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问”意识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占据重要位置。“发问”有内在的形式结构,因构成要素的指向差异而形成社会科学的不同形态。其中,“原问题”意识是针对现实发问,关注社会难题,回应同时代人的焦虑,形成当下导向的社会科学,带来研究目的功利化与知识碎片化;“源问题”意识对历史发问,回溯历史情境条件与过程,形成历史导向的社会科学,对研究议题及其解释进行历史情境化的处理;“元问题”意识着眼人类自身无法化解的永恒难题,同时关注其历史变形、当下困扰与未来后果,催生新型社会科学。三者呈逻辑递进的关联性,而元问题导向的新型社会科学接受哲学思维的指引,可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开辟新路径,为理解中国与世界文明进程的永恒难题提供持久对话机制。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

学术史是 “发问”与回答的历史,是 “问—答”关系结构动态变迁的历史,也是一部产生问题 争论并形成问题域和意义链的历史。“好的选题是成功的一半”,而 “没有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因 此,发问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引擎,培养发问意识是学术训练的重要环节。社会科学在19世纪前期 甫一诞生,研究任务就确定为:运用现代科学的标准、规范与技术来理解与解释人类社会的经验现 象,进而预测、控制并改造世界。因此,诸如马克思、孔德、托克维尔等经典社会科学家们的发问 意识指向人类社会本身,直面人类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永恒难题,为提升人类福祉提供各种可能的 道路选择。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发问意识过于聚焦当下困扰与微观现象, 追捧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与新概念,却脱离其母体学科的历史深度与哲学高度,带来知识生产 的当下实用性与碎片化后果。

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科学一直在 “向强者学习”,不同程度地依赖外来的既定前提假设与认知 框架,移译西方知识界在不同情境下生产的时髦概念、命题与理论,并以此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缺 乏回向自身的发问意识。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时期,呼唤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主的知识体 系,既要重审过去百余年来西学东渐的知识遗产;又要走进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与 “田野”,开创 新思维与新方法,提炼新概念、新理论与新命题;还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社会的知识与话语竞 争,重塑对世界与人类历史的认知结构。这三个任务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用问题导向来取代西方知识 生产过程的学科导向、理论导向与方法导向。发问意识在时间上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在空间上 融通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不排斥西方关注当下的实证路径,也不仅仅代之以历史资源的途径,而是回归历史与哲学两种思维及方法的传统母体。由此,中国社会科学在遵循 “发问”的一般形式结 构基础上,以新的发问意识来统合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新的概念 体系、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开创一种能够面向当下与未来的新形态。

对于研究过程中发问意识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已有专门讨论。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传统非常重视发问在哲学中的优先性,元问题意识使元哲学的讨论得以可能。学术提问在社会学领域尤为受到高度重视,并且对差异性与过程性两种发问方式的关系及其优劣做出详细阐释。法学界要求发问意识来自真实世界的普通人经验,形成“苏力问题”。史学领域也提倡发问意识。黄宗智把发问意识的动力诉诸家国情怀以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外来思想的张力及其在中国社会实践的矛盾。王学典指出,家国情怀、学术使命与阅读思考是现实关注和学术使命的感召。但是,“问题意识”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在“非问题意识”基础上自然形成的, 需要长期密切关注,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深入研究一个特定的问题域才有可能。

社会科学是发现和解释社会现象以探寻真相的经验研究,也是研究者向自己主动发问并明确作答的探索过程。研究者对社会、历史与知识世界充满好奇、困惑与惊诧,由理想与现实、体验与期待之间的落差引发心理感受,产生对自身“发问”的内在冲动,从而提出值得回答的有效问题。研究者因不断探寻(quest)而产生问题(question),因反复求索(search)而进行研究(research),最后合乎逻辑地作出回答,知道(know)社会事实和经验而成为社会科学知识(knowledge)。在这个“问—答”关系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发问”在社会科学程序化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枢纽作用。

然而,在更普遍范围和更根本意义上而言,学术研究的发问在区分“过程性”与“差异性”之前,是作为一种探寻事物真相的人类行为和求知欲,有其内在的形式结构,包括四个基本要素:明确的对象(“问之所问”)、意义(“问之何所以问”)、方式(“问之何以问”)及其结果(“问何以可能”)。这意味着,只有了解清楚“发问”的前提、意义、方式、结果等构成性要素和环节之后,才能完整阐明有效“发问”的形式结构本身,进而为学术探索的展开确立一个明确的问题域,把握问题所处的层次与位置,从而才能完整且明确地界定何为问题。

