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思想。在该著作中，他们基于唯物史观对意识形态的生成路径进行科学考察，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否定性哲学批判，驳斥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揭露其颠倒、扭曲的认识论本质，揭示唯物史观视域下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肯定性建构阐释，形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要求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建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启示。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集中阐述、系统表述意识形态思想的核心著作。在该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否定性哲学批判，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肯定性建构阐释。否定与肯定的交互运用使得“意识形态”成为《形态》中极具理论张力的核心术语。《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已经具备成体系的理论构架和明确的实践旨归。考察《形态》文本，就要“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细致而全面地梳理其中蕴含的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厘清意识形态的生成路径与多维意涵，并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深远理论意义与重要实践启示。
一、意识形态的生成路径
考察意识形态的生成路径，首先要追溯“意识形态”一词的历史渊源。“意识形态”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特拉西于1796年首先提出的。特拉西使用这一概念，就是要通过对人的感官以及由感官所产生的观念的研究分析，系统地提出一种确实可信的“观念”的科学，从而为所有需要使用“观念”的科学提供理论基础。由于特拉西本人在政治立场上主张共和，其所进行的意识形态研究遭到了意图称帝的拿破仑的反对与打击。意识形态家被贬斥为“完全是在头脑里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或根本没有政治才智的安乐椅上的玄学家”。“意识形态”一词从此被扭曲为一种与现实政治毫不搭边的理论幻想，一度成为欧洲思想界的笑谈。
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的部分内容，了解其所阐述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对其中专门谈论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意志及其作用’部分作了特别研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也谈及拿破仑对意识形态家的“鄙视”态度。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来指称德国哲学，提到了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否定与抨击，批判德国的哲学家从未尝试“离开过哲学的基地”并始终受困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从未思考过“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因而也未能揭示意识形态产生与现实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陷入了虚假意识形态的幻想。而事实上，意识形态的产生离不开人的作用，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在人类历史中的科学定位，要正确把握意识形态的生成路径，必然要回到“现实的个人”的历史发展中去寻求答案。
与“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历史的出发点，分析意识形态的生成路径。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真正厘清了意识与人的关系，强调意识不应被“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而应被“仅仅看做”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意识，“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另一方面真正厘清了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始终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只有明确了意识与人的关系、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之后，才能拨开“纯粹精神”的迷雾，触及人类历史的原貌。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人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一定是生产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伴随着人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的发展，人的意识也“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人的意识起初是“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随着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意识发展为“纯粹的畜群意识”。此时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开始显现，人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即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意识。伴随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发展为“真正”的分工，人的意识获得进一步发展。从这时候起，意识具备了相较于“现存实践的意识”更高阶段的能力，“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能够“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可见，社会存在的不断变化，促使意识内容不断丰富、意识形式不断更迭、意识能力不断进化。意识逐渐摆脱了以往的直观狭隘，变得抽象复杂起来，并最终在私有制和国家产生后演变为意识形态。
“从‘意识’到‘意识形态’，是分工发展的历史结果。”分工发展为“真正”的分工后，本身也包含着矛盾，“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与此同时，分工中也包含着矛盾的解决方案。分工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支配他人劳动力的所有制的出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同个体的“特殊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作为拥有“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权的少数生产资料所有者，他们只要还想继续享有这项特权，就必须解决“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于是，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创造出“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以缓和阶级矛盾，实现对其他阶级的统治。但是，在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掩盖下，“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不可避免，其中思想领域的统治与反抗、辩护与控诉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是“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的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由此，伴随着国家的产生，意识形态也被创造出来。意识形态与国家都是为解决分工所带来的阶级矛盾而必然出现的。国家是矛盾的抽象解决方案，意识形态则是每一个阶级创建、争夺和巩固国家政权的精神武器。
“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是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例，资产阶级在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争夺国家政权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从而以“全社会的代表”的姿态出现，“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在资产阶级借助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取得斗争的胜利、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尚未实现也根本不会实现，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会继续宣称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普遍性”。它不仅编造种种幻想，将资产阶级塑造为“共同利益”最好的维护者，还通过贸易和战争不断向外输出渗透，向全世界兜售自己的精神产品，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不过，当意识形态背后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它就会原形毕露，“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可见，任何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不过是它背后阶级的特殊利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实质“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它的目的不过是宣告并维护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永恒统治。但是，意识形态终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同国家一样，都是由分工所包含的阶级矛盾所决定的社会现象及历史过程，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它所代表的阶级都不可能永存。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意识形态消亡的条件——“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意识形态消亡的条件再次证明了其“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的生成机制。当这一机制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时，意识形态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二、意识形态的多维意涵
