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在现存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刊物中或许是最资深的。王学典教授曾提到，《文史哲》自创刊起就是时代与学术双重潮流的弄潮儿，“它所提出的话题、引发的事件、掀起的讨论，都曾激生过巨大波澜，至今仍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有的甚至早已写入近50年的中国学术史中”。信然。
依我的拙见，《文史哲》的特色，或者说其与众不同的一个固有特长，就是将文学、史学、哲学汇于一刊，因融会贯通而独树一帜，尤其注重文章的思想性。佩里·安德森曾提出，学术研究应兼顾“具体”和“一般”，前者为具体事物“所呈现的‘复杂’变体”，后者则是可以成为一个基本历史范畴的“‘纯粹’结构”（参见其《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前言》）。我理解的“思想性”，大致近于两者的结合——“具体”即述史如史的基础叙事，而“一般”则是能推进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甚至启发其他领域的学者。简言之，就是立足于说事，也要进一步说理。窃以为《文史哲》持续刊发具有思想性的文章，是其长期保持和扩大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我也是读着《文史哲》成长起来的，但对如此声名素著的刊物，向不敢贸然高攀。受王学典教授鼓励，2016年我第一次在《文史哲》上刊发文章，题目是《飞鸟之影：浅议历史研究中的以静观动》。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忘记看似凝固的文本乃是动中取静的产物，要体会其“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姿态，从静止史料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这是有些冷僻的专门探讨，在目前日益功利的学术环境中，作为“基础文科”的文史哲生存环境倍加艰难，而《文史哲》愿意支持这样的冷门选题，让我备受鼓舞。
相逢是缘起，相知是缘续。从此之后，我的学术成长就与刊物的扶助紧密相联。每当写出兼顾说事与说理的文章，我必先斟酌是不是足以向《文史哲》投稿。从2017年起，差不多每年都有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直到2024年发表《传说与史迹：故事眼光下史学的转向——“古史辨”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推动（一）》。《文史哲》是现在极少数可以连载长文的刊物，实属不易。原本计划很快写出“之二”（已有粗稿），旋因他事而中断，甚感惭愧！“古史辨”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核心议题，如王学典教授所言，“对于人文学界来说，20世纪不但以‘疑古’发端，还以‘走出疑古’来宣告自己的结束”。希望能尽快回到这一题目，接续与刊物的文字缘分。
王国维曾提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或可以说，当下的文学、史学、哲学三科皆是“道出于二”的产物，三者背靠西来学理，各分畛域，越来越倾向于将本土多元有机的传统做静态切片式考察。《文史哲》对此早有洞察并深入反思。《文史哲》英文版的简介中提到，“我国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舶来’的成分居多，传统古典学研究也长期受‘西洋’以及‘东洋’汉学研究的影响，源源不断地向海外学界输送材料，再转而输入对方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成果”。这种主体性的缺失使中国学术的自我认知和自我阐释变得困难重重，但我欣喜地看到，《文史哲》已走出一条温故知新的建设性路径，既推进三个学科内部的细密研究，昌明传统学术；也推动三个学科之间的视阈融合，锻铸人文新知。假以时日，当能实现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的宏阔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