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与武汉国民政府形成了宁汉对立局面。围绕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方向，国共双方内部及相互之间都出现了意见分歧。其决策经历了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两次东征被取消，到鲍罗廷由赞成东征转向力主北伐，再到中共中央通过反对立即北上的决议及其被撤销，最后是4月18日国民党的朝令夕改。在此过程中，尽管国共关系日益紧张，但多数人权衡利弊的出发点仍是形势，特别是担心东征后奉军会趁机南下，最终决定北上是迫于无奈的唯一出路。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增加了决策难度，使之呈现一波三折、摇摆不定之象。
1927年蒋介石“清党”后，与武汉国民政府形成了宁汉对立局面。武汉方面立即在政治上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蒋浪潮，但批判的武器毕竟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围绕武汉当局的军事方向即东征讨蒋抑或继续北伐，国共双方内部及相互之间都出现了意见分歧。张国焘发现武汉的国民党人士“对蒋氏行动的观感极不一致”，故“反蒋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等行动盛极一时，但涉及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则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苏联顾问鲍罗廷也表示，“那个时候，在我们自己人中间没有统一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内对每一个问题都有分歧。在有国民党人参加的会议上，共产党员中央委员，彼此进行争论”。
对于这场争论，学界虽已有考察，但失之简略，在一些关键的转折点上仍存在链条断裂，甚至误读史料等问题；论述也大多围绕中共内部争论展开，较少涉及国民党决策层的考虑，更未将此与国共合作的复杂关系及两党面临的共同困境联系起来，无法充分展现其曲折性。本文拟在尽可能还原历史细节的基础上，对这场困扰武汉当局的纷争作更加全面深入的探析。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两次东征的取消
东征的设想最早可追溯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1927年4月，鉴于蒋介石在东南地区的分裂活动已初露端倪，武汉方面有人主张把张发奎的第4军调往南京配合第6军和第2军，加强南京防御，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并监视蒋介石之异动。这个主张得到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的支持。4月3日，第4军已做好开往南京的准备，并决定4日出发。但在出发前夕开会时，突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有二：一是担心长江下游太靠近帝国主义势力，容易引起冲突和干涉；二是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如果和蒋介石完全闹翻，蒋介石一定会扣留汪精卫。参会人员就此进行激烈争论，只有瞿秋白、吴玉章和邓演达三人坚持原议。
为了从军事上说服大家，吴玉章特地征询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意见。加伦答复说：“从北伐的军事观点来看，加强南京方面的兵力是合理的，这样我们一方面可以从武汉沿京汉路北上，一方面可以从南京沿津浦路北上。”吴玉章据此力陈调动第4军去南京的理由，但大多数人仍不同意，这一计划遂告搁置。此事给刚到武汉的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4月18日，他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一份决议中写道：“两周前，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定占领南京。几天后，又改变了这个决定，而主张立即沿京汉铁路北进，去占领北京。”罗易所指应该就是这次东征计划的取消。
4月3日，蒋介石下令忠于武汉国民政府的第2军和第6军立即渡江进击直鲁军残部，意在将其调离南京。此消息6日传至武汉。第6军军长程潜“因此急了，主张立即倒蒋”。与此同时，第2军党代表李富春亦密电武汉，报告蒋介石、何应钦即将到南京建立政治组织。为防止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武汉方面决定先下手为强，宣布迁都南京。7日，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为适应革命势力之新发展及应付革命之需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至南京”。次日，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扩大会议通过该决议案。孙科还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表示，“帝国主义与残余军阀勾结，将革命转为反革命，所以为应付外交，要下一决心，拼命移至南京”，“全体送去受他压迫，看蒋介石有无决心”，明显是要以中央压制蒋介石。
迁都必须有可靠的军队作为前驱和护卫，于是东征再度启动。7日，军事委员会准备了一份“以南京为中心之作战计划”。此事极为机密，据谭延闿在日记中记述，“初与各处长共谈……将开讨论接受政治委员会之议案，令各处长退，及决定乃召还”，足见其慎重态度，唯恐走漏风声。谭延闿还在日记中详细开列了当天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人员名单，大概是因此决策关系重大，有立此存照之意。
