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成熟、企业和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中，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揭示企业家这个微观主体与经济发展的宏观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踪迹分明的“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以往研究对除熊彼特以外其他经济学家的相关贡献缺乏关注，既未厘清前后传承，也未辨析各家异同。从而不仅导致经济思想史研究存在罅漏，而且在究明企业家职能和市场经济本质过程中缺乏历史助益。这个“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的递嬗理路可以谓之“一源二流”，即以坎蒂隆认为企业家在市场和生产两方面执行职能为源头，演变出各有侧重的两股流脉：萨伊、熊彼特强调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创新，瓦尔拉斯、马歇尔等注重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可以认为这两股流脉并不矛盾：企业家的生产性创新必须遵循市场原则，在流通领域实现其交换价值；企业家按市场原则进行的资源配置必须服务于生产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进行价值创造。企业家职能是生产性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辩证统一，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

关键词：企业家—经济发展/ 坎蒂隆/ 萨伊/ 瓦尔拉斯/ 马歇尔/ 熊彼特/ 经济思想史/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25年第5期 第200-211页

作者简介：李晓，陈维聪，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088)。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企业家职能：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23FJB020)。

回归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名著原典就会发现，在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成熟、企业和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中，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揭示企业家这个微观主体和经济发展这个宏观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自坎蒂隆把企业家纳入经济分析伊始，中经萨伊、瓦尔拉斯、马歇尔等，以迄熊彼特，形成了理路可辨、踪迹分明的“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

然而，这个理论谱系并未进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视野，除了熊彼特以外，其他经济学家的相关贡献没有受到重视。在关于企业家理论史的作品中付诸阙如，①在针对上述经济学家的个案论著中罕有触及。②曾经闪耀夺目的思想火花久遭尘封，以至于现代经济学家普遍存在一种误解：“对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缺乏历史视野的经济学家来说，‘企业家’这一术语实际上已经变成熊彼特的同义语。”③

针对源远流长的“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探赜索隐，厘清其进路，阐释其意蕴，爬梳其传承，辨析其异同，不仅能够补苴以往研究之罅漏，而且有助于洞悉企业家职能与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本文把从坎蒂隆到熊彼特的“企业家—经济发展”思想元素抽取出来，用逻辑图式④的概念加以统摄。第一部分爬梳坎蒂隆、萨伊、瓦尔拉斯、马歇尔的相关思想，第二部分从经济发展内生机制等角度重新解读熊彼特，第三部分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辨析并阐明结论。

一、熊彼特以前的“企业家—经济发展”逻辑图式

从坎蒂隆到熊彼特的“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的递嬗理路可以谓之“一源二流”，即以坎蒂隆为源头，形成了各有侧重的两股流脉：萨伊、熊彼特强调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创新，瓦尔拉斯、马歇尔等注重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的资源配置。

(一)坎蒂隆的逻辑图式——企业家—地主消费和对外贸易—打破自然均衡—制造业、矿业、航运业等的高质量生产—经济发展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于1755年用法语出版的《商业性质概论》首次把企业家纳入经济分析中，也率先构建了企业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他把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看成是无数生产者、消费者和若干产业部门密切关联彼此影响、可以自行调节、能够自动实现均衡的自然循环市场系统。企业家就是在这个市场系统中发挥“中介”功能的经营主体。“货物和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以及它们的生产是由业主进行的”。⑤所谓“中介”功能，就是企业家通过生产、流通、交换等经营活动维持需求与供给的均衡。例如“租地农场主总是留意把土地用于生产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希望在市场上卖得高价的东西”。但因存在不确定性，农场主不能保证能否如愿，他的决策只能是不断摸索的试错过程。“直至他们的生产同居民的消费适应得相当好为止”。这就是一个常态均衡点。“除非发现需求有很大变化，他是不会改变计划的”。⑥市场周而复始地自然循环就是这样在企业家发挥“中介”作用的维持下进行的。

现实中的市场系统并非一直原地打转，而是有发展变化。坎蒂隆认为主要扰动因素，一是地主消费，二是对外贸易。

坎蒂隆强调“国家的所有阶级和居民，其生存都要依靠土地所有者的开支”。⑦无论消费增减、价格涨落，还是货币流通、行业生灭等，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都是由土地所有者决定的。又由于“豪门富户的各种消费通常是由业主和工匠师傅提供的”，⑧所以贵族富豪的奢俭，还直接影响企业家的增减。总之，“推动着整个经济，使之向最有利的方向发展”⑨的主导力量是地主，企业家是通过跟随地主消费的指挥棒起舞影响经济发展的。