（一）批判性视域下的意识形态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虚假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逻辑清晰、层次分明，通过批判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史观，“从认识论的角度揭示了其意识形态颠倒、扭曲的认识论本质”，并“初步提出和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即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批判”。为揭示“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的深层机理，马克思、恩格斯从意识形态的本质入手，一步步揭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面纱，最终戳中资本主义社会“颠倒的世界”的矛盾现实。
首先，意识形态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通过对意识形态生成路径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意识形态作为意识的衍生物，是对一个阶级特殊利益的普遍性反映，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物质关系。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却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用形而上学的历史分析法把思想置于第一位，同时又与历史和实践相分离”，而后得出“思想是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力量”的结论，进而认为实现人类解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为了证明思想统治的荒谬结论，意识形态家通过种种“戏法”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最终形成了将世界倒置的“颠倒的意识”。其次，为什么会产生“颠倒的意识”？意识终究是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物质生活和物质交往的反映，所以“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由此可见，如果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观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是人们物质活动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意识形态的“颠倒”，是人们生活的“颠倒的世界”决定了“颠倒的世界意识”。最后，为什么人们生活的世界是“颠倒的世界”？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与推动社会发展的无产阶级的关系是颠倒的，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关系是颠倒的。用双手将资产阶级托举上统治王座、创造奇迹般的生产力的无产阶级被“排斥于社会之外”，他们不仅无法享受自己创造的“社会的福利”，还“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正是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颠倒，造成了颠倒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如此一来，从破除思想统治假象到探寻颠倒世界真相，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旨趣便清晰地呈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的矛盾现实，并在指出资本主义必然产生这一矛盾的同时，也点明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钥匙——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无产阶级的“共同活动”创造了改造世界的生产力。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无产阶级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支配着他们的“意志和行为”。但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由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将是对“这种异化”的根本“消灭”，是对“颠倒的世界”的彻底变革，是对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与“自觉的驾驭”。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由“副本”转向“原本”，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深化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剖析与批判。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为批判性视域下意识形态的分析与应用拓展了广度与深度，也为唯物史观视域下意识形态的理论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意识形态
除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逐步揭示了唯物史观视域下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并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肯定性建构阐释，在实质上形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在“实际运动”中，实现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革与重构。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明确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同时，赋予意识形态以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合法地位。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并没有明确地定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范畴，但将“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纳入人类历史产生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范畴，并指出“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的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这也就意味着意识形态虽然没有自身独立发展的历史，但这丝毫不影响其作为上层建筑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意识就能够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能够“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这些“理论、神学、哲学、道德”对决定它们的社会存在发挥着重要的反作用，它们或是直观地反映“颠倒的世界”，用“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蒙蔽世人的双眼，或是辩证地揭露真相、还原本质，实现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颠倒的颠倒”。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的阐述中，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肯定性建构阐释，实质上形成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清晰地认识到，仅仅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和虚伪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研究如何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构建革命的、科学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范畴，但鲜明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必须自觉将自身利益诉求上升为阶级意识和革命意志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把阶级意识演变为阶级意识形态，是“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在夺取政权“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事。但与其他阶级的区别在于，无产阶级不必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因为他们的特殊利益本就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颠倒的颠倒”，是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表述，实现了阶级意识、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统一。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在“实际运动”中实现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重构。长期以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真正做到“改变世界”。《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使“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和实现人类解放事业的这种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而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和“反抗旧社会”的“革命群众”在物质层面“实行全面变革”的话，“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行动指南，在文化宣传、思想灌输中凝聚社会共识、协调多方利益，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反对资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物质力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使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三、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当代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总体保持向好态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激荡的复杂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较量十分激烈，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任重道远。《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生成路径，阐明了意识形态的多维意涵。