但延至11日，政治委员会又决定发表出师河南布告，并令财政部早日筹备大批军饷，以便进行北伐，东征再次被叫停。当时多位在武汉的苏联顾问目睹了这一决策变化。巴库林8日记述：“今天夜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派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去南京解除蒋介石的武装，并决定‘待南京事件解决后’国民政府即迁南京。”10日，他又说：“今天，第四军和第十一军暂缓开赴南京，因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打算重新审查作战计划，打算派兵北上，而不是东进，即现在先不去消灭蒋介石。”另一位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4月7日到9日，武汉政府决定迁都南京，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队伍都已上了轮船和帆船准备开往南京，但后来北进河南的主张占了上风，士兵又上了岸。”鲍罗廷的翻译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也回忆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于4月10日晨举行会议，决定东征，也就是要去讨伐蒋介石。但晚间又召开紧急会议重新审议这个问题。第十二师从4月9日就已登船，准备调防去东线。4月13日，通知师指挥部不再起航，因为行将向河南开拔。”三人的记载在个别时间上或许不甚确切，但无疑都是关于此事之见证。
这两次东征之所以被取消，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蒋介石此时尚未与武汉方面公开决裂，东征出师无名，大多数人仍倾向继续北伐。4月1日，军事委员会颁布训令称，国民革命军将士目前最急切的任务是“打倒张作霖消灭奉系势力”，并决定5日举行北伐誓师典礼，下令各军不久即须开拔北伐。此事虽因一度准备东征而暂停，但至5日军委会又向中央呈文，申请颁发明令讨伐张作霖，并任命蒋介石为第1集团军总司令，该呈文顺利获得通过。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武汉方面仍以北伐为重，无意与蒋介石发生军事上的冲突。
其次，取消东征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态度有关。3月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电询鲍罗廷：“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4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拟派维经斯基去上海联系蒋介石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这样做是否合适”。这表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认为还有可能与其周旋一段时间，试图通过妥协挽救危局。而武汉当局此时仍深受莫斯科影响，同时也不想刺激蒋介石，所以迁都日期迟迟未定，东征计划也屡屡被叫停。鲍罗廷后来说，“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部门（俄国军事顾问）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认为，目前同蒋介石决裂还不是时候，为了革命还可以保留他”，而这种犹豫“延缓了对蒋介石的坚决打击，造成了消极后果”。
最后，蒋介石的军事调动打乱了武汉当局的东征部署。4月8日，谭延闿在日记中记载：“介石电云明往南京，一军随至。情况异矣。”显然，蒋介石将嫡系第1军调往南京出乎武汉方面意料，令其措手不及。为商讨对策，谭延闿、孙科、顾孟余等到鲍罗廷家中聚谈，“亦无办法”。次日，蒋介石进驻南京，增加了驻守南京的嫡系部队。在蒋介石的军队多于武汉方面的情况下，“攻占南京的计划遂被取消”。
二、东征与北伐之争再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决裂，东征讨蒋的呼声再度响起。4月15日，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治蒋介石问题。邓演达提出：“中央是应决定，并数其罪恶，加以讨伐，始能伸张党纪。”彭泽民、吴玉章支持这一主张。高语罕表示：“恐怕不讨伐他，他要讨伐我们了。”唐生智、张发奎等军事将领也表示，蒋介石叛变革命并另立中央，应在其基础尚未巩固时速袭南京，则长江下游问题也易于解决。但顾孟余认为，“对一个人只有惩办，不必用讨伐”，谭延闿、徐谦附和这一意见。会议最后作出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的决议；至于讨伐问题，因涉及军事决策，拟交军事委员会讨论。
在军事委员会的讨论中，继续北伐的主张占了上风。根据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改选结果，当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不谙军事，故军事总顾问加伦经常列席会议，以备咨询。加伦此时不再建议攻打南京，转而主张“积极向河南推进，以便打击奉军，并把对付奉军的战场让给冯玉祥，而后自己沿陇海铁路向南京推进”。他虽然也支持讨伐蒋介石，但“对于名义上属于武汉政府的部队是否可靠没有把握，对这些部队的将领们是否赞同率部反对蒋介石同样没有把握”。据他观察，第4军的将领都主张先北伐打倒张作霖再说，甚至在一般中下级军官看来，如果先东征讨伐蒋介石，“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士气是不易振作的”。加伦还分析说，现在中国有三股力量，一是北京的张作霖，二是南京的蒋介石，三是武汉。在外人看来，张作霖势力最强，蒋介石次之，武汉最弱，张作霖正在河南增兵准备南下，如果能首先消灭张作霖，武汉的实力必将大增，所以应暂时放下东征讨蒋计划，继续北伐。他继而表示自己虽痛恨蒋介石，但东征毕竟是冒险的行动，北伐则更有胜算，且能将潜伏在潼关内的冯玉祥部接应出来。
张国焘同样不赞成东征。他说：“先东征讨伐革命内部的叛逆，在原则上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应当与否，而是能否做得到的问题。现在武汉的要人表面上虽赞成先东征，但是否表里一致，颇成问题，最主要的是谁去打硬仗。二六两军退出南京，已表现出反蒋的不够坚决，第三军守在江西，力量有限，他们会去打先锋吗？听说第四军一些将领们，认为主要的敌人究竟是张作霖，已表示不愿先行东征。唐生智口头虽硬，也不见得会与蒋硬拼起来。因此，东征难免在事实上流产，甚或会引起内部的瓦解，反给张作霖进袭武汉的机会。”加伦听后深以为然，并让他去说服鲍罗廷等人。
