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受到外部震荡冲击并谋求新发展，基于自身的文明特性和时代境遇，中华民族的自觉具有突出的集体性，表现为中华民族于文化转型、关系重建、集体重塑、使命维新等范畴展开的理性反思与文明自觉。新文化运动伊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积极引进马克思主义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要致力于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及“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其特点是“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突破性推动中华民族的文明新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现代性、创新性、人民性、民主性、民族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结合”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赋予现代性以中华文明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立中华民族当代的文明新觉，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征程，推进了中华文明的新发展。
【关键词】“两个结合”；现代性；新文化运动；中华民族新文化
一、导言
中华民族是具有韧性的民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开放包容，善于汲取一切优秀的文化、先进的技术，并不断内化、创新、发展。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为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作出贡献。历史上有很多文明，因为地理变迁、气候变化、军事冲突、文化入侵等因素而消失，中华文明则以鲜明的主体性，伴之以相对稳定的地理空间、统一的政治体、繁盛多元的民族、对中国国家的信仰等因素而传承至今。对于中华文明的特性，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做出了概括。这一精准的概括也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为何具有长盛不衰、团结统一、包容创新、和合共生之韧性生长状态的内在禀赋，这些内在禀赋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
然而，封建社会末期成为历史上中华文明受到最大冲击的阶段，“国家蒙羞、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自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动对外殖民起，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侵略、文化入侵等改变了很多民族的发展进程。一方面，使其原有的文化体系、传统的社会结构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其内生性地发展现代工业、走向现代国家的自主道路。
在以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中，学界充分研究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以“两个结合”促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之路，尤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中华民族现代性“新文化”的生成逻辑较少论述。“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如何“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如何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还需要从“两个结合”的内在机制、逻辑和演进过程中深入挖掘。本文选取相关思想变迁路径，以中华文明韧性、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现代性哲学内涵结合考察，对中华民族自觉过程中建立“新文化”、推进“文明进步”的早期过程进行探源论述。总体上，对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新社会、新国家，中国共产党具有清晰坚定的使命，并且进行了以“第二个结合”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伟大实践。
二、文明韧性的现代性转型与复兴使命
现代性是一个包含着复杂内容的哲学概念，也很大程度地凝聚着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历史以来所共同生成的特性。由于工业革命、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源起于西方，因此，现代性被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西方的哲学家对其作出了丰富的研究。实际上，随着现代化在全球的发展，现代性在全球，包括东方都发展出丰富的内涵。这使得我们有必要从两个方面认识现代性。一是现代性的通约性，二是现代性的多元性。现代性的通约性与多元性的辩证统一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必将走向世界的现代化做出了说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性弊端和危机进行了揭示，并论证了人类社会必将在高度的物质繁荣与社会化大生产中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一种总体性的现代社会理论，主要通过资本逻辑来审视现代性的生成、矛盾与超越问题，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来开启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路径。”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建立在“人的自由个性”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阶段，人们才能从“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达到确定性与自由的统一。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既能够实现现代化，又能够构建完整的现代性，并摆脱现代性弊端的理想状态。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功，这说明了现代性的文明多样性以及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建构的价值。中国是如何塑造属于中华文明的现代性的？“两个结合”在文化哲学上的生成机制是如何表现的？在既有的理论话语中，从现代性角度切入的研究很少，这使得我们无法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于现代性的贡献，尤其是现代性作为一种文化话语权，中国不能“拱手让与人”，而是要深入探讨继承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以及包含中华文明韧性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是如何生成的，这关系着中国当下的现代文化自觉，也关系着中华文明的新发展。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必须承认现代化具有先发性和后发性。后发现代性国家在以模仿性、追赶性启动的现代化探索中，面临着既要实现民族独立自强和国家现代化，还要保持自身文明韧性，并将其转化为现代化系统韧性的历史难题，尤其是作为具有悠久文明的“伟大的历史民族”其深层的使命理性是在“文明复兴”的意义上实现现代化。这也意味着国家的现代化要从模仿性转变为建构性和创造性，才能行稳致远。
（一）中国社会现代性培育的后发性与民族性
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深层内涵和价值意蕴，除了自身的特性，无疑也具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西方国家和地区现代性一定的通约性。这一通约性表现有二：一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既包括物质层面又包括精神层面；二是传统的臣民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或者说人民国家转变。
但是，中国作为后发性现代国家，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其现代性的开端并不是自发和内生的，同时也不是复制西方的，而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从模仿性建构开始并最终走向创造性生成的。后发性现代国家的文明转型处于外部压力危局之中，现代性思想的来源呈现知识精英从外部译介获取，并且自上而下地向社会传布；而民众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反抗则形成自下而上的革命动力。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悖论，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思想，又要面临被殖民者宰制而寻求民族解放的局面。总体而言，后发性现代国家的现代民族之路是十分艰辛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制度的选择上都经历过激进西化与回归传统，之后二者反复博弈，最终平衡调适的过程。
（二）中华文明复兴的使命与路径探索
