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清光绪末年开始，一些学者开始整体思考清代学术，仿佛一个学术时代先于政治时代而终结。入民国后，这样的思考仍在延续。在此进程中，对清代学术的分期成为一个众皆关注的问题，但时人对此缺乏共识。一个重要的歧异，是在光宣两朝出现了一个与道咸新学大不相同的“新学”。在整体学术分期中如何安放这个影响广远的新学，成为说清学史者面临的新问题。其中以梁启超在清季民初对清学分期的持续思考影响最大，而他对光宣新学就表现出显著而持续的犹疑。相比于道咸新学是“新”在中国学术的内在理路之中，光宣之“新学”多为西学的名号转换，已成为中西学战的一种表现形态。这是造成光宣新学在清学分期中无所适从的重要原因，却也提示了它具备的开放形态，折射出时人在文化失落的现实中仍保有乐观的前瞻心态。
【关键词】清代学术 清学分期 道咸新学 光宣新学 文化认同 文化开放
从清光绪末年开始，或许是体会到学术的转折明显，或也真感觉到“大变之将至”，一些学者开始整体思考清代学术。之后，更有一些重要学者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对清代学术的概括性回顾。以后见之明看，这似乎表明时人心目中出现了某种需要总结的意识，揭示出学术典范的衰微或转化。在那些当时刊发出的总结中，重要的学者有叶德辉、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和皮锡瑞，入民国后还有王国维等。其中，梁启超从清季到民初持续有所论述，篇幅超过所有人。他在清季以“笔锋常带感情”的言说风格转述（paraphrase）种种外来新说，早已众所瞩目，故其清学论述的时代影响非他人可及。
梁启超论清学的一个特点是特别注意学术史的分期，这是得出整体认识的关键。他在不同时期对清学的分期不同，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安放光宣新学。这也是一个讨论分期的学者皆感犹疑的议题。盖不同于清学其他阶段，光宣是他们正身处或刚经历的时期，这样的犹疑既表现出他们对文化失落的危机感知，又怀有因困顿而奋起的乐观因子。下文会对时人各有异同的分期见解略作梳理，以理解他们的立意及其言外之意。
一、时人关于清代学术分期的认知
在梁启超看来，秦以后能够称得上时代思潮的只有四个，与“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和“宋及明之理学”并称的，是“清之考证学”。相较其他时代，清代学术呈现出鲜明特点，即治学的方式方法成为一代学术的表征。这一特点与乾嘉时期关系最为密切，但也意味着乾嘉之后的清学如何演变，尤其道咸以降学术在整个清学脉络中处于何等位置，光宣新学当如何安放，是晚清以至民初的学者需要思考和处理的问题。清学分期因而成为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议题。
较早开始分期总结清代学术的是谭献，他在光绪十年（1884）提出“本朝学术盖尝三四变”的见解，不过他是深受道咸新学影响的学人，所以其立意与后来诸人所言颇异，侧重于清前期，到乾嘉的“经学”已是第三变了。此后“学矜西汉，书高宋椠”，至桐城派兴起和魏源的今文经学，是论学的“又一变”。但他又说这是“于不变之中而变之机已伏”，似只能算是“半变”。故其所说的“三四变”是有意的表述，约指三变或四变，体现出某种不确定性。按，谭献的《复堂日记》刊印于光绪十八年（1892），可以说是很早“公布”这方面见解的人，不过其言说之流传程度尚待考。
到1897—1898年间，叶德辉因与湖南时务学堂的见解辩难，对清代学术表述了一些通观的见解。他在1897年底就因湖南时务学堂教习梁启超“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且“其书空言改制，有害于道；其学谬于圣人，不切于用”，决定站出来与其辩难。需要说明的是，叶德辉并非“不识时务”之人，他那时主张对“环海各国之政教”持开放态度，而不必“深闭固拒”；以为“今之视西艺若仇雔者，一孔之儒也”。他主要关心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于中国学术范围内对学统的冲击。
叶德辉以汉宋两学看清代学术进程，认为“国朝宋学之盛，在康雍两朝；汉学之盛，在乾嘉两朝”，而“道咸以来，则互相消长”。盖国初巨儒“皆出于宋学，而兼为训诂考订之事，遂为汉学之胚胎”。至三惠（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始倡汉学，然到戴震以前，“皆未化宋学之迹”。此后汉学纵横百年，却也“穿贯两京”。所以刘逢禄、陈寿祺、凌曙、宋于庭等“西京之学”，皆成学于乾隆朝而展露于嘉庆朝；到魏源、龚自珍等，则“毅然破乾嘉之门面，自成一军”。
“两京”（长安和洛阳）借指两汉。从历史看，东西“两京”之学皆汉代学问，然在清代大多数时间里，所谓“汉学”实际仅指“东京”的古文经学。今文家固常为“西京之学”张目，但未必自诩汉学。把今、古文学皆说成“汉学”，在当年还是一种新看法，表明时人的共识正在转变，也隐伏着认识清代学术的一大紧张（详另文）。而叶德辉关于今文学渊源的观察，既注意到其成学较早，又强调了何时才算“自成一军”，比很多人所见更周全。其实叶德辉很不欣赏公羊学，以为“公羊之学，以之治经，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时事，是更启人悖逆之萌”，尤其“今之公羊学，又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所以他说的“自成一军”，或别有意在。
也是在此时，叶德辉提出清代学术那反向逆动的变迁趋势之重要见解，以为“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学术之变迁，犹如日月之盈亏，有延续也有反向的逆动，故“有康雍之纯朴，而后有乾嘉之文治；有戴、段、毕、阮诸人之实事求是，而后有龚、魏诸人之嗜奇争胜；有东塾之平实，而后有新学之猖狂；有桐城湘乡文派之格律谨严，而后有今日《时务报》文之藩篱溃裂”。盖“学既有争，变亦无已”。故“有汉学之攘宋，必有西汉之攘东汉”，以后“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
学偏今文的夏曾佑在1895年就有稍类似的看法，他以为从荀子起，孔子之道已失去本来面目。而汉西京之学，“强半原出兰陵（即荀子）”。进一步的发展是“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剥极于有明，其变已穷（按，新师即刘歆，伪学则指从韩愈到宋儒）”。由于“天道循环，往而必返”，于是清儒先“讲东京之学”，继“讲西京之学”。故“昔之往而益远者，今且返而益近”。或许“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将在此百年间”。夏说为通信，是否流传及流传范围待考。而叶德辉的上述见解在1898年就刊印，时在湖南任教于时务学堂的梁启超应有所闻。