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鲍罗廷就“显得十分焦急”，强调用武力讨伐蒋介石，两次计划东征便是出自其手。到蒋介石开始“清党”后，深感局势失控的鲍罗廷“在那几天的态度似近于疯狂”，更是主张东征，“先消灭南京，再渡江北上，从那里进攻北方军阀”。他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立足。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主张立即北伐，强调“应该先去北方消灭张作霖，尔后再去东方消灭反革命巢穴——南京”。对国民党各派系及军事将领的秉性了如指掌的鲍罗廷之所以放弃东征，是因为他和加伦、张国焘一样，也觉得武汉军队不可靠。
此外，北方局势的变化也非常重要。最初，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动员令制定了“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的作战目标。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指出：“我们根本的作战计划本来是决定北上与西北国民革命军连成一气，先去打倒张作霖的。”而冯玉祥此时已发表讨奉布告，声明将率兵出陕，“援鄂攻豫，会师中原”。另经接洽，阎锡山亦表示如果冯玉祥出潼关，“彼时山西一定出兵石家庄，截断奉军后路，不使其一兵一卒得以北返”。4月13日，徐谦、孙科更是明确报告，冯玉祥来电，拟四路出兵，阎锡山担任后路。与此同时，因北伐军所向披靡，吴佩孚在河南的部队土崩瓦解，“豫军几乎全都归附了国民革命军”；甚至还有奉系将领向国民党接洽投降，约有兵力四五万人，其中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有一二万人。
在北方的“大好”形势下，“国民革命军北上的主张便更坚定了”。这其实也是当初两次取消东征计划的重要因素。罗易后来表示：“国民政府曾经通过一个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其理由如下：武汉有供自己调动的、进行北伐所必需的军事力量；在冯玉祥和阎锡山军队的帮助下，可以把张作霖赶回东北；国民政府将占领京津。据说，阎锡山已发表声明支持国民党并接受它的领导，这被看成是有利于北伐的一个新因素。”鲍罗廷也对冯玉祥寄予极大期望，认为“当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军队会合起来时，就会加强武汉政府的力量，因而将能对付蒋介石的兵力”。
事实上，向北方发展原本就是鲍罗廷的想法。在广东时，他就主张“向西北发展，不要过早与帝国主义冲突，与国际打通后，再与帝国主义作战”。他还常以太平天国在上海遇挫为例，说明“与帝国主义冲突对于革命不利”，反对蒋介石进攻上海，认为北伐“首先应占领北京，然后夺取上海”。当蒋介石占领上海并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虽因一时气恼赞成东征，但冷静下来后又主张“北伐到西北去建立革命基础”。罗易后来在中共五大上将此命名为“西北学说”并加以批判。蔡和森还概括了其要点：一是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大，谁到东南不是投降便是失败，所以东南不适合作革命的根据地；二是西北的帝国主义势力薄弱，且又接近苏俄，可为革命根据地；三是如果不迅速北伐到西北，即使蒋介石不打来，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也会崩溃；四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迫在眉睫，不迅速北伐就没有出路；五是唐生智靠不住，非迅速北伐接出冯玉祥牵制他不可；等等。
由于孙中山也早有“西北军事计划”之酝酿，所以国民党对此并不陌生。鲍罗廷此时重提此议，因紧扣时局，便在武汉产生了广泛影响。徐谦说：“因为在东南方面被帝国主义者所包围，我们亟亟要在西北开一条出路；只要这一条出路打通了，帝国主义也奈我们不何。”汪精卫也表示：“如果外交形势变换，我们应该由西北革命同志同心协力，将大陆拿到手内，这也是革命唯一出路。”这个计划也得到军事将领的赞同。他们强调，北伐不能停止，如果国民革命军不向北进军，张作霖就要向南进军；冯玉祥也正在活动，如果他在推进，就要给予支持。因此，国民革命军应继续北伐。在武汉当局的讨论中，这种观点占据了主流。切列潘诺夫说：“武汉的‘左派’拒绝立即打击蒋介石，而决定继续北伐，向河南进发，首要目的是与国民军会师。”
武汉方面对于蒋介石会进一步激化矛盾甚至讨伐武汉的顾虑，此时也有所消除。4月，已与蒋介石合流的第7军军长李宗仁派参谋长王应榆前往武汉游说，“力主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王应榆抵汉后开展工作，不久便电告李宗仁武汉方面大体同意其建议，主张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这一报告基本符合事实。当时武汉多数人认为，“蒋介石至少近期不可能激化和武汉的关系，作为东路军总司令，他还会继续参加北伐”。
在此期间，原先主张东征的唐生智和张发奎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唐生智回忆说：“当时我在武汉，主张除了声讨蒋介石外，还是坚定不移地进行第二期北伐。只要取得北伐的胜利，要收拾蒋介石也不难，我这时最主张努力的，还是第二期北伐。”张发奎也回忆说，“武汉在东进抑或北伐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可以说，军人对于发动第二次北伐是意见一致的”，“影响武汉领导人作出第二次北伐决定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北洋政府的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靳云鹗归顺我方，这意味着我军能够在无阻挡的情形下进入豫南，向驻马店集中；另一重要因素是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同意与我们的进军配合，派遣他的部队东出陕西潼关”，“叶挺、恽代英以及我的其他共产党员友人是支持第二次北伐的，他们赞成同张作霖作战，而不是蒋介石”。
