大青年学生从爱国转向文化运动指明了方向。

后来以治史著称的卞鸿儒更是放眼全球，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世界文化求进步的象征，“所谓新文化运动者，非指一部分文化之旧者而新之，亦非指一部分地域之文化而视为应有新的运动也”【13】。世界各地文化程度有高下，新旧资格有先后，欧战后，西洋最新文化如唯物主义、物质主义呈现种种缺点和流弊，“俨有新者已旧之观”，旧则有新之义。由此可知，易旧为新的需要，全世界一致，更新运动的机运，亦世界一致，不能说最旧以稍新为法，稍新又以最新为法。全世界一切人类，唯有抱同一目的与方法，群以理想的最近之将来的新文化运动为标准，求其进步。而进步的运动有迟速先后之别，迟后须自求奋勉，兼程赶上，以免落伍，目的方法则没有等差阶级之分。然而：

乃返观中国之新文化运动，竟异于是。自新文化运动发现，于中国一年以来，国民运动之机运，句出萌达，此诚足为一种进步之表征，吾人所渴企而深赞者也。无如一般国人，不论对此新文化运动，表示赞成与反对，皆有一种偏僻误谬之见解，如新旧思想是非之争，东西文化优劣之辨，始而以意见相争持，继而以主义相号召。甲派曰：东方文化弗如西洋远甚，以西洋文化新而东洋文化旧也；乙派曰：西洋近安有倾向东方文化者，东洋文化未必不如西洋文化也。各逞私见，俨各文化之为物，为东西两洋各家之私产。而各派即以某家之主人翁自居，各矜所长，各护所短，以互相攻讦，以致所谓中国之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方面则视为“排旧的运动”，在赞成方面则视为“迎西的运动”。其怪诞离奇，不可究诘。噫！异矣！夫“排旧”与“迎西”，岂所谓新文化运动之真精神乎？彼反对者观念之不明了，不足责也。乃自号为新人物，自以为具有新思想者，亦只知将浅薄笼统之西洋文化输入，即以为新文化运动之能事已毕，是其于新文化运动之意义尚不确定，观念尚未明了，无怪乎五四、六三运动之后，颇惹起各方之疑惑辩难。迄于最近，一般国人之信仰力逐渐减少也【14】。

新文化运动是觉悟旧文化不适应于现代潮流，所以努力于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卞鸿儒重申高君实关于新文化内容的四个方面，认为这四个方面内容必须兼备，新文化运动才能有真精神。而“中国自有新文化运动以来，其运动成绩之表现者，则语体文之流行而已，出版物之增多而已，西洋各种学说之行假的输入而已。总之，译几种书籍，刊几篇文章而已。夫新文化运动何物乎？即如此而已乎？”【15】

卞鸿儒不满于以往的新文化运动，于是针对性地提出今后的修养方针：第一，以进步的观念为根本思想。文化无所谓新旧，新旧更无严格界限，新文化系对旧文化而言，无旧不足以言新。运动系对新文化的进步而言，无进步不足以言运动。因此新文化运动在形式上、实质上皆含有“求新性”与“向前性”。“惟其有求新性，故不忘旧。盖不能晓然于旧之所以不如新，与易旧为新之相当方法，不能求新也。惟其有向前性，故必虑后，盖不能晓然于将来之理想的文化，应具有若何之程度，以为现在之标准，不克向前也。夫新旧既无绝对之可言，何至有意见之冲突？进步更无止境之可期，曾何论过去之短长哉？故吾以为今日之所谓新旧思想交战者，乃个人自身之新思想，对于旧思想宣战，以期促进一己思想之进步而已。”第二，以适应的精神为研究态度。人是时空世界中社会的一分子，个人的根本思想欲以新陈代谢促进新世界、新社会的新文化的进步，而在具体时空世界中，社会文化是变动的，不能由个人确定求新进步的标准，个人要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圆满活动的精神，唯有适应新世界、新社会环境的要求。第三，以稳健的步骤为进行方法。过去的文化必须平心静气以估定其价值，进而有相当的批评和进行的方法。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为国民进步之障碍，对于所注重的学说，应为忠实深刻的研究，而中国文明为全人类极为宝贵的一部分，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的责任。先有这样彻底的觉悟，然后抱定稳健的步骤，从容前进，庶几可免由“笼统”而“武断”，由“武断”而“盲从”所生的种种缺点及流弊【16】。因此，新文化运动修养的三要素缺一不可。“今日猛进之革新家之误，误在偏于新者欲尽去其旧，力求其新，则日日新，又日新，昨日之新者，今日以为已旧，革之，今日之新者，明日又以为已旧，革之，革之革之，革之不已，乃渐成不安稳之怖恐。顽固之守旧家之误，误在于旧者欲永远保存之，而不传让于新者，则新者受其摧残，有进化停滞之患。”【17】二者皆失之偏颇，应以为鉴。概言之，要推进新文化运动，就必须彻底了解新文化运动究为何物，彻底觉悟中国新文化运动之误解及缺点，彻底修养进步的思想、适应的态度和稳健的方法【18】。其说最为重要的是指出了中西新旧不能一概而论，为重新认识传统与西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周长宪对于新文化运动缺乏批评精神感到失望。他指出，新学说一出，众人盲从，不管内容如何，是否可行，社会影响怎样，人云亦云；新偶像说东不敢往西，说非不敢说是；有人说办杂志好，赶忙办杂志，有人说杂志办多了不好，不如改译丛书，马上照办；连人名、地名、符号的位置也亦步亦趋；不见批评，只有谩骂。他认为，专门无意识地模仿、盲从他人的行为，实在是极危险的事情，一来只有雷同，没有讨论，学术界容易陷入无生气状态；二来不成熟的思想或学说流行，易滋流弊；三来不经过精详的商榷，则不能为极深的研究，结果必流为浅薄；四来没有研究，自信不深，纵然道理是对的，一闻反对，便不免彷徨歧路而不知所措。因此，他奉劝有觉悟的新青年，要养成批评的精神，学说、制度、思想无论新旧，都要批评，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批评，才能分清是非，有所取舍【19】。

牟谟也认为，新文化运动令人悲观的“就是多发挥，少批评。你看近来从西洋传过来的社会主义、平民主义、共产主义、自由恋爱主义……人人都照这样发挥他的好处，没有一个人用自己经验去批评他”。原因在于高看外国人，低看自己，以为自己的学说不及他们精确，所以一遇见他们的一种学说，就不用自己去仔细研究，只把他们的皮毛拾点来说说，就算是一个新文化的人物了。还有人自己也不知其学说是什么，只是人云亦云，渐渐地，许多人变得盲从瞎闹。中国人心里没有“甚么”“为什么”“怎么样”这一类的词，人人都好高谈阔论。他指出，没有批评，心里就是死的，不是活的，学说还是旧的，不是新的；世界最著名的学说家，都是从批评中得来的；遇见任何事体、境遇、学说，都要用心仔细考察，好坏都要批评，才是真正的新文化新学说【20】。

二、具体的反省

整体的批评无论是概括还是特指，针对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般性问题。批评与反省并未止步于此，不少人进而提出了建设性的反省意见。

关于新文化运动应该如何进行，运动家们从一开始就聚焦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方面。卞鸿儒明确指出，新文化运动具有扩大与提高两种任务，横的方面当扩大文化领域，纵的方面须提高文化程度。“将欲破除学术专制之锢习，以引起一般人对于新思想之欲求，则前者之任务也。而欲为新文化植深厚之基础，有健全之出产物，以解慰思想界之饥渴，不至常藉半生不熟之名词，为聊以充饥之具，则尤非阐发后者之任务不可也。中国现在之新文化运动、方法，只知趋重前者之任务，就其成绩言之，则其‘学术的平民化’诚今日救时之良药石矣。然因忽视后者之任务之故，以致学术界之空气，为‘平凡主义’‘通俗主义’所窒塞，致创造之才能，超奇之理想，末由发展，且横通耳食之风盛行，使人人对于学术思想抱一生吞活剥、不求甚解之习惯，而无深切之感受，彻底之了解。于是此根柢浅薄之新文化，均不足以安顿身心，解决疑难。久之，则其效力既微，而信仰全失，是岂文化运动自身之过哉！亦谬于进行之方法，不知建设新文化之基础故耳。”【21】这既是对运动局限性的批评，也提示了今后建设的方向。