首先,在起因、前提与基础方面,所有“发问”都是为了回答“是什么”与 “为什么”的困惑。“发问”是人区分于动物的重要特征,源于人对社会与自然现象充满本能性的好奇与困惑,旨在获得解释与解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而从事学术研究纯粹是为了求知,并无其他实用目的。“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努力解释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并说明重大问题的起因(“为什么”)。但是,发问的明确前提,是不仅意识到自己的认知边界并承认自己的无知,还肯定发问对于揭示事物意义的优先性。发问使自身的无知得以反思与审视,让所有被问的对象进入发问者的视域范围,由此才能产生求知的欲望和探索的冲动。这种无知与不足只能来自提问者的实践、体会、自省与谦卑。在阿伯特看来,把社会科学作为志业的研究者不止于此,“发问”还需要以“知识”与“品味”为基础。一方面,知识积累让研究者进一步追问,已有的学术探索是否能化解心理困惑,满足好奇是否值得信赖,由此关联到学术史脉络;另一方面,品味可以直觉到发问的层次、研究空间与意义,而这来自研究者自身的人生阅历、学术积累、思维能力、社会责任与研究环境。显然,发问关系到发问者自我认知与思考层次的差异,还有生命力的长短、大小、好坏、高低之分。因此,社会科学是“艰辛”与“想象”之间不断对话的结果。

这需要研究者有意识地长期观察与体验真实的社会现象,同时不断进行大量的阅读与思考。于此,斯廷奇库姆提出“距离”(distance)概念,认为其理论特质在于联结知识世界与社会世界,并在二者“距离”之间发问,找到值得思考和探索的真问题,并进一步测量“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距离”。尽管从原因到结果之间“距离”的探索过程很复杂,因人而异,但只要确定“发问”,对原因与结果的观察以及理论解释框架可以找到整个研究过程的主线。通过发问来思考,既用“距离”来确定链接原因与结果的分析单位,又描述形成原因的诸要素以及构成为结果的核心。所以,社会科学的“发问”前提是无问题意识的长期体验与大量阅读,敏锐捕捉社会大众真实的、集体的无意识状态,有意识地上升到理解、阐释、解释与评价的科学探索。把社会客观存在的真实难题转换为值得探索的“真问题”与“好问题”,即“在问题中提问”。

其次,在意义与方式方面,“发问”是联结普遍知识与特殊经验情境的中介。“发问”的本质是提出问题,指出某种方向性和目的性的意义,从中使人类社会的普遍知识能创生其解释当下情境的特定意义,使人类的历史经验关联到 “发问”本身所设定的社会场景。因此,“发问”构成前人的普遍知识与当下或历史的特殊情境之间的中介。对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把握人类普遍知识,而且需要把普遍知识运用于特殊情境,或者从特定场景来质疑和推进普遍知识的增长。伽达默尔指出,发问在诠释学中具有优先性,因为“在所有经验里都预先设定了问题的结构”,没有提出问题就无所谓经验。真正的经验乃是人类对自身理性能力及自我认知局限性的深刻省悟,只存在于边界限制的当下,无法预见与规划。唯有发问才能引出历史事件与过程,给予历史性的回答,“问题使被 问的东西转入某种特定的背景中”。换言之,所形成的“问—答”关系结构可以激活被问及的社会与历史经验,并引出经验所承载的意义结构。因此,社会科学的“发问”成为沟通普遍的知识世界与特殊的历史世界之间的桥梁,使所有人类历史经验都隐藏一种“问—答”结构,而经验知识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发问的有效性。同时,发问本身蕴含假设和回答的方向性意义,使被问的对象转入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而受到关注。发问作为中介,使被问的对象和作为答案的社会经验和普遍知识置于同一个场景,用以回答特定场景中的问题,使发问、情境条件与答案融为一体,问题与答案之间的意义得以关联。

相应地,发问让“问—答”关系结构在展开过程中实现完全开放,包括同时对文本、人类经验与社会情境开放,对历史与当下的异质性开放,对所有学科知识开放,也对被问的对象和社会难题开放。同时,发问对发问的主体与对象双向开放,反过来,被发问的对象同时对发问者开放,并同时开放给实践和文本。与开放性相伴而来的是互动性,包括发问者与问题之间、问与答之间、知识与无知之间、“问—答”结构与其情境性条件之间都存在交互性。这种交互性使发问者可以与其周遭的情境对话,让普遍知识与特殊情境之间得以调解和对话,从而提升特殊情境的普遍认知,也重新审视在特定情境中对普遍知识的运用。发问的开放性与交互性可以推动根据特殊社会情境的回答及其意义生产,又可以开放给参与回答和意义构建的所有后来者。发问的开放性、交互性及其意义的流动性构成问题域与意义链之间的紧密互动关联。

