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中华民族研究的两个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 次 更新时间:2022-11-27 12: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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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辉  

  

   【摘要】“一”与“多”间的哲学矛盾催生人类必然直面但无解的元问题,而作为和解之道的任何命题都因时空条件变动而改变。该元问题在民族研究领域可以表现为三种学术争端,即生成论与建构论之争、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而具体到中华民族的议题研究,也因此出现不同的理论命题与主张。其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遵循的逻辑路径是,地方民族从作为部分之“多”的历史事实出发,追求中华民族整体之“一”的未来理想,该命题之所以在过去数十年得以称道与践行,在于尊重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回应中华民族在民族研究领域面对的元问题。“一体多元”新命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现实与未来追求,倒转“多元一体”命题的逻辑路径与关系次序,二者构成有效的互补性关联。新命题对民族研究领域中的元问题有新的回应,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研究的再出发,有着更强烈的时代感和明确的未来追求,不仅肯定“多元”的历史构成,还把百年追求的“一体”理想确认为既成事实,进而为“多元”的稳定夯实基础与保障条件。

   【关键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一体多元”;命题

  

   引言

   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之所以很复杂,在于自身始终面临难以化解的哲学矛盾,比如个体归属特定群体的“是”与“否”之间、群体整体与部分构成的“一”与“多”之间、价值评判的“好”与“坏”之间及其评价标准的“义”与“利”之间,等等。这些矛盾之所以是哲学的,在于其辩证性与本原性。辩证性意味着二者缺一不可,共生共存,此消彼长,但非此即彼;本原性意味着这是人类文明存在与运转的终极性依据、根源、原由。人类自身对这些哲学矛盾没有一劳永逸的化解之道,只能根据变化的具体时空条件下调和、妥协与平衡,从而催生出人类文明进程必然面临的元问题。元问题常常被提升并抽象到可供普遍讨论的哲学论域,但更应该转化为经验领域中具体考察的特定议题。在人类经验认知领域,因具体时空条件的限制与时代核心议题的变化,在每一个特定时期与特定空间,这些哲学矛盾和元问题表现出不同的具体样态与形式。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捕捉到哲学矛盾与元问题在特定时空的具体表现方式及其变化路径,进而提出新的命题或修正原有命题作为特定时空的和解之道。

   在这些哲学矛盾和元问题中,“一”与“多”的辩证关系之复杂与多变,在人类的知识史上引发很大争论。原因在于,二者始终密切关系到特定共同体的道义与利益、秩序统一与其成员的自由、整体的统一性与部分的多样性、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动态平衡问题,更关系到(文明/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存在与延续、团结与分裂问题,从而也是考察、判断和评价一个共同体走向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人类许多共同体形式因没处理好这对哲学矛盾而走向衰亡。这方面的案例与教训比比皆是,而当前西方的政治极化困境是该元问题的最显著表征。因此,如何处理好“一”与“多”矛盾而产生的元问题,这是任何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在任何时期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经验议题。

   毫不例外,“一”与“多”之间矛盾及其带来的元问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议题上也同样突出。为理解该元问题而产生诸多主导性的命题、理论与政治立场,但都因时势大局的变化而变动,因对现实局势的不同判断而产生许多竞争性的讨论,进而带来党派之间的战略性与制度性分歧。比如,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革命派与立宪派都试图引入日本模式,以中华民族为单一民族来实现建国追求,在之后以“五族共和论”命题取代“单一民族论”命题,正视内部各民族之“多”的历史与现实。在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主张“一”的声音明显增强,要求回到“单一民族论”命题。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是,傅斯年与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一”既是始点也是终点,为团结统一而要求消除各民族之间差异的“多”。但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承认并尊重地方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提出“多元一体”的命题,把“多”视为逻辑起点,通过民族平等与交往而汇聚成更高层面的中华民族之“一”理想。显然,两个命题并不冲突的是,国难关头都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作为“一”的国族优先性及其理想蓝图,但分歧在于操作路径,即是否承认以及如何对待地方民族之“多”,是否与如何可能达到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之“一”。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费孝通提出的理论命题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采纳,并作为大政方针的指导原则,付诸数十年的民族工作实践,也成为民族研究工作者的主导思想。

   近年来,中华民族研究领域开始重新思考“一”与“多”之间的哲学矛盾及其带出的元问题,在充分肯定“多元一体”命题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基础上,学术界尝试修正并创新理论命题,并开始关注“一体多元”的新命题。这意味着,关注点重新转向中华民族的“一体”,兼顾地方各民族的“多元”,继续尊重地方各民族差异性之“多”并重视其历史与现实,但更加突出中华民族作为国族之“一”的基础性以及逻辑与事实的优先性。比如,马戎在回应胡鞍钢、胡联合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问题时,认为强调“一体”时必须兼顾“多元”;周平主张中华民族朝着一体化的国族方向发展,才能为中国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支撑;汪晖尝试用“跨体系社会”来吸纳并进一步发展“多元一体”命题;赵旭东指出,有必要回归到“多元”与“一体”本身的系统性意义上加以理解,否则难以看到“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之间的有机关联。这些观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一体多元”新命题,也从未否定“多元一体”原命题的合理性,但都已经洞察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的国内外时势格局变化,更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体”之国族的基础性与统摄性地位,才能进一步尊重与保障地方各民族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显然,“一体多元”作为一个新命题,介于顾颉刚与费孝通两个竞争性命题之间,可以发挥调和作用,尝试探索一种新的战略方案,可以为中华民族复兴及其与地方诸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解释框架与指导思想。