“坚瓠”用两步走来区分新文化运动的普及与提高，认为国人于学术有注重平民化的趋势，语体文流行，出版物增多，工读互助团、通俗讲演会创设，均为学术的平民化特征。“以吾国数千年之文物政教，夙为士之一阶级所垄断，而孔学定于一尊，尤有助长偶像观念桎梏思想自由之流弊，此学术的平民化，诚为今日救时之良药。所可虑者，则重视平民化之潮流过当，或竟以此为文化运动之止境耳。”【22】新文化运动成败的关键在于，重视平民化而不以平民化为止境，其主要任务有二：第一，横的方面扩大文化领域；第二，纵的方面提高文化程度，破除学术专制的痼习，引起一般人对于新思想的欲求。横的方面的功夫固必不可少，少数人从事于纵的方面的功夫更为重要。西洋能够推翻旧文化，别开近代文化的新局面，“全赖文艺复兴以后，哲学家与科学家接踵而起，于各种专门学术，有精深之研究，不绝之发明”。中国的文化运动“大都专从横的方面着想，而不知更从纵的方面努力。质直言之，则文化运动只显其前半截之任务，而后半截之任务不啻已经流产。然则欲新文化有深厚之基础，又胡可得哉”。他认为，文化运动缺乏深厚基础的社会现象有三：第一，“学术界之空气，为平凡主义通俗主义所窒塞，致创造之才能，超奇之理想，末由发展”。第二，“横通耳食之风盛行，使人人对于学术思想，抱一生吞活剥不求甚解之习惯，而无深切之感受，彻底之了解”。第三，“旧文化既弱点暴露，而新文化又根柢浅薄，均不足以安顿身心，解决疑难，于是青年学子，遂遁入否定一切之虚无主义，甚者且不胜其思想之烦闷与生活之无意味而出于自杀”。新文化运动为时不过一年，三种现象无不具备，原因即在“不知进一步以建设新文化之基础”。要改变现状，“与其为主义之宣传，毋宁为学理之讨论；与其至演说坛上显头角，毋宁在自修室内用苦功；与其以急进之手段，戟刺社会之感情，毋宁以平和之手段，养成社会之实力。能若此，则虽文化运动之任务，不知完成于何日，而吾人于其完成之过程上，必能有多少之贡献，则可断言也”【23】。

“昔尘”接着这一话题，认为文化运动分两步走，第二步尤为重要，从事运动者当认同，但“欲提高文化之程度，则文化运动上之分功，尤其必要”【24】。这与稍早少年中国学会的郑伯奇提出应该进入“文化运动的分业期”异曲同工【25】。因为近代学术门类繁多，个人精力有限，难以一一深研。且人性宜于就近专攻，才能事半功倍。最近流行的出版物与新组织的学术团体，往往偏于广博而忽于专门。“其能集专攻某种学术之同志，组成团体，以其研究所得，发表于世，而供一般有志斯学之研究者，殆所罕睹。上焉者泛滥涉猎，务为挦扯以炫人；下焉者则弃精取粕，道听途说而止耳。即有一二有志之士，徒以指导者不得其人，亦往往随波逐流，蹈生吞活剥不求甚解之习。此皆不知分功之害，而第二步之所以不能进行也。”【26】不仅如此，第一步运动亦断非仅仅印行浅近出版物或通俗讲演等所能奏效，欲扩大文化领域，使一般人民都能领受新文化的恩惠，亦非从各方面分途进行不可。多人而共趋一途，或一人而分力于多途，皆无裨于实际。经济学明确显示，分功足以用力少而成功速，使得近世产业发达。从事文化运动者，欲求实效，必须注意分功方法。

邓哲民将提高与创新文化相联系，肯定许多青年舍弃升官发财的思想而致力于文化运动，是很乐观的现象，但要想即刻创造新文化，则过于野心，应积极进行创造新文化的预备功夫，“‘毁弃偶像’‘自由思想’两层，是创造文化的预备的第一步。”“‘吸收欧化’，‘本科学的精神，用科学的方法，去治一切学术’，‘利用天然的本能，在社会上作种种实验’的三层，是创造新文化的预备的第二步。”不吸收欧化，单凭自己研究所得，来发明一切科学，创造新文化，至少要在几百年以后。科学精神是从善如流，实事求是，科学方法即演绎与归纳。从重实证，到假设与实证并重。创造新文化的预备功夫，也就是创造文化的办法。“不能做到第一步……绝对不能说到创造；不做到第二步……绝对不能创造出新的、优越的文化。”【27】受明治日本的影响，近代中国人将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等同于科学方法，进而又以此为创造文化的方法。这未必符合科学方法的本意，却成为近代国人的信仰。

提高以外，普及也不能流于浮泛，仍有如何深入的问题。一民致函邵力子，专门谈到乡村文化运动的困难。一民指出，身处底层社会从事文化运动，乡镇里劳工平民对新文化梦不闻雷，办小学教育的先生亦如此。一民想提醒他们改头换面，同向新世界去做新人，所以先运动这些先生结成团体，求一个普及的办法，使之吸些新思潮，改造思想，变换人格，然后分途向大多数贫民做普及性的文化运动。为此，他一面亲自游说，一面向各处写信征求同志，赞成的有二三十人。拟定团体成立后大家都购阅新出版物，办通俗小报，以向乡村传播，多办平民学校，按时游行讲演。不料未到一个月，参与者都起了疑心，以为是革命，很危险，于是写信来质问或告退。经多方解说，又写旨趣，说明现在世界的趋势和做人之道以及新旧好坏，众人一看，大惊失色，掩耳逃走，小组织竟至流产。于此可见，乡村办文化运动，比登天还难【28】。文化运动要普及到社会底层，却不知如何才能深入下去，这样的难题，涉及近代中国知识阶级与劳动群众关系的阶段性重大转折，虽然仅仅是教育民众，还不到接受民众教育的阶段，国民党的邵力子已经力不从心，无法破解。

王炽昌承认文化运动是改进旧社会的唯一利器，声浪日高一日，但目睹实际情形，对于文化运动是否足以改革旧社会又不无疑问。《新生活》周报记者曾对于文化运动有几种不满的意见，《时事新报》记者据此发表了一篇《现在的文化运动是否应得修正》的文章，对于文化运动怎样才能收效，很有讨论的价值。《新生活》记者的意见大约有三点，即阶级的、空论的及大而无当的。至于如何改进，无外乎多办义务学校、多演讲、多发行通俗白话报等。《时事新报》记者的意见与其大体相同。王炽昌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现在文化运动的缺陷，用一句话说，就是不普遍；分开说有三点，即没有顾到现在（时）、大多数（人）及乡村地方（地）。文化运动大概不出义务学校、出版物、露天演讲等形式，而义务学校教育的是十多岁的儿童，未来的社会分子；无论日报、周报、月刊，所能及的仅是受教育的青年和少数有志研究新学术的知识阶级；露天演讲不过是在城市，热心者都是中等以上学生。据此，所有的文化运动，一部分不和现实社会发生直接影响，一部分涉及少数人或局部地方。结果，运动自运动，各地大多数农工何尝闻到丝毫文化味道？学校报纸演讲，不过在交通便利风气开通的地方，以全国各地方的社会现状计，仍是满布“惰气”“鬼枭”，人们“麻木”“愚蠢”“醉生梦死”【29】。若以北京、天津、南京、杭州等处为代表，未尝不可乐观，否则就要极力扩张修正。