最后,在结果上,“发问”意识存在限制与层次。一旦发问意识落实在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和议题范围,发问者转而主动、有目的地搜索并阅读已有相关文献,把特殊情境下的具体实践、现实困扰、理论好奇与学术史关联起来思考,试图用现实的经验材料重审已有知识,用已有知识解释社会现象。其有效回答既参与特定的学术共同体,并推进知识增长,又回应发问者本人的研究困惑,缓解同时代人的焦虑与好奇。同时,并不是所有的发问都可以回答,总有“不可为的”,包括根本性的、尚不成熟的、太过复杂的、被经验与理论知识否定的四种情况,意味着“经验社会研究可能陷自己于绝境”。同时,发问的前提预设、角度或方法没有普遍适用性,而是局限于提问者的立场、阅历、体悟和视域范围。这一类型的发问源自文化结构、当下与历史具体情境的交织影响,是个体性反思的产物,体现出普遍知识与特殊情境、历史传统与当下困扰、先验与经验等诸多“距离”(distances)在发问者独特经验世界中的特定交汇。同样,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使“发问”有所选择,进而把价值取向、偏好、假设等形式结构的诸要素带入分析过程,导致“问—答”关系结构陷入不稳定状态,即使坚守道德中立,对真的追求都涉及对善与美的争论,导致知识的不确定性。因此,如何使发问有针对性、持久性和有效性,如何使发问与作为答案的知识之间建立稳态联系,这是所有问题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难题。

这意味着,“发问”意识所带来的差异性来自发问者本身,其阅历、境界、格局与洞察力决定了发问意识的层次。其中,社会科学大多数的发问者仅关注此时此地因特定事件而发生的公共焦虑,寻找的证据与给出的答案必然是满足瞬间的有效性,但也转瞬即逝而追随新的社会热点；少部分发问者不满“当下主义”的研究倾向,转向更有历史纵深感的宏观问题,在更长时段的历史与更 大范围的空间找到情境性的证据,并给出更有普适性的历史回答;更少数的发问者把发问意识上升到更深邃的哲学高度,进一步探索人类永恒难题的超历史存在。因此,可以把所有的“发问”意识划分为“原”“源”“元”三种类型,即直觉感知的当下现实、回溯过程的历史情境与追问超历史存在的人类永恒。三类发问意识的前提、对象、论证材料与答案及其意义各不相同。

其中,“原问题”意识是最常见的发问意识,构成西方实证科学传统的主流,主要针对可以直接感知的社会现实困境,发问仅向当下时代的社会开放,把当下复杂的公共焦虑与社会难题直接转化为值得探索的未知问题,追因于宏观的社会政治结构。“源问题”意识是对当下的“发问”追加时间序列,使问题向历史事实与情境开放,可以更长时段、更清晰地“溯因”当下困扰的起源、变迁与变形。“元问题”意识是当下社会难题不局限于其当下状况或者历史形成,而是追问其更深层次的永恒不变性,聚焦先验的终极性难题,视之为人类自身无法化解的顽疾,可以穿透文化与文明体系之间的藩篱。对现实难题发问,转向对历史难题发问,迈向终极难题发问,这三种层次递进的“发问”意识是据于形式结构构成要素的不同组合与知识功用的不同侧重,进而导向不同的社会科学形态。

二、“原问题”意识与当下导向的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的最基本任务是关注并解释社会问题与现象及其普遍的经验联系。然而,什么社会问题与现象值得社会科学去关注? 如何解释才合理?这是社会科学萌生“发问”冲动的逻辑起点,关注社会问题也是使之成为真问题与好问题的原始场域。其中,在事实与逻辑上把个体困扰关联到公共关注,这是寻找 “原问题”的前提,也是发现真问题的来源;从追问公共关注的缘由与解决办 法,转换到主观上值得进行学术研究的议题设定,这是寻找原问题的基础;把个人困扰、公共关注与社会结构关联起来思考,这是探讨“原问题”的关键,也是形成好问题的重要路径。

第一,社会科学萌生“原问题”意识的前提是发现个体困扰与公共论题之间的关联。按照弗洛伊德对“本我—自我—超我”的三层次划分,本我是“唯乐原则”的无意识状态,那么,接下来两个层次应该是同一逻辑的演进,即自我意识的现实原则更应该是摆脱个人困扰,以寻找或回归快乐。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受所处的外部环境刺激而产生自我意识,尤其是外部环境带来个体诸多身体不适与心理困扰,违背“唯乐原则”。个体的自我意识必然萌生最初疑问,如 “这怎么啦?”“我怎么办?”前一疑问促使个体产生一种自我意识的冲动,集中关注造成个体困扰的缘由,但后一个原始疑问是驱动走向超我的必经阶段,更有意识去寻找走出困境和降服难题的办法。

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以改造社会是社会科学的传统追求。唯有立足于超我意识,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心智品质,寻找个人困扰与公共论题之间的关联,才能解释公共论题,化解公共焦虑,重返社会整体的稳定有序状态。在米尔斯看来,个体的心理困扰产生于自我的内在性格以及与他人的外在联系,更可能与其切身所处的局部或整体社会环境相关。这是因为,特定个体的心理困扰是同时代人公共焦虑的微观缩影。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视角转换的能力,才能把个体置于所处时代,立足于公共论题来看待并化解个人的焦虑不安,进而从宏观层面追问困扰微观个体的结构性缘由,探索宏观结构的微观后果。因此,区分并关联个体困扰与公共论题,是“所有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一个特征”。