从1902年起，梁启超开始较为系统地探讨中国历代学术，写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篇长文，论至南北朝、唐的“佛学时代”而中辍。到1904年重新着手，越过宋、元、明三代直入清代学术，分为四期，依时序分别是顺康间、雍乾嘉间、道咸同间和光绪间，其主题分别是程朱陆王、汉宋（按，所谓“汉宋”指的是绝宋兴汉，即“宋明学全绝，惟余经学考据，独专学界”）、今古文和诸子（含孔孟）问题。到第三期“天下渐多事，监者稍稍驰，而国中方以治经为最高之名誉，学者犹以不附名经师为耻，故别出一途以自重”。因此他“名惠、戴一派为纯正经学，名龚、魏一派为应用经学”，点出了道咸前后学问倾向的重要区别。前三期皆从中国学术的内在理路言，至第四期则“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世变亟，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对于现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焉；交通开，则有他社会之思想以为比较，而激刺之、淬厉之”，此康有为、谭嗣同一派“所由起也”。
注意梁启超在此文中说，他虽分中国学术思想为七个时代，但“时代与时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即“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蘖”。这一睿见也适用于他对清学的四分，其中各期的嬗递，当然不必那么干脆利落。而他对特定分期（尤其是第四期，因为梁氏本人就是那一期的重要成员）的界限和标识，显然有所犹疑，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曾做出关键性的改变（详后）。
从此时开始，梁启超也提出清代学术逆向复兴的主张，以为“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故这二百余年就是“古学复兴时代”。入民国后，他继续申论清代学术“迭为循环”的变迁动态——“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也亦然”，且“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梁氏进而把“古学复兴时代”的主题发展成“以复古为解放”，以之概括清代学术对思想界的影响：
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这“四步说”实对应着学术的四分期。由于梁启超的时代影响无人能比，他这个倒演说法影响广远，被不少人引用申发，迄今亦然。但如上所述，实际提出清代时愈进而学愈古之说的是叶德辉，而梁启超有得闻之可能，故他以“复古”诠释清学的思路，虽不排除是所见略同，更可能受到叶德辉的影响。至于将“复古”延伸到“解放”，则只是梁启超的个人诠释，昔年的当事人恐怕很少有意为“解放”而反向“循环”的。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将此思路推衍到民初，提出“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这是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传统趋向视为学术倒演之“自然规律”的表现，使民国学术与清代学术一脉相连；再推下去，则“对于三代以至三皇五帝而得解放”的疑古倾向，似也呈自然而然之势了。
但上述第四期的中心是什么，梁启超实存犹疑。他先说此时“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在“表列其变迁之状”时也明确本期所侧重的是孟、荀和孔、老、墨问题。但是，他随即又说这一期是在世变亟和交通开两大因素影响下兴起的，其间受外来冲击影响的“康、谭一派”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诸子学。梁说不免自相冲突，揭示出其心意未定。入民国后，梁启超再申清末“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似更坚持他在清季所说“新思想”的一面，而诸子学则淡出其论述。
上述时人的观察，除了叶德辉，皆出清代汉学的“正统派”之外。不过，梁启超在1904年新写《近世之学术》一章的第二节《乾嘉间》中有附注：“以上叙传授派别，颇采章氏《訄书》而增补之，且自下断案”。这里所说的《訄书》应是指包括《清儒》一文的《訄书》重订本，该本约于1904年6月在东京出版。这就清楚地表明梁启超之所以回到中国历代学术的系统探讨而越过宋元明三代直论清代学术，是受到章太炎新刊言说的影响，甚至不排除就是看到章太炎的新说乃有感而发。
的确，同在1902—1904年间，属“正统派”的章太炎也开始梳理清代学术次第。他不甚重分期，而更重学术宗传，大致以重要学人及地望、经典名目为脉络进行论述：以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为开创者，而乾隆朝的惠栋和戴震为“成学著系统者”。总体言，章太炎的立场颇为乾嘉学术正名而贬斥今文家言，实不满于道咸以后的“新学”趋势，惟特别注意到文士与宋学及今文学的“同盟”式关联（详另文）。
周予同认为，“要了解清朝三百年学术史，一定要读”章太炎的《清儒》，“它是清代学术的概论”。侯外庐稍后也说，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此说较有影响。章太炎涉及清代学术史的文字甚夥，然就“系统研究”而言，他是否为“第一位”，似尚可斟酌。尽管叶德辉没有刊发什么专门的著述，却先有总结性的整体看法，大致看到清代学术基本的特征，虽言简而意实赅，可以说已略近于“系统全面”。而梁启超1902年刊发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系统性的有意程度似超过同时代的学者。而刘师培论述清代学术时，其系统意识也比章太炎更显（详后）。不过若仅论清代学术，则章太炎确属开风气者，至少梁启超也明确注说他关于清学的论述受到章太炎的影响。
