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对熊彼特关于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关系理解的检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 次 更新时间:2022-09-22 20:47:42

进入专题: 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   经济社会学   马克思   帕累托  

顾海良  

  

  

   【摘要】熊彼特把“经济社会学”定义为经济学体系的内在学科,这是他在20世纪上半期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长期研究的逻辑结论。1949年,熊彼特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一方面基于帕累托的“政治社会学”的方法,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关系及其对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和“工具”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对《共产党宣言》中经济学和社会学运用的理解,对“经济社会学”的意蕴做出探索。熊彼特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解瑕瑜互见,在做出积极探索的同时,也显露了他对其中的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本质把握的缺失,出现了探索中的“悖论”。

   【关键词】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   经济社会学   马克思   帕累托

  

   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的长篇“导论”中,对经济分析史的“范围和方法”作过周详阐释,其中既有对经济分析史本身意义的理解,也有对经济科学学缘边界特别是关于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关系、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理解。对熊彼特的这些理解作出相应的检视,不仅对经济思想史学而且对当代经济科学的学术和学理探索,乃至对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探索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经济分析史》对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关系的理解及其意义

   经济分析史着重于对经济思想历史上不同人物和学说派别使用的各具特色的分析方法及工具进行研究。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对经济分析的“技术”(techniques)或“工具”(tools)的要素和类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在《经济分析史》“导论”中,熊彼特只是在对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关系进行阐释时,对经济分析的“技术”及其“经过工具加工的知识”(tooled knowledge)作出了比较性论述。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最基本的规定就在于,它是一种“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的“知识”。

   在《经济分析史》“导论”中,熊彼特把“经济分析的技术”分为两个基本层次。第一层次是经济分析的三类“技术”,即由历史、统计和理论三者合起来构成的所谓“经济分析”。熊彼特把经济分析“技术”同他认为的“学科”联结起来,与这三类“技术”相对应,形成“三门基本学科”,即“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和“经济理论”。第二层次是作为对以上“三个基本学科”的补充的“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也可以看作“第四门基本学科”。

   在第一层次的“三门基本学科”中,“经济史”学科在经济分析“技术”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经济学在“技术”上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第二,“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经济史是使我们能够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最好的方法”,进而搞清楚“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在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在于“缺乏历史的经验”,相比较而言,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对“经济史”学科地位的认识,是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的显著特色。

   在这“三门基本学科”中,“统计学与统计方法”作为经济分析的“统计”技术,既要理解“统计数字是极为重要的”,也要“了解搜集统计数字的具体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认识论方面的背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学对数理计量方法的运用。

   在这“三门基本学科”中,作为经济分析“技术”的“经济理论”,是由一系列“原理”“定理”组成的,包括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的“总和”,起着分析“技术”的“工具箱”的作用。

   第二层次的“经济社会学”及其相应的分析技术要素,是继上述“三门基本学科”之后的“第四门基本学科”。熊彼特认为:“经济分析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任何时候怎样行为以及产生什么经济效果;经济社会学处理的问题是他们怎么会这样行为的。”这里讲的人类“行为”,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不仅包括行动、动机、偏好,而且也包括与经济行为有关的社会制度如政治制度、财产的继承、契约等等”。作为例证,熊彼特提出,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末英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谷物条例及各种法律上的保护措施被撤销是密切相关的,这是一种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变迁,其中涉及财产制度、自由契约制度、政府管制等方面的关系。对这些“社会事实”的说明,“不仅是经济史,而且是一种普遍化、典型化或类型化的经济史”;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是作为“有关制度方面的导论”出现的,在内容上“属于社会学而不是经济史”。

   其实,熊彼特提出“经济社会学”学科概念,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用“经济学”学科概念取代18世纪和19世纪通行的“政治经济学”学科概念的做法有关。在熊彼特看来,马歇尔的“经济学”学科内涵,只相当于经济分析中第一层次所说的“历史、统计与理论三个方面方法技巧的总和”。19世纪末,原来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受到质疑,主要是因为它呈现的是一种“多种科学的凝聚物”,往往被贬斥为一种“唯一关心的就是国家的经济”的学科概念。熊彼特认为,在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理论如果“不参照其结果所赖以生效的历史—政治结构,就不可能把这种结果明智地应用于实际问题或甚至用来分析一个国家的具体经济状况”,可能出现的就是经济理论“过于悬空”的结果。

