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中华民族研究的两个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5 次 更新时间:2022-11-27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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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辉  


【摘要】“一”与“多”间的哲学矛盾催生人类必然直面但无解的元问题,而作为和解之道的任何命题都因时空条件变动而改变。该元问题在民族研究领域可以表现为三种学术争端,即生成论与建构论之争、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而具体到中华民族的议题研究,也因此出现不同的理论命题与主张。其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遵循的逻辑路径是,地方民族从作为部分之“多”的历史事实出发,追求中华民族整体之“一”的未来理想,该命题之所以在过去数十年得以称道与践行,在于尊重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回应中华民族在民族研究领域面对的元问题。“一体多元”新命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现实与未来追求,倒转“多元一体”命题的逻辑路径与关系次序,二者构成有效的互补性关联。新命题对民族研究领域中的元问题有新的回应,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研究的再出发,有着更强烈的时代感和明确的未来追求,不仅肯定“多元”的历史构成,还把百年追求的“一体”理想确认为既成事实,进而为“多元”的稳定夯实基础与保障条件。

【关键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多元”;命题


引言

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之所以很复杂,在于自身始终面临难以化解的哲学矛盾,比如个体归属特定群体的“是”与“否”之间、群体整体与部分构成的“一”与“多”之间、价值评判的“好”与“坏”之间及其评价标准的“义”与“利”之间,等等。这些矛盾之所以是哲学的,在于其辩证性与本原性。辩证性意味着二者缺一不可,共生共存,此消彼长,但非此即彼;本原性意味着这是人类文明存在与运转的终极性依据、根源、原由。人类自身对这些哲学矛盾没有一劳永逸的化解之道,只能根据变化的具体时空条件下调和、妥协与平衡,从而催生出人类文明进程必然面临的元问题。元问题常常被提升并抽象到可供普遍讨论的哲学论域,但更应该转化为经验领域中具体考察的特定议题。在人类经验认知领域,因具体时空条件的限制与时代核心议题的变化,在每一个特定时期与特定空间,这些哲学矛盾和元问题表现出不同的具体样态与形式。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捕捉到哲学矛盾与元问题在特定时空的具体表现方式及其变化路径,进而提出新的命题或修正原有命题作为特定时空的和解之道。

在这些哲学矛盾和元问题中,“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之复杂与多变,在人类的知识史上引发很大争论。原因在于,二者始终密切关系到特定共同体的道义与利益、秩序统一与其成员的自由、整体的统一性与部分的多样性、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动态平衡问题,更关系到(文明/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延续、团结与分裂问题,从而也是考察、判断和评价一个共同体走向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人类许多共同体形式因没处理好这对哲学矛盾而走向衰亡。这方面的案例与教训比比皆是,而当前西方的政治极化困境是该元问题的最显著表征。因此,如何处理好“一”与“多”矛盾而产生的元问题,这是任何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在任何时期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经验议题。

毫不例外,“一”与“多”之间矛盾及其带来的元问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议题上也同样突出。为理解该元问题而产生诸多主导性的命题、理论与政治立场,但都因时势大局的变化而变动,因对现实局势的不同判断而产生许多竞争性的讨论,进而带来党派之间的战略性与制度性分歧。比如,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革命派与立宪派都试图引入日本模式,以中华民族为单一民族来实现建国追求,在之后以“五族共和论”命题取代“单一民族论”命题,正视内部各民族之“多”的历史与现实。在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主张“一”的声音明显增强,要求回到“单一民族论”命题。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是,傅斯年与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一”既是始点也是终点,为团结统一而要求消除各民族之间差异的“多”。但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承认并尊重地方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提出“多元一体”的命题,把“多”视为逻辑起点,通过民族平等与交往而汇聚成更高层面的中华民族之“一”理想。显然,两个命题并不冲突的是,国难关头都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作为“一”的国族优先性及其理想蓝图,但分歧在于操作路径,即是否承认以及如何对待地方民族之“多”,是否与如何可能达到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之“一”。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费孝通提出的理论命题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采纳,并作为大政方针的指导原则,付诸数十年的民族工作实践,也成为民族研究工作者的主导思想。

