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思想资源、内在逻辑、学术构架和时代意蕴等问题的探索，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学科的学术体系、学理基础和方法依循。恩格斯集中于对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文本资源独特的思想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实理论和革命策略的关系、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的理论主题及其学术构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同各国经济社会现实发展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同各种思想“流派”和思潮的交锋等方面问题的集成性探索，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先河。

关键词：恩格斯晚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出开创性研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两个方面问题作出广泛探索。在前一方面问题探索中，恩格斯以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为主题，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演进作出开创性研究，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系统集成上，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作出科学阐释，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和时代意义；在后一方面问题探索中，恩格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先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基本学理、主要理念和思想特征及其演进规律作出集成性探索。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作出的集成性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理推进和学科跃升提供了坚实基础，为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建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是恩格斯逝世130周年，追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学科的开创性研究和学理性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论要义与史学史的学科定位

恩格斯晚年以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为主题，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思想资源、内在逻辑、学术构架和时代意蕴等问题的探索，构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学科的学术体系、学理基础和方法依循。恩格斯晚年的这些探索，择其要点，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探索过程的学术和学理的集成。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探索，主要包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来的经典作家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历史、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传播相关的各种思潮等方面问题的探索。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其晚年的12年间，集中于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主题的探索，对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学术和学理问题作出集成性探索。恩格斯晚年的著述是以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探索为起点的，以马克思思想传记研究为标识的。在马克思生前，1877年6月，恩格斯就在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传略中，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作出最初的阐释。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个月，1883年4月，恩格斯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提出，打算“用一年时间写马克思的传记”，同时“还要写1843—1863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1864—1872年）”。 恩格斯一开始就形成了把马克思思想传记的阐释，同马克思实际参与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相结合的研究意向。一个月之后，1883年5月，恩格斯在给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再次提到这一研究意向，强调要利用马克思遗稿中留存的“1848年以前所写的几乎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作为撰写马克思传记的“绝好材料”，强调撰写这一传记要密切结合“《新莱茵报》和1848—1849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等思想材料和历史过程。 恩格斯的这一研究事业，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周年时才完成。1892年12月，恩格斯在《政治科学手册》第4卷发表《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在对马克思思想传记阐释中，凸显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特征，注重对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创立和发展中理论建树和实践贡献的研究；恩格斯还从文本研究的角度，“尽可能详尽地开列” 了马克思已经发表的主要文本的目录，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研究第一次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和丰富的文本资源，也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探索第一次提供了基本的学术遵循。

1895年3月，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思考“写马克思传”的问题，以此深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的研究。恩格斯提到，他多年来一直注意搜集有关“国际的历史”的材料，特别是第一国际在1870—1872年这一“关键时期”的材料。恩格斯认为，这些材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毕生的革命生涯中“从事社会活动的最重要时期”的思想历史；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上，这也是“最难凭报刊材料正确地加以阐明”的思想历史过程。恩格斯还特别提到，从澄清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真实过程来看，“那些必须粉碎的诽谤绝大部分都属于这个时期”。

第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基本过程和主要原理探索中凝聚的思想内涵和方法依循的集成。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以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两个“伟大发现”为主线， 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作出精辟概括。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研究的第一个文本就是《哲学的贫困》。1884年10月，恩格斯在为《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坚守两个“伟大发现”这一主线，强调1846年至1847年的冬天，马克思“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 恩格斯这里提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核心要义，就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对唯物史观的创新性探索，在当时并没有能公布于世。1847年7月，在用法文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公开阐明了唯物史观的思想精髓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探索的理论意义。恩格斯对《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揭示了“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的评价，同马克思认为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自己思想体系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 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来看，两个“伟大发现”作为马克思思想中“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结晶，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辟概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根本立场和方法依循的深刻阐发。

第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具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特征的赓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理论特征的深透概括。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从“科学家”意义上，对马克思在两个“伟大发现”上的贡献作出阐释；恩格斯也从“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意义上，深刻阐明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恩格斯从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具有的“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的本质特征方面强调：“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 作为“革命家”，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的开端，最早体现于1842年的《莱茵报》、1844年巴黎的《前进报》、1847年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8—1849年《新莱茵报》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上，集中体现于“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 之中。科学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最显著的理论特征，也是渗透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过程最显著的理论特征，还是贯通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最显著的理论逻辑和思想线索。