对外贸易是引起发展变化的第二个变量，以荷兰和英国最典型。荷兰人如果不用其航运、捕鱼和制造业上的劳动交换外国的土地产品，就连自己的一半人口也养不活。英国人所以能够从国外购买大量木材、纺织原料和粮食等，还大量消费葡萄酒，是因为有制造业产品和矿产品可供支付。因此，坎蒂隆得出结论：“对于一国实力的兴衰来说，最重要的贸易是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在政治上并不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注意保持对外贸易的盈余。”对外贸易的重要担当者和经营“中介”就是企业家。“如果不注意增加和保持大批作为本国公民的商人，以及船只、水手、工人和制造商，对外贸易就仅仅得到一半支持”。⑩

企业家在服务地主消费和外贸中实现经营扩张和盈利增长，主要靠提高产品质量、提升附加价值。坎蒂隆意识到不同质量的产品价格和收益有很大差别。粗制滥造的刀叉不如做工精致的受人珍重；同样一英亩土地出产的羊毛，制成粗毛料服装与细毛料服装价格相差九倍，这是因为“后者要求更多的劳动，更昂贵的做工”。(11)这种劳动属于“使生活必需品完善化的附加的劳动”。坎蒂隆主张“尽管这部分劳动并不增加维持人的生活所必需的那些东西的数量，该国也必将同这部分增加的劳动成比例地富起来”。(12)而且高质量的产品只有首先在国内的市场竞争中得到完善，才有可能在国外市场上有竞争力。“要想增加本国制造品在国外的消费量，就必须通过在国内的大量消费使它们的质量得到改善并使之具有更大价值”。(13)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实质，不是增大劳动数量，而是提升劳动质量，是靠劳动者的高素质、高技能等实现的。而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越高，报酬就越多。坎蒂隆说：“那些训练时间最长，最需要创造性和勤勉精神的手艺必然是报酬最高的。”(14)这俨然已经快要摸到企业家从事生产性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的门槛了。

坎蒂隆经济思想带有显著的二重性特征：既有重商主义色彩，也有重农学派主张。他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是国家富裕，把地主置于社会经济的中心地位，反映了企业家及其依托的租地农场和手工工场等企业形态尚未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但他关于企业家职能体现在市场和生产两个方面、关于国内外消费需求变化以及企业家回应变化打破自然均衡、实现经济发展的论断，不仅构建了最早的“企业家—经济发展”逻辑图式，而且作为企业家理论源头产生了深远影响。后续的理论谱系就是分别沿着生产和市场两条线索展开的。

(二)萨伊的逻辑图式——企业家—企业及产业关联—产品创新—企业成功—产业繁荣—经济发展

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彻底抛弃了坎蒂隆的地主主导论，也不像亚当·斯密那样只承认资本家却无视企业家，(15)而是旗帜鲜明地主张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居于核心位置。萨伊把企业家职能主要定位于生产过程，其构建的“企业家—经济发展”逻辑图式的关键环节在于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萨伊关于企业家的定义：

一是创造价值(或曰财富、效用)的“生产性劳动者”，(16)在把知识、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应用于生产的过程中发挥先导性和支配性作用，属于一种“生产力”。(17)

二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决定生产要素供需的中枢。企业家是“各种生产者之间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络环节。他指挥生产业务，并是许多关系的中枢”。(18)产品的消费与生产，要素的需求与供给，都是以企业家实施的“应用既得的知识去创造供人类消费的产品”(19)为基点连接起来的。社会经济实质是以企业家为机轴的运转系统。

三是企业家并非资本家。由于企业与企业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存在关联效应，因而企业家经营状况的好坏能够像涟漪一样从微观传导到中观、进而对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一个企业办得成功，就可帮助别的企业也达到成功”。“一个大规模生产组织，一定会给附近的全部地区的产业带来生气”。相反，一个企业如果蒙受损失，必定影响其他企业。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亦复如是。(20)总之“企业的进展，有利于国富的增进”。(21)

这种企业间和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构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关联效应的作用机理，就是萨伊提出的“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22)这个被后世称为“萨伊定理”的著名论断。关联效应的作用动力，则是企业家主导的生产创新。

萨伊明确认为经济发展必须以企业的产品创新为基础。“创造一种新的产品等于开辟其他产品的销路，破坏一种产品等于闭塞其他产品的销路”。“如果没有新产品生产，新的需求便无从创造出来，所能有的只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的交换”。(23)这种情况下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经济就会原地徘徊，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了。因此，萨伊呼吁鼓励创新，“我们应该尽量鼓励那些……用于有益目的的奇思和怪想。我想不出有比这更高尚的使用财富和才能的方法”。(24)这些观点，在萨伊的另外作品中有更明确阐述：“行业中的企业家是生产的主要动力。其他的运作当然也是创造商品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只有企业家，促使这些因素运转、给予他们有效的刺激并从中获得价值。”(25)“工业企业家的力量对财富的分配，发挥着最显著的作用”。(26)