近年来,中华民族研究领域开始重新思考“一”与“多”之间的哲学矛盾及其带出的元问题,在充分肯定“多元一体”命题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基础上,学术界尝试修正并创新理论命题,并开始关注“一体多元”的新命题。这意味着,关注点重新转向中华民族的“一体”,兼顾地方各民族的“多元”,继续尊重地方各民族差异性之“多”并重视其历史与现实,但更加突出中华民族作为国族之“一”的基础性以及逻辑与事实的优先性。比如,马戎在回应胡鞍钢、胡联合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问题时,认为强调“一体”时必须兼顾“多元”;周平主张中华民族朝着一体化的国族方向发展,才能为中国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支撑;汪晖尝试用“跨体系社会”来吸纳并进一步发展“多元一体”命题;赵旭东指出,有必要回归到“多元”与“一体”本身的系统性意义上加以理解,否则难以看到“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之间的有机关联。这些观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一体多元”新命题,也从未否定“多元一体”原命题的合理性,但都已经洞察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的国内外时势格局变化,更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体”之国族的基础性与统摄性地位,才能进一步尊重与保障地方各民族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显然,“一体多元”作为一个新命题,介于顾颉刚与费孝通两个竞争性命题之间,可以发挥调和作用,尝试探索一种新的战略方案,可以为中华民族复兴及其与地方诸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解释框架与指导思想。

因此,在中华民族研究议题上,“一”与“多”之间的哲学矛盾及其元问题具体表现为两个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那么,如何理解“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之间的逻辑与事实关联?本文试图立足于“一”与“多”之间的哲学矛盾,讨论元问题在民族研究领域中的三种竞争性立场,由此建立一个分析框架,重新理解“多元一体”命题的历史地位,并强调中华民族“一体多元”命题的时代意义,并沟通两个学术命题之间的有机关联。

一、民族研究面临的“一”与“多”矛盾

“一”与“多”这对哲学矛盾导致的元问题,在民族研究中无处不在,但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种争论,即:关于民族起源的建构论与生成论之争,关于民族发展过程的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关于民族指向的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每一种争论在学术界都旷日持久,不分高下,在于对立的双方都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与经验案例。其中,前两种争论主要是认识论层面的区别,而后者还涉及方法论层面的争议,且往往被忽略。

(一)建构论与生成论之争

建构论(constructionism)与生成论(perennialism)两种民族观一直争论不休。在建构论看来,民族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明、被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是工业化、城市化、印刷资本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现代产物,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催生民族,而不是民族激发民族主义的情怀。生成论则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早在现代性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民族的建立依赖于先前存在的族群和文化根基,民族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和文化团体。比较而言,建构论更强调“一”,即在现代性的情境下,知识精英和权力中心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建构出“民族”这一文化产物,用以证明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基础。生成论更倾向“多”,认为不同且多样的地方民族在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具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文化与政治共同体。两种争论的背后反映出不同研究群体与学科的认识论差异。作为切入中华民族研究的重要视角,在“一”与“多”的元问题操作化时,有必要将建构论/生成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值得一提的是,受后现代主义话语和后殖民理论兴起的影响,当代研究民族的西方学者大抵扬弃了“生成论”的立场,“建构论”的观点已经占据主流,比如盖尔纳、霍布斯鲍姆、安德森等人的“被制造”“被发明”“被想象”。

建构论与生成论之间的“一”与“多”问题鲜明地体现在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争论中。沈松侨认为,晚清知识分子通过各种话语策略,将作为“黄统”的皇帝装扮成“国统”的皇帝,使之从一朝一帝的祖源变成中华民族的“始祖”。晚清报刊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有利于知识分子拓宽思想沟通的广度,彼此交换对中国与外在世界的理解与感情,从而为想象并打造中华民族为国族的政治工程提供可能。然而,王明珂批判性地指出,用建构论解释中华民族的做法存在以“近代”割裂历史延续性的风险,毕竟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文献传统。在王明珂看来,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延续,并非全然是生物性繁殖或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是更赖于其成员之间的认同延续与变迁。华夏认同首先出现在黄河流域邦国的上层贵族,然后逐渐向下层渗透与向四周扩散,华夏边缘(华夏观念中的异族)在对本地古文明的“忘却”与华夏文明的“记忆”中,从边缘内的“多元”走向“一体”。黄兴涛也反对将现代性和前现代性因素绝对对立与完全割裂的机械论观念,认为自由、平等、独立和解放等现代理念是启动现代民族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构成了“中华民族”观念的现代价值起源。同时,历史上各族人共同生活、政治经济的相互交往、血缘上长久而复杂的交流,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熏陶亦是“中华民族”认同之基础。王汎森同样认为,民族与国家之间是“来回往复”的关系,而非单向的线性关系。