如上所述，章太炎确实不注意清代学术的分期。在梁启超以后，邓实或是第一个明确以分期论清学的。他在1905年提出，清学“凡三变”：顺康之世“惟求经世，不分汉宋”；乾嘉之世“考据之风盛行”，但有汉学有宋学，“治汉学者诋宋，治宋学者亦诋汉”；至道咸之世，“常州学派兴，专治今文，上追西汉”。他特别从“文网”的疏密看三期学术：第一期“文网未密”，学人得循明末讲学之风。“人人知趋向实学，追汉采宋”，“学术既盛，而世运亦隆”。第二期“天下既定，网罗日密，文字之狱屡起，严立会结社之禁，而晚明讲学之风顿息”。学人只能“遁于声音训诂无用之一途以自隐，而汉学之名以起”；“思获时主之知遇”者则“效法程朱”，于是“宋学之名以起。自有汉学、宋学之名，而清学日衰”。第三期“因外侮踵至，朝廷方殷外务，无暇致密其文网，诸儒复得侈言经世”。而今文之学“颇切世用，易于附会”，遂应运而生。
如果把清季思想分为革命与革政两大阵营，立场偏向革命阵营的邓实与章太炎和刘师培所见多相近，却也颇受主张革政的梁启超的影响，且时有别出心裁之论。他依据梁启超自己犹疑的见解，发展出一个有影响的说法，强调他说的三期学问范围“不外儒学与六经”，而“今日之周秦学派”则“出乎孔子六艺之外而更立一学派”，并特著《古学复兴论》以言诸子学的“复兴”。换言之，“本朝学术”不仅三期，实有四期，不过第四期才刚刚开始。受梁启超“古学复兴”说的影响，他称20世纪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强调因“西学入华”而致“周秦学派遂兴”，把光绪末年的诸子学作为第四期的特征。
到1906年，皮锡瑞从经学角度讨述清代学术的分期，以为：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是为西汉今文之学。
皮锡瑞的分期和邓实相近，且也从汉宋说经学史，注重古文学与今文学的时代区分。与邓实从“文网”的疏密看学术演变并注意到晚近的西潮冲击不同，皮锡瑞似乎更关注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而其态度有明显的倾向性：与叶德辉贬斥公羊学相反，他对今文经学大为赞颂。与此同时，皮锡瑞也提出“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门径大开，榛芜尽辟”。所谓“学愈进而愈古”，实即叶德辉先已陈述的见解。皮锡瑞、叶德辉皆湖南人，两人至少在戊戌维新时有较密切的交往，故皮锡瑞应与闻叶德辉之说，当然也不排除他是借鉴了梁启超类似的说法。
到1907年，刘师培连续写出几篇通论清代学术的文章。在其《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刘师培将清代汉学分为四个派别，并略举四派的所在时段，“怀疑派”起于顺、康之交，大致延续到康、雍两朝，“征实派”是第二期，约成于雍、乾两朝，“丛缀派”为第三期，活跃于乾、嘉两朝，“虚诬派”为第四期，时在道、咸以后。第一期为开创，第二期乃守成，第三期已“舍大纲而营末节”，第四期则“国力既虚，强自支厉”。此虽专论汉学，大体也可以延伸到整个清代学术。与梁启超不同的是，刘师培以方法取向为分期标识，在时段上前期之末与后期之始常有重合，难以准确判别各期之断代。
方法取向的背后是认识的转变——“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缀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这样将时间与认识、方法互置，颇有以观空而观时之意，把学术的单向逆转表述为时空互变——虽说“前二派属于进，后二派则流于退”，但这进退并非时间的，而是见于行事的，即从第二期的“守成”转向第三期的“舍大纲而营末节”，更进一步转向第四期的“根本既倾”而走向危亡，“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这一时空互变又是循环的，即“丛缀学派为征实派之变相，而虚诬之学则又矫丛缀而入于怀疑”，实际从第四期转回到第一期，暗与梁启超所谓对于孔孟甚至更早而“得解放”的思路相通。
刘师培认为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此“近儒”指清儒），故不能辨析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的特色。他循“见之于行事”的取向，侧重汉宋之脉络，从地望、学人、门类、方法等层面综合考察，特别注重学脉、学人间的关联。盖古代“通人名德”出于一时一地，较少交接，而清代“乃聚于二百年之中，师友讲习，渊源濡染，均可寻按”，实“风尚使然”。细绎其论述，确常可见时代风气的转移。尤其清中叶后各学互动明显增强，一人或宗数门，只能以其主要者说宗传。且学术重地已不仅在江南，而蔓延推扩及广东和西南，展示出清代学风那“有所变而后大”的演变轨迹。
刘师培虽对清学分期较为清晰，在面临“文学”时仍显现出一定的犹疑。他论述清代文学，以“近世”和“近岁”为区分，约三到四期。全文大体以征实的程度为皈依，文章由实转虚也就趋于衰落。“近世”约分三期，顺康间为第一期，乾嘉间为第二期，两皆趋重征实。而介于征实和衰落之间的桐城派，时序当在道咸间，似为第三期（但未明言）。到“近岁”则因作文师从龚自珍、魏源和墨守桐城而衰，“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而“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若最后的“近岁”单独算一期，则清代整体为四期。但他对从道咸至清季究竟如何看，显然存在犹疑。
入民国后，对清代学术的分期论述仍在继续。王国维在1919年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其特点是“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他特别指出：“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这是一种传承中的逆变，“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按，面向“经世”确实是道咸新学的一个特色，然并非“逆睹”，而是世变已在眼前。如他自己所说，三变皆“时势使之然”。道咸以降，“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讬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故“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而“务为前人所不为”。