   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熊彼特在他早年撰写的《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一书中就提出,到19世纪末,对“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性与应用性而非理论本身……很大程度上被人慢慢接受了”,而这种变化“最先体现在英国,尤其是马歇尔引领英国的理论走向了新的学术道路”;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我们看到的是具有古典学派方法与古典学派观点特征的形式,而非本质”。在熊彼特看来,在经济学学科规定上,马歇尔的这种“经济学”缺乏对第二层次“经济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研究。“经济社会学”被定义为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内在学科,其实就是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流行的“经济学”学科偏颇的修正。

   同时,18世纪和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存在着过多的“统一的(规范的)原则”的局限。熊彼特以“经济分析”为基础,在对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还特别包括约翰·穆勒)的学说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比较研究中提出,政治经济学在学科体系上呈现的只是“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相较政治经济学,经济分析对于“为什么主张进行辩护倒没有多大兴趣,我们注意的是他怎样辩护以及他使用了哪些分析工具”,其中进行“真正分析”的“技术”和“工具”就成为经济分析及其学科内涵的根本要素。在熊彼特看来,“经济社会学”也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学科罅漏的弥补。

   显然,熊彼特提到的第一层次的“三门基本学科”,指的就是后来被称作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第二层次的“经济社会学”学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体系也是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的修补。正是基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这种状况,熊彼特提出:“我们于是建立了‘第四门基本学科’,经济社会学。”

   与此同时,在熊彼特看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辩护性”易于受意识形态“偏向”的制约。对意识形态的“偏向”问题,熊彼特在1949年发表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意识形态概念可以通过科学的分析工具加以阐释”的观点;在1949年几乎同时发表的《科学与意识形态》中,熊彼特提出了在“科学审视过程”及经济分析中驱除意识形态“偏见”的可能性的观点。不管是“科学的分析工具”还是“科学审视过程”,都与社会学学科中关于人们的经济行为中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财产的继承、契约等因素的发展变化有直接关系。社会学学科的这部分内容被经济学学科所吸收,并成为经济学学科体系内在的构成部分,即熊彼特所谓的“经济社会学”。对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使得“经济社会学”作为经济科学内在的基础学科成为必要和必然。

   在熊彼特一生对经济科学的广泛研究中,“经济社会学”一直是他集中关注的问题,这与熊彼特早年受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经济学”学科观点的影响有关。1904年,韦伯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一文中,对当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在方法论问题上的论争作出分析,提出了“社会经济科学”(Die Sozial?konomische Wissenschaft)这一综合性的学科范畴,其中主要涵盖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史和经济社会学等学科。1912年,熊彼特撰写的《经济学说与方法史论》一书就是作为韦伯的《社会经济学纲要》的第一编出版的。20世纪20年代初,在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研究中,熊彼特对“经济社会学”学科的初步研究可以被看作对韦伯倡导的“社会经济学”学科的一种积极回应。

   二、熊彼特对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探索

   熊彼特对“经济社会学”的探索,无论是在经济学的学科意义上,还是在“经济社会学”的自身规定上,都是他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长期研究和探索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经济社会学”就是熊彼特在20世纪上半期对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长期研究的逻辑结论。

   在《经济分析史》的“导论”中,熊彼特针对“同时代其他科学的发展”对经济学内在要素以及经济分析的“技术”和“工具”的意义问题做出了探索。这里提到的“同时代其他科学”,主要包括社会学、逻辑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而社会学被看作与经济学发展之间有着首位重要关系的学科。熊彼特在“同时代其他科学”的联系上对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甚至像弗里德里希·奥·冯·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熊彼特的这一分析“技术”,“展现出一种令人难忘的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局限”;“如果不考虑那些对不同时期研究兴趣的方向起决定作用的政治、社会和知识流派,经济学大概比其他任何科学都更难以理解,因此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些背景的权威性概述,这使得它已经不再只是一部论述某个知识分支的史著”。

   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对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熊彼特提到的“社会学”,主要是指“对社会现象,例如社会、集团、阶级、集团关系、领袖能力等等的一般分析”,这是20世纪上半期对社会学的一种“狭义”的理解。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对经济分析中的社会学作用的强调。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熊彼特对马克思思想某些方面的赞许,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学的分析上而不是经济学的分析上。哈耶克在对《经济分析史》的评论中提到,熊彼特“给予卡尔·马克思的很大关注,如果不是基于他对经济理论做出过多么大的贡献,而是着眼于他的影响以及他在早年将社会学思想融入经济分析的努力——吸引着熊彼特的显然就是他著作中的这个方面——大概也是有道理的”。社会学对经济分析“技术”的应用,在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学科分析中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二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各自独立发展的意义上,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做出探索。熊彼特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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