不仅如此,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远比西方的生成论与建构论之争复杂得多。在“多元一体”作为一个现代命题提出之前,对于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一元多体”命题已经达成共识。其中,“一元”是指,在华夏谱系中,黄帝为始祖,之后有五帝,才有夏、商、周三代,在地理上构成“中国”,文化上称为“华夏”,之外为“夷”;“多体”是指夷与夏在文化和礼义方面存在不同的实体,彼此相互参照、衬托与吸收,成就“天下”这个更大规模的社会有机体。尽管“一元多体”命题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中存在少许分歧,但从春秋战国至20世纪前期,构成了历代政治精英对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起源的“最根本特征”。

(二)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

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同样不分高下。前者强调“一”的主体地位,后者重视“多”的不可或缺,诸如“民族同化”“汉化”等争论可归入此范畴。王娟通过梳理20世纪重要的民族史论著,提炼出三种关于“多民族中国”形成和演变逻辑的叙事方案,包括“中国”与“汉族”的重合、民族平等观与“同化论”的结合、“斗争”与“同化”的关联。三种叙事在结构和价值立场上不同乃至对立,却隐含共同的理论焦虑,即汉族在中国的主体地位及其与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毫无疑问,“如何定义汉族与非汉民族在中国史中的位置”和“如何定义历史上各民族间互动关系的性质”这两个关键问题始终贯穿近代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竞争过程,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强调“一”)与民族平等(强调“多”)之间的矛盾。这三种叙事贯穿在最初提倡大汉族主义到后来推崇民族平等的发展进程。

但是,正如王娟在开篇提及“外”“内”的关联与冲突这一基础性背景,三种叙事既是内部自然演化的结果,也与外部的国际环境变化相关。例如,梁启超从“小民族主义”到“大民族主义”的变化,不仅是内部从“天下”到“国家”、从“旧我”到“新我”的转变,同时也是“亡国灭种”的外部威胁与“统一战线”的内在觉醒之间的关联。因此,讨论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还需加入时空条件的特定限制。

同时,我们也应警惕,有些论述看似追求民族平等,却以不平等为前提预设。例如,柯文提出“中国本位”,并抨击“欧洲中心主义”,却预设了一个“中国”的存在,这种“本位”与“中心”必然有意无意忽略了边疆,乃至进一步忽视了南方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性。而“新清史”恰恰源于批判汉族为中心的清史研究,强调清代的武力征服、民族特性与文化隔绝,批评强调清代的民族融合、政治整合和文化交流,以边缘(内亚—东北)叙事挑战传统的中心(中原—江南)叙事。不难看出,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间、中心与边缘之间在叙事与立场上都始终存在张力,这种难以化解的紧张其实是“一”与“多”之间的哲学矛盾及其元问题在民族发展方面的具体表现。

(三)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

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和联系不仅体现在认识论层次,也涉及方法论层次。集体主义立场强调,整体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分析单位,个体在结合成整体之后才有意义,整体获得了超越个体的结构属性,即“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个体主义立场则认为,整体不能脱离个体而存在,整体是个体互动的结果,个体才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在民族研究中,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并不如前两种争论那般激烈,其中蕴含的“一”与“多”哲学矛盾是一种隐性冲突,以至于常常被忽略。

斯宾塞和沃夫曼曾划分东西方两种民族主义形态特征,认为西方的民族主义往往是政治的—国族的—公民的—个人主义的运行逻辑,而东方的民族主义发展则是文化的—文化民族的—族群的—集体主义的逻辑路径。显然,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明显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但作为分析工具无疑有助于窥探东方民族的集体主义特性。在格林菲尔德看来,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和国族观念(其中意味着人民主权)变迁的先后顺序,决定了民族究竟是个体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属性。民族主义可以分为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和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的,还可以根据民族集合体成员资格的标准划分“公民”的和“族裔”的。据此划分了三种民族主义类型,即英格兰是公民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代表,法兰西可归为公民的—集体主义—权威主义,俄罗斯和德意志之纯粹则堪称族裔的—集体主义—威权主义的楷模。可以发现,集体主义强调作为“一”的整体,个体主义强调作为“多”的部分。