王炽昌指出，要改造社会，必须改造社会里做事的人，并且要覆盖大多数甚至全体以及改造全国各地。扩张是增加从前所无，修正是改进从前所有，前者偏分量，后者重方法。应扩张的是：第一，改良茶肆。茶肆是农工的俱乐部，对环境影响很大。其中无形渐积的社会化，比正式教育还要厉害。做事的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地方上也没有使之受教育的能力，但却有受教育的必要，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茶肆，使之无形中受教育。改良的办法主要是购备通俗白话报，由本地小学教员和热心社会服务的人，每日轮流讲演（可由寒暑假回家的学生先发起），用说书的方法，灌输日用的国民普通知识，并时时和他们谈话，考察其思想变化，用作讲演的根据。第二，用特殊方法教授注音字母，使一字不识者能看通俗报纸。山西的阎锡山发明过一种方法，是传授注音字母的利器，效果显著。各地学生会可以在城市试行，再逐渐推广。第三，发行适合各地风俗民情的各类通俗白话报，价格低廉，最好赠送。应行修正的是：第一，露天演讲。各城市中等学校学生应支配好时间地点，分组轮流到附近乡村演讲，一面劝告本乡青年组织演讲团，一面请各县通俗教育馆携带国耻纪念等幻灯片和各种烟酒花柳病症标本到各地试演传观，增加兴味和演讲效果。第二，出版物。各种日报应介绍世界文化，讨论改进社会的方法，做知识阶级的精神养料和实行指针；传播各地新消息；对劳动阶级发行小篇幅不定期白话报。各种杂志应多发短文，指导青年的思想，改进家庭、学校、社会生活【30】。王炽昌的这些意见，是通过深入基层推广普及空间的具体措施，比一味批评浮泛、主张普及较为切实，虽然未必能够根本解决眼光向下的问题，但毕竟提供了实操的办法。

与普及密切关联的是劳动问题。戴季陶认为，劳动问题渐渐成为中国的唯一重大问题，使文化运动的真面目日益显露出来。过去30年政治革命的努力，世界大战的教训，俄、德、奥三大帝国的颠覆，中国内政外交的种种破绽，把中国青年引向文化运动之路。中国工人由五四运动的呼声惊醒起来，散发出极大的光辉，反映到文化运动上，使文化运动成为“社会的文化运动”。中国人重视文字，把文字宣传的事业叫作文化。但“文化是人类本能发展的表象”，一切生物都随分化而进化，“文化运动的意义，就是使一个经济体里面大多数不得享受文化利益的人，享受文化的利益。换言之，就是‘使大多数被掠夺的无产阶级，增进生产消费的能力，享受社会物资平等分配的利益，完成各个人身、心、性的自由发展’……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为不能享受文化利益的无产阶级而作的，不是为能享受文化运动利益的有产阶级而作的。为不能享受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图文化发展，才用得着运动……今天的文化运动，一定要加上一个劳动运动的色彩，才能完成文化运动的意义。文化运动和劳动运动，是有同一意义的东西，离开劳动是没有文化可言的”。从事文化运动的人，要认清“文化”和“社会”的意义，从“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面解放出来，切实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尽力，中国地方的平民，才享受得到文化运动的好处。倘若只是糊里糊涂讲文化运动，那么便和以山西、南通、上海租界为模范而讲自治的人，相差无几【31】。“社会的文化运动”之说及其阶级属性，的确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与一般文化事业的不同本质。

“行侯”也主张将文化运动的重心转移到劳动阶级方面，因为“文化运动如果不能醉化到大多数人的劳动界”，就没有多大意义，结果不过造成一般学阀，反而给劳动阶级增加一层压迫。在大多数人理解力和判断力都很薄弱时，少数觉悟者不能驱使他们来实现其主义，而少数人操纵的包办既不人道，又不彻底。文化运动者虽也常常有几篇关于劳动问题的文章，可都是给知识阶级的人看的。现在的文化运动者养尊处优，过着贵族式生活，又俨然以知识阶级自居，不肯轻砭身价与劳动者混在一起，实地调查劳动者的真实情形，于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多不明了，就算发表几篇替劳动者叫苦的文章，也是隔靴搔痒，不切实际，不能唤起其同情心，造成舆论的压力。加之好高骛远的毛病，所说的范围广，道理高玄，不肯脚踏实地从小处着手。所以文化运动只管运动，与劳动阶级没有什么相干。如此一来，文化运动的内容纯粹是知识阶级的运动，并且是一种理论领域内的运动。改造特殊知识阶级的陈朽腐败，只能在文化运动中占附属地位，不能全神贯注于此。因为知识阶级可以自己看书觉醒，不必社会运动来牺牲于他。要创造新生活，当然要进行理论指导，更要讲实际应用。输入主义，为文化运动应有之义，但主义既含有普遍适用的成分，也带有个人社会历史色彩，只能作创造新生活的参考，不能简单照搬【32】。

少年中国学会的陈启修十分关注新文化运动的生命力，认定“新中国底希望，全在现今的文化运动，文化运动底短命或不具，差不多就是新中国底短命或不具”【33】。他认为，两三年来，中国的文化运动声浪日高，应当特别注意研究之处很多，或兴新，或废旧，或改良，如若不然，恐怕中国文化运动的生命，不能长久。文化包含个人和社会精神生活的各方面，文化运动则是要使个人和社会进化并得其结果。近代欧洲与中国的社会改革，顺序相反，结果也相反，欧洲是学艺→宗教伦理→教育→政治→经济，中国的维新则是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学艺【34】。虽然理论上不一定非得按照欧洲的顺序，但至少应当各方面同时并进。学艺是思想基础，伦理和思想是立身行事的根本，教育是思想和行为的训练，政治是生活调剂，经济是生活的实质，要改造生活，就要从各方面着手。学艺、思想、伦理、教育是文化的主要方面，所以社会改革应行文化运动。

陈启修指出，中国文化运动的收效主要体现于五方面：一是青年学生的责任和力量的自觉，有了改造社会的抱负和达到目的的信念。二是中国的对外地位上升，国民国家得到承认。三是教育价值增长，教育部和学校成为政客政党争夺的焦点，青年入大学和留学的志愿增加。四是出版物发达。两年间新出有用的书籍杂志，至少有500种，《新青年》的发行量由2000份增至15 000份，是中国杂志界前所未有的现象，打破了之前《新民丛报》的纪录。五是知识阶级的联合，成立各种组织，改变了知识阶级相互倾轧的恶习。以上五方面尽管成效显著，但距理想尚远，尤其是有四大缺点：第一，组织结合不足，各地出现性质相同的学会、杂志或平民学校、示威运动，费力多成功少。第二，方法不周，不能适合社会心理的需要。第三，文化运动的精神没有贯彻到底，口说庶民主义，心想独裁专制，天天讲自决自治，事到临头却想利用或依赖他人势力。如大文化运动家、大新闻记者主张自由批评，却不准别人批评自己；主张共产或集产的人蓄财置产，榨取他人；打破中国偶像，却崇拜外国偶像，奉外国博士为神明；主张文化普及，却想包办专卖文化运动等。第四，方向太窄。文化运动应包含个人与社会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只顾一方面，则效力减了一大半。现在许多人将文化运动理解为思想艺术和教育的运动（如陈独秀），上海某新闻记者屡次声明不谈政治、法律，全国学联理事主张不管政治；看不起新国会和分赃和议、制宪问题，事实上却受其支配等【35】。

他进一步指出，文化运动是中华民族在新世界维持生存的一条生路，要继续生长，应有新活力新生命，不断改进；要有组织的结合，谨慎拣选运动方法；要有坚韧不折的意志，使公众对于运动者的人格发生信仰。最为关键的是，要发展文化运动到社会各方面。要对社会、政治、法律、经济诸科学进行切实研究，明白真相、来历和作用。要开展废止治安警察法、制宪监督、普通选举、改变女子法律地位、制定劳动法等项运动，这些为目前文化运动所必不可少。主张女子解放者要从法律和经济研究的根本着手，因为专门研究社会难以成功。主张无治主义者对于社会学、国家学和政治史要有深博的研究，找出罪恶国家得以维持的理由，想到应对之法，实现“自由人格底自由乡”【36】。主张社会主义者于伦理外，要研究经济和政治，因为社会主义的根长在经济里，并以政治为养料。

陈启修的意见涉及广泛，最主要的就是应该将新文化运动扩展到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政治领域，而不愿或不能触及政治问题，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必须突破的瓶颈。

天民则辨析了文化的各方面及其相互关系，认为文化运动是中国最后的希望。政治、教育、宗教都是文化的一部分，其相互间的关系就是文化。教育在文化上的地位和责任，超越政治、宗教，实有综合文化全体的作用，占据文化活动的中心位置。文化运动不可缺少教育，而教育有良恶，对文化的影响，或使其增进或促其堕落。注入教育和划一教育，都有可能造成堕落和反文化，唯有自动教育具有增进文化的效力，适合文化运动。因为文化的根底在自我，自动教育就是开发自觉，以养成创造力；文化的根本方向是人格的自由，自动教育就是发展自由性。发展个性是文化的根本精神，民治主义是时代趋势和新文化的曙光【37】。