   因此,在中华民族研究议题上,“一”与“多”之间的哲学矛盾及其元问题具体表现为两个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那么,如何理解“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之间的逻辑与事实关联?本文试图立足于“一”与“多”之间的哲学矛盾,讨论元问题在民族研究领域中的三种竞争性立场,由此建立一个分析框架,重新理解“多元一体”命题的历史地位,并强调中华民族“一体多元”命题的时代意义,并沟通两个学术命题之间的有机关联。

   一、民族研究面临的“一”与“多”矛盾

   “一”与“多”这对哲学矛盾导致的元问题,在民族研究中无处不在,但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种争论,即:关于民族起源的建构论与生成论之争,关于民族发展过程的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关于民族指向的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每一种争论在学术界都旷日持久,不分高下,在于对立的双方都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与经验案例。其中,前两种争论主要是认识论层面的区别,而后者还涉及方法论层面的争议,且往往被忽略。

   (一)建构论与生成论之争

   建构论(constructionism)与生成论(perennialism)两种民族观一直争论不休。在建构论看来,民族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明、被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是工业化、城市化、印刷资本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现代产物,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催生民族,而不是民族激发民族主义的情怀。生成论则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早在现代性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民族的建立依赖于先前存在的族群和文化根基,民族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和文化团体。比较而言,建构论更强调“一”,即在现代性的情境下,知识精英和权力中心为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建构出“民族”这一文化产物,用以证明民族国家构建的合法性基础。生成论更倾向“多”,认为不同且多样的地方民族在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具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文化与政治共同体。两种争论的背后反映出不同研究群体与学科的认识论差异。作为切入中华民族研究的重要视角,在“一”与“多”的元问题操作化时,有必要将建构论/生成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值得一提的是,受后现代主义话语和后殖民理论兴起的影响,当代研究民族的西方学者大抵扬弃了“生成论”的立场,“建构论”的观点已经占据主流,比如盖尔纳、霍布斯鲍姆、安德森等人的“被制造”“被发明”“被想象”。

   建构论与生成论之间的“一”与“多”问题鲜明地体现在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争论中。沈松侨认为,晚清知识分子通过各种话语策略,将作为“黄统”的皇帝装扮成“国统”的皇帝,使之从一朝一帝的祖源变成中华民族的“始祖”。晚清报刊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有利于知识分子拓宽思想沟通的广度,彼此交换对中国与外在世界的理解与感情,从而为想象并打造中华民族为国族的政治工程提供可能。然而,王明珂批判性地指出,用建构论解释中华民族的做法存在以“近代”割裂历史延续性的风险,毕竟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文献传统。在王明珂看来,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延续,并非全然是生物性繁殖或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是更赖于其成员之间的认同延续与变迁。华夏认同首先出现在黄河流域邦国的上层贵族,然后逐渐向下层渗透与向四周扩散,华夏边缘(华夏观念中的异族)在对本地古文明的“忘却”与华夏文明的“记忆”中,从边缘内的“多元”走向“一体”。黄兴涛也反对将现代性和前现代性因素绝对对立与完全割裂的机械论观念,认为自由、平等、独立和解放等现代理念是启动现代民族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构成了“中华民族”观念的现代价值起源。同时,历史上各族人共同生活、政治经济的相互交往、血缘上长久而复杂的交流,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熏陶亦是“中华民族”认同之基础。王汎森同样认为,民族与国家之间是“来回往复”的关系,而非单向的线性关系。

   不仅如此,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远比西方的生成论与建构论之争复杂得多。在“多元一体”作为一个现代命题提出之前,对于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一元多体”命题已经达成共识。其中,“一元”是指,在华夏谱系中,黄帝为始祖,之后有五帝,才有夏、商、周三代,在地理上构成“中国”,文化上称为“华夏”,之外为“夷”;“多体”是指夷与夏在文化和礼义方面存在不同的实体,彼此相互参照、衬托与吸收,成就“天下”这个更大规模的社会有机体。尽管“一元多体”命题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中存在少许分歧,但从春秋战国至20世纪前期,构成了历代政治精英对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起源的“最根本特征”。

   (二)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

   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同样不分高下。前者强调“一”的主体地位,后者重视“多”的不可或缺,诸如“民族同化”“汉化”等争论可归入此范畴。王娟通过梳理20世纪重要的民族史论著,提炼出三种关于“多民族中国”形成和演变逻辑的叙事方案,包括“中国”与“汉族”的重合、民族平等观与“同化论”的结合、“斗争”与“同化”的关联。三种叙事在结构和价值立场上不同乃至对立,却隐含共同的理论焦虑,即汉族在中国的主体地位及其与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毫无疑问,“如何定义汉族与非汉民族在中国史中的位置”和“如何定义历史上各民族间互动关系的性质”这两个关键问题始终贯穿近代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竞争过程,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强调“一”)与民族平等(强调“多”)之间的矛盾。这三种叙事贯穿在最初提倡大汉族主义到后来推崇民族平等的发展进程。

但是,正如王娟在开篇提及“外”“内”的关联与冲突这一基础性背景,三种叙事既是内部自然演化的结果,也与外部的国际环境变化相关。例如,梁启超从“小民族主义”到“大民族主义”的变化,不仅是内部从“天下”到“国家”、从“旧我”到“新我”的转变,同时也是“亡国灭种”的外部威胁与“统一战线”的内在觉醒之间的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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