就开创者言，国初之学创于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戴震、钱大昕，而“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实即无法点出具体的开创者。因为道咸以降之学已逸出前两期，“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落实到人物，龚自珍和魏源有一定的代表性，却难定为开创者。王国维特别指出，“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新取向的特征是“综揽百家，旁及二氏”，却要“变而不失其正鹄”，而“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与第三派的开创者难定不同，这新一派就以沈曾植为代表。或因时代已入民国，不便径称为“国朝”学术的第四变，仅婉转透出此“新学术”乃是衔接道咸以后学术转变的进一步走向。
到1925年，周予同循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宗旨论述“有清一代学术的变迁”。不过，他认为“‘解放’是消极的自然结果”，清儒“积极的目的在于‘求真’”。他明确将清代学术分为四期，清初的第一期“可以说是汉宋兼采之学，也可以说自明复于宋而渐及于汉唐”。乾隆以后的第二期“可以说是专门汉学，也可以说是自宋复于东汉”。嘉庆、道光以后的第三期“可以说是西汉今文学的复兴，也可以说是自东汉复于西汉”。至“光绪末年，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说先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于是诸子学大兴，其影响直及于现代之古史研究者”。这一期“可以说自西汉复于周、秦，也可以说是超经传之诸子的研究”。把“超经传”的“诸子学大兴”确定为第四期的表征，可清晰看到邓实思路的延续。将此归因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应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详后）。
钱穆于1937年写出著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书名与梁启超同，而立意则相反，即以宋学为中心述说三百年学术。因为“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而“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按，此“近代”指道咸以下）”。全书以学人为纲目，不重分期。但从其概述汉宋学的渊源，大体可以看出是以清初的晚明遗老、乾嘉和道咸以下分为三期。初期的“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二期则“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注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到第三期“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
后张舜徽以面向致用的经世（论政）为标准，分清代学术为三期：“自开国迄于乾隆之初”为第一期，学人“大抵博学笃行，有志匡济”；自乾隆“四库馆开，学者竞以考订校雠为事”，且因文字狱而“不敢论涉政治以干时忌”，虽“科条极精”，而“门庭渐褊”，是第二期；至嘉、道“禁网渐疏，学者始稍稍为论政之文。自鸦片战后，外侮迭乘，志士扼腕，尤思以致用自见”，此为第三期。但他对第三期从时段到内容，认识都有些犹疑，故也曾以“自道光迄于末造”为第三期的时段，且一面肯定清末诸儒和清初一样“规为浩大，识议明通”，一面又说第三期的特点是“涂轨分离，互相掎摭，破碎已甚，效用甚微”，多少也因犹疑而意难定。
以上的叙述更多是“抽样”，此前此后，也还有人表述过类似的见解。由于各人立说的时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时代的思考进程（即使个人私下的思考，也意味着某种思绪和观念的出现），具有特定的重要性，故上文大体依循时人立说的时序展开。可以看到，对清代学术的总结在清季已较为流行，并延续到民国。
整体言，章太炎虽写出相当精彩的总结，却是以“论文”形式表出，并未写出较长篇的论述，且不甚注重分期。其余诸人尽管具体侧重不同，多少都看到清代学术次第的三变或四变。他们的看法都有不同程度的流传（即使一般不甚注意的谭献《复堂日记》也刊印于光绪年间），但影响都不及梁启超。因为梁启超从一开始就有做总结的意识，所论篇幅大而章法明，且持续有所论述。故相较而言，影响最大的仍是梁启超。
梁启超关于清代是“古学复兴时代”的观念，更有不小的持续影响。有些似隐晦而实显明，如邓实著《古学复兴论》专言诸子学的“复兴”。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说“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这些以西方文艺复兴比附“古学”的复兴或昌明，都暗接梁启超的见解。蒙文通约在胡适写书同时也说，“近三百年来的学术，可以说全是复古运动，愈讲愈精，也愈复愈古，恰似拾级而登的样子”。再后钱基博于1936年引皮锡瑞“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一语，认为清学以“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为特色，说顺、康间由明之王学反之宋，乾、嘉时由宋之朱学反而溯之东汉许、郑古文，至道、咸、同、光四朝，复由东汉许、郑古文之学反之西汉今文十四博士之学。
虽然以分期的方式总结清代学术已成为一种趋势，但究竟应该怎么总结，时人实缺乏共识。而分歧的重点，就是对道咸以降的学术颇有不同的看法（详另文）。其中一个重要的歧异，是在光宣两朝出现了一个众皆以为存在的新学。怎样认识这一新学本身及其与道咸新学的关系，尤其在整体学术分期中如何安放在这个影响广远的新学，成为说清学史者面临的新问题。问题的出现就在光宣新学形成的进程中，对此问题的因应亦然。而对认识清代学术一直保持兴趣的梁启超本人，更表现出显著的犹疑，成为他持续的心结。
二、梁启超对光宣新学的犹疑
梁启超在1902年初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先说拟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为七时代”，但紧接着却列举出八个时代，即在第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之后，又加上第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当年要赶刊物的出版时间，梁启超常是旋写旋交稿。这写作中的不一致，提示出梁启超对清季是否脱出衰落的清代而单列一期，从一开始就有所犹疑。