教育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极为紧密，有人甚至认为二者实为一体，所以教育成为新文化运动能否良性发展的重点关注对象。姜琦提出新文化运动的意涵有二：一是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新文化的运动；二是用新方法再造文明——新的文化运动。前者历史上有，但只是部分人的；后者用新方法再造新文明，不是少数人支配多数人，而是人人各自在能力范围内用心共同研究，互相协助，造成全人类的幸福。“新文化运动是要全体人类各自培养自己的能力，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向着各种方面共同动作，互相协助，造成一种新生命新生活的途程。”【38】新文化运动包含各个方面，而教育是核心，是一切文化运动的原动力。所有人在社会中既是教育者又是被教育者，都应具有再造文明的资格，这才是新文化运动。

教育可细分为不同层级，有人专从小学教育的角度，看文化运动的自动长久。如有人指出，文化运动诞生于“五四”，哪知道才过两年多，就悄没声气，希望变成了失望。两年来文化运动用开会、组织团体、演说、打电、请愿、罢学等剧烈的刺激术来警醒一般人，事过境迁，剧烈的刺激术也随之消失。以出版物为例，文化运动烈烈轰轰时，新刊创刊增刊不下数百种，两年后却所存无几。受外力刺激的文化运动是被动的，所以精神不振，能力薄弱，不能够唤起一般人的自觉。以后要想具有持久充分的能力，非由自动的根本的文化运动着手不可。直接说，就是要以小学教育做根本文化运动的工具。文化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幸福均等，利益均沾，所以连欧美国家也要进行文化运动，中国更要努力。最近的思潮符合德谟克拉西——平民主义，要陶冶平民资格，应从小学教育着手，完成知、情、意、美、群五种教育，完善人格，才可望文化运动的势力发展，生命永久。鉴于两年来的文化运动，只注重于政府方面，不在人民方面督促，效力不大，倒不如着重于小学教育，造出一般有觉悟的青年，以抵抗和改造环境，实现自动、永久、根本的文化运动【39】。

也有人从更为基础的幼稚教育着眼，一方面承认文化运动家的主张各有优点，一方面指出存在徒托空谈、不顾实际的弊病，结果理论多而成功少，难以为社会上一般人所信仰。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从文化根本上着想，以适应社会需要。文化的基础在于教育，教育的基础首推幼稚教育，幼稚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应当着重研究，加以提倡【40】。

郭绍虞特别提出大学移殖事业(University Settlement)对于文化运动的重要性。他指出，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文化运动，是供给大多数国民趋向“觉悟之路”的曙光，要维持传布和发扬五四精神，不能老是用容易失效的刺激办法，要供给适宜的栽培，从根本做起。其中最适当的，便是大学移殖事业。在资本制度下，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下层贫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觉悟的青年注意及此，各校举办平民学校及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成为“五四”以来的唯一显著成绩。文化运动是对大多数国民的运动，不是单向知识阶级发行几种定期出版物，鼓吹主义，标榜学说，就算尽能事。现在解放、改造等名词，虽已成滥调，但不识不知的下层社会，还是不能领受。文化运动继续照此下去，只能供给知识，很难战胜环境。要想更进一步，就应该提倡且实行大学移殖事业。所谓大学移殖事业，是由上流社会移居于下层社会，以图后者的改善。只有朝夕相处，才能增强扩大感化力的范围。所以，投身贫民窟，是大学移殖事业的主要精神。此举英国最早，美国继起，英有协会50家以上，事业有教育、讲演、图书馆、社交、讨论会、旅行、图画展览会、浴室、顾问等，目的在于增进社会安宁与幸福，灌输知识，改善生活，养成市民刚健、独立、勤劳、节俭诸美德，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改造。中国识字的人少，文化运动影响有限。移殖事业可以亲切的情感导线，去掉阻力，使之容易吸收。所以真要谈主义的，与其扩展知识阶级博学者的名誉，毋宁向贫民窟中尽宣传的能力。大学移殖事业虽是社会改良的方法，亦未尝不是社会改良的基础。《时事新报》某君《去与劳动者为伍》一文，似亦是此意。这总比在杂志上谈“劳工神圣”可以多使劳动者获一些实益【41】。这样的取法能否收效，不无可议，而知识人如何与劳动者结合以便启迪改造，无疑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周玲荪鉴于新文化运动引起厌世的消极主义，有学生自杀，主张提倡美术教育，引起高尚兴趣，共图新文化的发展。蔡元培提出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改革政治，不能专从宪法或制度上着想，必须利用高尚的美育的力量，来洗刷腐败政治家的脑筋。杜威说：“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学校是社会的指导。凡要救国，当从整顿教育着手。凡要改造社会，当从学校里做起。”我国人最缺乏美育思想，以致弊病丛生。办教育的人，应提倡美术教育，增设美术学校，奖励美术家；全国高等专门学校增设美术科，或于课外组织美术研究会；由公家酌量帮助私立美术学校；各地美术家结合团体，做强有力的美术运动；有志研究美育的学生，也当尽提倡的责任【42】。

寿毅成亦指出，文化运动仅仅“见于报纸，出于学者之口，而未尝入于大多数国民之耳之目之心”。由于空言多而事实少，文化运动不过是少数新学派之口头禅，图书馆也只是大都会的装饰品。文化是社会全体的事业，不能仅仅委诸少数新学者，尤其“不当仅为文化运动之提倡者，而当勉为文化运动之实行者”。作为实行者，或从事于家庭改良，或努力于学校革新，由小至大，自近及远，“殆实行文化运动者必经之路径也”【43】。他主张从办小图书馆做起。

三、《新人》“文化运动批评号”

各种批评与反省，可见时人普遍对新文化运动抱有大期待，唯恐和之前的革命一样，误入歧途，半途而废。批评中夹杂各式各样的看法，反省里包含五花八门的意见，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多少有些令人意外，即正当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之时，时人对于运动的现状及趋向就已经相当不满了。如果说起初还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外延不明，令人困惑，因而努力澄清，希望明确方向和取径，那么随着运动的漫延扩展，开始出现否定新文化运动现状的倾向。有识者大声疾呼：“新文化运动只是‘移植的新学’运动么？只是‘贵族式’的文化运动么？不对不对，题目认错了。我们从事‘新’文化运动，不是从事旧文化运动。旧文化运动，中国闹新学时已有过，是‘利用’的‘政客’的，至好也不过是‘学桶’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社会、平民、全体的文化运动，不要瞎眼看不见世界的潮流。”【44】所谓闹新学时的旧文化运动，在现行的历史叙述中，多认作新文化运动。单从内容判断，虽然可以分别新旧文化，却很难分清新旧文化运动。

吴芳吉为一位鲜为人知的文化运动家梁乔山作传，并借以表达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传主原为同盟会员，1920年任《新群》杂志编辑主任，他与编辑同人共同抱定主意，将《新群》杂志作为言论机关，专门鼓吹地方自治；预备十年间不打招牌，只是因时制宜的行动；外面的基础立定后，再回内地自作农人、工人，并组织农工；对那些风头主义的文化运动，油腔滑调的爱国运动，概不加入；最后借径于地方自治，以达于无治。梁乔山主张个人无政府主义，以大同世界为理想。反清革命及文化运动，都是提倡者自居于领袖地位，所以专制之气，偶像迷信，终不能免，以后不可再蹈覆辙。讲劳工神圣，便该以身作则，去当劳工，并与军队为伍，引发觉悟。劳工本是人类的义务，说神圣就不免偶像化。要与同人每日读书做工，养成地方自治的基础和无政府主义的胚胎【45】。在梁乔山和吴芳吉眼中，不只是之前的新学，就连新文化运动也没有达到新高度，不能与过去的文化运动划清界限。