如果说上述北方局势主要关乎二次北伐成功的可能性，那么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则显得更加关键。恰在此时，河南战局出现了不利于武汉的迹象。随着张学良率奉军主力入豫，4月14日，河南靳云鹗部反击失利，急电武汉求援。正是在这一危机下，鲍罗廷态度急转。当天中共中央在武汉开会，鲍罗廷提出：“虽然上海局势严重，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动员所有军事力量来对付河南的张作霖驻军。而且在陕西方面，阎锡山也在反戈，所以我们应先向北进军，继续北伐，打到北京，再反过来对付蒋介石。”他还强调，奉军正沿京汉路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有受奉军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军队应先北伐，配合冯玉祥部消灭河南的奉军，然后再定第二步办法。15日，国民党中执会第二届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鲍罗廷的提议——组织战时经济委员会，其责任为采取必要方法，促进讨奉作战之胜利。此处所谓“讨奉”，即指北伐。当日，巴库林在日记中记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终于解决了进军方案问题，即派兵北上。”
三、罗易反对立即北伐及中共内部的主张
罗易对立即北伐持反对意见。4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明确表示：“在出发到任何地方去之前，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巩固的基地”，目前的任务是扩大工农运动，巩固政权和改组军队。次日，他再次声明：“我也是赞成北伐的，但事先必须作好一定的准备”，立即北伐将面临严重的危险，会使武汉处于毫无防卫的境地，给蒋介石或北洋军阀的进攻提供可乘之机，这种情况下的北伐只是军事冒险而已。罗易还针对鲍罗廷对冯玉祥、阎锡山的幻想指出，北伐“是以冯玉祥和阎锡山将和我们联合的假设为基础的。但即使他们会跟我们联合，也不能消除危险”。因为阎锡山可能成为另一个唐生智甚至另一个蒋介石，冯玉祥的态度也很难预测。如果分裂，北伐军将被迫撤退，那时武汉大概早已失去，最后“我们将走投无路”。从后来的情况来看，罗易此言可谓一语成谶。
与此同时，罗易还严厉批评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必须首先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立即北伐意味着回避这些问题，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策。”此处的“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革命，这无疑是给鲍罗廷扣上了抵制土地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帽子。最后，他提出巩固力量的计划，主要包括在湖北、湖南开展土地革命，对江西、广东进行政治渗透，使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归属武汉政府，在上海和浙江开展强有力的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武装工农，改善同冯玉祥、阎锡山的关系等。李立三后来将罗易的这一计划概括为“主张不征不伐，在两湖深入革命”。
4月15日，罗易再次重申“立即向北进军将证明是不利于革命的发展”，并批评鲍罗廷、陈独秀等“不愿意实现土地革命纲领”。他还系统总结了反对立即北伐的理由：一是北伐没有绝对获胜的把握；二是即使军事上胜利，也会因未发动群众而削弱民众力量；三是向北进军会使南方革命基地招致反动派的进攻。因此，他建议派部分军队到前线，与冯玉祥合作，使他逐渐向陇海路进军，同时在江西、广东和广西恢复国民政府的权力。
在罗易的强烈反对下，鲍罗廷“采用了折中的主张”，对北伐的目标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他不再说要到北京去，而只是要占领陇海路。罗易对此表示欢迎，“我准备同意这样的计划。不越过陇海路的进军纯粹是一种防御措施，这可以纳入保卫我们基地的计划之内……如果北伐是指他今天所说的内容，那么我同意。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性措施，而不是一个进攻性措施”。他还解释说：“当我昨天反对鲍罗廷的计划时，我就说为了防守起见，我们必须向陇海路进军。我是反对立即北伐的，但我不否认，必须抗击北洋军阀，保卫我们自己。”
鲍罗廷和罗易的主张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路。正如罗易所说：“我们观点中的真正分歧：是深入革命还是扩大革命。”鲍罗廷主张继续北伐，“不扩大地盘革命就无法深入”。但罗易认为立即北上会切断同根据地的联系，而且没有退路，“因为它北上时，反革命会在南方站住脚”。蔡和森将这场争论称为“深入广出之争”。他说：“鲍主张立即实行第二期北伐，土地革命待打到北京后再实行。鲁易（即罗易——笔者注）反对此主张，以为现在革命应深入，应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革命之根据地。于是有所谓深入广出之争。鲁易主张先深入然后广出，老鲍主张先广出然后深入。”
蔡和森还回忆，他从莫斯科回国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这场争论。最初参加讨论的有谭平山、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平山、国焘主张南伐取广东”，认为这样可以取得海港，打通国际联系，有利于解决财政和军事上的困难，而且南伐士兵积极性高，敌人力量也比较薄弱，群众基础好，易于取胜。谭平山还强调北伐会加强反动封建军官的地位，对工农群众是有害的，革命力量的均势将遭到破坏。不过他同时表示：“如果作了某些必要的准备，则赞成北伐”。瞿秋白原本主张先东征打南京，然后经陇海路北伐。13日，他又改变了主意，“今天我得到了很多消息，现在我赞成北伐”，但他同样主张先做巩固根据地的工作，“不立即进军”。
4月中旬，陈独秀从上海到武汉后，中共中央继续讨论这一问题。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赞同鲍罗廷的北上主张，“平山、国焘仍主南伐；秋白仍是经过南京北伐”。蔡和森主张北伐，不过要有4个条件：一是在两湖及其他武汉政府管辖范围内立即实行土地革命；二是实行财政大改革，所有财政负担加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身上，免除一切工农和穷人的负担；三是实行军队大改革，军需直属财政部管理以限制反动将领，军队指挥权完全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四是巩固后防，南取广东。他认为这是“主张深入与广出同时并行的，于进攻军阀之同时，给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但张国焘认为：“照你这四条件，等于打消北伐，国民党怎能接受？还是赞成咱们南伐吧”。