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还可以理解为整体与部分之争,前者强调国家统一整体的优先性,后者强调作为个体公民自由的优先性。据此,任剑涛认为,从健全的方法论角度来讲,应当将方法论集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安置在一个竞争性解释的框架中,让各自的解释缺陷形成一种对冲机制。方法论个人主义可以优化方法论集体主义,在政治社会解释中占主导地位的“集体行动”中增加具体行动者的行动机理,反之,方法论集体主义可以化解分散个人无法形成整体的解释困境。因此,需要将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之争纳入“一”与“多”的分析框架中。不同的方法论取向以及如何调和两者间冲突的策略选择,都极大影响民族研究的立场倾向。

二、“多元一体”命题的历史地位

民族研究中的三对经典矛盾可以充分展现“一”与“多”之间的哲学矛盾与元问题,进而持续且深刻地影响到现代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命题,是当代民族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中华民族的格局形成与观念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指导民族工作实践中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在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中如何对待与调和这三对矛盾呢?如何对“一”与“多”的元问题提出中国特色的和解之道呢?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悬而未决?

(一)提出“多元一体”命题的时空条件

社会科学的理论命题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对经验实践的归纳与抽象,并用来指导实践。“多元一体”命题是经过中国几代学者持久的理论争锋与实践工作者数十年的实践检验,最终由人类学家费孝通总结与提炼而成的。

早在民国时期,民族研究领域针对“多元”与“一体”的关系进行理论交锋。费孝通在民国时期强调的“多元”思路,可以追溯到吴文藻。吴文藻曾提出以一种共同文化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凝聚核心的设想,试图构建一种超地方民族的“文化”,以兼顾“民族”与“国家”两端之意。以至于后来,在1939年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中,顾颉刚强调“一体”,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题,而费孝通在理论与经验上的准备更为充分,坚持“多元”的事实及其通向“一体”的可能。当然,费孝通后来也认可顾颉刚的命题用意,并吸收其主张。尽管此时费孝通尚未明确提出“多元一体”命题,但此次辩论与相关理论的实践检验无疑成为后来凝练命题的重要来源。在费孝通看来,“多元一体”命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他1935年在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以及史禄国的影响。同时,费孝通曾多次在汉族和非汉族地区进行过实地考察,也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和民族识别工作,长时期的观察与体验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经验。在经过数十年思考之后的1988年,费孝通才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以成熟的理论体系来调和民族研究中的“一”与“多”矛盾,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几十年的民族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

(二)“多元一体”解决了什么问题?

“多元一体”命题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提出来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调和民族研究的三大争论。其中,在建构论与生成论之间,费孝通侧重生成论的主张,但也不排斥建构论。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自觉”是呼应建构论,表示“中华民族”作为一种集体意识,是近代之后才明确出现的观念单位;“自在”呼应生成论,表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根基,并非完全到近代才突然涌现出来的新鲜事物。“自在”与“自觉”之间相互勾连,打通了传统与现代的关联,也弥合了生成论与建构论的断裂。这一方面明确了中华民族观念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观念与实践之间复杂交织;另一方面又与西方民族学研究的各种命题和理论拉开了距离。这是在尊重各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呼应中华民族“一体论”经典命题。费孝通论证从传统“自在”形成到现代“自觉”意识的转变,也暗合了始于梁启超的相关论述,即从中国历史论证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必要性,从而确立现代国家的完整性与合法性基础。

同时,“多元一体”命题也以温和的手段,处理了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间的矛盾。在费孝通看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由许多分散的民族单位之间在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也有的走向分裂和消亡,最终完成一个相互交融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的特色在于汉族为主体的吸收与渗透,构成一个向心凝聚和彼此相通的关系网络,逐渐为不可分割的多民族统一体奠定基础。汉族是多民族中的构成单位,尽管在“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个“一体”已经不再是汉族,而是成就了一个地域范围更大、认同度与包容度更高的中华民族。费孝通使用“有核心的网络”来形容这个结合与凝聚的历史过程,避免了明显的汉族中心本位,抛弃了单向的“汉化”“夷化”“胡化”,而用更为客观的“华化”来解释这个复杂的多向运动。

当然,对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矛盾,费孝通的处理则稍显“暧昧”。这是因为,费孝通秉承马林洛夫斯基开创的社会人类学传统及其基本理路,遵循功能主义民族学传统的整体方法论,显然不可能有意把事物的整体分解开来讨论,因此在“多元一体”的框架下,费孝通并不排斥把“多元”容纳到既有“一体”之中的可能性。但是,费孝通的具体论述很容易让人误解为“从多元到一体”进程是一种单一线性历史观念。尽管费孝通的主张倾向于集体主义方法论原则,将中华民族视为各民族共同归属的统一整体,但并未论证历史进程的归属必然性,而是认为归属本身具有天然性。同时,费孝通亦未明确将集体建制的共同体作为成员认同的先设对象,也忽略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必须具备国民共同体的国族一体属性。