第二,“原问题”意识萌生的基础是把公共论题转化为学术值得探索的真问题。公共焦虑的议题形成于个体困扰的重叠与个体关注点的聚合,从而使“把自己作为方法”成为可能,也正是对个体困扰的“自我意识”,让社会科学得以撞击并回应自我的小世界。然而,公共议题已经超出个体层面的内心世界和局部的社会环境,形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怎么啦”和“怎么办”的问题。社会科学最基本的工作,是从学术探索的两个“原问题”作为逻辑的出发点,即“是什么”与“为什么”来分析这种公众集体追问的焦虑缘由,并科学回应社会关注和焦虑的现实出路。社会科学提出的原问题之所以为“真”,在于针对社会现实发生和大众真实关注的公共议题与难题,这是提出真问题的最重要的来源。因为,社会科学对原因问题“是什么”的探索,可以为理解社会大众理解事 件和现象何以发生(“怎么啦”)铺垫知识基础,而对“为什么”的追问,可以为其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提供合乎逻辑的因果机制解释。反过来,发现和解释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指向,也把现代社会科学始终限制在具体的经验领域,这可以避免米尔斯所批评的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主义”两种倾向。现实与学术在此问题域相遇,并通过真问题与好问题来有效对接,使社会现实与社会科学之间得以汇通 (如图1)。

第三,“原问题”意识的任务是发现并解释因果性的社会机制。社会的现实问题成功转化为学术探讨的定义问题(“是什么”)和因果问题(“为什么”)之后,开始运用社会科学的思维与方法来观察和解释社会问题,这种转换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环节。其中,界定解释性概念,可以为理解社会现象和问题提供新的独特视角和分析范式。但任何概念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学术史脉络中可以找到其特定位置的,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不同问题设定所处的社会情境条件变化而做出修改或更新。因此,定义问题需要把握相关议题的学术脉络,对原问题的分析才有理论依据,还需要对学术问题所生长的现实环境条件有整体认知,才能充分回答“怎么啦”的现实问题。因果性在于解释原问题的真实发生机制,找到构成因果关联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解释自变量如何使因变量发生变化并产生何种社会后果。比如在作为自变量的氧气作用下,因变量的碳如何变成一氧化碳 (CO)和二氧化碳 (CO2),而社会科学的基础性任务是为现实和真实的社会问题提供类似于“氧化机制”的因果解释。

第四,“原问题”意识的理想追求是提出“好”问题。问题为“真”是提出 “原问题”的基本要求,以发现因果性的社会机制为任务,但还有“好”的价值追求。判定原问题为“好”,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展示“看不见的”社会真相,尤其是生与死、义与利这些永恒问题在社会情境中的运转机制,关怀个体生命的社会存在,这是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如《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二是能够吸引非专业的社会大众关注与好奇,回应其困惑与兴趣,如“户口还起作用吗?”“为什么印度的整体发展缓慢,而软件出口却独领风骚?”显然,社会科学研究的好问题需要发挥结构性思维,并运用参与、观察、计量统计等方法和手段,采集不同数据与材料来回答。社会科学对好问题的发现与解释可以在社会与政府之间起到纽带作用,既可以关注社会大众本我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吸引其非专业的关注与好奇,“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更好地理解社会生活”,解答其困惑与焦虑,又可以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公共政策提供清晰、明智的思路与建议。

积极回应现实的社会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为此,需从当下和同时代的社会现象中提炼出具有学术探索价值的“原问题”,并对真问题和好问题给予因果机制的科学社会解释。在当下社会萌生“原问题”意识,这是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然而,如果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仅仅来自对当下社会现实问题与现象的密切关注,把当下社会视为原问题得以产生的唯一场域,仅仅为了回 应当下大众的公共焦虑与困惑,必然出现功利、浮躁、肤浅的研究风气与知识碎片化的后果。这也是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实证社会科学范式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危机。其中,“原问题”意识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过于追赶当下的社会热点与现实潮流,研究者不断改变立场以博得社会大众的一时好感,并迎合社会政治的现实需要,既缺乏对于生产、生活及其他领域提出的难题、困惑和未 知的回应,又不提供能够启发智慧的新思想、推动学术研究深化和创新的理论和方法。其后果是,一方面,使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丧失其应有的学术自主性和判断力,难以从社会政治结构准确把握当下困扰社会大众的根源,也难以提出科学合理的化解之道;另一方面,急于追踪流动的社会热点并给出情境性的解释,难以对接到相应议题的学术史脉络,发问所确立的前提不稳固,“问—答”结构过于受到当下不确定的情境性条件限制,答案也因条件变化而不断改变,从而无法形成学术研究持续性的问题域与意义链。

同时,社会科学的发问局限于当下情境,其概念工具、数据与材料更多来自当下社会流行的日常生活,或者直接对接到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而容易陷入以现实议题为标签的学术“部落”与“领地”。“发问”直面当下社会具体的现实议题,以至于无法开放给过去和未来,当下时代成为“孤岛”与特例,带来知识生产过程的内卷化、知识产品的临时性与碎片化,缺乏历史厚重感。同 时,所创造或传播的概念、得出的结论流于就事论事,充其量是产生社会学“中层理论”意义上的机制解释,难以创造出经得起时空检验的普遍知识,难以进行体系化的知识生产和理论构建,缺乏学术研究必要的对话空间,缺乏理论深度和思想高度。