在这种各执一端的情况下，罗易的意见一度被中共中央所接受。会议本来由瞿秋白起草决议，但罗易“见之仍不满意”。4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罗易起草的《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决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部分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所以，对北方只能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到陇海路为止，在后方则发展工农的力量，以巩固革命根据地。决议还强调，“越过陇海路之前，巩固基地的工作拟根据罗易同志讲话中的建议进行”，并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作出向北进军的决定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应予考虑”。显然，这个决议主要体现的是罗易的观点，否定了立即北伐。
但鲍罗廷获知此决议后坚决不同意，甚至声称如果中共反对立即北上，不支持他的政策，他就辞职。结果大多数人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意见，主张北上，决议被撤销。18日，罗易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斯大林，汇报了这场争论。他说：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立即北上，以便占领北京和天津，“当鲍罗廷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表示不赞成，因为没有基地的保证，继续进攻会是很危险的”，可“鲍罗廷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都支持北方政策”，“我们建议推迟两周北上，把这个问题交莫斯科处理，但这一建议遭到拒绝”。罗易还建议“莫斯科应当出面干预”。这无异于状告鲍罗廷，因此鲍罗廷扣留了该电报。
四、重启东征及旋即取消
正当武汉方面激烈争论时，上海的中共组织再次提出东征倡议，“准备四次暴动欢迎东征军”。4月15日，周恩来在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分析了北伐军各军对蒋介石的态度，认为“蒋的力量并不大”，只要武汉出兵，有“五万精兵一月即可削平”。他还说：“恐武汉有缓和的变动……我提议立即将此绝端的意见电告武汉。”会议决定由他致电汪精卫。周恩来随即拟就电文说：“武汉果以劲旅五万合三军来攻，胜算可操，如再犹豫，则左派灰心，革命基础毁坏，决无挽救可能矣”。
16日，周恩来又在上海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对武汉此前取消东征提出异议。他指出：“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办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与会者一致同意。陈延年补充说，给武汉的电报，“在政治上，要说明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未稳固前打他，才有胜利希望，如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李立三也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比蒋巩固得多。在军事上，老蒋的巩固进程比我们快得多，如果愈延长，他的力量愈巩固，再加老蒋用反共的宣传，将来很可能取得政治上的巩固地位。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赶快打蒋是毫无疑议，且我们目前不打蒋，蒋将来必打武汉，到那时就非常危险。”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执笔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周恩来起草的意见书论述了东征的必要性，认为如果不迅速讨蒋，“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对于东征会与帝国主义势力发生冲突的顾虑，意见书指出，“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目前北伐并非良策，应“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周恩来还通过分析双方兵力对比，论证了东征取胜的可能性。他认为蒋介石仅有5个师可以直接使用，有的师战斗力已失大半，在南京仅有两个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最后他呼吁：“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从目前材料来看，尚不清楚周恩来4月15日和16日起草的两封电报何时发至武汉，也未见有关武汉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反应的记载。但17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并拟举行庆祝典礼，发表定都南京宣言。这无疑是另起炉灶，宣布武汉当局非法。其实此事早有征兆。4月5日，汪精卫离开上海前曾致信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等人，提议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纠纷，并将日期定为“本月十五日可以齐聚（越早越好，总以十五日左右为宜）”。他到武汉后提及此事，国民党中央虽“允予讨论”，但实际上并无动作。