在各种批评声中，隐然夹杂着一些别有用心。吴芳吉发文的《新人》，即为其中典型。有政学系背景的泰东图书局主持人赵南公，通过组织新人社的泰东图书局编辑王无为，于1920年4月创办《新人》，并专门出版了“文化运动批评号”。据王无为披露，1920年7月10日，发行《新佛教》并加入新人社的王吟雪来函称，不承认“新文化运动”的名词。王无为于7月25日复信，表示承认的理由更充分，指出，新旧是相对而言的，推陈出新时时发生，新的时间性并不否定新的存在，所以文化运动固然不错，新文化运动也能成立。《新人》出版发行“文化运动批评号”，是为了督促大家加速做文化运动。虽然各人方法不同，但都有可批评的地方，要说明得失，指引前途，并不是拿新旧来划分文化的畛域。王吟雪的疑问，其实是有感于文化运动的表现不佳，心中积蓄了牢骚。王无为赞同其说，觉得“眼前靠着新文化运动营纯粹利己的人，多到不可思议。像那《新中国》杂志社，就是最好的证据。他的编辑人嫖赌吃喝的开销，都从文化运动得来，纯以文化运动为投机事业。又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也是专为编辑费的；他的《新青年》归群益书局发行，每月取一百五十元的报酬，他还以为不足，因此便和群益书局大争特争，结果，《新青年》就以暂时停刊——自五月一日起至今无继续发行消息——闻于我们。可见这一般人的文化运动，简直都是金钱运动，挂了一块狠好看的招牌，来做滑头的生意”。王无为认为王吟雪“所下的批评，真是一丝不错！”而且，“各种杂志都没有创作的精神，这或者是少了真正能做文化运动的人，或者是文化运动萌芽时代应有的现象”，可以逐日减少，并劝其不必悲观。“至说我们将来会受精神破产的苦痛，我当初也有这感觉，但现在已没有了。”【46】因为自信不会被骗子滑头利用，但凡前途有尺寸发展空间，就要继续走。

《新人》发起对各地的新文化运动进行调查以及编辑出版专号批评新文化运动，并非出于恶意，也有促使运动良性发展的愿望，不过贬抑原来的运动家和凸显自己主导力的企图还是比较明显的。以该刊同人名义发表的《文化运动批评号引言》几乎不加掩饰地称：

眼前文化运动的发展，固然一日千里，但发展虽速，而进行的方面，却大半不在发展文化应倾向的那一面——反面——我们觉得这样进行不能达文化运动的目的，甚或达到反面的目的，因此，便发行“文化运动批评号”来批评他的错误认识。这“文化运动批评号”，共分三册，三册中间，无一册文字不加重感情的量。这感情都用于批评过失的一面，我们自己也晓得是不公不允，但这是良心命令我们，我们如此做法，并不觉得有应该求人原谅的地方。如论批评的态度，我们自信不好的态度多，好的态度少，甚或完全失了批评的态度，也未可知。但我们所以有这态度，实在是有许多魔鬼，天天将丑态给我们看，天天造出令人愤怒不平或令人惶恐疑惑的事实，使我们坠入黑暗无明的绝境，不能保持平常的态度。尤有一事，我们批评人不好，并不是显我们自己的好，是提高理想的表示，并不是要攻倒他人，任我们自己独来独往——换一句话，我们批评人的不好，是我们理想中有比较更好的一种情形，而我们只是代表那更好的情形说话，并不是以我们自己的资格，批评人的不好【47】。

为了贯彻引言的宗旨，“文化运动批评号”从释名、取向、理想社会等整体意义以及教育、伦理、劳工、女子、废娼、学阀、新村、宗教等具体视角，对新文化运动展开全面批评。孙锡麒的长文《文化运动的过去与未来》全面评估了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成效与不足，并提出将来的发展重点。他充分肯定文化运动是医治千疮百孔的中国的良药，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要创造一个新中国，必定先要设法使文化运动能够继续向前发展。为此，要以两三年来文化运动的效果和弱点做根据，定出今后的方针。

孙锡麒指出，文化运动包含一切人类社会的现象，张东荪说政治和法律不在其范围内，文化运动者不应与闻政治，这是错误的。新文化运动的效果体现于九个方面，即国民责任心的表现、国际地位的增进、联合组织的发达、学生自治力的发展、学生服务社会观念的提高、女子、劳工及军人自觉的动机和出版品的发达。缺点则有五方面：第一，非必要的一致趋向。大家都做同样的事业，团体或杂志的性质相近。第二，药不对症。中国的文化运动是要改造社会，应该找到对症的方法，适合中国的环境。第三，没有健全的书店。书店和文化关系密切，有指导和传播文化的责任。文化能否普及，要看书店的多少与好坏。现在内地很难买到新版书刊，原版西书更不用说。第四，不能普及社会各方面。如杂志和书籍内容很深，通俗书报大半是供小学生看的，平民看不懂；通俗演讲也只在商埠及其附近；文化运动限于知识阶级方面，把平民丢在一边等。第五，蔑视群众。不做纸上文化运动而从事于实际文化运动的人，对文化的贡献比谁都多。文化运动不是寡头和博士大人的运动，而是群众的平民的运动。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不过是文化运动的先锋队，要把文化发扬光大，还须群众同心协力去做，才能有所收效【48】。

对于未来的发展，他认为应该分步骤实行大联合，文化运动团体由各地到各县、各省的联合，组成全国文化运动联合会。同时分出许多系，按系分人，发行出版品，组织审查会。联合的好处，一是分工研究做事，技艺精湛，事业进步，可以改变现在文化运动笼统不精而且偏重于哲学社会学的状况。二是读书人可以节省光阴、精力和金钱。三是冒牌抄袭的文化运动家必至无形消灭。如在国内多设大学，作为文化的中心点和大本营；设法借资，多派送留学生；在通商大埠、地方乃至乡村，设立完备或通俗的图书馆，使人人都有研究学术的机会；在城乡各地广设平民义务学校；提倡和普及注音字母，以利于快速识字读书；举行通俗演讲，面向完全不识字的人，用浅近语言讲科学常识。总之，文化要向前发展，方针固然重要，运动者更有绝大关系。一些人令人不满，主要在于：一是没有实践精神，能说不能行，或是言行大相径庭。如有些人一天到晚谈女子解放，却不放妻子出门；有些人提倡劳工神圣，出门却坐黄包车，在家骂仆役，使得社会失望，引起反抗。二是文化运动家互相排挤，对于不合己意的学说，则谩骂攻击，最终目的，是要大家崇拜自己。三是造成偶像，失却批评精神，束缚人的思想，真理反不能实现。有些稍有名气者都成偶像，言行举止，不准批评，一旦被批评，他们就会谩骂讥笑批评者，以至有人说“现在文化运动的黑幕重重”。而假文化运动出风头、骗钱、想做官的，不胜枚举，真正的文化运动家百不得一。“长此下去，将来中国的文化运动的结果，说起来寒心——破产！”【49】

尽管新文化运动有许多不足，但成平认为，无论如何，总算在沉寂的旧社会中起了一种新运动，有了许多影响，只需指出不满之处，设法改良，不必深恶痛绝，严厉攻击。即使善意批评，稍有不慎，就会使文化运动受到摧残。应取纯正的友谊的态度，促进文化运动的进步。

在成平看来，文化运动者大都没有明了运动的意义，以为只看外表不问内容的新旧，就可以了事。或是当作买卖，译书著书，不管自己研究如何，只要题目和新思潮有关，拿来就译，能卖出书稿就行。所以新文化运动好几年，上海的大书局出版的好的出版物有限。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两个障碍。但新文化运动不是几个先进者的专利品，更不能因为要附和其学说，就想方设法逢迎。新文化运动是增进全世界文化的运动，纵向融合古今文化，横向融合东西文化。不问新旧中外，只问是否适合人类和能否增进人类的文化，是合古今中外为一体的运动。要在短期内收文化运动的大效，不是因陋就简所能做到，非有各种大规模的组织不可。其中主要的就是报馆、书局和大学。文化运动最大的利器是报馆，中国现在没有合格的报馆，要使文化运动有效，办大报馆最要紧。一位教育家曾说，中国像商务印书馆这样的书局，最少需要400个，还应该有比他们组织完备、主张彻底、真能为文化运动先驱的大书局出现。大学是文化运动的中心点，有健全的人才，才能做健全的文化运动，造就人才之地就是大学。北京大学近年来进步惊人，其文化运动也发生好多影响，可惜限于经费和国立的招牌，受官僚教育部支配，要做文化运动的中心点，还差得远。国内应有一所规模宏大的私立大学，教员严格选举，学生严格管理，并设大学院、图书馆，才能做中心点。总之，要使中国的文化运动得到最大的发展，第一须人人明了文化运动的意义，第二须有彻底的大规模的文化运动【50】。