三、“源问题”意识与历史导向的社会科学

实际上,有些个人困扰与公共焦虑无法完全诉诸当下的社会结构,而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当下状况只是历史变迁的延续与后果。同样,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不一定是全新的,而是可能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由此形成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同时,即使是相同的个人困扰、公共焦虑与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情境和文化结构中,也有着不同的原因与结果。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的发问意识不仅把个体置身于社会结构,还需要置之于历史过程。据此,社会科学需要扩展历史视野,挖掘历史经验,增加解释的历史厚度。从“原问题”发展到“源问题”,一方面,在学科史内部通过“发问”来寻找知识之间的链接点;另一方面,“发问”把诸多看似独立或偶然的历史事件联结起来,进而在学科史的内外之间找到问题域与意义链,把当下的研究问题转向历史的阐释。对当下的发现和解释置于历史过程和结构,并进行跨时空的比较分析,以历史纵深的“望远镜”来克服社会科学仅仅关注当下社会的“显微镜”缺陷。

对于困扰个体生活与生存的公共议题,社会大众往往相信个人的命(必然)与运(偶然),难以立足于历史变迁来理解和解释其一生遭受,也难以将自己的幸福或机运与社会大规模的起伏变动关联起来。在米尔斯看来,应该再次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而把个人生活历程与大历史结构与变迁关联起来是社会科学的“使命与前景”。这要求社会科学充分吸收历史研究的思维、方法与视野,不断追问当下社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位置、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征、推动社会结构变化的动力及其构建历史的方式。唯有确立社会科学的历史视野,才能把公共焦虑与社会问题置于所处的大历史与大时代背景,关注特定个体或群体在关键事件与关键时刻的权宜性策略和选择。把宏观的历史结构与微观的社会行动关联起来,才能发现并解释真问题和好问题,并真正理解社会大众的人生境遇和精神世界。反过来,对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大问题进行历史研究,需要吸收社会科学的结构性思维与方法,才能真正理解特定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因果关联和变迁的动力机制,对人类特定社会现象的历史演化过程进行长波段、大范围的比较分析。

然而,社会科学的历史视野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短历史”,即“溯因”当下社会问题的直接历史根源与变迁过程。个体困扰与公共焦虑难以在当下社会结构中找到根源,或者从当下社会得出的解释不够有说服力时,社会科学必须转向其历史视野,寻找社会问题发生的历史轨迹,包括从无到有、从变到不变,为之追溯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以个体生命历程的历史记忆来说服同时代的社会大众,即使不能使之走出困扰与焦虑状态,至少心安理得地接受由历史惯性带来的结构性强制,比如“领导批示是如何形成的”这种独特的中国政治现象可以通过整理特定政治精英的历史档案来回答。其二是“长历史”,即把当下社会问题的根源诉诸千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当下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很多困扰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已深深嵌入社会结构。当下显性的社会政治现象往往植根于隐性的历史结构,成为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中国为何实力强且体量大?”其解释可以追溯到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70多年的新政权、百年的政党组织,更远还可以归因于传统中国从秦至清形成的文化、地缘、财政与认同结构。

然而,诸多个体困扰与公共焦虑的社会问题并不是在独特的历史与文化情境所产生的,而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具有普遍性,只是其表现形式与出路不同。同时,人类历史总有一些偶发事件,作为深远影响重大历史变革和文明进程的历史关键节点,比如资本主义兴起、民族国家形成、世界战争等,这些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力完全无法从社会自身的单一结构与功能来解释。同时,很多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存在共性、差异及规律性,值得进行跨社会和文化结构的专题性比较,而重大历史事件与现象需要引入长时段、大空间、大比较的社会科学分析。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蒂利、汤普森、斯考切波等历史社会科学家抵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突出社会变迁中的军事、革命、阶级与文化等因素。他们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社会分析范式,充分运用变量分析、过程追踪和总体解释,围绕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两大主题,充分运用“求同法”与“求异法”为主的比较历史分析,为传统到现代的世界历史进程探索普遍规律。

社会科学的“源问题”意识比“原问题”意识更为复杂,在于从当下的有限空间转向历史的无限空间,从个体的有限生命历程转向社会群体文化属性的无限历史形成,从单一文化与社会体系的历史进程阐释转向多元文化与社会体系的复线历史进程比较。相应地,也从因个体困扰与公共焦虑而寻求解决办法的急切心理情感,转向化解内心的好奇与困惑,从而探索特定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历史起源、形成、变迁。“源问题”的发现及其真问题与好问题的提出都高度依赖历史资源。但是,社会科学在转向历史视野的过程中,其内嵌的结构性思维和方法使之无法停留在勘误与文献整理这种严格的编纂史学工作,相反,倾向于采用比较历史的分析方法。以“源问题”的设定和比较的预设,社会科学比较不同的参照系和历史案例,并得出各种一般化的概念工具或理论解释。对于社会科学的比较历史分析,马奥尼提出三个原则:关注人类历史的宏观进程和重大议题;对个体选择的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决定性关系进行因果解释;重视历史情境性和时间序列。这是为“源问题”意识设定前提、开放范围、研究过程与目标等“发问”结构的构成性要素。