11日，武汉方面听闻蒋介石将在南京开会，决定由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电询蒋介石是否确有其事，如果传闻属实，应马上停止，如果蒋介石等觉得有在南京开会的必要，可向武汉中央提出建议。顾孟余则担心：“电报固然是应有的文章，如果他们已经决定了，不发生效力，又怎么办？”谭延闿也问：“他们宣布开会之后，怎么办呢？”孙科和汪精卫都认为那就意味着破裂，“一线的希望都完了”。13日，武汉获悉蒋介石通电，通知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14日前赶到南京开会。但因是个人通电，武汉方面拒绝讨论。汪精卫则致电沪宁各委员，告知武汉已决定迁都南京，应俟政府迁往后再议开会之事。此时，汪精卫等认为武汉有中央执监委员19人，沪宁不到10人，况且党章规定只有在国民政府所在地才能召开中央执监委会议，因而对南京会议的流产仍心存侥幸。孰料南京竟然真的召开会议，这不能不激起武汉方面的强烈反应，“武汉这面被这消息激动，大家都愤怒异常”。
正是在这种宁汉分庭抗礼、武汉正统地位被剥夺的背景下，突然重启东征。罗易报告共产国际说，18日早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突然取消北上计划，主张向东推进，去消灭蒋介石的力量。鲍罗廷也说，18日早晨，“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在我的住宅里开会。会上决定进攻南京。参加这次会议的军长们，当即得到了相应的命令。这一天军队都在做进军南京的准备”。显然，原已确定的北伐一事又有变卦。推演起来，当是武汉当局受蒋介石另立中央之刺激，加上周恩来等呼吁讨伐蒋介石的意见书引起反响，遂复转向东征。
但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一天，也在进行着取消这一决定的工作”。导致这一突然改变的是加伦，他说服邓演达采纳继续北伐的方案。18日决定重启东征的当天下午，邓演达在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通知大家：“明天正午十二时在武汉南湖举行第二次誓师北伐的典礼，请中央各委员全体参加。”汪精卫也宣布：“明天举行誓师典礼。今晚军事委员会要开临时会议，如果没有特别事故，（现在）可以散会。”这说明他们二人仍倾向北伐，并有把握在当晚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说服大家，再次改变决策。最后，经过邓演达“一个一个将军、一个一个政治委员会委员地做工作”，使他们相信北伐是最佳方案，于是晚上召开的军事委员会又决定继续北伐。谭延闿在日记中写道：下午政治委员会结束后，众人到孙科家聚会，“议午间所决，反复研究，仍大举入豫”。时任军委会秘书长的林伯渠也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九时在交通部军事谈话，决定计划先清河北。”这意味着18日早晨刚刚决定以东征取代北伐的决策，当晚就被推翻。
五、决策的评估和决策中的博弈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期北伐誓师典礼，宣布出师北上。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所部在郑州会师，二期北伐结束。至于其结果，已是众所周知。因为继续北伐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接出冯玉祥，不料“冯一出关就反动，在郑州举行国民党清一色的会议，讨论制裁共产党”，然后又与蒋介石在徐州会面，“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北伐军回师武汉后，虽再度部署东征，但终因冯玉祥倒戈和国共矛盾日益尖锐，汪精卫很快开始“分共”，大革命宣告失败。
如前所述，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的两次取消东征，到鲍罗廷由赞成东征转向力主北伐，再到中共中央通过罗易起草的反对立即北上的决议及其被撤销，最后是4月18日国民党的朝令夕改，短短半个月内这一系列决策的变化之快，让人应接不暇。那么，为何变来变去仍最终酿成“大错”？当初是否还有其他更合适的方案？国共双方在此过程中又是如何博弈的？这显然是研究者应当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已有研究往往批评北上犯了战略方向性错误。如有论者认为“武汉政府正确的战略应当是东征讨蒋而不是继续北伐”，“历史实践证明了拒绝迅速东征讨蒋而采取第二期北伐的决策是错误的”。1927年10月，鲍罗廷在莫斯科谈到东征与北伐之争时，也十分罕见地承认了错误，表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我们当时是可以夺取南京的，这样做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个迅速除掉蒋介石的机会。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是我们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后来选择北上而不是东征，又“酿成了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他反思认为，“如果我们暂时放下张作霖，派遣我们的力量去攻打南京，那么，想必我们会打败南京”，“若是攻占了南京，我们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财政状况”，“所有这些想法都告诉我们，有必要进攻南京，但是我们不顾这一切，还是倾向了采纳经河南讨伐张作霖的方案”。
虽然上述观点不无道理，但其实是“倒放电影”的后见之明，鲍罗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反省更不能成立。至少他忽视或遗忘了放弃东征、一再坚持立即北上的原因，即北方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奉军南下的威胁；况且即使当时选择东征，结果也未必如其所说的那般顺利。