萨伊通过这些论述构建的企业家主导下的产品创新—企业成功—产业繁荣—经济发展的链条关系，已然非常接近熊彼特的风格了。难怪熊彼特说：“J.B.萨伊是第一个在经济过程图式中给予企业家(作为企业家本身并有别于资本家)以一定位置的人。”是萨伊把人们对企业家的认识，从“一种通俗的想法变成了一种科学工具”。(27)因而“有些定义我们能够径直接受。特别是有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可以追溯到J.B.萨伊的定义……这个定义和我们的定义是相一致的”。(28)这些都昭示了萨伊与熊彼特之间的渊源关系。

萨伊进一步利用英国实例，阐明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一般认为，英国的崛起得益于率先启动工业革命和科技先进、制度变革等，萨伊在肯定这些因素的同时，还别开生面地宣称英国经济腾飞的巨大推动力量是企业家：“大不列颠虽然在科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它的巨大财富归功于它的企业家善于把知识应用于有益的途径以及它的工人能够敏捷地和巧妙地执行手工部分的工作，尤甚于它在科学方面的发展。”(29)把英国经济发展归功于企业家，萨伊应是思想史上第一人。

(三)瓦尔拉斯的逻辑图式——企业家—根据价格信号配置资源—资本替代土地—增加产量—经济发展

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的“企业家—经济发展”逻辑图式的轴心，是企业家在市场体系中主导资源配置。

使瓦尔拉斯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赢得不朽地位的是一般均衡理论，其内部结构是：三种商品(服务、产品、资本品)、三种“专门市场”(服务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四类主体(地主、工人、资本家、企业家)。这四类主体在三种市场上进行着三种商品的交易，有时以买者身份出现，有时以卖者面目登场。企业家是与另外三类人“全然不同的‘第四类人’”。(30)企业家之特殊主要表现在：第一，企业家的职能是把各种生产性服务组织结合起来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或商业经营中，“这些任务的不同方式的结合，会造成不同类型的企业”。(31)第二，企业家是市场系统运转的轴心：三种市场上的商品和交易主体紧密联系、互为条件，地主，工人和资本家首先必须在服务市场上出卖其服务，获得货币性收入，才能到产品市场或服务市场上作为消费者购买产品或服务；企业家也只有在产品市场或资本市场上实现盈利，获得货币性收入，才能到服务市场或产品市场上作为消费者购买生产性服务或生产资料。由于企业家是生产性服务和生产资料的唯一需求者，是产品和资本品的唯一提供者，因而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的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瓦尔拉斯用数量分析加以说明，假定社会财富总量为1900亿，其中67.37%属于归企业家支配的生产性服务，其余的才是四类人购买的消费性服务。至于产品，则几乎100%由企业家主导供给。(32)第三，企业家根据价格信号和盈亏状况扩大或缩小生产规模，或者在不同领域进入和退出，影响着资源配置态势和社会福利状况。(33)

企业家主导的一般均衡市场决非相对静止，而是充满了变化。“市场就像是被风力激动着的一池春水它不停地要趋向于水平，但这个愿望始终不能实现”。(34)假如市场是静态的，企业家就无利可图。“在全面平衡下，企业家是既不获利也不亏本的”。(35)企业家的利润只能来自于供求变化引致的价格变化之中，市场变化的基本方向就是经济发展。

因此，瓦尔拉斯对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再三给出定义：“所谓发展，实际上无非是在一个人口增长中的国家，降低获得满足的最后欲望的强度，也就是降低制成品的稀少性。因此，发展的可能取决于产品增加的可能。”“发展的意义就是，跟人口的增加同时演进的制成品稀少性的降低”。“如果产品的增加没有一定限制，发展的可能就不会有一定限制”。(36)如此不厌其烦地强调经济发展，在此前的经济思想史上并不多见。

瓦尔拉斯认为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企业家基于价格机制用“资本服务代替土地服务”的结果。(37)他举例说，欧洲的粮食产量之所以大幅度提高，原因在于“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设施，如实行作物轮种以代替休耕制度，如使用人造氮肥之类的肥料，如采用条播机、新式犁形器具等改进的农具和机器作进一步有效的深耕细作，从而使1公顷土地的小麦年产量越来越提高”。(38)此处列举的新耕种方式、人造氮肥、新式农业机械等，不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吗？

可是瓦尔拉斯走到了生产性创新的门口却拐进了另一个房间。他提出了“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两种发展情况。所谓经济的发展是“变化的只是生产系数的量，这时表示土地服务的使用的系数降低，表示资本服务的使用的系数则提高”，意思是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要素替代实现的发展。所谓技术的发展就是“生产系数的性质本身有了变化，这时采用的是附加的技术系数，其他则被放弃”，(39)意思是通过生产技术进步，增加生产中的技术系数，进而引起生产函数变化的发展。虽然瓦尔拉斯承认这两种发展情况往往同时发生，但是他更加强调的是“经济的发展”，而主张将“技术的发展”抽象掉。他的经济学“研究的只是经济的发展”。并且“假定生产函数是已知的，所注意的只是在于资本服务系数提高时土地服务系数会降低的那些条件”。(40)