显然,社会科学拓展历史意识并转向历史视野,所萌生的“源问题”意识是对“原问题”意识的巨大提升,从无限的历史资源中获取论证材料与运用方法,相对当下有限的社会空间也是巨大的拓展。然而,社会科学的“源问题”及其方法存在明显的限制或“陷阱”。首先,最明显的是过于依赖历史学研究的二手文献,并容易陷入有利于论证的“选择性偏好”。由于过分突出社会科学的问题导向,对历史研究的文献本身的可靠性、书写的语言、年代与来源本身缺乏批判性反思,对史料的真实性缺乏甄别能力,对相关主题在历史学领域的学术史进展以及具体国别的母语缺乏了解, 从而所得出的结论难以得到史学同行的认可。最为典型的是批评社会科学的历史语言与史料运用问题。其次,时间次序是历史研究的标志,而在社会科学进入历史时,对时间意识更不敏感。其分析性语言与比较思维难以满足历史学的时间叙事要求,经常被批评为辉格史学式的“时代错置”(anachronism)。如何既满足历史发生过程严格的时间次序,又遵循社会科学的发问导向,这是在研究“源问题”过程中面临的两难。最后也是最困难的是,社会科学在向无限历史开放的过程中,难以深刻把握历史学关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次及其之间逻辑关系的问题。历史只有事实没有假设,但历史学必须假设,需要思考三个问题:历史知识本身何以可能(即“什么是历史”);历史事实客观性与历史解释何以可能(即“历史是什么”);收集史料何以可能(“如何书写历史”)。史学研究往往只关注方法论层次,而前两个问题属于存而不论的历史哲学范畴,受制于历史学家个人偏好及其时空情境与形而上学预设,存在“自律论”与“同化论”以及“观念论”与“实证论”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在选择史学文献作为证据的过程中,难以甄别史学研究在解读史料过程中那些习以为常、悬而不论的价值偏好,在自己收集原始档案材料来作为证据时,更难以确立自身独特的史观标准。

不仅如此,以“源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社会科学诉诸历史,在历史情境中找问题并从中找到解决方案,这是其最大特点,也是最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同样无法克服知识碎片化的倾向。当社会科学进入无限的历史过程之后,不同的发问方式决定其选择不同的角度进入历史,并选择有利于论证的历史材料和数据,这些数据来源缺乏统一的标准与规范。因此,解释方式和所得出的结论存在巨大差异,其知识贡献或碎片性或发散性,难以形成累进式的知识生产。另一方面,过于强调历史情境对发问的条件限制。这可以通过发问来加强过去与当下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意义结构,却拉开当下与未来的距离,掩饰人类终极性问题的真实性,违背发问意识的初衷,难以用人类自身生产的科学知识来化解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公共焦虑。

此外,社会科学转向历史还容易以历史情境条件取代问题研究本身,转移社会科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弱化对人类终极性问题的持久关注。实际上,人类社会在文明进程中始终存在无法化解的永恒难题,比如生与死、是与非、道与义、战争与和平、稳定与变革、个体与共同体,等等。这些难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情境表现,但从来无法彻底解决。

四、“元问题”意识与指向永恒难题的社会科学

永恒难题是普遍困扰人类生存与延续的根本问题,伴随人类文明进程始终,是触发其他社会具体难题的初始状态与总则,成为思考“元问题”的逻辑起点与现实基础。于此,现实遭遇的元难题(meta-problem)与研究探索的元问题 (meta-question)实现统一。问题之所以是“元”(meta-)的,在于比前两个层次的问题更根本、更抽象、更普遍,并为之提供观念基础与总的指导性原则,属于最高层次的发问方式,也兼容其他更低层次的具体问题。这种发问意识作为超越现实或历史具体经验的一般性疑问,可能并没有纳入任何学科或知识种类,只是在人类精神内部寻找症结,并且伴随人类始终。既然对应的元难题具有“带癌生存”的永恒性,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本解决,相应地,元问题也只能理解与解释。所有回应元问题而得出的命题、理论及知识只是情境条件下的权宜之策,也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元问题意识立足于对永恒难题的思考,可以突破社会学仅仅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不仅可以总体反思社会科学既定的概念、命题、理论和知识,包括其前提预设、语境条件、对象范畴等,还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思维与方法,建构一种指向未来的社会科学新形态。