如前所述，那篇长文梁启超写完第五章即暂停。一年多以后，游美归来的梁氏再续此文，略去宋、元、明的“儒、佛混合时代”而直及清代学术，标题也改为“近世之学术（起明亡以迄今日）”，应包括原来的七、八两个时代。此时梁启超的许多主张已发生明显改变，其对清代学术的观念显然也有变更。新写的一章不仅标题更中性，且将清学的“衰落”与“复兴”整体论述，实际强化了原处结构外那一时代的地位。
梁启超自己给出的理由是此前“界说不甚分明”，所以更改。揆诸写作时的语境，它可能更体现了梁氏两年间认识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在写作的短短数月中，梁启超的见解也在发展和变化。《近世之学术》连载于《新民丛报》第3年第5—7号（1904年9月24日、10月9日、10月23日）及第10号（1904年12月7日），从文字内容看不像是一气呵成然后分阶段刊发，而是随写随发。当时刊物出版时有拖期，姑依其所标时日计，两个多月间梁启超的看法已有些转变。他对清代学术，初仅三分，即“明末之可以变为清初，清初之可以变为乾嘉，乾嘉之可以变为今日”；末则四分，即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和光绪四段。前面的三分法，略近于上述诸人的三段论；后面的四分法，实际是把乾嘉之后分为两期，或意在彰显他原来想说的“衰落时代”和“复兴时代”之差别。
细心的胡适注意到梁启超的转变，他在1922年说，“任公对于清代学术的见解，本没有定见。他在《论私德》篇中曾痛诋汉学”，后来编文集时，“不删此文，而独删去《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第八章。近来因为我们把汉学抬出来，他就也引他那已删之文来自夸了”。按，各种版本的梁集甚多，胡适所读不知为何种版本。梁启超是否在某一版的文集中“有意”删去此章，待考。若真是有意先删后又引而“自夸”，则说明梁启超的犹疑是持续的。
在《近世之学术》中，梁启超把“自明永历（即清顺治）以讫康熙中叶”划为“近世第一期”，此后的“乾嘉间”为第二期，而“最近世”为第三期，三者都体现在文章的分节之上。从各节题目看，起初他并未想要分出第四期。大概写着写着，梁氏感觉到有必要凸显康有为的作用，在“最近世”一节（载《新民丛报》第3年第10号）写了一半多时，忽为今文学做结，强调今文学打破了乾嘉考据这一“二百年间支配全学界最有力之一旧说”，而中国“思想界亦自兹一变”，于是转而说“新思想”，把光绪年间单独算为第四期，约即此前的“复兴时代”。
后一四分法很难说是谋定而后作，仓促为之的现象是显著的。如，在历数“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的学说时，实际列出六个“第一”。四分中的第一、二期占四，分别是较早的“明学实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稍后的“宋学占学界上第一之位置”以及再后的“六朝、三唐学实占学界第一之位置”，到惠、戴学行，“东汉学占学界上第一之位置”。第三期占二，先是今文家起，“西汉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然后进入所谓“新思想”时期，则“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然而，梁启超在随即“表列其变迁之状”时，又仅为四期，各期所侧重的问题也与前述占第一之位置者稍异：顺康是程朱陆王问题、雍乾嘉是汉宋问题、道咸同是今古文问题，而光绪是孟、荀和孔、老、墨问题。不过几百字的叙述，其间已不那么协调，倒是光绪年间侧重的问题与所论“新思想”时期略同。
按，诸子学的兴起的确是道咸新学以后的一个特色，不过梁启超所列举的先秦诸子实不能占光绪朝“学界第一之位置”。在他的叙述里，“新思想”时期的中心人物是康有为，但康有为要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公车上书”才可以说“走上历史舞台”，用以代表整个光绪朝的学术，实较勉强。且康氏学术衔接今文而来，主体也在今文，说他“言孔子改制创新教，且言周秦诸子皆改制创新教”遂引起先秦诸子学兴起，显然牵强（然周予同延续此说）。梁启超自己或也觉得这样写有些突兀，又不想改写已完成的前半节内容，遂用了超过第四期正文的篇幅出一长注，论证康有为在“新思想”中的地位，颇能彰显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其实“新思想”更多是外来的，这才是“新时期”与此前的大不同。如梁启超自己所说，那时“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因前者“而对于现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因后者而有“他社会之思想以为比较”，于是一切都逐渐改变。梁启超以先秦学人为这一期的重点，似乎想将其论述留在中国学术的内在理路之中，但反而不能表出以世变和域外交通为表征的“新思想”特色。且要说引介以“新学”为表征的西学，梁氏自己远比他老师康有为影响更大，而他又不能不自谦。也因此，他没有将自己推至前台，而以康有为、谭嗣同一派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
十八年后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以佛说生、住、异、灭言“思潮之流转”，分清代思潮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期，径言“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既然用康、梁取代了龚、魏，清代的蜕分期实际大大移后（康有为生于咸丰八年，到同治朝结束的1875年不过十多岁，再怎么样的天纵英才，他也只能算光绪朝人物）；也因这样的取代，此后的衰落期竟寻不出别的代表人物，只能说“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则代表人物仍是康、梁。光绪朝不过三十余年，竟然一身兼整个清代学术四期之二，显然是想象远过于实际。可知经历了这许多年，尽管梁启超试图完善他昔年仓促为之的四分期法，仍不能深究，若细绎便是一本糊涂账。
这些不能自圆其说甚或自相矛盾的持续现象，最能表现梁启超在立说过程中临时增添第四期的仓促和勉强。他自己后来说，当年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清代学术一章“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到写《清代学术概论》则“全行改作，采旧文者什一二而已”。昔年他增写凸显康有为的“新思想”一期，应就是典型的“有为而发之言”，故记忆中竟无这一期在。只是在核阅前文后，又以意识层面的“有为”之言取代下意识中的“自然”之言，揭示出他内心的持续挣扎。