按照瓦尔拉斯的逻辑，企业家之所以用资本替代土地，是因为数量变化引起价格变化，而企业家是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决策的。其链条关系是：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有限，地租会上升；由于资本积累，(41)利息会降低。这种生产要素价格变化，将从供给侧影响生产成本，从而促使企业家多用资本、少用土地。这就是资本替代土地的奥秘，也是瓦尔拉斯的“企业家—经济发展”逻辑链条上最关键环节。

这些理论，表明瓦尔拉斯更注重资本、土地、劳动这三种主要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消长变动，而对技术进步的实质性作用缺乏敏感，以至于即使本来属于技术创新的新肥料、新机械等，也都被他简单地归功于资本数量的增加、土地数量的减少。这种观念，或许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经济发展尚主要依靠要素驱动而不是创新驱动，但也恰好暴露了瓦尔拉斯与熊彼特的重大差别。以往研究者都熟知瓦尔拉斯与熊彼特之间的思想联系，却没太注意这种根本区别。

(四)马歇尔的逻辑图式——企业家—实施要素替代、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经济发展

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的“企业家—经济发展”逻辑链条上，要素替代效应的地位远比瓦尔拉斯重要。根据马歇尔的定义，企业家最基本的职能是管理，管理的实际内容是实施要素替代；要素替代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有效配置的过程。企业家通过基于成本收益考量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优化配置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微观层面无数企业家进行的要素替代汇聚成了宏观层面的市场资源配置，带来经济发展。所谓的市场经济配置资源，实质上是通过企业家的要素替代实现并体现的。企业家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机制的实施者，进而通过市场上企业组织和企业家的相互竞争、优胜劣汰影响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要害就是企业家的要素替代。

“替代原则”或曰“代用原则”“替代原理”，又称“相对价格效应”。(42)在经济思想史上，替代原则最早是德国经济学家约翰·冯·屠能在《孤立国》中提出的，(43)李嘉图、马克思、瓦尔拉斯等都曾从不同角度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把替代原则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高度的，却是马歇尔。他认为：“这个原理几乎可运用在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之中。”(44)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开篇第一段说：“马歇尔提出的经济学分析的两大最有力工具，即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合称边际替代概念。”(45)

替代原则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所谓“‘替代’原理，就是以较为适当的方法来代替较不适当的方法”。(46)“在现实世界中，新东西和新方法不断地趋于代替那些不为消费者的利益着想的旧东西和旧方法”。(47)替代原则的运行机制主要是生产要素供需的市场竞争关系。“一种需求根据替代原理，往往可以通过几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来满足。这些不同的途径是彼此竞争的；从而相应的商品供给也是彼此竞争的供给……不过，竞争品往往不是制成品，而是生产要素”。(48)在生产过程中，满足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需求，都可以有很多物品种类、供应方式、获得渠道和交易价格，这些生产要素在特性和价格等方面存在竞争关系，竞争导致了生产要素的彼此替代。替代的方式，有时是供给价格低的替代供给价格高的，有时是使用简单的替代使用复杂的，有时是边际效率高的替代边际效率低的。例如，英国的木材和木炭价格因为持续采伐变得稀缺而昂贵以后，用煤作燃料的方法就慢慢发展起来，工业生产中煤逐渐替代了木炭。到马歇尔的时代，“当煤的价格变得很贵的时候，节省用煤的发明得到很大的刺激，在铁和蒸汽的生产方面尤其如此”。(49)“当蒸汽能变得越来越昂贵时，科学技术必定会教会我们运用空气和水来替代它们”。(50)这都属于价格低廉的替代价格昂贵的。工业革命以后，机器生产替代手工劳动之所以逐波高涨、蔚为大观，就是因为生产规模扩大对于边际效率高的替代边际效率低的提出了愈益迫切的要求。“如果生产量较大，大量采用机器以代替手工劳动也许有利可图”。(51)“任何一种要素，它的效率相对于它的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则有代替该要素的趋势”。(52)推而广之，以至于企业组织和企业家们之间也通过效率竞争彼此替代。一些企业家在竞争中被替代而淘汰出局，不是因为索取报酬高，而是经营绩效差。(53)

替代原则渗透在企业组织和市场系统中的所有毛孔和过程，但它并非自动发挥作用，而是人能动选择的结果，这个人就是企业家。无论微观企业还是宏观经济，企业家都是替代原则的核心枢纽。马歇尔一再强调：“企业的主要职能，在于使伟大的代用原则自由发生作用获得便利。”(54)企业家“是代用原则起作用的媒介”。“因为代用原则在比较这一生产要素和那一生产要素时主要是通过他们(即企业家——引者)的自觉作用的；就他们来说，除了他们相互竞争的间接影响外，代用原则就没有别的媒介”。(55)