第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批判性和创新性的学术品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过程及其理论品质的学理彰显。恩格斯晚年多次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探索的视界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创新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全过程，也是深透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过程的理论主线。

第五，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时代性和社会性的风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过程的学术风范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探索过程的学说集成，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本身具有的时代性和社会性的思想总和。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文本资源与史学史的思想特征

以文本研究为对象，是诸多思想史学科研究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文本资源有着特殊的学术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思想特征的集中体现。恩格斯晚年以“导言”、“引言”等方式，在出版和重新出版马克思著作和文集时，再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中文本资源的丰富内涵和学术精粹，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意义上作出多方面的重要探索。

第一，以马克思文本为基础，阐明这些文本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起，探讨这些文本所呈现的马克思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过程和理论意义，揭示这些文本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1884年11月，恩格斯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提到：“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整个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最终的历史命运”。对马克思留下的各种文本资源的思想历史的研究，要注重于从“整个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结合上，揭示它们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历史真实和过程特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思想史的研究，也是思想历史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研究，“整个实践”是马克思“理论发展史”不断推向前进的动力和根据。1885年10月，恩格斯在给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中再次提到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中“事件的真实过程”的重要意义：“我确信，《新莱茵报》上的那些文章，如果不附上事件的真实经过，是不能重印的。” 在恩格斯看来，对这些文本的理论内涵和思想真谛的理解，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其中包含的“真实经过”的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学理特征。

第二，以马克思文本为依据，在文本传播史、接受史和流变史等方面的系统阐释中，揭示文本资源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思想精华和理论要义，成就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文本价值以及对待文本资源的学理依据。

1884年6月，恩格斯为《雇佣劳动与资本》出版写的“前言”极为简洁，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上却有着重要意义。在“前言”中，恩格斯首先对《雇佣劳动与资本》文本的传播和接受的历史过程作出说明。恩格斯提到：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以马克思1847年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几次讲演为基础，自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论的形式在《新莱茵报》上陆续发表，但没有能全文刊载，在《新莱茵报》刊载的文章末尾曾写有“‘待续’的字样”。 恩格斯指出，直到1880年，在马克思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布勒斯劳首次出版了单行本；1884年，在恩格斯的参与下，《雇佣劳动与资本》在霍廷根—苏黎世再次出版。《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的出版，使其成为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的经典文本，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文本。恩格斯从传播史和接受史的意义上对《雇佣劳动与资本》文本的探索，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上如何正确对待文本资源的范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文本及其资源作出严谨的传播史、接受史以及流变史的考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探索的基本学术规范和学理遵循。

1891年3月，恩格斯在“再版”《雇佣劳动与资本》时写的“导言”，对文本传播和接受中由于术语上不够完善而可能造成的“混乱”问题作出探索。恩格斯从文本在“思想发展进程”研究和“进行宣传工作”上的不同要求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文本资源问题作出深入阐释：一方面，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研究中，对“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这种早期的观点”，在恩格斯看来，“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理要求上，必须不加修改地重印这些早期著作；另一方面，考虑到“再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专门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使用的需要，在恩格斯看来，有必要作出一些“完全符合”马克思本意的“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这样做才能使“再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也可能在宣传工作意义上，把“再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提高到《资本论》的水平”。在文本对待上作出“思想发展进程”研究和“进行宣传工作”这两个不同要求的区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应该具有的基本的学理遵循，也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提出的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学理依循。

第三，以马克思文本为前提，对文本中蕴含的马克思思想与现时代的变化和理论演进作出新的理解，对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阐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重要理念和根本要求。

历史总是现实的，思想历史也总会打上现实的印记。注重马克思思想历史同现实的结合，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其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理念。马克思逝世后不久，1883年6月，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三版撰写的简短“序言”中，对“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即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思想”作出新的概述。1888年1月，正值《共产党宣言》发表40周年之际，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中重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并对这一“基本思想”的形成历史和现实意义作出进一步阐述。恩格斯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同时，恩格斯也强调，在《共产党宣言》中，“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中“基本思想”与时代变化关系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核心内容。