综上所述,费孝通的“多元一体”命题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民族研究领域的诸多理论争论,为中华民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整合了分散的地方各民族单位,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了理论命题、指导思想与未来蓝图。但是,费孝通的“多元一体”命题也存在一定的解释困境,尤其难以持久有效地回应当前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

(三)“多元一体”命题还存在什么问题?

“多元”必然导向“一体”吗?其实不尽然,而是需要时空条件、组织与制度的条件限制,该命题才能成立,否则导向更碎片化和极端化的“多元化”,反过来对“一体”构成极大挑战,甚至导致崩溃与瓦解的后果。这在晚近几十年的当今世界存在比比皆是的惨重教训。

其中最为典型的第一个教训是苏联垮台问题。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民族化”政策孵化出许多非俄罗斯人的“民族”,并且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对地方各族群进行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结盟。经过几十年的塑造与发展,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各种地方民族逐渐具备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诚然,诸多少数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文化地位也得到了保障与加强,但是,当苏联当局的组织形态与意识形态不足以维系地方各民族团结的制度与政策体系,并巩固其最初制度设计所安排的诸民族关系次序时,以“民族”为界限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集团”成为苏联的政治掘墓人。结果,地方民族与主权性的国家力量一旦有机会结合在一起,就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地方民族立即以国族自居,各自迅速进入完整的现代民族建制进程。

第二个教训是当前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问题。政治极化归咎于近几十年来西方兴起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认同的政治思潮。这种身份认同在于启蒙思想家把个体自己的尊严推向极致,个体由自我认同转向群体认同,进而从认同本身转向认同条件,即要求其他群体及社会全体的承认,诉诸政治制度与法律规范。这种认同逻辑不是追求真正的求同,而是特殊群体在普遍平等的法治社会中求异,并要求把群体的独特性合法化与正当化。结果,普遍平等的社会蜕变成为“独异性社会”,导致社会的政治极化。显然,西方的身份政治思潮本是维护少数族群或边缘群体权利,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之后,如今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西方政治正确的言论自由,消解了主流文化的正当性,瓦解民族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共识,造成社会的“巴尔干化”和文化群体的“部落化”,对西方各国的国家认同构成严重挑战。纵使是作为民族融合之标杆的加拿大,其多元文化主义无疑促进了民族的多样性,但也没有完全实现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的设想。倡导国民身份统一的“弱式认同”,并不能有效聚合充满差异性的地方族裔,维持国家的统一与文化安全,从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思想和民族政策。

总而言之,把社会群体的“差异性”和地方的“多元性”作为逻辑起点,并由此事实出发,并不必然导向政治共同体“一体”的理想结果,而是存在一种离心力作用的可能,走向更为碎片化的后果。如果将国家赋予的统一政治身份认同置于多元的少数族群身份认同之下的次要位置,可能从“多元”滑向混乱与极化,距离“一体”的理想追求越来越远,覆水难收。

三、“一体多元”新命题的语境与意涵

(一)提出“一体多元”新命题的时代语境

“我是谁”和“我们是谁”是关于共同体成员身份归属的元问题,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意识限定了人们对共同体形式的认知与想象。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革新,尤其是通信系统与交通系统的发展,人们的时间意识更紧迫,空间意识增强,时空被高度压缩,带来时空关系的转型。在时间序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华民族历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如今正向“伟大时代”砥砺前行。在空间结构上,中华民族经历了“从中国看世界”到“从世界看中国”,再到两者有机结合的过程。

伴随时空条件转变的还有叙事方式。中国历经了从文明叙事到民族叙事,再到阶级叙事,又回到民族叙事的过程。帝制中国是以“朝贡体系”为基础,采用以“天下观”为理念的文明叙事。在近代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双重冲击下,文明叙事无法解释现状,亦无法为当时的中国提供未来的答案。民族叙事的出现是文明叙事衰退的结果,反映了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古代中国不得不转变为民族体的无奈与无力。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发展,阶级叙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叙事,与退居次要位置的民族叙事共同影响着中国人的历史书写、当下实践与未来展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加速,原有的基础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原有的人民—阶级话语无法整合所有的社会政治力量,党与国家必须重建并确立自己的社会基础与主流叙事,进而凸显中华民族统一体的重要性。