蔡晓舟声称，文化运动种类虽多，总的大前提就是“幸福均沾”四个大字，否则不算是文化运动。文体改革、女子解放、排斥军阀财阀和邻国侵略，都是要由少数享有变为多数幸福。幸福均沾的社会，便是文化运动者要求的理想社会，所有社会分子都得到平均发展个性的机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现在的社会有男女阶级、智愚阶级、资本制度、国家藩篱等四大障碍，相应的破除之道有四方面：第一，解除女禁，女子平等入学，女子参政，废除娼妓妾婢制度。第二，改良文字，推广学校。第三，开展打破资本制度运动，推动强权转移和同化。分工是造成阶级的总因，要想推翻军阀财阀，应放下士大夫的架子，与劳动者为伍，否则，说得天花乱坠，终是自欺欺人。第四，用文化运动破除国家藩篱，传播世界语，实行儿童公育，解决寄生生活、遗产制度等问题。完全打破这四种障碍，便是文化运动完全成功、理想社会完全实现之时【51】。

还有人将学阀视为文化运动的障碍物，认为政府的压迫，反倒促使文化运动成功。垄断学术，包办文化运动者为学阀。“所谓学阀，以自命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带党派色的有名新闻记者为本位，其余北京大学里头一小部分为学未成的学生，就做他们的羽翼。他们在文化运动中间像煞狠出力做事，其实他们的大前提，还在名与利。”一般人如果崇拜、信仰、赞美之，传布其主义，就视为孝子慈孙，若反对其主义，就全力排挤，置于死地。他们主张文体解放，用时代文学介绍时代思潮，固然是好，不过之前早有人提倡，无功可居。但他们却用残缺不完的文法来规律别人，作为范本，让人攻倒了，还强辩提倡什么第二三字押韵的诗格。这种不讲理的人，还配做什么文化运动。思想不可用于政府管理，不料学阀竟想造成一种中心思想的政府，自己做元首，实行学术界的寡头政治。他们不喜欢别人做文化运动，指为假的恶的不合理的，只有自己做才是真的善的合理的，自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才，可以永远支配全中国的民族。学阀立于似是而非的真理之上，影响号召力大，真用于文化运动，容易改变社会，如果只顾私利，则可怜又可恨。而且，学阀个个霸气，欲享学术专利，孤掌难鸣时，能够互助；人数稍多可以横行时，就互相倾轧。恰好有两个政党争夺包办文化运动，于是相持不下的学阀又各自利用党派的言论机关大肆攻击，文化运动简直成了他们斗争的武器。文化运动的事业，固然不能完全抛弃自己的利益，但属于利他的应更热心更坚决。倘必只求个人的生活价值增高，假文化运动之名，行完全利己之计，就不是文化运动。学阀们倘不欲自绝于文化运动，还是及早回头的好【52】。

陶乐勤着重讨论劳工与文化运动的关系。他质疑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哪里去了，“仅是嘴上说文化运动，或是胡说白道的做几篇文化运动的文章，再出几本差不多千篇一律的杂志，就算是文化运动么？我想这不过是借此出出风头，骗骗人家，那里有什么确切的研究，充其量也只是贩卖些东鳞西爪和断章取义的文字。凭他高谈什么民治主义，什么阶级斗争，什么儿童公育，什么新村，什么工读互助（表面的）团，这些牛头不对马嘴，不切事实的话，但他自己的良心，却十九知道这种事实，完全是一场假戏，并没有丝毫的价值”。他认为必须“要和劳工生出关系来，才算是文化运动”。他宣称自己的文化观念是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化的、普遍的、平等的、持久的文化，全体人类都能享受，增高其向上、适当、高贵的生活。文化运动就是要将生活的智识传染于人。工人负担的社会任务，是使社会自强不息，这关系到社会的生存。从前文化运动是自然进行的，为加速文化的进步，文化运动要普及一切人类。文化运动若不普及于工人之身，不过为“少爷小姐——贵族富豪的产品”的自由恋爱，提升利用他人的能力，来增高自己的地位。文化运动的文字如果要求版权著作权稿费，连记述杜威的演讲也禁止转载，那就变成了升官发财的敲门砖。文化运动须使劳工增加文化，恢复其固有权利，共享其产物，方不愧为文化运动。因此，文化运动对于创造文化却享受不到文化的人要格外留意。新文化运动从形式上可以区分为以前、现存和以后，以前主要是出杂志周刊，露天讲演，办义务学校；现存主要是编丛书，遣派出洋生。一言以蔽之，这些依旧是为资本与知识阶级着想。露天演讲的内容和义务学校的学生，与工人关系不大，所以以后的进行方法要联络一气，协力互助；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使劳工有时间和余力从事文化运动【53】。

王无为以人们普遍关注的教育问题为切入点，认为文化运动的最良工具是教育。教育方法要在启发动机，融解迷执，引设情感，修养才能，陶冶性情。教育进步，文化、文明则相应进步。教育宗旨在于使人顺应时势而得便宜的生活，所以教育方针必须随时势为转移，并预测时势之所趋，以为教育张本。教育可以养成适于时势的人才，间接实现未来的新文明。因此，教育就是文化，文化的原质就是教育。中国要做文化运动，表面看是文化进步太迟，事实上还是教育不够进步。中国教育的问题主要是制造寄生阶级，不普遍，不能调和个人自由与社会拘束，逆世界潮流。因此要普及教育，要养成适合世界潮流的思想技能。今后的文化运动，应注重教育方面，普及教育。为此，须努力扩充教育费的要求，至少需国税收入的百分之三十【54】。

周畹兰从女性视角考察文化运动与女子运动的关系。她指出，由于1918年各种报刊不遗余力地攻击旧伦理礼教和家庭社会制度，于是知识阶级女性要求男女平等，男女同学，女子独立，反对包办婚姻。后随着文化运动发达，新出版物极力鼓吹女子问题，邓春兰要求北京大学开女禁，上海李果、程孝福发起女界联合会并组织《女界旬刊》，湖南发刊《女界钟》，中国女子运动开始兴起。不过，女子经济独立问题不解决，自主自立没有基础，这种跛行式的文化运动，对女子不但没有帮助，反而给她们增加了许多痛苦。周畹兰希望女子一方面要觉悟，一方面得到男子的有力扶助【55】。

王无为则进一步指出，与女子解放直接关联的还有废娼问题。解放与改造，第一要解放的就是娼妓。他希望一般文化运动者不要高谈阔论，反复介绍罗素、马克思的学说，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应多做几篇讨论废娼办法的文章，做眼前解放妓女的指南针，还应组织救济机关，集合各都会强有力的团体。如果文化运动者都只做白话运动或时髦人的无政府运动，谋求自己的名利，不顾社会的情状，对于颠连无告、婉转呻吟于恶制度下的可怜人——如娼妓——不肯加以援手，那么文化运动就不如不做。文化运动要提高人的生活，使人人具备完全人格与正当人权，首要废除的就是娼妓制度，所以废娼也是文化运动【56】。

五四前后，新村主义流行，且争议较大。邰光典断言新村是积极而非消极，非桃花源，乃另立一新社会的模型，以便世人仿制，并且是和旧社会宣战的大本营。他认为，新村是一种新组织，求物心两面改造，皮肉一致，表里相应，是要打破现在的知识阶级，加入劳动团体。以新村为基础建立的小组织，将来要扩充为世界性的大联合，而不是胡适所说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组织新村是要改造旧社会的旧生活，另创新社会的新生活。一般人误会新村是模范村，实则是要努力做模范的人，而不是模范的国民。和新村形似而实不同，南京的启新农工场有限公司，仿美国兰路村，须每人认股二百份（合一千元），然后可入住工作。新村没有股本和工值，自愿担任不同的劳动。如北京的平民组织，计划改革平民生活，类似欧洲19世纪俄国的往民间去。而龙华的新村简直就是模范村，设立机关，行使行政司法警察权。组织新村，是以根本改造旧社会为目的，不是以新村为目的。新村完成，是以创造新社会为归宿，不以新村为归宿。新村的第一步，做两种文化运动，一是精神改造运动，本人道主义的神髓，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堕落的人心；一是物质改造运动，人人工作，才有饭吃【57】。但在既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一般人怀疑新村的互助生活难以落实。