实施替代原则，贯穿企业家职业生涯的全过程。“在创业的时候，和在以后的各个阶段，机警的企业家力图修改他的计划以便用一定的支出获得较大的成果，或用较少的支出获得相等的成果。换句话说，为了增加他的利润，他不断地运用着代用原则”。(56)在组织生产过程中根据利润导向进行要素替代，是所有企业家日常工作的基本内容。“每个企业家都根据他的精力和才能不断地力图了解他所使用的每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效率，和可能用来代替它们中间某些要素的其他要素的相对效率”。(57)“在现代世界中，差不多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经过那些专门从事于组织居民经济力量的雇主和其他企业家之手。他们每人随时随地都选择那些似乎最适合他用的那些生产要素”。(58)从这种意义上说，企业家的职能就是持续不断地开展替代工作，用一种生产要素替代另一种生产要素，用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替代另一种企业组织形式，用一种产品、方法、市场、思路等替代与之对应的其他事物。沿着这个逻辑继续走下去，要素替代虽然属于市场过程中的资源配置，但可以认为它与生产过程中的创新探索有密切联系，而且新要素、新方法、新组织对旧要素、旧方法、旧组织的替代本身就可以理解为生产性创新。可惜马歇尔没有捅破隔在资源配置和生产性创新之间的那层薄纸。

企业家致力于要素替代的根本动力是用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这种投入产出的考量随时随地都在进行，是“谨慎的企业家的心中经常盘算的一个问题”。(59)“他们对于各种不同生产要素的使用经常筹谋划策，重新组合，而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那些组合”。(60)正是因为致力于要素替代者不是个别企业家，而是所有企业家，实施替代亦非企业家一时之举措，而是贯穿其职业生涯之始终，所以各行各业、大大小小企业家纷起并作，各显神通，汇聚成为汪洋恣肆的洪流海洋，不仅决定着微观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且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总会提高全部工作效率，增进人类用组织和知识控制自然界的能力”。(61)如果说马歇尔经济思想的核心主题是动态的经济发展，其动力机制是替代原则，那么其发动机就是企业家。

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是马歇尔经济学中究竟有没有经济发展范畴呢？经济学家们似乎普遍认为马歇尔经济学的主旨是静态均衡，就连熊彼特也持这种观点：马歇尔“经济学的核心严格说来仍是静态的”。(62)但马歇尔自己不这样看，他在写于1920年的《〈经济学原理〉原著第八版序言》中说：“事实上本书始终是研究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论为好为坏都不得不要求变化和进步的人类。片断的静态假定，是被用来暂时辅助动态的——或不如说是生物学的——概念。但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63)马歇尔由此格外申明，静态均衡只是经济分析之入门台阶，远非堂奥宏构：“静态均衡理论只是经济研究的入门；它甚至也只是对那些有报酬递加趋势的工业的进步和发展的研究的入门。它的限界经常为那些特别是从抽象观点来研究它的人所忽略，以致有使这种理论完全定型的危险。”(64)显而易见，马歇尔理论中的静态均衡类似于坎蒂隆的自动均衡和瓦尔拉斯假定的静态均衡。虽然马歇尔的动态发展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渐变并拒绝飞跃，因而与熊彼特强调突变、质变有重大区别，但把马歇尔经济学定格在静态均衡，并不符合其本来面目，有曲解误读之嫌。

阐明动态发展构成了马歇尔经济学的核心基调非常必要和重要，否则我们就难以洞悉企业家、替代原则、动态发展等关键概念的内在联系及其在马歇尔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是实施要素替代，而要素替代的实质是资源优化配置，那么马歇尔虽然没有触及企业家的生产性创新，却为企业家之所以开展创新确立了市场原则，从市场过程的角度构建了“企业家—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从而揭示了有别于熊彼特图式的另一个重要向度。

二、熊彼特的“企业家—经济发展”逻辑图式

厘清了坎蒂隆以来的理论谱系，可知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的“企业家—经济发展”逻辑图式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跃进。其边际贡献一是用创新定义企业家，二是构建了新的经济发展范畴，三是揭示了企业家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生成机制。关于后两点以往研究较少，故有必要把熊彼特单列一部分重新认识。

(一)熊彼特的经济发展是“经济过程”中的一种特定状态

熊彼特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经济过程”，他把整个过程分为三种类型：循环流转过程、发展过程、周期性变化过程。“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清楚地区别这三类相互分离的现象”。(65)

理解这三种状态的第一个基本概念是“组合”。生产活动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从广义说可以应用于称为生产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企业本身，甚至对于整个经济制度的生产条件，我们都将看成是‘组合’。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分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66)

所谓“循环流转”，就是“组合”方式只有数量增减、没有质的变化，在质上处于静止状态。这不像坎蒂隆、瓦尔拉斯、马歇尔的自然均衡或静态均衡那样是理论上的假设，而是历史上经常存在的实态。经济的静止状态，在漫长历史上和许多地方，“都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67)

熊彼特所谓的经济发展，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创造性破坏”又称“创造性毁灭”，从使用频率看，后者比前者更多。(68)熊彼特的这个著名短语通常被人们用于表述创新或企业家职能、企业家精神。从大处讲，这似乎没错。但若细究，这个短语原本是被熊彼特用于阐述经济发展过程的。他说：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69)