如上所述，作为后发性现代国家，中国虽然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但依然是在外力推动下打破自主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然后才自觉地寻求现代化道路。中国的现代性任务清单既有与西方相同的一面，亦有其独特性。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天下秩序、封建王朝，被动进入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这种自觉，包含着现代理性精神的确立。西方的理性精神偏重于个体，而东方尤其是中国偏重于集体理性。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的相继开展，在集体理性的自觉中，中国从传统伦理性国家的自足自洽转向探索自身文明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生存、走向和复兴的重大问题，从而形成现代理性反思。总体上可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文明韧性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关系重建。中国并不是自发经历较长时段的内生性资本主义发展而形成现代性的觉醒，而是在外部压力下的急速调整。因此，中国现代性的关系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时空观变化下外部关系的重新认知；二是在新的外部局势认知下内部关系的重新思考与整合。在三千年大变局下面对中华文明、民族和国家危机，中国人从天下体系的时空观、秩序观的迷梦中走出来，重新发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并对自身定位形成理性认知与重新建构。1898年，谢缵泰创造的漫画《时局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中国处于列强环伺的险恶环境。由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的辉煌成就所铸就的自信与强大，虽然对西方殖民者“船坚炮利”工业科技领先性的认知凸显了自身的滞后与差距，形成了对民族自尊心深刻的冲击，但这种文明的韧性所产生的民族精神使得中国人即使在清醒地认识到所处的危机时，也始终保持着自身文明的视野。因此，现代性开端的“睁眼看世界”后，除了少数人的悲观论、文明灭亡论外，中国的有识之士是以“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文明复兴”进行自我定位的。毫无疑问，“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国各族人民近代以来最炽烈的梦想。从1894年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到1900年梁启超提出“少年中国说”，再到“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提出“中华民族之复活”，等等，无数仁人志士都为之不懈奋斗。这说明在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的低潮阶段，更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特质中重建民族自尊，汲取不竭动力。这一文明的自信与韧性赋能当时中国的关系理性建立，使中国人充分认识到对外必须努力自强崛起，在国际关系中要纵横捭阖，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对内要促进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人士的团结奋斗。
2.文明韧性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集体重塑。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从开端起就具有强烈的集体理性，抑或说，中国的现代性是以集体自觉的形式产生的。在此背后，是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连续性、包容性等直接相关的。对于自身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的信仰，儒家文化的责任感、集体主义伦理、家国天下的整体性命运观照和使命感，都使得中华民族的现代性没有更多地体现为个人主义、个体自由的理性，而是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现代化和殖民主义的冲击下，虽然社会各界仁人志士以不同的路径、观念回应，但是以民族、国家的整体性寻求现代化之路的政党组织迅速成长并得到了民众强烈的回应。这也构成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现代共同体得以拥有自觉和稳固的文明韧性基础。但是，这一“民族”集体意识的构建，也具有不同的理论路径。模仿西方国家的一族一国而构建民族集体理性，这在事实上证明并不符合中华文明的韧性。
3.文明韧性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使命维新。中华文明之所以长盛不衰且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已形成强烈的中国认同、中国信仰。这也体现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不可断、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大一统”的维护；二是一种“为民请命”“救民于水火”的民本思想的使命感。中国现代性的使命理性集中体现为“救国保种”“中华之崛起”等强烈的使命，“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在《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来的。从那以后，大多数爱国志士无不以此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可以说，中国自此之后的一切革命斗争，无一不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无一不是受它的催动和鼓舞”。
4.文明韧性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转型。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人文主义色彩的国家，其现代性的塑造还伴随着对自身文化体系的重新反思以及新文化内容的生发。中国的现代性构建结合了中华文明既有特性，呈现出中国现代性的本土文明特征，例如，中国的现代性继续呈现出中国传统文明的集体性、使命感，这实际上与中国传统文明的统一性、连续性、包容性等特性密切相关。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华民族的现代性更具有集体自觉的特点，中华民族的现代构建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性生成的最核心内容与载体。这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的现代概念的生成上，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主动探索与定位。“救国保种”的强烈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体主义使命精神，包容创新外来新思想并内化于自身发展等文明韧性，为中国现代性的民族性生成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与哲学沃土。
三、新文化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推进中华民族的文明新觉
虽然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致力于中国走向现代化，但无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对西方资本主义从技术、制度到文化的模仿始终不能带来一种能够实现民族解放与复兴的思想突破。直到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将新文化运动引向中华民族思想的变革与文明的新觉。
（一）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引入
新文化运动（the New Culture Movement）是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运动后期进入了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文化与革命洗礼，逐渐为中华民族现代性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李大钊第一个在中国的大地上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大旗，撰写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在“五四”影响下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令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传播。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厘清了现代文明与资产阶级文明的关系，为发展中国家现代性的民族性指明了道路，也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拨开了思想迷雾，指明了正确方向，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设意义重大。
首先，从马克思关于文明的论述来看，他承认了广义的文明。对于蒙昧阶段之后，历史上人类不同阶段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称之为文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以分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作为“文明时代”的要素，“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其次，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世界的巨大改变，高度评价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突破性变革意义和历史进步意义，“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再次，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文明的掠夺性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此处的“文明”无疑是特指资产阶级文明。马克思还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批判了资产阶级文明在殖民地展现出其本质上的伪善和野蛮。
综上可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文明”既有广义的含义，也有特指的资产阶级文明。对于资产阶级文明的历史进步意义进行了肯定，对其野蛮性、伪善性、剥削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二）以马克思文明观为指导建立包含中华文明韧性的现代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建立深刻的关系理性的理论指导，面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及深层逻辑，中国共产党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知，对中华民族内外关系中所面临的矛盾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连续性等特性制定中国革命道路的方针，即必须彻底放弃对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认识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依靠无产阶级，团结国内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彻底走向解放，走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现代性的关系理性的形成与成熟，也是中华民族概念和理论逐步成熟的过程，体现为从“中华民族是一个”等讨论等深入展开，思想界急需理论共识的时候，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在长期对中国民族问题实际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组成的”之中华民族观念，代表着深刻的、符合中华文明特性的现代民族关系理性的建立。