第四，以马克思文本为根本，坚守文本中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勇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在同思想理论界各种错误思潮和观点的交锋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这是马克主义发展史根本的理论使命和学术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重要理念和内在规定。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后，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就鼓噪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上“剽窃”了他的观点。马克思逝世后，所谓马克思“剽窃”的说法，在“一些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更大范围蔓延开来，他们借助洛贝尔图斯的亡灵，把这一完全无中生有的说法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渲染。恩格斯1884年3月在给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信中谈道：在《哲学的贫困》德文译本出版时，要专门写一篇“序言”，“驳斥胡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那些反动社会主义者”，事实上，“还在洛贝尔图斯写他的《社会问题书简》以前，马克思就在《贫困》里批判过他”。 四个月之后，恩格斯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再次谈到，在剩余价值理论上，洛贝尔图斯只是“抄袭了李嘉图的东西，根本未能在经济学上创立什么新东西；只有马克思才前进了一步，推翻了整个旧的经济学”。1885年5月，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再次对洛贝尔图斯作了批判。1892年3月，恩格斯重提他对洛贝尔图斯的批判，指出他的批判目的在于“使洛贝尔图斯式的欺人之谈不致再度出现”；但是，资产阶级各种理论思潮对马克思思想的攻讦不会因此而罢息，恩格斯清醒地指出：“这种欺人之谈象任何一个属于这类性质的时髦货色一样，带有周期性。” 对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将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全部过程。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是书斋中从文本到文本的孤立的思想沉思过程，因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停留在纯粹的文本考据的框架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在与现实世界实践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中，特别是在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结合中、在同各种错误的理论思潮和观点的交锋中接续发展的思想过程。这既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真实，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基本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过程与史学史的逻辑意蕴

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意义关系的探索，不仅是文本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实理论和革命策略关系探索的重大问题，既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过程的学术主题，也是深透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过程的内在逻辑。1895年2月至3月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的《导言》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其史学史学理问题作出最为系统的阐释。

由恩格斯主持编辑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收入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写的三篇文章，即《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在该书的编辑中，恩格斯又把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时评。1850年5—10月》一文收入该书，并为该文加了《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的标题。1895年2月，在确定《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内容的同时，恩格斯明确提出“不写导言就无法出版” 的要求。恩格斯的《导言》，重在对这一时期及之后发生的事件加以概述，着重“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以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事件”背景的“概述”，也是对这些理论形成及其内涵的阐释，更是对“事件”发生同时的理论与现时代实践及理论变化关系的研究。在《导言》中，恩格斯作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意义上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思想意境。

第一，《导言》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方法论为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作出深刻阐释。恩格斯指出：该书收入的系列文章，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这一方法在《共产党宣言》中一直被用以说明“全部近代史”以及“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的过程和特征。 但是，这一方法的正确运用，要充分理解和把握好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同现时代理论和革命策略变化的关系问题。

在《导言》中，恩格斯认为，要依循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或者“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时，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因为“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况，决不会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 实际的状态是，一定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概况，是在事后对相关材料搜集和整理之后才能搞清楚的。在研究当前正发生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 这时，“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恩格斯认为，这时“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 马克思在撰写收入概述的系列文章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 ；但是，恩格斯认为：“由于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 ，而且马克思的这些叙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检验。例如，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再度从事经济研究，首先着手研究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史，“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把握和应用，不仅提供了理解法国二月革命的钥匙，而且为探讨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背景关系问题提供了学术范例，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思想基础和方法根据。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在《导言》中凸显了马克思“第一次”提出的一个“公式”的重要意义。恩格斯指出：“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 恩格斯认为，在这里第一次表述的是“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从来就不是停留在“纪年式”陈述上，而总是在历史演进、理论赓续和现实变化的系统集成上，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思想精粹和本质规定作出探索。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第一次”概括“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它既深刻揭示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的核心要义，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过程的“公式”，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根本学理。

第三，恩格斯在对马克思思想历史的探索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中蕴含的科学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内在品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思想意蕴。在《导言》中，恩格斯提出，1848年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采用的“斗争方法”，同19世纪9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斗争方法”相比较，可以认为“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正是现时代需要“较仔细地加以探讨”的问题。 在对1848年法国革命及之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方式”变化问题的分析中，恩格斯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德国“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以来，“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背景下，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清醒地提出：“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 这一根本原则并没有发生变化。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册子在1895年2—3月间正式出版，1895年8月恩格斯与世长辞。恩格斯在《导言》中阐释的这些重要思想，一百多年来一直留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记忆中，成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其史学史的开创性研究的重要成果。