在武汉各方陷于东征与北伐之争时，蒋介石也一直关注上游的动向。4月10日，他致电唐生智询问武汉情况。12日在日记中记述：“汉口军（委）会亦已派第四及十一军来皖。”13日则表示“若汉口来逼，则让南京与之，退守苏沪”，并电询第10军军长王天培“第四及第十一军究有到否”。次日电告王天培：“第四及十一军已中止东下……海军应仍在安庆上游游弋，以监视东下运兵之船舶为要。”武汉宣布二期北伐后，蒋介石仍在日记中随时记录有关东征的传闻。22日，“下午闻第六军有开动消息，不胜惶悚。查后知其未动，方安”。27日，“闻第四军已于廿五日由武汉东下矣”，遂致电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要求长江舰队除留江阴、镇江一带游弋外，“其余务请全部集中南京，并望再加派第一舰队数艘来宁，以防武汉方面军队之东下”。直到30日，他才因为估计“武汉被奉军压迫，最近半月恐不能东下”，最终确定对江北及津浦路作战计划，“对武汉则决取守势”。
从蒋介石密切关注上游动向并采取针锋相对的防御态势来看，武汉东征势必引发北伐阵营的一场内讧。李宗仁判断，“处此紧要关头，宁汉双方如真自相火并，必将同归于尽”。第11军原军长陈铭枢也认为：“此时宁汉真正火拼，势必同归于尽，使北洋军阀坐收渔人之利。”而且以蒋介石所掌握的兵力，武汉方面并无必胜把握。对此，邓演达曾详细解释说，如果武汉倾全力东征，不但难以固守京汉线，即使到了南京，仍无法遏制上海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抵御孙传芳、张作霖两个军阀的合击，而蒋介石的军队“可以安然退守浙闽，仍然可以行使他们中央的权柄。结果于军事计划是有大害”。大概正是出于这种顾虑，武汉方面几次否定了东征方案。
而南伐广东和在两湖深入革命两种方案，只不过是中共单方面的内部意见，并未引起国民党决策层的重视，甚至基本不在其考虑范围。前者对刚从广州迁都的国民政府要人来说，要其放弃华中又退回广东，这种前功尽弃的滋味恐怕是难以接受的。而后者更是他们特别是唐生智所竭力抵制的，后来国共矛盾激化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是观之，最终选择北上或许是武汉方面趋利避害、迫于无奈的唯一出路。尽管结果始料未及，但谁又能真正未卜先知呢？
至于国共双方的博弈，罗易在1927年5月指责说，当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提议不要北伐而要南下或东征时，中共中央坚决反对，但在第二天武汉方面通过东征决定后又改变主张，决定支持其东征决定，“这一切都证明中共中央是摇摆不定的”，而且“鲍罗廷要为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面承担很大的责任”。很明显，他认为中共中央和鲍罗廷应对此事负责，特别是在与国民党的协商中过于软弱和唯命是从。但实际上，罗易这种问责高估了中共和鲍罗廷的影响力，从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来看，事情远非其所说的那样简单。
为讨论应对之策，自4月16日起，汪精卫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召开国共两党联席谈话会。国民党方面出席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5人，共产党方面为鲍罗廷、罗易、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5人。这在表面上看似势均力敌、平等对话，不过主客之分还是判然的。例如，武汉国民党方面18日晨突然取消北上，因为符合罗易的想法，所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于取消立即北进的计划表示满意。‘经南京北上’的新口号更符合政治局势”，但罗易也抱怨国民党“每次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都不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这不是在国民革命中的合作，这是共产党完全屈从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决定”。他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说，涉及革命未来的决定是由国民党作出的，共产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一切决定。罗易甚至认为，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给国民党提供了压服共产党的机会，共产党人常常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席会议，“党始终处在既成事实面前”，这样“就把对一些关系到革命前途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决定（同蒋介石决裂、北伐）强加给了共产党”。这些牢骚都真实反映了中共的被动处境。
此外，即使联席会议的召开相当频繁，但也仅是谈话会，一般并不真正作决策，所以常常枯燥至极。谭延闿即在日记中说：“开研究会，演说者数人，如讲堂授课，余虽主席，不能不渴睡也。”张国焘也描述，汪精卫在联席会议上的论调很快就不再是“东征讨蒋”，而是倡言“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这种“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恶劣情况，“自然不能收稳定局势的效果”。
至于究竟东征还是北伐，中共当时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上述罗易的抱怨便是例证。巴库林也认为：“这一问题几乎完全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独自解决，不受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影响。”他还批评说：“关于继续北伐的问题……完全跟着摇摆不定的国民党跑，最后同意北上方案。”事实上，不掌握枪杆子的中共不可能左右国民党的军事决策权。
当时的中共被夹在鲍罗廷与罗易之间，更显无奈。身处其中的张国焘深有感触，“鲍罗庭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的对比，策划具体措施，以争取胜利为目标，鲁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的关系，鲁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庭则有斯大林和苏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他由是感叹：“理论与实际大相径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我们当时都说‘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的，这句话确能刻划出当时的实况。”