第二，在西方，“民族”（nation）的现代建构是国家走向现代性的历史路径，也是集体理性生发的载体，在具有悠久文明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东方大国，传统民族向现代“民族”的转型和建设，担负着延续、演进传统集体认同，以及建构现代集体理性的复合性功能，其突出表现就是对“大一统”的现代理性转化，以及以民族解放运动取代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承继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传统、包容性传统，致力于构建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真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不是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一统”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形式经历了各民族平等团结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施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等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集体理性的现代建构路径是民族解放运动而不是民族主义运动，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指出，虽然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反抗帝国主义的他民族侵略自己的民族”的革命性，但是也“以对外拥护民族利益的名义压迫本国无产阶级”，“以拥护自己民族光荣的名义压迫较弱小的民族”；而民族解放运动兼具阶级性和世界性，中国共产党要参加的是民族解放运动而非民族主义运动。瞿秋白就曾点明，国民党的政策“就是用宗法封建的方法，结合成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族，以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及固有的宗法道德为名”，其精义在于“将蒙、满、回、藏四民族，同化于汉族，以造成中华民国的国族”。中国自古以来就具有民本思想，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也具有民族平等思想。以民族解放运动为路径而建构的集体理性更符合中华文明韧性，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建设奠定深厚的文明韧性基础与宽阔的复兴前景。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现代使命理性不断生发、成熟而聚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1916年发表的《晨钟之使命》和1917年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就提出“中华国家之再造”和“中华民族之复活”，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关于民族复兴的话语口号。在使命理性方面，中国共产党具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使命。这体现在其反帝国主义的彻底性，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最早使用“民族”一词时就已经明确。1921年11月的《中华女界联合会纲领》第九条指出：“在民族生存权的理由上，我们须与外国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第四，在文化转型方面，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化普及与白话文运动，推进了文化的大众化，将封建贵族小众的、精致的文化转变为大众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认识，瞿秋白指出：“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据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凡此都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中之‘所作’，这种程序是客观上当有的。……若是研究文化，只知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相比于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崇尚的“高尚玄妙”的文化观，瞿秋白对于文化的认识，已经从全民族、全社会的角度认识而具有“文明成就”的综合意义，为中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认知基础。而白话文运动则是推进新文化理性建立的重要路径，体现在：一是作为新文化的传播渠道；二是成为中华民族新精神的媒介；三是作为广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所必需的情感沟通、思想凝聚和团结行动的共同体“催化剂”。总之，新的文化理性推动构建了以各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新社会。
综上，以深厚的文明韧性为基础，在中华文明生死存亡的关键历史时期，国人为赓续文明、寻求民族逆境重生而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继承“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传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关系重建、集体重塑、使命维新、文化转型，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开端的深层底蕴，因而这一现代性的民族性也集中表现为以爱国主义、进步主义为核心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凸显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创新性特性，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现代文明观与中华文化深层结合，走出了中国现代性的民族之路。
四、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塑造
近代以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建设一个怎样的新社会、新国家，以及建设一个怎样的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明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怎样构建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进行了深刻思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把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因此，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建立新中国所决定和要求的，是建立新中国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肯定现代中国对于历史中国、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延续性，另外，推动社会革命、文化创新，坚信愚昧落后的中国是被旧文化统治，文明先进的中国必将被“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统治。
（一）“两个结合”下中国共产党确立“文明先进的新中国”之现代性目标
辛亥革命以来，创造一个现代的中国是国共两党及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如何从古代文明转向现代文明，无论是国家制度、生产方式，还是民族文化都需要实现转型与再造。资产阶级革命派更多地从政治制度、生产方式、思想文化等方面移植或模仿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建立新国家、新社会有着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认识。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客观、辩证、全面地认识资产阶级现代文明，既承认其历史进步性，又对其剥削、野蛮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文明特质，从关系重建、集体重塑、使命维新、文化转型构建中国的现代性，使得中国逐渐走向了与西方民族国家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文明韧性的契合性及其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华民族文明新发展的意蕴与价值，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理论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之路的哲学底蕴和价值内核。正是由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现实与未来有着清醒的认知，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有着深刻的认识。由此决定了其革命方针、革命目标是建立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新文化也有着坚定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不但与其他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认识到中华民族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处境，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与很多被压迫的弱小国家一样处于全世界殖民体系的压迫之中的。