熊彼特把经济发展定义为实现“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对现存劳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这一基本概念使我们得以声称：实现新的组合，是靠从原先的利用方式中把劳力及土地的服务抽调出来才得以成功的。”(70)或者说，“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71)在熊彼特的经济学词典中，创新、经济发展、“新组合”“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等都是同义词。

严格区分了增长和发展、量变和质变等概念，是熊彼特的重要理论贡献。他明确指出发展不是来自“旧组合”的数量增长，而是基于“新组合”产生的质的“突变”。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没有变化的绝对均衡，即使“循环流转”中也有变化，例如人口增加、财富积累、货币制度变革等。虽然这些变化对经济进步有重要作用，但它们“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单纯数量的变化可以谓之增长，决不属于发展。“在这里也不能称作是发展过程。因为它没有产生在质上是新的现象”。所谓的发展，属于“另一种经济变化，它是不能用从外部加于数据的影响来说明的，它是从体系内部发生的”质的变化。(72)“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绝不能从而获得一条铁路”。(73)马车和火车之间的鸿沟，根本就不是数量问题，它属于质变，不是量变能够引起的。

“循环流转”是一种均衡状态或者“走向均衡的趋势”，发展则“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代替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74)发展还属于打破确定性，是不确定性对人们习惯的确定性的替代。如果说马歇尔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从不均衡走向均衡、从不确定性走向确定性，那么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恰好相反，是从均衡走向不均衡、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

经济周期则是发展过程和循环流转过程的交替状态。“这些革命严格地讲并非是不停顿的；它们以不连续的冲刺形式发生，它们彼此分隔，中间有比较平静的间距。但整个过程的作用不断，不是革命就是对革命后果的吸收，它们一直存在，二者一起形成称为经济周期的过程”。(75)这是因为导致经济发展的“新组合”，不是连续的变化，而是“跳跃式地发展”。所以熊彼特常常用“革命”“质变”“突变”“创造性毁灭”“风暴”“冲刺”等字眼描述这种状态。企业家创新的不确定性、非连续性、间歇性、蜂聚和消散，引起了经济演进轨迹上繁荣和衰退交替出现的周期性波动。

(二)创新是企业家的唯一职能，是企业家利润的唯一来源

熊彼特说：“在国民经济中创新，这是企业家的真正职能。这是企业家的活动的真正内容，是与单纯的管理和日常的工作不同的。”(76)虽然现实中的企业家可能同时兼任其他(例如管理性的)工作，但创新，只有创新，才“是使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具体分开的唯一要点”。(77)可以说，创新是熊彼特赋予企业家的唯一职能，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最本质特征，企业家创新实现后的宏观结果就是经济发展。

创新的本质是什么？是“新事物的创造”，是“未来的价值体系的实现”。“是企业家的行动创造了绝大部分的财产”。(78)熊彼特阐述了企业家创新的五种情况，可以谓之：产品创新、方法创新、市场创新、供应链创新、组织创新。(79)这五个方面涵盖了企业家经济活动的主要环节，迄今仍有经典意义。

在坎蒂隆、萨伊、马歇尔那里，企业家组织了生产就是创造了财富或价值，熊彼特把“循环流转”的创造财富与新组合的创造“新事物”“新价值”区别开来，从而限定企业家是创造新事物、贡献新价值，并能够使新事物在市场上获得认可、新价值在市场上获得现实的人。只有在上述五个方面中的一项或多项开展创新者，才是企业家。

因此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的概念，与以往经济学家们的传统定义相比，既“广”又“狭”。所谓“广”，就是在熊彼特的体系中，企业家既存在于公司领导、老板、公司创始人中，又未必限于这些人。“他可能是经理或其他领薪员工。有时，他是控股权的所有人，却根本没有出现在负责任的高管名单上”。(80)只要承担了新组合的职能，就“可以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81)因此，“首创性”“权威”或“远见”等以往描述工商业者类型的辞藻，“是同我们的方向完全一致的。因为在循环流转的例行事务中是没有这种品质存在的余地的”。(82)所谓“狭”，就是只有实际履行创新职能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企业家。“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83)例如新企业的创立者、或者带领企业持续创新的人。尤其是创办新企业的人，在熊彼特看来是最典型的企业家。“这样的开创者，如同我们见到过的那样，可能真正是企业家一流人物中的最纯正的类型。他是最严格地把自己局限于起企业家的独特作用——实现新的组合——的企业家”。(84)因此，不是说企业的老板、领导，就有资格戴上企业家的桂冠。甚至一个企业家的职业生命只存在于他致力于创新的那段时间。一旦他创业成功，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遵循已经得到验证的成功经验照章办事，而不再致力于创造新事物、实现新组合了，他就蜕变成旧组合的维持者，他作为企业家的职能就终结了。

