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0: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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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捷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履行着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为了深入理解党的性质及其经济作用,本文就以下几方面问题作了初步探讨:第一,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型特质;第二,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党的使命性与党的代表性——作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显示出特定的张力,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张力及其再平衡;第三,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的关系;第四,如何看待党及其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之间是什么关系。

   【关键词】 使命型政党,政治经济化,意识形态,根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

  

   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后,我们又于2021年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正如习近平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制度变迁的政治领导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履行着全面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为了深入理解党的性质及其经济作用,本文拟就以下几方面问题作进一步探讨:第一,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型特质。1949年以前,毛泽东指出评价中国一切政党好坏的标准,是看其能否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这包含着对党的使命型特质的自觉表达。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②,习近平关于“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③的论断,分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对党的使命型特质的进一步深入阐述。第二,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党的使命性与党的代表性——作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表——显示出特定的张力,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张力及其再平衡。第三,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习近平所说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第四,如何看待党及其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关系。

  

   一、有机生产方式变迁与党的使命型特质

  

   1949年以前,毛泽东屡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于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解放生产力。他说:“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④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导人也以类似方式界定了改革的使命。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所谓“第二次革命”,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参照而言的;作为又一场革命,改革同样具有毛泽东所描述的功能,即破除妨碍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等于宣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都在于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特定历史功能的使命型政党。要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发展一种制度变迁理论,以便由此出发,对党的使命型特质作进一步的分析。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更先进生产方式的过渡,是以生产力的根本提高为先决条件的。生产力的这种决定性作用,常常被理解为一种时序上的,或“事先”意义的因果作用,即生产力的改变必须居先,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以生产力的变化为前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诠释,也被称作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然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这种理解,只能解释世界历史过程中那些“直接符合必然性法则”的变化,并不能解释特殊性或偶然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制度变迁过程。在历史制度变迁过程中事实上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以生产力的根本改变为先导,继之以生产关系变迁的道路;另一条则是上层建筑发生改变,进而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道路。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有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最终变革生产力;另一种前景是生产关系的变化仅仅造成经济剩余的占有和支配方式的改变,并没有推动生产力的根本提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只有第一种前景证明,这种制度变迁并非历史上的岔路,而是最终实现了生产方式的整体跃迁。在这一跃迁过程中,生产力因素在“事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或可称为生产力的结构因果性作用)。笔者将这种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变迁,即不仅通过政治权力的变化改变了生产关系,而且最终促成了生产力水平的质的提高,称作“有机生产方式变迁”。⑤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列宁明确意识到上述问题。十月革命之后,以考茨基(Karl Kautsky)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借口俄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试图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出发否定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里对这些批评意见作出了回应,他写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⑥

  

   列宁的这个回应可称作“列宁晚年之问”,其中包含两方面含义,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同时是由特殊性和偶然性组成的,而非仅包含一般性和必然性。十月革命成功地在落后的俄国爆发,体现了特殊性或偶然性因素的作用,换言之,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属于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第二,列宁同时也提出了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与世界历史一般性法则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上层建筑的革命产生的制度变迁,必须最终推动生产力和文化的根本进步,才能促成生产方式的整体性跃迁。正是基于这一考量,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著作里反复强调,劳动生产率进步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关键因素。⑦列宁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他对前述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概念的自觉意识。

  

   笔者曾提出:

         作为革命家,列宁在革命前已经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以解释俄国革命这一偶然性何以可能变为现实。我们把这一理论称作关于革命的特殊性或偶然性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指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就主观方面而言,则有列宁在《怎么办》里提出的建党学说,其中包括先锋队党的理念以及工人群众阶级意识要从外部灌输的观点。一个先锋队党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决断,就像一柄利斧砸碎了薄弱的链环。十月革命是在列宁关于革命的特殊性理论的指引下取得成功的,这个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在特定条件下开启的时间窗口,使布尔什维克得以把握机遇、改变历史。⑧

  

   和列宁类似,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一个特殊性理论。从其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毛泽东最先是从回应以下问题开始的:在井冈山这样的地方搞工农武装割据,为什么是可能的?他的回答是:第一,因为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是分裂的;第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即所谓“买办豪绅阶级”也是分裂的,且有相互间持续的战争,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继而由农村包围城市。⑨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个战略判断不断得到应验,中国革命的力量得以持续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⑩

  

   上述特殊性理论的成功运用,意味着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开启的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变迁道路。这一道路与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不同的。在与俄国民粹派的通信中,马克思曾经探讨了俄国是否可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直接迈入社会主义,即所谓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11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是以当时欧洲先进国家同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的。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刚刚从农奴制摆脱出来的落后的俄国,就有可能利用西欧的先进生产力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然而,俄国十月革命是在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前述设想的条件下发生的。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法利用别国先进的生产力来帮助自己,反而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国家毁灭的危险。正如列宁在革命后指出的:“现在包围着我们这个经过多年磨难而贫穷不堪的苏维埃国家的,不是会利用自己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国和社会主义英国。不是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它们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全部都归反对我们的资本家所有。”12因此,将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等同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误解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性质,严重贬低了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开创性贡献。至于中国,虽然在革命过程中乃至胜利后曾经得到苏联的帮助,但要改变自己“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最终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跨越卡夫丁峡谷”。

  

   笔者认为:

         列宁和毛泽东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必须最终和第一条道路相结合才有意义。列宁晚年之问直接提出了这一问题。毛泽东则通过反思历史唯物主义,试图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回应这个问题。在《矛盾论》中,为了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他重新认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正如他提出的,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具体而言,当着不变革生产关系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着不变革上层基础就不能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论述一方面是对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明确提示,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意义最终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3

  

改革伊始,邓小平曾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4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5这些论断就其实质而言涉及制度变迁两条道路的关系,并体现出和列宁、毛泽东等人思想的连续性。不过,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完成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这就在认识的更高螺旋上沟通了制度变迁的两条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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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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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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