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论主题与史学史的学术构架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主题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过程的理论发展与革命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过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过程的主流思想与各种“派别”思潮的交锋等方面问题。恩格斯晚年在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的理论主题的探索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学术构架作出了一系列的开创性的探索。

第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论主题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主导的关系。1884年2月和3月间，恩格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撰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关系问题探讨的重要文献，也体现了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思想要义。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在科伦创刊，马克思任主编，恩格斯和沃尔弗以及几位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任编委。受普鲁士政府迫害，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在用红色油墨印刷的《新莱茵报》最后一期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恩格斯在《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中，揭示了马克思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结合的历史真实，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研究的根本特征。

第二，马克思思想发展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关系。恩格斯提到，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时，共产主义者同盟只是一支“不大的战斗队”，但它却有着强大的思想凝聚力和理论感召力。这是因为，这支“战斗队”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主义宣言》”。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中，体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最根本的思想标识。

第三，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检验的过程，也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过程。在1848年欧洲“革命前夜”，《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纲领。这一策略纲领无论是对法国还是对德国，不仅“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检验”，而且还“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那样得到了证实”。 从1848年欧洲革命至马克思逝世，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走过近40年的历程，马克思思想和《共产党宣言》的策略纲领，也“已经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马克思思想发展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得到检验并得到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的“实际活动”与马克思思想进程是马克思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深相结合的过程。1893年2月，恩格斯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弗·雅·施穆伊洛夫的信中提到，马克思革命生涯和科学研究同工人运动组织“实际活动”最为密切的关系，突出地表现在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实际活动”，协会是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旨在对当时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团体。这就是恩格斯强调的“特别是在1846—1848年布鲁塞尔协会”的“实际活动”。二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活动”，这是与《共产党宣言》问世有着直接联系的“实际活动”。1883年4月，马克思刚去世不久，恩格斯在同劳拉·拉法格谈到要为《共产党宣言》法文版“写篇序言”时提出，能“把历史情况等等解释一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情况”，因为《共产党宣言》最初就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的”。三是“国际”（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的“实际活动”，恩格斯晚年十分注重对马克思参与第一国际“实际活动”同马克思思想发展关系的研究。恩格斯1893年1月在给路易·艾里提埃的信中提到：“资产阶级报纸怎样评述老国际，我是毫不在意的，但是，如果有人竟在党的报刊上歪曲它的历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893年5月，恩格斯在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再次提到：尽管“1870年以前的国际工人协会的资料非常不完整”，但相对于分散各处的资料而言，“我掌握材料的情况毕竟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得多。” 恩格斯不无担心地表示：“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加以整理。可是，什么时候呢？” 马克思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深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其史学史探索的本质。

第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社会主义运动“派别”关系的研究。1888年10月，恩格斯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提出“最好把四十年代德国运动的三个派别分别加以考察”的问题。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三个“派别”，一是指“魏特林共产主义”，这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理论，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基本上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派别的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主张，很快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1846年5月，在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同魏特林派别彻底决裂。恩格斯指出，“这是在文献中没有得到说明的一个阶段”。二是指“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派别”，是由赫斯、格律恩以及其他许多“美文学家”组成的。这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传播的一种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派别”，它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所谓的“爱”和抽象的“人性”，对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特别的危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至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了深刻批判。三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派别”。

第五，马克思思想中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和纲领的思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过程中的指导，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及其流派和思潮的交锋中发展和完善的。德国革命的独特性质，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时的新的策略纲领。恩格斯认为：“在各种具体场合强调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 但是，“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型的行动党了。”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关系，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实践提出的新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涉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重大问题。

五、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体系与史学史的学理挈要

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研究和实际运用，要同时代的现实发展相联系，要同各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相结合，这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研究的重要方法。恩格斯1885年4月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作为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总是在同各国“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现实发展的结合中，得到实际运用并上升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

第一，恩格斯以《资本论》理论在美国现实中的运用为例，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与现实关系作出具体分析。面对19世纪末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论及其体系结构，应该作出适合于美国经济社会关系现实发展的调整。1886年8月，恩格斯在给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提出，对于美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在“用通俗的语言解说”《资本论》第一卷时，可以从体系结构上把《资本论》第一卷分作四册：第一册是“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是“榨取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包括“协作、工场手工业、现代工业”的“历史”；第三册是“积累和原始积累史”；第四册是“殖民地的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 根据美国经济社会的现实，恩格斯还特别指出，第四册“在美国也许是特别有教益的，因为这会提供一种可能来探索这个国家的经济史，研究它如何从一个独立农民的国家变为一个现代工业的中心”；恩格斯还主张，在对《资本论》的理论解说中，“还可以补充一些美国所特有的事实”；在以“美国所特有的事实”为根据时，甚至可以对《资本论》体系结构做出对美国“特别有教益的”调整。 恩格斯的这些设想，充分体现了他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要同各国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的现实发展相结合的基本道理。