利润的唯一来源是创新、发展、新事物的创造、未来价值的实现。“没有发展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就没有发展”。利润只“附着于新事物的创造，附着于未来的价值体系的实现”。(85)“在此种情况下，总的收入将肯定大于总的成本”。(86)循环流转中企业、经营管理者等也有收入，但它不属于利润，而是买卖差价、工资之类的收益。利润只归功于企业家创新。

(三)“企业家—经济发展”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根本动力和内生机制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初版于1911年)中一再强调：本书不是像有人质疑的那样，只考虑到一个历史的变革因素，而是根本没有考虑到任何一个这样的因素。他更没有考虑到那些特别说明在经济组织、经济习惯中引发变革的一些因素。在本书中，企业家作为一个“独立存在”，“它涉及的，根本不是具体的变革因素，而是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法，是变革的机制。‘企业家’只是变革机制的承担者”。揭示“发展机制的原理，才是我们要论究的主要问题”。(87)在1934年6月4日他写给出版商的信中，熊彼特将《经济发展理论》的主旨概括为：“从根本上说，它是对经济变化的性质和机制、其动力和与之相关的现象构建纯理论描述的一种尝试。”(88)初版于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说：经济发展不是由于人口增加、资本积累、货币制度变革，“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89)

这几条跨越三十余载的资料表明，致力于揭示经济发展运行机理，是熊彼特职业生涯矢志不渝的一贯使命。抓住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熊彼特用企业家职能解释经济发展、经济周期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变。他把企业家定位为经济发展机制的承担者和发动机，旨在提醒我们意识到：企业家并非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而是经济之所以得到发展的内在机制本身；或者说不能认为企业家只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之一，没有企业家经济也可能以某种形式发展。而是相反，如果没有企业家，不能激发和调动企业家创新活力与积极性，“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形态就根本不会出现；经济要么只能在循环流转中徘徊，只有量变，没有质变，要么陷入周期性出现的衰退萧条。

三、辨析与结论

综上所述，从坎蒂隆到熊彼特，很多经济学家致力于揭示企业家微观主体与经济发展宏观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企业家为一端、以经济发展为另一端，缀连起自洽的逻辑链条。尽管这根链条上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甚至关于“企业家”和“经济发展”的界定亦人言人殊，但企业家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逻辑起点，直至被熊彼特提升到动力源泉和内生机制的高度。

经济学家们接续致力于构建“企业家—经济发展”逻辑图式决非偶然。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度愈益成熟完善，企业和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如果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机器生产替代手工劳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市场规模从区域拓展到全球、企业组织形态从工场制向工厂制变革创新等，那么所有这些因素的主导者都离不开借助资本力量加持的企业家。“企业家—经济发展”理论谱系无非是这个显著的客观事实在思想观念层面的写照，是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先行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总结。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马克思也对相关理论予以肯定：“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理论形式，因为他们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90)

生产和市场是上述理论谱系在界定企业家职能时涵盖的两个方面。其中，坎蒂隆把企业家职能定位为根据市场变化调整资源配置和提高产品质量，表明他对市场和生产两个方面等量齐观。嗣后的“企业家—经济发展”逻辑图式形成了各有侧重的两股流脉：萨伊、熊彼特格外强调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性创新，相应地企业家利得属于生产性劳动的工资或靠创新实现的超额利润。瓦尔拉斯特别主张企业家职能体现在市场过程之中，是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实施者，把资源从利润较低的领域转向利润较高的部门，从而企业家利得来自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买卖差价等；马歇尔把企业家职能定性为实施“要素替代”，表面上是生产过程中的管理行为，实际上也属于服从市场竞争和投入产出原则的优化资源配置。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导言》中精辟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是社会经济统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割裂看待。恩格斯也指出：从广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91)因此，上述各有侧重的两股流脉，虽然反映了西方经济学认识论上的片面性，但就内在逻辑而言，不仅没有冲突，而且辩证统一，即企业家职能贯彻于生产和市场两个过程之中。一方面，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执行创新等职能必须依托企业这个商品生产经营主体、遵循市场竞争规律，企业家的全部生产活动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进行，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方法、组织等创新成果的交换价值必须在市场中实现，企业家职能本身构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企业家在市场过程中执行配置资源(要素替代)职能必须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市场经济配置资源不是抽象、自动的，而是具体、能动的，是企业家活动的结果，主要体现于企业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高效配置，并通过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得以体现。没有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就无从验证；没有企业家基于市场竞争原则实施的资源重新配置、用新要素替代旧要素，亦无法开展生产过程中的创新。因此，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和市场过程中履行职能实际上是一回事，企业家职能是创造新价值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辩证统一。

本文的明确结论是：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企业家也没有经济发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实质，就是让企业家在按市场经济原则优化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激发和释放企业家生产性创新的活力和创造力才能实现经济发展。