但这样的作为并未解决梁启超心中的疑惑，他自己或也未必真正“想通”。不几年后他又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稿本中说，“清代学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约八九十年间，算是创造时期。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约一百年间，算是整理成熟时期。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约五六十年间，算是蜕变时期”，并明言“我这部讲义，大概也把这三期分为三个大段落”。而自注说，这三期“参看《清代学术概论》□至□（原为空白）叶”，则其记忆中《清代学术概论》所分的清代学术就是三期而非四期，这多半也是他下意识中的清学分期。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式出版时，稿本中说三分的话被删去，而代之以抄录《清代学术概论》中的四分期法。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抄录，在后面的行文中仍将清代学术分为三段，明言“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
重要的是，这次的“末期”已不是此前的道咸以降，其新旧之“新”也不是道咸新学的“新”，而是涉及中西的“新”。这是梁启超的一系列相关看法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此前他的分期基本都试图维持在中国学术的内在理路之中，这一次则已越出中国——前两期的竞争还是中学内部之争，第三期的新学旧学则大不相同，新学其实是西学的名号转换，而旧学恰表现了因西学而“生”出的中学，故这个新旧之争更多就是中西之争。他自己“总而论之”曰：“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
如果可以倒放电影，似乎如何分期的犹疑久已存于梁启超的下意识中，即使一些意识层面的有意而为，也抹不去心中的疑惑。而他的困扰，或即所谓“中国学术”究竟应当是就中国说中国，还是述说一种他心目中久蓄的“世界之中国”。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中西”一词仅一见，是引用戴震说“中西推步”；而“新旧”一词也仅一见，是说戊戌维新时“湖南新旧派大哄”。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虽全书实际多写清初的学术，“中西”“新旧”两词皆多次出现，往往互为同义词，而且学术上的“中西新旧”之争在康熙朝已出现。这样的书写，多少喻示着梁启超心中的犹疑已转为确定。而其认识逐渐明晰的背后，正是他所亲历的光绪宣统两朝学术思想本身的演变。
三、轶出传统的光宣新学
近代西潮冲击最显著的“中国反应”，或许就是清末涵盖广泛的“新学”之形成。随着“优胜劣败”的社会天演论逐渐普及，中国读书人在持续的中西“学战”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得出中国不能不向竞争对手西方学习，以决胜于国家民族整体竞争的结论。在此进程中，为回避文化认同的尴尬，时人主动尝试以“新旧”对应表述“中西”，并成为朝野分享的思路，进而在思想上和社会上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光宣新学”就是在此大趋势中走上历史舞台，并因避让了文化认同，乃取得对“旧学”的压倒优势。
先是梁启超在1896年强调，“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我而不知，人将兴之。事机之动，在十年之间而已”。他也周全地说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到1898年张之洞著《劝学篇》，则频以新学、旧学作为西学、中学的对应词，指出时人认知对立，“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而“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他因而明确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梁启超说话时主笔《时务报》，报人立言或不免标新；而张之洞立说时任湖广总督，封疆大吏说话不能不从众。可知到19世纪末年，新学、旧学已成为取代西学、中学的“常规”表述。
如前所述，光宣时新旧之“新”已不是道咸时“务为前人所不为”那内在的“新”，而是涉及中西对峙以西学为表征的外来之“新”。而时人看待光宣新学，却常从学术的内在理路看到其沿袭道咸新学的面相。梁启超自己就说，光绪朝的“考证学又走了几条新的窄路：一、金石学，以前固有，现在更进步；二、元史，蒙古史，西北地理的研究；三、周秦诸子”，并云“当时宋学也很有些人讲他”。这与前引王国维所说道咸新学的特点大体相近，却被放在光绪时代。而他附带加上的宋学，若指“汉学专制”形成后宋学的复起，多数人也认为在道咸同时期。这样一种所说内容相近而所置时代不同，多少表现出两种新学的延续，故光宣新学正可从与道咸新学的关联与比较中认识。但梁启超又明确说那几项考证学新的趋势只是“窄路”，隐约中似又不以其所言为光宣新学的主要倾向。那无意中的言词闪烁，多少提示出学术的内在发展已不能自为主体，不能不多从外在视角看光宣新学。
钱穆后来有稍类此“窄路”的说法，或代梁启超说出他未曾明言的话。在钱穆看来，“道咸诸儒要凭经学权威来指导当前”事务，是“一条夹缝中之死路”。实因“清儒到道咸以下，学术走入歧道，早无前程。又经太平天国一番摧残，学术种子刮地净尽，正待后人全部的更生。而同时西学东渐，挟其万丈狂涛，席卷囊括，使人无可阻遏，乃亦无可吸取。一时措手不及，内部的虚空加上了外部的冲荡，于是乃有晚清之维新运动”。换言之，在西学那万丈狂涛的荡激下，中学无论新旧，都难掩“内部的虚空”，实即中学不能为体。而“新学”已渐走向体用皆西，亦远非“西学为用”所能掩饰。
时人怎样看待似乎方兴未艾的诸子学，颇能彰显中学难以自明的窘困（所谓“超经传”“对于孔孟而得解放”都提示出子学那突破既存典范的特性）。注重诸子学有一个发展进程，然并非至光绪始起，最多可说此时较前壮大，似又不曾大到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程度（详另文）。张之洞注意到，“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而王国维则把借助佛书和诸子学的兴起放在更后面，以为“综揽百家，旁及二氏”是民初时势变引起学术变的表征。