第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要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现实发展相结合。1886年12月，恩格斯在给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 恩格斯这里提到的“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既包括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也包括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仅揭示了马克思思想进程与社会现实发展相结合的内在逻辑，而且阐明了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指导和工人运动的现实发展相结合的根本原则，进而引导社会主义运动“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真正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三，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深入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出开创性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最显著的特征。恩格斯1893年7月在给梅林的信中对思想历史、思维材料和经济事实之间辩证关系的阐释，对思想历史是世代相续的思维过程的概括和承续的特征作出阐释。恩格斯认为的“历史”，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等“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领域的思想历史，“一定的材料”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原理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这一思想世代相续的不断发展的思想过程。

第四，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历史的理解中，既要搞清其“归根到底”的根源，又要充分理解其中重要的“反作用”意义。恩格斯认为，在对思想历史的理解中，要避免两个方面的错误观点甚至可以说是“荒谬观念”：一是思想历史过程中的各种经济社会的“事实”，错误地“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从而背弃了唯物史观秉持的“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 的基本原理；二是因为承认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观念都只是由相应的经济事实决定的，就否认思想和思想历史对经济社会发展有任何影响，从而摒弃了“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的科学道理。恩格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史研究中“归根到底”的“原因”和作为“结果”的历史因素能够“发生反作用”之间的历史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征、历史发展和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紧密结合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紧密结合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探索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科学规律及当代趋势，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学理特征所在。

第五，坚守马克思思想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科学的理论、以科学的精神发展科学的理论，这是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开创性研究所坚守的学风。在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的研究中，恩格斯特别强调弘扬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1884年3月，恩格斯曾对保尔·拉法格在翻译马克思著作时的“草率”态度作出批评，认为拉法格在翻译马克思《论蒲鲁东》一文时，“没有权利把马克思实际上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他”，因为马克思在对卡贝的评价中，从来没有说过“自我牺牲”的意思，马克思一直“讨厌这个词”。 拉法格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于1870年的观点也有偏颇，恩格斯认为，“这个制度诞生于十五世纪，大工业的兴起只是开创了它的全盛时代”。

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恩格斯晚年着力纠正当时的理论研究者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理解上的偏误。1891年3月，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谈到，要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为拉法格在一篇题为《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文章中存在两个偏误。一是对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关系问题理解上存在偏误。恩格斯认为，德国的经济学家从来也没有指责过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同斯密、李嘉图的理论毫无关联，恰恰相反，他们指责斯密和李嘉图“派生”了马克思，似乎马克思只是从这些先辈关于价值、利润和地租的理论、关于劳动产品分配的理论中演绎出来的，最终德国经济学家自己沦为“轻视古典学家的庸俗经济学家”。以此为基础，恩格斯还对刚刚兴起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威廉·斯·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尔作了简略却严厉的批判。在恩格斯看来，不仅德国而且整个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在“轻视”乃至攻击古典经济学家的时候，使自己沦为“庸俗经济学家”。二是在引证斯密和李嘉图论述上的偏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相关章节之后，“附有本章所阐述理论的历史概况”的内容，拉法格忽略了马克思所作过的“理论的历史概况”的阐释。恩格斯提到的“理论的历史概况”，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体系中特有的从理论原理阐释到思想历史阐释的逻辑过程，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恩格斯指出，拉法格在《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对斯密和李嘉图理论的论述和引述，都是马克思已经“论述和引用过的”。恩格斯对拉法格直言：“您引证斯密的那一处并不是最好的，他另有一些地方比这更为接近真理”，即使对待马克思之外的思想历史的材料，也存在着如何“更为接近真理”的问题，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及其史学史的学术精神和学理依循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学理、学术、方法及其过程的规律性认识为基础的。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开创性探索，开拓了19世纪末以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史的新视域。

顾海良，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100816。

本文刊发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引用或转发请据原文并标明出处，文章注释请参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