一般认为,哲学家更倾向于探讨人类永恒且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并形成追问元问题的哲学思维与方法。康德的全部哲学关注“人是什么”的总问题,并分为“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三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但该总问题是英国经验哲学的“自然人”与法国唯理哲学的“理智人”两种不同形而上学预设逼出来的,而康德系统回应并建构完整的哲学体系,既启蒙同时代人,又可以缓解其困扰与焦虑,却无法化解经验与唯理之间的永恒争论,其身后无法以“纯粹理性”为中心来预设统一的形而上学基础,而是继续分化和争论不休。当然,这不影响康德成为最伟大的哲学家,因为他在回答 “人是什么”的总问题过程中,同时回应哲学的四个元问题,即经验与先验、现象与本质、一与多、事实与价值。

哲学的元问题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也是社会科学必须时刻直面的重大问题。因此,社会科学不应该只延续实证范式,排斥传统的思辨哲学,不是把对元问题的研究任务抛给哲学,而是应该重新把哲学作为智慧的“母体”,成为经验研究的先验基础。然而,社会科学的元问题意识并不是参与哲学那种旷日持久的思辨争论,而是根据具体语境下的经验事实积极回应人类重大问题,并为缓解同时代人的困境与焦虑提供希望。因此,“元问题”意识推动社会科学向哲学求助,关注同时代的哲学争论,为之提供来自社会大众在生活领域的经验支持和生存策略,反过来与哲学对话,并共同商讨如何直面当下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当然,社会科学的“元问题”意识接受哲学思想的统一指导,倾向于在经验和可观察的现象层次落定哲学的元问题,主要任务有三:一是研究当下社会具体情境条件下哲学元问题的具体表现;二是研究哲学元问题在历史长河中的变化路径以及人类为之积累的历史经验;三是在研究过去与当下情境的元问题基础上提出新的社会科学知识,包括概念、命题与理论,进而修改既定知识,为理解和解释未来导致个人困境与公共焦虑的不确定性储备实践智慧及有效知识。因此,“元问题”意识涵盖但不止于当下之“原”与历史之“源”这两种问题意识,还开放给无限的未来。然而,在哲学抽象层次探讨的四个元问题中,社会科学的本质属性决定其更倾向于关注“一”与“多”动态关系带出来的社会永恒难题。这是因为,这一对关系涉及任何社会共同体的道义与利益、秩序与自由、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平衡问题,而研究这一对哲学矛盾在经验世界的动态变化,关系到共同体的存续与团结问题。“一”与“多”关系产生的永恒难题贯穿人类文明进程,以至成为思考社会科学问题的逻辑元点、元事实存在与价值依托,由此延展出理论预设、基本概念、研究假设、理论命题与经验研究过程,因此,构成“整个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

“一”与“多”之间关系可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颇为新颖的元认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显得尤为重要的是,“一”与“多”关系在经验世界里的动态变迁,可以重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元”与“体”,组合起来呈现为四种基本命题,即“一元一体”“一元多体”“多元一体”“多元多体”。这在中国历史上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原型,而围绕费孝通创造的“多元一体格局”现代命题展开,已产生大量的历史与理论命题。比如元代的中国是从“多元多体”转向“多元一体”的分期点;“中华民族是一个”命题对应着“一元一体”关系;华夏文明起源从“一元多体”转向“多元一体”。这些基本命题都有其不同的时空规定性,唯有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情境中才能得以理解,也随之发生变化。而且,这些命题主要来自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基于经验调查的社会科学,把“多”视为既定的历史与社会事实,由此作为逻辑出发点,通向“一”的理想形态。如今,规范性和建构性更强的政治学与哲学开始参与中华民族研究的理论讨论,承认中华民族在制度和观念上已完成共同体的 “一体”进程,把“一”作为事实的统一制度和观念形态,由此发展出地域文化差异之“多”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的未来面向应该是“一体多元”,二者不再是对抗和冲突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并充满活力。不仅如此,从微观上理解社会人群关系到宏观上理解现代国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与 “多”关系都不乏是中国社会科学最恰当的元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原则。

显然,“元问题”意识不同于“原问题”与“源问题”两种意识。与原问题意识相比较,元问题意识着眼于人类自身无力化解的永恒难题,由此分辨其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复杂变形,区分由此衍生出的系列具体社会问题,并且在社会问题上与使之出现的结构性条件做出策略性分割。一方面,元问题意识使社会公众更理智地洞察到当下社会难题的永恒性,不是急于寻找个体困扰与公共焦虑的解决办法,而是设法说服大众如何与之共存;另一方面,元问题意识关注的视野更为开阔,不仅在地方、国家与世界中找到产生社会问题的当下情境性条件,而且还从当下情境的变化来预判未来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个体困扰与公共焦虑的可能影响。与源问题意识比较,元问题意识严格区分人类永恒难题与其所处的时空情境性条件,进而识别永恒难题在特定时空下的各种变形及其衍生的各种具体社会历史问题,甚至更为清晰地认识到永恒难题在历史长河中的持久性及其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后果。同时,源问题意识是联结有限的当下与过去,而元问题意识是以当下为中心,联结无限的过去与未来,为当下和未来缓解公共焦虑提供更为明智的选择方案。因此,元问题意识致力于探讨人类永恒难题,使社会科学始终围绕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域,展开不同学科视角的对话,所创造的概念、命题、理论不是相互冲突的,知识不是碎片化的,而是共同作用于永恒难题的理解与解释,共同指向未来。