相比阶级叙事,民族叙事具有地域、种族、语言、文化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因素,更可能整合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性基础的主流话语。同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完整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可以使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之间产生同理共情的共通感,由此建立起一种共同的情感纽带和社会伦理基础,在超大规模的社会重建统一的文化与政治共同体,以此对抗由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个体化与离散化的世界总体危机,对抗时间与空间双重压缩带来的焦虑感,为中国人重建精神领域的安全感与满足感。由此,时空条件与叙事方式的多重转变,中华民族“一体多元”作为时代的新命题应运而生。

(二)“一体多元”新命题的基本理路

“一体多元”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重要命题,不是机械地否定或替代“多元一体”命题,而是在此基础上的继承与进一步发展,使中华民族研究再出发。两个命题互补性结合,把中华民族视为一个完整结构的统一体,在其运转过程与结果中呈现出一种关联机制。

在继承方面主要是尊重历史事实。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命题,吸收并借鉴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中华民族的证成方式采用主流的历史叙事。这在理论上总结了中华民族在现代百年“自觉”意识与传统千年“自在”形成的内在关联与转换。因此,“多元一体”命题符合中华民族内在演进的历史逻辑,把“多”视为形成“一”的历史起点与建构“一”的逻辑出发点,尝试从地方民族演进史以及地方民族关系史来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该命题表现出三个特性,即突出地方民族之“多”的实在性,展示地方民族汇成中华民族之“一”的历史过程性与总体方向性,阐释中华民族之“一”的内在结构性及其构成要素的多元性。因此,“多元一体”命题既尊重地方民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也尊重历史总体进程的真实性与丰富性。同样,提出“一体多元”的新命题,一方面是继承“多元一体”命题对地方民族之“多”的肯定与重视;另一方面是肯定该命题在奠定与巩固中华民族“一”的数十年实践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因此,新命题是以“多元一体”命题为前提与基础,旨在为中华民族研究的再出发提供新的可能方向。没有“多元一体”命题指向及其奠定事实上的“一”,就难以在“一”的基础上进一步确保“多”的正当性与可能性。

在发展方面主要是据于时空条件的变化。费孝通本人并没有将“多元一体”命题视为合乎历史必然性的铁律,而是认为:“名称和概念的含义是随时代的发展、事物发展、学科发展而发展的,最重要的是要把握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发展的客观科学内容,使已有的概念在不断思考中更新。”“多元一体”命题符合历史进程,但很难经得起现实与未来的逻辑检验。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全面发展,中华民族基本奠定“一”的国族格局,但如今面临完全新型的国际环境及其带来的全球风险与不确定性。当未来的期待与过去的经验之间出现断裂,带来现实与历史格格不入时,该命题就无法把现实与未来都纳入既定框架设定的历史进程,不能以民族形成与建构的历史模式来定位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以历史目的论为指导,并以此干预历史而形成的历史叙述,容易造成历史的扭曲,从而难以发现自身不过是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是历史困境的某种表达。

同时,“多元一体”命题遵循从“多”到“一”的哲学进路,具体体现为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民族研究路径,就是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自下而上的实现过程。相反,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更着眼于现实与未来,优先强调统一建构共同体作为整体“一”的秩序规范,在此基础上的“多”及其特色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同时,该新命题还强调,“多”的存在与发展是“一”的完整与丰富,“多”因“一”的绝对优先性而有内聚力和重心。因此,“多”的发展方向也接受“一”的限制和规范,特殊性要服从共同性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一体多元”新命题吸收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构性思维与方法,以分析性的因果论证替代历史学的过程与时间叙事,重视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结构到行动,强调从上而下的分析路径,把“一”倒转为“多”得以可能存在的逻辑前提。比较起来,新旧命题在对待民族研究的三对矛盾方面也存在差异。

其一,关于生成论与建构论的矛盾,如果说“多元一体”命题更倾向于生成论,可以阐释中华民族作为文化与政治共同体的生产过程,“一体多元”新命题更接纳建构论,强调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再生产、内聚力及其方向的规范性,可以更直接地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与紧迫任务。同时,“一体多元”新命题更需要发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建构中的组织优势及其能动性与主动性,彰显其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特性,在“一体”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引导“多元”格局的必要性与形塑的可能性。建构论意义上的“一体”可以充分考虑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社会主义作为政权体制与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权主体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共通,为中国统一的民族国家构建确定牢不可破的“一体”框架,为历史生成与演进的“多元”提供基础与方向。