注释：

①李晓：《政策先行与学术滞后：经济思想史著作关于企业家理论史研究现状》，《经济思想史学刊》2024年第3期。

②J.J.Spengler,"Richard Cantillon:First of the Moderns",J.J.Spengler and W.R.Allen eds.,Essays in Economic Thought:Aristotle to Marshall,pp.105-140,Chicago:Rand McNally,1960；Murphy Antoine,Richard Cantillon:Entrepreneur and Economi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Brewer Anthony,Richard Cantillon:Pioneer of Economic Theory,London:Routledge,1992；李晓、金同水：《企业家的第一幅画像：理查德·坎蒂隆经济学说中的企业家理论》，《企业史评论》2022年总第4期；李晓：《企业家并非资本家：重评企业家理论史上的萨伊》，《清华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Donald A.Walker,Walras's Theory of the of Entrepreneur,De Economist,Vol.134,NR.1,1986,pp.1-24；李晓：《岔路口上的路标：瓦尔拉斯的企业家理论及其影响》，《企业史评论》2024年总第6期；谭力文：《马歇尔经济学说中的企业家理论》，《经济评论》1998年第4期；张立富：《马歇尔与熊彼特企业家理论的比较与借鉴》，《河北学刊》2001年第1期；崔晨秋：《论马歇尔的企业家理论》，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05年；李晓：《马歇尔真的认为企业家是冒险家吗？》，《企业史评论》2023年总第5期。

③小罗伯特·艾克伦德、罗伯特·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杨玉生、张凤林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9—440页。

④“图式”是熊彼特的常用概念，例如他说：“任何经济过程图式都必须首先解决容许什么样的人物登场的问题，这样才能预先判定这个图式的许多特点。”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0页。

⑤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余永定、徐寿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29页。该书译者在第214页特别说明把entrepreneur(企业家)译为“业主”。

⑥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第31页。

⑦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第9页。

⑧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第29、45、65、101页。

⑨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第23页。

⑩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第114页。

(11)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第14页。

(12)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第42页。

(13)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第44页。

(14)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第11页。

(15)李晓：《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中为什么没有企业家：基于理论和企业史的考察》，《企业史评论》2021年总第3期。

(16)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82—84页。

(17)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369、164页。

(18)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410—411页。

(19)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408页。

(20)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58、159、161页。

(21)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9页。

(22)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52页。

(23)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60、161页。

(24)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89页。

(25)Jean-Baptiste Say,Cours Complet d' Économie Politique Pratique,Vol.I,3rd ed.,Paris:Guillaumin,1852,p.97.

(26)夏尔·季德、夏尔·利斯特：《经济学说史》上册，徐卓英、李炳焕、李履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5页。

(27)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1—282、281页。

(28)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易家详、张军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86页。

(29)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86页。

(30)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37页。

(31)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第238页。

(32)百分数是根据《纯粹经济学要义》第423页的数据计算。

(33)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第19、25—26页。

(34)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第425页。

(35)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第518页。

(36)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第427—428、432页。

(37)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第428页。

(38)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第427页。

(39)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第428页。

(40)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第431页。

(41)瓦尔拉斯认为资本积累主要靠储蓄，所以他又把“经济的发展”视为储蓄的结果：“由土地服务构成的生产系数每经过一次降低而由资本服务构成的生产系数却有所提高时，其间就含有由储蓄造成的经济的发展。”见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第431页。

(42)斯坦利·布鲁：《经济思想史》(原书第6版)，焦国华、韩红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207页。

(43)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32页。

(4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2页。

(45)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见奥利弗·威廉姆森、西德尼·温特编：《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姚海鑫、邢源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2页。威廉姆森在该书第6页引用科斯这句话时表述为“企业的区分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

(4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07页。

(47)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185页。

(4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235、75页。

(49)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136页。

(50)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玛丽·佩利·马歇尔：《产业经济学》，肖卫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9页。

(5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26页。

(52)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366—367页。

(5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22页。

(5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363页。

(55)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208、364、298页。

(5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37页。

(57)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92页。

(5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89—90页。

(59)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209页。

(60)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363页。

(6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37页。

(6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第584—585页。

(6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第9—10页。

(6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第150页。

(65)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249页。

(66)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8页。

(67)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95。

(68)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4、155、156、162、163、170、174、175页。

(69)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147页。

(70)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09页。

(7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78页。

(7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73、74页。

(73)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74页。

(7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74页。

(75)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147页。

(76)J.A.熊彼特：《企业家的职能》，冯文光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3期。

(77)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88页。

(78)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76页。

(79)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76页。

(80)Ulrich Hedtke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Letters,by Joseph A.Schumpeter,Tubingen:Mohr Siebeck,2000,p.271.

(8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85页。

(82)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86页。

(83)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89页。

(84)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57页。

(85)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76页。

(86)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47页。

(87)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70、169页。

(88)Ulrich Hedtke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Letters,by Joseph A.Schumpeter,Tubingen:Mohr Siebeck,2000,p.271.

(89)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146页。

(90)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6页。

(91)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