凡从“倒演”倾向论清学者，都会说到诸子学，然所说不一。前引叶德辉已说从“汉学之攘宋”到“西汉之攘东汉”再到“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的递退模式。梁启超也曾在分清学为四期时说最末的光绪朝所侧重的是“孟、荀和孔、老、墨问题”，但如前所指出的，这个概括实难自圆其说；后来他用康、梁作为清末时代表征时已实际遮蔽了诸子学，遂在《清代学术概论》把诸子学之兴上溯到清中叶。
其实历史上佛、道“二氏”长于义理，宋学即在与其争锋中兴起，以凸显儒学自有义理在。但持“倒演”论者基本都从考证视角看诸子，恰忽略了诸子这一强项。而清末流行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却常引证诸子的义理资源来自证其说，如《格致古微》共六卷，引子书的占一卷半（多为辑薛福成、陈醴等之说），比经、史比例都要大。而晚清从西学冲击看诸子学者，也多见诸子的义理之长。
光绪初年就有人在《申报》撰文，说因“世道之变”带来“气运之转”，预测“数十年后子书之学当有大兴”。但此人思路有些奇特，以为“《大学》之道，以格致为先务”。尽管从宋明以来，《大学》是读书人必读之书，但“自读书以至成名而出仕而为政，未有一通格致之学者”，反倒是不读《大学》的西人却知“以格致为学之先务”。清末“识时务者，方以格致之学推许西人，而竭力效之”，却不知“中国自有格致之学”，而“子书者，格致之全书也。大则可以悟道，小则可以观物”，惜长期处于“存而不尚”的状态。现在真要“崇尚西学，则诸子之书，将来必家置一编。较之经史，尤首先推重”。作者看重的，就是子书在悟道、观物方面可比西学格致的长处。
如前所述，邓实特别看重清季的“周秦学派”。他知道“乾嘉以还，学者稍稍治诸子之书”。从“道咸至今，学者之爱读诸子，尊崇诸子，不谋而合”，进而形成“学风”的转变，“各改其旧日歧视之观。其解释诸子之书，亦日多一日”。但那更多是一种自动的学术延伸，到“外学日进”，而中西学渐成全面对峙之势，中学里能说理的成分就会被进一步挖掘。昔年宋儒面对佛、道“二氏”之学的冲击，乃立“四书”以彰显儒学也能“讲道理”。到“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换言之，清季诸子学的“复兴”与乾嘉以还从经学自动延伸到子学大不同，是因西学冲击而“复兴”，进而使诸子学从中国学术之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变成对外可以在学术上为国争光的代表，不仅“吹秦灰之已死”，更可“扬祖国之耿光”。
简朝亮即注意到有“子可以补经”的说法，以为是“西学之所以托于子学”。他那时思考的是中国人在中日战败后转而“师敌”的问题，慨叹今人言耻“不以东败为国耻，而日耻不如东寇之变法”，遂不免担忧子学为西学所用。子书过去被认为是“自六经以外立说者”，其借西学而兴则更跃出其在中国学术内部与经学的罅隙，而涉及中西间进行中的学战。可知子学与西学的多层次关联渐趋错综复杂。
与叶德辉、梁启超等从中国学术的内在理路言诸子学不同，简朝亮、邓实等更能从西学冲击看诸子学。他们所重的，正是诸子在义理方面的长处。宋学在历史上便是在与佛、道“二氏”争锋中兴起，以凸显儒学自有义理在。因为有了自西观中的眼光，邓实把“西学入华”上溯到乾嘉之时，认为“江永、戴震之徒”对于西学，“非但涉猎其历数之学，且研究其心性，而于彼教中之大义真理，默契冥会，时窃取之，以张汉学之帜，而与宋儒敌”，故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中就看到“时有天主教之言”。
从宋儒张儒学之帜以与佛、道“二氏”敌到戴震张汉学之帜而与宋儒敌，隐约表现出晚清士人张子学之帜，亦欲与西学敌。惟晚季诸子学的兴起，是循西学之看重义理而探寻自家之义理遂读诸子，还是也有从诸子中探寻可与西学争锋的义理？如果仅是前者，则不仅被动，而且是认输后的被动；如果有后者，则当具体观其试图在什么方面争锋（此不赘）。至少前引“西学源出中国”说一流的关注诸子，多少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寓意。
如前所引，把诸子学放在考证框架中的梁启超总结说，清末自我特产之考证学依然有相当的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转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虽不免有“混杂”和“肤浅”两大毛病，但一时元气极为旺盛。在外来思想武装下的新学到民初进一步广被四海，顾颉刚在五四运动前夕说，“今日之孔教，非观于耶教而欲特创也，乃循今文学所至之径耳；今日之名理，非尽观于哲学而附缘也，乃循诸子学所至之径耳”。可知连“孔教”这一新的守旧模式也近于一种“新学”，虽有其本土渊源，却已到必须辨析的程度。诸子亦然，其地位部分靠外来的“哲学”提升，却也靠区隔于“哲学”而自明。
可以说，对清代学术的次第，尽管具体侧重不同，昔年多数人大致都看到三变，而梁启超颇感犹疑的四变说有着特殊的提示意义。盖清季最后一段的学术其实已突破既存学术的窠臼，且变化仍在发展中，怎样看待和处理，对身处转变中的当事人，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就是对今天的研究者，这也并非易事。盖西潮冲击引起“道出于二”的现实是不能不承认的。在此语境大转变之下，即使强调“中国本位”的人，也要彰显自己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之意；而一些表面尊西崇新的学人，却往往或隐或显地试图将相关论述保持在本国学统之中，以维护文化的主体性。其意识层面和下意识中的紧张，又怎一个难字了得！
余 论
前曾说及“道咸新学”那“务为前人所不为”的特点是内在的，而在外力冲击下，这样一种全面“逆反”的心态也可能转向激进，在返向根本处思考的同时甚或伤及根本而不自觉。从清末到民初，伴随着一度存在的中学可以为体之自信，实际走向是中学逐渐不能为体。中国在中西“学战”中的失利是显著的，但文化侵略也意味着新思想资源的进入，对开放的坚持带来新的希望，使许多人保持乐观的前瞻心态，向往学术的新生。清季民初对清代学术进行总结的进程中，便常可见这种从困顿中奋起的趋向。