其二,关于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的矛盾,“一体多元”新命题希望引入全球史方法来对冲传统民族国家史中的汉族中心本位。从全球史的角度关注中国的族群政治史,更有利于发现与描述王朝中国范围内地方各民族之间的联结与互动,发现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相比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全球史的方法并不是弱化历史叙事,而是结合传统民族国家史的书写方式,中国的族群政治史成为由无数节点相互联结形成的无边界网络,网络中的节点随时间与空间发生变化。在网络中,中心与边缘之间不是绝对的相互隔离,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随具体的时空条件而变化。因此,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能在中华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文化网络之中寻找到自身的历史位置,从而可以有机结合“从中国看世界”与“从世界看中国”两种空间维度。

其三,关于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矛盾,“一体多元”新命题在方法论层面更重视二者的有效对冲机制。集体主义方法论强调中华民族的属性是天然固有而无法更改的,个体主义则强调身份属性的可选择、外在建构与有条件的。但二者并非无法兼容。个体的中国人从传统文化与体制束缚中挣脱出来,褪去臣民身份,转化为具有现代身份意识的社会行动者。在此过程中,现代中国人获得国家政权赋予并保障的权利义务,同时凝聚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框架内和中华民族的族称下,最终实现“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的国族一体化过程。因此,中华民族的发展无法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建构,两者不可分立,并形成一个相互嵌入的有机结构,即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史。同时,在具体实践中的民族政策必须考虑中华民族统一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间的三位一体关系,才能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一体”。因此,“一体多元”新命题的要旨在于,辩证地看待中华民族的多族聚合体属性与国民共同体属性之间的同一性关系,进而将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共同的最终指向,置于统一认同的最高点,不可偏废,由此全面、准确且深入地把握作为整体的“一体”。

综上所述,“一体多元”新命题接续“多元一体”命题的目标指向,把作为国族整体与统一的中华民族视为事实分析的起点、单位、重心与目标,兼顾有差异性的地方诸民族,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建构与社会主义道路三者之间的向心力、统一性与同一性,回答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大命题。

(三)“一体多元”新命题的事实回应

尽管“多元一体”命题的提出与实践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多”与“一”关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中仍充满争议。在观念史家看来,“费孝通‘多元一体’中的‘多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而‘一体’则应该是在建设中,还不是完成式”。这意味着,“多元”是事实,而所通向的“一体”仍是理想和方向。但史料研究者并不赞同。因为元朝的“中国”是从“多元多体”到“多元一体”转变的分期点,中华民族的“一体”意识不是理想,而是已经出现事实上的国族雏形。其实,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之间的次序关系也并非完全如此发生。杨斌在研究云南省域的地方史时发现,在明代中后期有了三分之二汉人移民之后,“云南人”这种地方群体的身份认同才开始出现,这不仅象征着中华民族融合云南的成功,也丰富了“中国人”作为身份认同的概念。这说明,地方社会群体的身份差异性之“多”是在“中国人”统一身份之“一”得以确认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多”与“一”不是对抗性和替代性的零和博弈关系,也不存在逻辑的演进次序。相反,“多”是对“一”的丰富、扩展与完善,“多”一旦脱离“一”的母体,就失去支撑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源。

显然,“一体多元”新命题是以“一体”为既定的历史事实和立论基础,即使仍有争议,也可以视之为学术研究的前提假设,由此出发才能让中华民族研究进入哲学社会科学的视域范围。当然,我们还可以暂且搁置各种学术争论,把中华民族视为一个社会网络研究中的“弱结构”,其边界仍模糊或者流动,这样可以不断纳入新的内容,以协调“一”与“多”之间的矛盾,也使“一体”基础上的“多元”更充满活力与竞争力,也激发出学术研究的竞争力与创造力以及政策制定的弹性与智慧。惟有确立中华民族作为国族之“一体”的既定结构和基础,方能研究中华民族的观念再生产机制,才能进一步关注“多元”如何从“一体”中获益、成长、稳定、发展与繁荣,并如何受到国族“一体”要求的总体安排与方向限制。