王靖则论述伦理与文化运动的关系，主张建设爱的伦理，以免除祸乱，享和平幸福；将不自然的家庭，变为自然的家庭；将无感情的社会，变成有感情的社会【58】。

四、消极的乐观

《新人》“文化运动批评号”的撰稿人中，有不少当时已经成名或后来成为名家者。他们针砭时事，各抒己见，不乏真知灼见，所提出的改进办法或主张，不无可取之处。虽然他们有的指摘未免过当，有的批评过甚其辞，有意气之嫌，但总体上仍是希望有所改进。只是这些批评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三点负面印象，一是运动开展仅仅一年，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已经令人忧心忡忡；二是表面的繁荣恰好反映出运动既未能深入城乡民众层面，又没有真正进到社会改造的阶段；三是未来怎样才能良性发展，意见纷纭，莫衷一是。

到1921年，这些情况非但没有切实改善，运动反而趋于沉寂。慧心注意到：

我国年来如火如荼之新文化运动，近忽呈沉寂之象，杂志中鼓吹文化最力者，最近或停版，或延期，或内容不如从前之丰富，文字不如从前之精纯。报章中以鼓吹文化相号召者，最近或面目犹是，精神已非，或形成变相之艺林，或仅充谩骂之篇幅。丛书中以培植文化为职志者，最近或中止，或缓期，或杂取各志已登之文字，而附以新名，或任意多译舶来之小品，而诩为鸿制。凡此皆非新文化运动中之良好现象也【59】。

尽管如此，慧心仍然对新文化运动抱消极的乐观态度。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非仅摭拾一二新名，即已蒇事，其要尤在于探新文化之精蕴，以应用之于吾人之实际生活。而欲探新文化之精蕴，非有极深研几之精神，决难收最后之效果。今新文化运动虽忽呈沉寂之象，然安知不由于前此新文化运动试验之结果，发见其肤浅粗疏之处，知非从根本用力，必无由探新文化之精蕴者耶？就愚个人所知，则前此常以文字相见者，方今为极狭极精之研讨，前途正未可量也。故在新文化运动之表面，虽属消极，而在从事文化运动者之自身，则为积极。由是以言，愈消极则所以贡献于新文化运动者愈大，固未可一端论也”【60】。那些以新文化的旗帜遍布于各处者既广，即沾沾自足，或厌恶新文化，以无法抗拒而遁入消极之途者，都不足与言。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负面评价包含两种取向，一是嫌其不足，希望改进；二是存在问题，要求解决。这两种取向都有积极意义。可是如果既不能改进又无法解决，就会走向否定。面对“一年来文化运动，其轰烈稍逊于前，人遂疑其有衰征”的情形，刘麟生认为这不是危机，而是“冷观”。所谓“潜进与衰征不同，思精体大，不求近利，不慕虚名，是谓潜进；粗浅浮嚣，一知半解，是有衰征。衰征之召冷观，乃事之常，若潜进时，人亦有抱冷观者，则必文化运动时，未遵守数种必要条件”。文化运动有不可犯之戒：第一，“无真实可靠之学术，已不足为文化运动之人物。次一等言之，犹须有真实求学之心。若以新文化为卖弄之具，标榜之资，必不可以持久”。第二，“虚骄之气，最招反对者之厌恶。古人所谓恃才傲物，当引以为戒。前此文化运动时，未尝无此种人物，此后宜以驱除之为目的”。第三，“自新文化传播以来，肆口谩骂，乃成一种普遍之特质。夫批评为吾人所应有，若诋讥过甚，已足短人之气，而况挟以成见乎？此为文化运动时之大病”。第四，“对于旧者宜为片面或一部分之容纳，旧者之中，未尝无一二可取，犹之新者，亦未必尽善也。今一概抹杀之，转授彼等之口实，将益增进行上之障碍”【61】。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犯了几种大忌，这究竟是由衰征还是由潜进造成，有待冷静观察。

远在德国的张梦九称，两年来，国内眼见耳闻乃至相摩相撞的空气，莫不是新文化运动。照现在自负新文化运动的人和出版物的内容，仿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与生命，无非是“做几句油腔滑调的白话诗和几编呀呢呵的白话文和办点时髦而不要学问的杂志”。“新文化运动若是这样，那真可以无须提倡，因为中国人是向以文章自豪的民族，中国是向称出产文章丰富的国家，就是白话诗文，也是早已有的……有叫人终身看不尽的光景，何必再劳诸先生们，到现在来费笔、费纸、费墨，消耗时间，扰乱空气呢？”文化是使人类生活同化文明的意思，因为“旧”的不适用了，所以才要换新。为此，新文化运动的生命和精神，绝不仅是办点时髦杂志，做点白话文章。近代欧洲文明的演进历程显示，先以社会革命，继以国民哲学，终以发展科学，新文化运动的生命才有完成的一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应具备不偏颇、不假借、社会一致的精神素质【62】。

有人慨叹两年前文化运动初起时，“什么定期刊，什么小组织，何等发达！何等热闹！如今热度俱已不知降到何处去了？”只剩了旗帜最鲜明、宣传合作主义的《平民》仍旧不断地研究鼓吹【63】。总体情况不佳，基层社会更差。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说：“中国今日的文化运动，像烤大块面包似的，外皮烤焦了，里面还是生。”有人觉得这实在是文化运动的写真。交通便利的都市，若有人说“解放”“改造”，已为“陈言”。但到乡间，一般乡民，仍埋首作锁关时代的人，过几世纪前的生活。20世纪的新生活、新幸福，不消说没有尝着，连许多名词都没有听见过。文化运动旱涝不均，将来难望有好收成【64】。

新文化运动不普及的情况，引起《民国日报·觉悟》的高度关注。时人称，虽然人人晓得文化运动必须普及，但有些人却“不能立刻去从事普及运动，致使那些闭塞的地方，仍旧在半夜里营那黑暗生活。这真是文化运动前途的隐忧呀！”浙江台州“原来是很闭塞古旧的，现在虽然有几个新学界中人，创办些石印出版物，但都是滥竽充数的东西，真有讨论研究价值的文章，是很少的。即有几个中等学校，像我们这第六师范，学生界中除了几本教科书外，还是念四书五经的多，回浦高小学校今年改用白话教科书，那些遗老们还是大骂，把他们的子弟都叫回去了”【65】。《觉悟》希望大家切实讨论如何才能使守旧的人觉悟起来。其时，《申报》载有“盐城县市乡争毁墓电”，谓盐城劝学所假新学说，提倡毁墓，某校掘塚于前，某校毁墓于后，似此邪说，有碍风化。据熟知内情的北京大学学生称：“所长宋泽夫先生是我底父亲，他提倡新文化不遗余力，一般旧董劣绅，衔之刺骨。某某两校底墓，曾经掘毁，因为那些墓刚刚占住学校底地皮，扩张学校，势不得不毁的。那些守旧先生们，便说风水要紧，无论如何，不能毁的……我们天天在这里做新文化运动，渠们住在穷乡僻壤哪得知道呢？在我看来，乡村底文化运动，不能不积极地去做啊！”【66】

地方上即使一些颇有成效的团体，长期坚持运动也感到困难重重。1921年2月25日，以无锡北塘张成弄西为通讯处的无锡五七团致函邵力子，称：“我们自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人们在社会上尽一些义务，到现在共开常会六十余次，临时会二十余次，举行演讲一百八十余次，发行月刊四期。我们自愧不学，所做的不免都有错误的地方。独秀先生说：‘与其邀集朋友办杂志，不如邀集朋友办读书会。’我们狠赞成他底话头，所以要有读书会底组织。”可是，为经济束缚所苦，“征集书报的办法，只有以下的两种：（一）要求各杂志社底优待——取价低廉。（二）互换杂志（如比我们底杂志价贵，另代介绍）。”无锡五七团不得不哀声呼吁：“文化运动底同志们！有怜惜我们援助我们的吗？”【67】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与反省表明，如果不将五四前的新思潮与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则新文化运动并非如通常所描述的一路高歌猛进，发端不过一两年，便已经显露出诸多局限和疲态。各种批评的声音，无论初衷动机如何，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问题的症结。至于反省的意见，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切中要害，却显然超出了新文化运动力所能及的范围。尤其是扩展到包括政治在内的各领域、深入普及到基层社会的劳动群众以及形成专门高深的科学、防止盲目照搬三方面，新文化运动者都显得力不从心。换言之，解决这些问题超越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为运动者力所不逮。而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运动者不得不突破既有限制，推动社会运动走向国民革命，并且将新文化运动作为政治与社会革命的辅助一直持续下去。