总之,人类永恒难题成为元问题意识的来源,可以克服社会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问题。社会科学从不同主题、角度、材料和方法切入永恒问题的探索,产生五花八门的概念、命题与知识,都服务于对永恒难题的理解与阐释。

五、结论与展望

社会科学是发现并解释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机制,尤其关注个人困扰与公共焦虑的社会难题。“发问”在于把社会难题转换为研究探讨的学术问题,是社会科学的首要环节。然而,“发问”有其形式结构,包括前提、对象、意义、方法等构成性要素,与研究结果构成一个完整和稳定的问—答关系结构。根据 “发问”意识的结构性差异,可以划分为“原”“源”“元”三个层级,之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的研究逻辑,各自在思维方式、时空视野、理据、意义、立场与研究难度等方面都有不同要求,带来视角、材料与数据来源、结论的差异。三种“发问”意识各有优长,相互并不抵牾, 处在一个不断提升和扩展的递进逻辑进程之中。

以三种不同的“发问”意识为导向,可以发展出三种不同的社会科学形态,而且之间存在一种不断吸收、层级叠加的进化机制。

“原问题”意识导向直面当下的社会科学形态。其典型是在美国发挥到极致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集中关注当下遭遇的社会问题,满足同时代人的心理期待,但带来研究目的的功利化、研究主题的内卷化、研究方法的僵化和知识的碎片化等问题。

“源问题”意识要求社会科学走入历史,向无限的历史空间开放,重视情境化与历史化处理研究议题、命题、概念、理论与方法。这种社会科学形态受历史观念的影响,试图批判和超越实证社会科学形态,其典型是20世纪60、70年代之后兴起的历史社会学。然而,走入历史的社会科学,无论是考察当下社会问题的历史成因,还是以社会科学的结构性思维研究历史问题,都过于突出“问题”发生的历史时空条件,以至于情境性遮蔽或替代了人类难题的恒常性,从而切断了历史经验指向人类未来的可能性。

以“元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社会科学是在继承并综合前两种形态的基础上,引入哲学思维及其对终极性问题的关注,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形态。从人类的永恒难题与终极性的元问题出发,其优势有二:第一,总体反思现代社会科学既定的思维、概念、命题、理论与方法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把元问题从当下与过去的情境性条件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性要素;第二,建构社会科学的新形态,重新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唤醒对永恒难题的历史记忆,化解永恒难题在当下的公共焦虑,还为人类未来面临的永恒难题提供希望。这种新型的社会科学既可以突破实证社会科学主流形态,进一步超越当代西方发展几十年来的历史社会科学范畴,不仅可能接驳19世纪受历史与哲学双重作用的古典社会科学形态,还可以为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提供更恒久的、更体系化的对话机制。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长期受制于外部力量,为世界潮流所裹挟,同样,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主要是模仿西方的学科体系建制,也是中国知识界融入世界学术共同体并得到主流认可的主要途径。如今,中国社会科学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体制,并建构自主知识 体系,就需要具体落实到以“发问”为导向的逻辑起点,厘清其中的中国前提与世界意义,确立“问—答”的关系结构与意义结构,使之在中国与世界、经验与规范、文化结构与社会行动、知识与意义之间起到中介调节作用。“发问”不仅向当下与历史开放,还可以面向未来,使过去、现在与未来形成一个时间关系链条,还可以让地方、国家与世界形成一个可以汇通的空间关系结构。这种“发问”只能是元问题意识,所形成的“问—答”关系结构及其意义具有超时空条件的有效性,并且可以明确区分其社会情境条件。由“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汇成“元问题”,所关联的人类经验、所创造的知识与构建的意义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充满不确定性, 从而可以克服困扰当代西方理论家因当下和历史情境的不确定而产生的“知识不确定性”和“对知识的恐惧”。

由此,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前景体现为,“发问”着眼于元问题意识,重新接驳19世纪社会科学兴起之初由马克思、孔德、托克维尔等伟大思想家开创的研究传统,找回哲学的思辨分析与历史研究的时间意识为母体的知识脉络,继续保持社会科学的结构性思维与方法,建立同时能思考中国社会并放眼世界的全新认知框架。中国社会科学立足于元问题的发问结构,知识生产过程符合科学规范,辅之以前沿的方法与技术,所创造的知识产品能够得到社会信任和政府支持,成为稳定社会大众心理秩序的“拱顶石”。由此出发,中国社会科学既时刻关注当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和困扰大众的公共议题,又转向人类文明进程和中国自身历史,更指向人类永恒难题的未来可能。

郭台辉：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原文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