这一时期，鲍罗廷对武汉当局决策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经常在他家中开会，足见其在武汉举足轻重的地位。吴稚晖就指斥鲍罗廷“已支配国民政府下之中国”，武汉历次会议“皆徐谦、邓演达、顾孟余等受俄顾问鲍罗庭之指挥所颠倒”。关于东征与北伐之争，鲍罗廷回忆说：“当时除掉蒋介石的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武汉中央的面前。我们在国民党领导人当中还享有从前那样的威信。国民党领导人等待着我们的意见：如何除掉蒋介石。”而北伐争取冯玉祥失败后，汪精卫就“抱怨我们建议他们进入河南”。由此可见，继续北伐的决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鲍罗廷的建议。
不过这一点也不宜夸大。鲍罗廷之所以受到武汉当局尊崇，主要是因为他掌握了苏联援助，即其一再所称的“我的箱里还有草”。但这些“草”用于何方、军事力量何去何从等涉及武汉国民党前途命运的问题，就未必是他这位客卿所能一手操纵的了。张国焘就发现在一些事上“鲍罗廷究竟力不从心，事实上无法贯彻他的主张”。蔡和森更是认为，“他的主张始终是顺从汪等的心理与需要的”，“既善顺随，又会揣摩”。18日早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鲍罗廷家中开会突然决定东征，便与其北伐主张相背离，但他亦未予以有力否决。由此可见，仅凭其一己之力，仍无法完全控盘。
六、余论:“大敌当前,不能不迁就现实”
武汉方面最终选择继续北伐，有其自身内在的理路，即“大敌当前，不能不迁就现实”。特别是4月中旬河南军事形势紧张，奉军已抵许昌，距武胜关只百余里，一旦武胜关失守，则武汉危矣。4月16日晨，李立三在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便说：“武汉因此迟疑不决，恐与蒋战争，将与奉军以胜利。”他在同日的上海特委会议上也解释：“武汉对于老蒋之决心打击已为事实，毫无问题，所最困难者为军事问题，所以还在游移……因为奉方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8月，邓演达在莫斯科也详细介绍了这场争论和决策经过，表示“四月十二日事变以后，在武汉方面的群众自然非常的激昂，本来应该即行倾全力去讨伐南京的中央”，但“张作霖的力量一天一天的向南方迫近，时时可以危害武汉的存在……所以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往东’——打南京——‘往北’的计划前后变更了四五次”，最终决定先北伐，把冯玉祥的队伍接出来，然后把对付张作霖的任务托付给他，武汉军队再专心致力于肃清东南，“这就是决定‘第二次北伐’时的总方略”。
概言之，邓演达解释之所以决定北伐，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武汉面临奉军南下的危险，北伐可以消除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二是北伐攻下河南后将之交给冯玉祥，自己再图东征。周恩来后来也说，“多数人的意见不主张东下，理由首先是蒋介石的欺骗在群众中还有影响，他也高喊北伐；其次是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是如果我们东下打蒋介石，张作霖可能从后面来打武汉”，而北上则可以“接冯玉祥出来，与国际打通”。他还分析说：“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二人的概括基本相同，应该是反映了武汉多数人的想法。同时也因为有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鲍罗廷和邓演达才有可能说服众人同意北伐。
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在会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武汉政府不进攻蒋介石，而进攻张作霖”的问题。他谈了两点理由：一是奉军向武汉进攻，所以北伐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二是武汉方面想和冯玉祥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斯大林强调，同时东征和北伐“对于武汉政府是不能胜任的事情”，特别是当奉军逼近武汉时，“进攻上海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便利奉军南下，无限期地推迟和冯军的会师，而在东部又一无所得。倒不如暂时让蒋介石在上海地区挣扎，跟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纠缠吧”。此外，夺取上海要进行更激烈的战斗，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让出的。最后，斯大林还自问自答：“首先和冯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全力展开土地革命，加紧瓦解蒋介石的后方和前线，然后将上海问题全部提出，这是不是比较适当呢？我想这样做是比较适当的。”
由此可见，面对共同危局时，武汉各方政治力量考虑问题和权衡利弊的基点主要是形势。正所谓“形势比人强”，无论国共两党还是政界军方，纵使其中夹杂着多少个人盘算与意气之争，都不得不正视客观存在的诸多困难，特别是对一旦东征后奉军趁机南下的可能性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不能不反复推演、仔细考量，所以顾虑重重和谨小慎微是武汉决策者的普遍心态。加之形势的不断变化，也增加了决策的难度与变数，遂使之呈现一波三折、摇摆不定、骤启骤停之象。既然如此，一切就是无法避免的了。正如胡绳在谈论这段历史时所说：“这么复杂的政治局势，幼年的党怎么应付得了？宁汉分裂后的东征，首先是武汉政府有各方面的困难，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办法了。”
卢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