本文注释

【1】由于前人将五四前后的新思潮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甚至将戊戌以来的革新一概视为新文化运动，因而鲜有以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为主题的研究（详见桑兵：《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尤其是绪论部分的学术史追溯），更不要说探究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与反省。本文所谓批评与反省，是当时人而非后来研究者的。认定不同，内容及侧重自然有别。要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了解亲历者批评与反省的本意，才能认识历史的实情，而不至于将认识与事实相牵混。

【2】君实：《新文化之内容》，《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10日，“译论”，第1～2页。

【3】君实：《新文化之内容》，《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10日，“评论”，第2～3页。

【4】郑振铎：《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1920年4月28日），《新学报》第2号，1920年6月1日，第6～8页。

【5】瞿秋白：《文化运动——新社会》（1920年3月6日），《新社会》第15号，1920年3月21日，第1～2页。

【6】陈方：《“学生政治”与文化运动》（上），《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5页。

【7】陈方：《“学生政治”与文化运动》（上），《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5～6页。

【8】陈方：《“学生政治”与文化运动》（上），《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6～8页。

【9】陈方：《“学生政治”与文化运动》（上），《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9页。

【10】陈方：《“学生政治”与文化运动》（上），《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9页。

【11】陈方：《“学生政治”与文化运动》（上），《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10～12页。

【12】陈方：《“学生政治”与文化运动》（上），《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13页。

【13】卞鸿儒：《我之新文化运动中修养观》（1920年12月31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31号，1921年3月19日，第11页。

【14】卞鸿儒：《我之新文化运动中修养观》（1920年12月31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31号，1921年3月19日，第12～13页。

【15】卞鸿儒：《我之新文化运动中修养观》（1920年12月31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31号，1921年3月19日，第14页。

【16】卞鸿儒：《我之新文化运动中修养观》（1920年12月31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31号，1921年3月19日，第15页。

【17】卞鸿儒：《我之新文化运动中修养观》（1920年12月31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31号，1921年3月19日，第16页。

【18】卞鸿儒：《我之新文化运动中修养观》（1920年12月31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31号，1921年3月19日，第17页。

【19】周长宪：《批评的精神和新文化运动》（1920年10月9日于北京），《民国日报·批评》第1号，1920年10月20日，第2版。

【20】牟谟：《我对于新文化运动家的希望》（1920年11月30日），《青年周刊》第39号，1920年12月6日，第1页。

【21】卞鸿儒：《我之新文化运动中修养观》（1920年12月31日），《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周刊》第31号，1921年3月19日，第14～15页。

【22】坚瓠：《文化运动之第二步》，《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10日，“评论”，第3页。

【23】坚瓠：《文化运动之第二步》，《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10日，“评论”，第3～4页。

【24】昔尘：《文化运动之分功》，《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号，1920年11月25日，“评论”，第3页。

【25】《郑伯奇致恽代英信》，《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第64～65页。

【26】昔尘：《文化运动之分功》，《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号，1920年11月25日，“评论”，第3页。

【27】邓哲民：《我们怎样预备创造新文化？》（1920年4月24日），《新陇杂志》第1卷第1期，1920年5月20日，第4、6、8页。

【28】一民：《乡村中文化运动的困难（致力子）》，《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7月22日，第4版。

【29】王炽昌：《文化运动的扩张和修正》，《少年社会》第2期，1919年12月，第3～4页。

【30】王炽昌：《文化运动的扩张和修正》，《少年社会》第2期，1919年12月，第5～7页。

【31】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星期评论》第48号“劳动纪念号”，1920年5月1日，第2张第1～2版。

【32】行侯：《文化运动的重心要移到劳动阶级（续）》，《旅欧周刊》第45号，1920年9月18日，“读者论坛”，第3～4页。

【33】陈启修：《文化运动底新生命》，《学艺杂志》第2卷第2号，1920年5月30日，第1页。

【34】陈启修：《文化运动底新生命》，《学艺杂志》第2卷第2号，1920年5月30日，第4页。

【35】陈启修：《文化运动底新生命》，《学艺杂志》第2卷第2号，1920年5月30日，第6～12页。

【36】陈启修：《文化运动底新生命》，《学艺杂志》第2卷第2号，1920年5月30日，第13～15页。

【37】天民：《文化运动和自动教育》（1920年1月1日），《教育杂志》第12卷第1号，1920年1月20日，“论著”，第1～4页。

【38】姜琦：《新文化运动和教育》，《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5号，1920年3月1日，“附录”，第74～81页。

【39】王?：《文化运动与小学教育》，《云南小学教育月刊》第2号，1921年5月30日，“撰论”，第2～5页。

【40】高奇如：《幼稚教育在文化运动中之地位》，《北京女高师幼稚教育的研究》第1期，1920年12月，“通论”，第35页。

【41】郭绍虞：《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殖事业》（录《晨报》），《东方杂志》第17卷第11号，1920年6月10日，“最录”，第123～127页。

【42】周玲荪：《新文化运动和美育》，《美育》第3期，1920年6月，第1～16页。

【43】寿毅成：《小图书馆与大文化运动》，《东方杂志》第18卷第2号，1921年1月25日，“最录”，第118～119页。

【44】人道：《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兴华》第34册，1920年9月8日，“选评”，第26～27页。

【45】吴芳吉：《一个文化运动家——梁乔山——的传》（1920年5月17日），《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7～17页。

【46】无为：《文化运动释名》，《新人》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18日，“通讯”，第2～5页。

【47】同人：《文化运动批评号引言》，《新人》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18日，第1～2页。

【48】孙锡麒：《文化运动的过去与未来（上）》（1920年8月3日），《新人》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18日，第1～14页。

【49】孙锡麒：《文化运动的过去与未来（下）》（1920年8月12日），《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1～11页。

【50】成平：《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1920年8月3日于北京），《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1～7页。

【51】蔡晓舟：《文化运动与理想社会》，《新人》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18日，第1～10页。

【52】王无为：《文化运动之障碍物——学阀》（1920年7月29日作于上海），《新人》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18日，第1～8页。

【53】陶乐勤：《文化运动与劳工》，《新人》第1卷第6号，1920年9月8日，第1～16页。

【54】王无为：《文化运动中的教育问题》（1920年8月13日作于上海），《新人》第1卷第6号，1920年9月8日，第1～13页。

【55】周畹兰：《文化运动与女子运动》，《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1～4页。

【56】王无为：《文化运动与废娼运动》（1920年8月9日作于上海），《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28日，第2～9页。

【57】邰光典：《文化运动中的新村谭》（1920年5月22日于天津北杨村），《新人》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18日，第1～13页。

【58】王靖：《文化运动中之伦理问题》，《新人》第1卷第6号，1920年9月8日，第1～13页。

【59】慧心：《新文化前途之消极的乐观》，《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1921年6月25日，“评论”，第3页。

【60】慧心：《新文化前途之消极的乐观》，《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1921年6月25日，“评论”，第3页。

【61】麟生：《谈文化运动之冷观》，《约翰声》第32卷第1-2号，1921年1—3月，“社言”，第3页。

【62】张梦九：《新文化运动底精神与生命》（十月一日自德国寄），《学艺杂志》第2卷第10号，1921年4月1日，第1～8页。

【63】《殳伯致平民社诸君》（1921年12月17日），《平民》第85期，1922年1月7日，“通信”，第3版。

【64】博我：《旱涝不均的文化运动》，《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2月1日，“随感录”，第4版。

【65】瘦梅：《文化运动不普及的现象》（1921年10月23日），《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1月1日，“通信”，第4版。

【66】宋我真：《乡村文化运动底急要》（1921年1月16日于北大），《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21日，“通信”，第4版。

【67】《一个团体对文化运动者呼吁》，《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2月28日，“通信”，第3版。

桑兵，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