由此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对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仍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极端重要的政治定位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思想凝心，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信仰铸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意识形态自诞生起就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意识形态也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性质，决定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明确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支撑统治阶级实现思想统治、巩固国家政权的功能效用，并以此指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此外，由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意识形态领域必将成为双方冲突斗争的集中地。这些矛盾冲突不一定非要“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会爆发，“广泛的国际交往”会极大地催化矛盾、扩大影响，造成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意识形态基本规律的研究，领导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全面审视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沉疴积弊，科学判断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战略性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阐明了“极端重要”的具体所指，强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明确意识形态工作“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政治定位，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任务，要求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发挥凝心聚魂、引航定向的重要作用，为党的领导提供思想保证、为国家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民族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意识形态工作作为“管头脑、管根本、管总”的战略性工作，“具有根本性、系统性、方向性和战略性的特征，贯穿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必然离不开党的领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得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真正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放弃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然与人民相背离，最终损害的将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殷鉴不远，西方颜色革命的霸权野心变本加厉。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认识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制度要求、“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的工作任务、“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的重大举措，反复强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让党的旗帜始终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高高飘扬。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反映了一个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和工作导向。《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生成路径，指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在为自身辩护，都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此，要判断一种意识形态是科学的还是虚假的、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所表达的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在根本上相一致，其进步性和科学性体现在它实现了阶级意识、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把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只有立足人民所思、所想、所念、所需，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导向，才能更好地凝聚人心，赢得人民的深切认同与自觉践行。要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还必须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党的领导，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的成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就要着眼于人民的生活、着手于人民的困难、着力于人民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四）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推进话语体系创新
话语是意识形态影响并掌握群众的重要载体。《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就像精神的存在脱离不了“物质的‘纠缠’”，意识的生产也离不开语言的存在，“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此外，对于当时形形色色的虚假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进行了坚决批判，揭示“颠倒的意识”的物质成因，戳穿“颠倒的世界”的矛盾现实，对意识形态予以深刻剖析与价值重构。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不仅要深入分析当前流传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有力回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歪曲抹黑与意识形态渗透，而且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分的话语支持、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丰富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文化资源。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要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的统摄引领作用，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实践与世界问题的理论解释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行学理性分析，讲清楚、讲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审视、甄别、继承与改造中华文化，撷取其中符合时代精神、彰显人民价值、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精华，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思想根脉和理论源泉，不断推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打造科学理论与中国特色兼备的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五）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抓好队伍建设
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关键在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任何阶级的意识形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然离不开人的作用。在统治阶级内部，该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从事着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作，“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他们的“全部戏法”就是为了“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将自身阶级的思想夸大为国家意志，营造“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的假象，由此来掩盖“颠倒的世界”的真相。但是，对于形成“共产主义的意识”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来说，他们服务的是“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职责绝不是掩盖矛盾、遮蔽现实，而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推动人类解放事业。他们致力于批判虚假意识形态“颠倒”的本质，启发无产阶级觉醒阶级意识从而实现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为无产阶级改变世界提供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其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就始终铭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成为党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认识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总结队伍建设的宝贵经验，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队伍建设的思想，不断深化对队伍建设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意识形态队伍建设：在顶层设计方面，“深化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管理机构改革”，“健全意识形态工作机制”，持续完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和管理体制。在阵地建设方面，打造意识形态工作新载体新阵地，搭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实践平台，不断扩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覆盖面。在人才培养方面，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与宣传工作，聚焦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塑造，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肯担当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由此，党不断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正向引领作用，推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心聚力、铸魂赋能。
文章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5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