从国内来讲，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同样处于这一体系之中，因此必须团结并联合一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在民族革命的路线上，中国共产党承认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权利，使得各民族能成为坚定的、自强的力量，从而在中华民族大团结基础上开展民族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内外关系的理性概括更是一举奠定了现代意义上中华民族的正确内涵。以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兼具的文明韧性特质，体现在一些共识中，例如，“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也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展现出继承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优秀文化遗产，对外坚定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追求民族解放，对内实施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没有移植西方民族国家的现代民族构建方式，以文明韧性为基础深刻构建中华民族的内外关系、集体意识、使命追求、文化形态，为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奠定了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建设一个怎样的中华民族新文化、新社会、新国家，中国共产党也具有清晰坚定的使命。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二）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新文化找到正确方向的关键时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思想界、政治界基于关系理性、集体理性、使命理性提出“振兴中华”目标，力图构建新文化，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无论是洋务派、改良派、复古派，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瞿秋白说：“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他还说：“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祸，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
因此，毛泽东总结，“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五四运动发轫的中国现代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
毛泽东还深刻、系统、明确地论述了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他明确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无限丰富的源泉。”
毛泽东精辟地总结，“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中华新文化的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建设总方针，也成为文艺战线的指导思想。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要为广大民众服务，指出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强调文艺创作不能脱离群众，要反映现实、服务革命现实。这次讲话“成为20世纪至今中国文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改变了后半叶中国艺术的走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始终是文化建设遵循的原则。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各种类型的文化产品以空前的规模进入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也更加繁荣，交往交流的频率更高、程度更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文化产业呈现空前的繁荣。国家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发展、文艺方向的正确领导与管理，既繁荣了文化市场、满足了广大民众对文化产品的精神需要，又保持着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体现了推动文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
五、结语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锐意进取、不断创新，改变了国家和社会的面貌，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今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依然处于中华文明新发展的征程中。中华文明的新发展既是中华民族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而赋予现代性以中国智慧的历史必然，也包含着面对国际竞争，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性理论、话语、实践理性的复杂性和探索性。“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明了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从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发展而言，从关系、集体、使命、文化等范畴又一次处于风云激荡的新挑战之中，需要进一步发展。
在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内外关系构建、集体意识铸牢、复兴使命动员、文化认同提升。这一过程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化了中华文化对于现代性内涵的丰富与发展。首先，构建新时代关系自觉，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分析中华民族当前所处的内外环境，对内提出加强“五个认同”，以及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一系列观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凝聚力；对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国际社会公共产品，广泛推动互惠互利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提出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其次，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集体意识，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再次，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使命新图，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构建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蓝图，推动文明新自觉和文明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化发展、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意义，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提出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出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文化的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民族宗教工作、统一战线、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宣传工作、文化传承发展等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成为当代中华民族文明新发展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明确，中国现代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第二个结合”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最牢固的文明基因、哲学根基和发展理路。从文明韧性的角度考察，在“两个结合”的路径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了一个新中国、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还建立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不断地在塑造一个更“文明进步”的现代中国。这个文明之进步，在于其现代性、民族性、人民性、民主性和创新性。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在现代中国始终确认，在改革开放、现代化、文明交流互鉴中不会走向西方式的现代化和文化西化，更不会走向“复古主义”，而是始终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为本质特性，不断进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现代性以中华文明智慧，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形态。
马俊毅，宁夏吴忠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加强与改进民族工作”（23AMZ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研究”（22&ZD211）。
来源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