当然,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国族“一”。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清末之后四分五裂的现代史,并且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在政治统一领导、经济内循环与文化同质化方面得以完成,彼此不可分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国家能力与体系构建方面的巨大成就,但也离不开围绕中华民族信仰内聚与精神统一的文化惯性。地方诸民族的文化之“多”都是以中华文化之“一”为主干、底色和基础,才得以繁荣稳定与丰富多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结论

“一”与“多”之间的哲学矛盾永远存在,人类无法回避由此带来的元问题,又永远没有智慧一劳永逸地找到化解之道。任何命题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是受到特定的时空条件限制,一旦时空条件变化,命题应该得到相应的修正。人类历史是元问题贯穿始终并不断提出和解之道的历史,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高度关注人类面临的元问题及其在特殊时空情境中的新形式、新特点与新变化,反思既定命题、概念、知识的合理性及其因时空条件变化带来的有限性,进而据于新的时空条件而及时提出新的命题与和解之道。

在现代民族建构的进程中,“一”与“多”的矛盾比比皆是。比如,如何平衡差异的个体自由与统一的共同体秩序;如何将操着不同方言的人群塑造为统一使用法语交流的法兰西人?如何将数百个诸侯国打造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如何使不同阶层的所有成员共同为大不列颠英国的光荣而战?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地域辽阔但差异巨大,共产党领导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要处理好“一”与“多”之间的元问题,尤其需要高超的治国智慧。

中国自近代以来,对于如何处理中华民族“一”与少数民族“多”之间的元问题,主要有两种立场或和解之道。第一种立场是有“一”而无“多”。梁启超、傅斯年、顾颉刚、孙中山、蒋介石等一大批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更推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立场,最后汇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题。该命题要求建立一个同质、完整与统一的中华民族,尽快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但在不同程度上不够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忽视中国境内诸民族之间的异质性。但这需要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来理解其合理性,还要从其现实迫切性来评价其局限性,因为任何对“多”的无序追求都可能削弱“一”的完整性。第二种立场推崇从“多元”到“一体”的累进性、成长性与过程性。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命题,追求“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理论立场。该命题与立场从中国的地方民族之“多”的事实出发,把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形成一分为二,即传统自在形成的“一体”和现代自为构建和未来追求的“一体”。因此,“多元”到“一体”的过程意味着,传统到现代的历史事实与现实到理想的未来追求相互重合。由于“多元一体”命题高度尊重中国内在的历史与现实,很容易成为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基本命题,进而作为过去数十年民族工作实践的指导方针。

“一体多元”作为中华民族研究的第三个命题,兼顾第一种立场赋予“一”的绝对优先性,但并不是否定或替代第二种立场,而是同样重视中国历史形成与现实存在的“多元”状况,却可以让中华民族之“一”在此基础上再出发。因此,“一体多元”命题与“多元一体”命题紧密关联,不可或缺,不可分离,确保“一”与“多”之间在逻辑与事实上的互补、互通与循环。其中,在假设方面,“一体多元”新命题把“多元一体”命题暗含的中华民族“一体”的理想追求视为既定事实;在逻辑方面,“一体”优先于“多元”,并成为其思考的起点和行动的终点;在运行方面,把中华民族的“一体”视为各民族“多元”得以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在目标方面,“多元一体”命题更倾向于采取从微观到宏观、从部分到整体的路径,“一体多元”命题却是采取从整体到部分、宏观到微观的路径,确保“一”与“多”之间在逻辑与事实上的互通依存。

此外,在知识生产上,“多元一体”命题一般是指导并吸收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的学科知识,而补充“一体多元”新命题,可以大大拓展认知视野,融通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知识,完善中华民族研究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把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完整统一的分析单位来对待。由此,微观—宏观、部分—整体、过程—结构、谱系—类型、实证—规范等西方民族研究中常见的二元论思维及其张力可以得到缓解,相关学术研究可以更为客观对待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之“一”及其与之下地方民族各个组成部分“多”之间的有机关联性。

因此,“一体多元”命题是以“多元一体”命题为事实前提,是其实现之后的再出发,存在时间与逻辑上的先后次序关系。同时,“一体多元”命题是对“多元一体”命题的重要补充,使“多”与“一”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华民族研究中得以完善。“多元”之间长期有着内聚力、向心力与基本共识,才能找到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基础,实现共生共荣关系。“一体”的有效实现并巩固,能够长期为“多元”提供滋养与保障,也限制“多元”之间的无序状态,整体上规范其发展方向。


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思想战线 》,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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