在清季民初整体思考清代学术的进程中，如何对清代学术进行分期，是一个众皆关注的问题。在清史的范围里，如果清季的新学术可以称作“光宣新学”，则其与道咸新学的关联（含继承与突破），是判断清学第四期可否成立的一个关键。如果说道咸新学基本是学术领域内的一种典范转移，光宣新学则明显带有今日所谓“思想”的成分（在既存研究的叙述里，其思想史意义甚或大于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从思想层面言，光宣新学就是“西潮冲击”的产物，说是一种“中国反应”也不为过。而从学术层面言，光宣新学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外来的风采，且常借助外学之力突破既存典范的约束，却也明显可见道咸新学的延续。
尽管有着“务为前人所不为”这样全面反对“汉学专制”的倾向，道咸新学基本是在中国学术内部“造反”。但光宣新学则是在“道出于二”的语境下成长的，它经历甚或推进了“道出于二”的成形。从晚清流行的天演论之“适者生存”观念言，道咸以降主要存在汉宋、今古文和中西三大竞争。前二者仍是“内竞”，或曰“contend within tradition”；后者则为“外竞”，已是“contend beyond tradition”。竞争对手的由内转外，印证着“道出于二”大局的形成。前引“新的崇拜”之形成，提示着“道出于二”并非简单的二元并立，更多是向着一方倾斜。清代学术的“结束”进程，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
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堂系统的建立是学术观念转变的重要外在造因。“科学”（分科之学）的兴起使学要分科成为“学术正确”的基本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学问的认知。科举废除后读经典不再是仕途“上进”的必备要求，而学术分科使经学成为与他学“平等”并列的一学，是翻天覆地的巨变。由于分科的标准是外来的，学要分科的主张并非平常的观念转变，其背后隐伏着不小的权势转移。梁启超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时，看似平淡述说事实，却隐藏着不觉（因而也不言）的深忧——中国几千年的各种学问，按新的分科标准仅史学一门具有学术正当性，岂非近于全盘崩溃，宁不创巨痛深！重要的是这外来的学术“霸权”是不怒而威的，西学及其规范似乎有着天赋正确的正当性，让人主动降服而不觉在退让，仿佛以前中国文化让“他人”主动向化。入民国后，当文化守旧的柳诒徵自愿且自觉地说出“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时，其不自觉的文化移位已经相当深而且远了。
如果说梁启超是众皆认可的趋新者，柳诒徵却一度以“守旧”名。两人皆未意识到学术皈依背后隐伏的文化惨败，最能体现出“新学”那无远弗届的“文化霸权”。不过这样说只是后人反观前人的后见之明，其实“新学”在清季以及民初都给不少当事人带来鼓舞，他们多以乐观的心态看待正与时俱进的新学，对中国学术的前景满怀期待。
随着进化论的引入和天演观念的普及，近代人越来越从（不断）“进步”的观念看待发展中的变化。在进化即进步观念的鼓舞下，梁启超在1904年就预见到中国学术新时期的开启。他对戊戌、庚子以后日本新思想的输入充满信心，以为“自今以往，思想界之革命”，将“沛乎莫之能御”。而思想和政治的变化，必延及学术。“但使国不亡，则新政府建立后二十年，必将有放大光明、持大名誉于全世界学界者”。
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一词，便常被一些学人用来描述清末的“新学”（含思想与学术），这当然是一种充满乐观的眼光。杨向奎也曾用“启蒙运动”来表述“清末新思潮的涌起”，其《清儒学案新编》第五卷的殿后者是康有为，第八卷是梁启超，略带以康、梁为清学结束表征的意思。若据后见之明看康、梁师徒在近代学术上的地位，康有为或仅“走向”近代，梁启超才是一个真正“走入”近代的表征（康有为是今文家兼治新学，而梁启超则更多以新学著称）。就此意义言，梁启超说自己“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或不仅婉转表出“康、梁”的同中之异，也在辨析他与今、古文学的关联。这样一种师徒的“分道扬镳”，多少反衬出前述道咸新学和光宣新学之间的紧张。
入民国后，傅斯年明言，康有为和章太炎代表了清代学问的结束期，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在于，“古文学、今文学已经成就了精密的系统，不能有大体的增加了；又当西洋学问渐渐入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熟了”。所以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此前是“中国的学艺复兴时代”，此后便是“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傅斯年所说的“再造时代”虽继承着此前的“复兴时代”，多少也否定了那一时代。胡适稍后也以“古学昌明时代”称清代学术，指出其近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而中国的特点是有延续性，即拜清儒所赐而“有古书可读”，复因“西洋学术思想输入”而产出近代的中国文化。他把西学的输入视为中国可以超过欧洲“再生时代”的新条件，或也有傅斯年所说“再造时代”之意。而中国可能超过欧洲另一点，即欧洲的再生源于文化中断，而中国则可见学术的延续。
整体言，上述诸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乐观的。“学艺再造”的期待后面是一种（对外）开放的文化自信，颇类晚清许多人相信“中学可以为体”。后来的实际发展没有那么乐观，所以20世纪30年代出现一个号称“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团体，大概是第一个注意到中国文化主体性失落的群体。他们认为生活在中国这个空间里的人已多不具备“中国人”应有的文化特征，所以深感焦虑。但文化失落的挫折感并未影响他们对未来的乐观，其《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明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可知这些“本位”文化建设者并不特别看重文化与历史的关联，而意在创造一种可以不中不西的“新”文化。其间文化主体性的失落感与能够“创造”的开放自信仍然并存，后亦与时俱进。
这种失落和开放并存的状态当然和西方冲击密切相关，却也不能忽略道咸和光宣两种新学皆具的主动性。清季古今中外兼容并存的复杂状态固然使身在局中之人难以确切定位光宣新学，但复调的史事正提示出开放的诠释可能性。对后人而言，那正是一方富于启发性的学术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