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在对1848年法国革命实践的历史考察中推动了其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从一般意义层面的原则说明走向具体历史条件下的运行机制考察。马克思通过剖析临时共和国“博爱”口号的利益掩蔽性，揭露并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通过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实质考察，揭示了意识形态运作的权力机制；通过分析“拿破仑观念”等传统思想的现实效力，阐述了意识形态变化的内在特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确证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意识觉醒及其意识形态出场的历史必然，构建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介入革命斗争的现实理路。这一基于唯物史观的展开，不仅延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内涵，而且对于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意识形态；法国革命；唯物史观；无产阶级

【作者简介】程梦圆，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和一般理论，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但对于意识形态观念在现实中何以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等实际运行问题，尚未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进行深入剖析。1848年欧洲革命给马克思带来了极大触动，无产阶级非但未能如预期那样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彻底决裂，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反而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蒙蔽和支配下放弃了自身的阶级立场。正是法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使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体而现实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深刻进入马克思的视野，使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强大功能。资产阶级是如何借助思想手段激发被压迫民众的革命热情？又是通过何种思想操控在复杂变幻的政治情势中实现并巩固自身统治？在对1848-1851年法国革命的深刻分析中，马克思不再停留于一般原理层面对意识形态原则的静态说明，而是深入法国革命这一“历史具体”，在鲜活的历史实践中系统考察并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生成逻辑、运作机制与内在特征，在批判与解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的同时，积极构建起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路径。这一解读视域不仅有助于更为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旨趣，也能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口号遮蔽利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质的批判

从表面上看，《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对阶级斗争在法国政治层面上导致的种种事件的描述，但实际上，马克思如此详细地对1848至1851年的法国政治史进行叙述，是为了经由对“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的分析走进历史深处，来揭示隐藏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行动背后的历史运动规律。这个历史运动规律，就是恩格斯在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的：“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不同阶级和党派之间的分歧与斗争，不能从其宣称的立场和宣扬的观点进行考察，而应关注这些观念和行为背后的物质利益博弈。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意识形态“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就是人们由自身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物质利益。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马克思以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化为基础，深刻剖析了二月革命中资产阶级共和国所标榜的“博爱”口号的政治功能与实质内容，揭示出意识形态围绕社会利益关系从真实到虚假的历史演变过程，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与虚伪性。

由于代表金融贵族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拒斥一切改革，既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与农民。1845年和1846年的农业歉收以及1847年英国工商业危机的连锁影响，更是加剧了人民生活的贫困，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直接导致了二月革命的爆发。这场革命推翻了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在这场革命中，资产阶级重新启用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将其写满巴黎大街小巷的墙壁。当时的工业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尚未强大到足以独立推翻七月王朝的统治，必须联合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此时的法国无产阶级也心存幻想，“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博爱”成为资产阶级拉拢无产阶级并建立革命同盟的思想工具。

但在马克思看来，“博爱”是二月革命的口号，却不是二月革命的真正目的和动机。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观念表达，其根本功能在于把某一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从而为维护或颠覆现成的利益格局提供辩护。一般说来，进行革命的阶级为了进行政治动员，往往会在代表自身意志和利益的政治原则、宣传口号或思想体系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来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其他阶级或社会成员亦会基于对自身物质利益实现程度的考量，来决定对该革命阶级及其意识形态采取何种态度立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能够发挥动员群众、反对封建专制的巨大作用，就在于这一意识形态虽反映的是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但也契合了广大第三等级民众对打破特权压迫的普遍渴望，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历史进步意义，从而成为所有反对旧制度群体的共同旗帜，凝聚起各阶级的革命力量。而在1848年的形势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已存在本质上的分裂，驱使资产阶级投入革命的目的和动机是“有限”的，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在内容上是虚假的，不过是以普遍形式装扮自身狭隘利益的运作，是通过遮蔽真实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来缓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获取和巩固自身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工具。在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麻痹下，资产阶级成功掩盖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将自己包装成人民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巴黎的工人阶级“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自认为已经获得解放而丧失了革命意志。

如果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革命初期还或多或少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有着联系，但这些“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伪善词句最终被革命进程证明是资产阶级蒙蔽、利用无产阶级力量的卑劣借口。当二月革命将后者的诉求推至历史的前台，潜藏在意识形态统一性表象之下的利益冲突便会浮出水面。马克思对此毫不留情地揭穿：“博爱存在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时候。”无论资产阶级如何美化所谓的革命理想，一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资产阶级就会“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在资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后，革命时期许诺给无产阶级的利益就被视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威胁，不仅拒绝无产阶级在共和国制度框架下的合法诉求，还采用多种手段残酷迫害和孤立工人。在资产阶级的逼迫下，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却遭到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虚假的“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被真实的“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所代替，“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六月起义的失败摘掉了“博爱”这顶“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使得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原形毕露：“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

国家权力加持：对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考察

资产阶级将“自由、平等、博爱”渲染为共和国的宣言，但构成资产阶级国家内容的，只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那么，这些在本质上缺乏普遍真实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维系自己“普遍形式”的外衣而不引发社会成员的质疑和反对的？关键还在于国家权力的加持和强化。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基于彻底批判唯心史观的需要，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遵循的是“市民社会——政治国家”路向，侧重考察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对于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作用，揭露了意识形态作为“颠倒的世界意识”的虚假性及其生成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经由对欧洲革命的切近观察，尤其是1848年革命后法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马克思切实意识到资产阶级国家之于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作用，深化了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认识，进一步在“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层面上考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具体运作机制。

正如马克思在剖析法国二月革命建立的共和国的实质时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完备的纯粹的统治形式。”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社会管理的机关。统治阶级正是通过包含军队、警察、法庭、监狱以及一整套的法律、行政制度及其执行机构在内的国家机器，来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通过对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更替和国家机器演变的历史考察，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在行政权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甚至还呈现出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趋势。通过极端的中央集权，“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马克思指出，“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必然会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加强自身的政治权力，对市民社会进行全面监控和支配，压制社会成员尤其是被剥削阶级的不满和反抗。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正是在政治上层建筑的拱卫和支撑下，统治阶级才能够维持自身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保障其不会受到外部特殊性质疑的威胁，进而成为社会意识领域的主导性精神力量，实现对人民群众观念乃至行为的全面控制和支配。

就此而言，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这种“完备的纯粹的统治形式”在观念上的集中体现，其本身就作为“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构成现存统治关系和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一方面，国家会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求贯彻于创设的组织机构及其社会行动中，促成统治阶级内部的自发认同与被统治阶级的被动卷入。在体现阶级根本利益的“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口号下，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思想观念首先实现了整合，进而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秩序党拥有巨额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支部，以薪金豢养旧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家，控制着现政权的势力，在众多的小资产者和农民中拥有不领薪的奴仆大军。”在国家“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的第二个波拿巴时期，“大批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和庞大的宗教机构、“占压倒的优势”的军队都成为了“拿破仑观念”的体现或中介。当社会成员被纳入国家权力机构后，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尊奉和服从于这些组织机构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并主动以政治行动者的身份，将这些思想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权力实践和管理行动中。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这个庞大的行政系统“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使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在教育、宗教、传媒等全方位领域，向广大人民群众展现出更为切实而广泛的影响力，还使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变成了纯粹的政治行为，将政治事件、政治斗争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深深掩盖起来。

另一方面，国家将意识形态嵌入制度政策尤其是法律体系中，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和行为规制，以维持意识形态乃至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法律制度的本质是国家意志，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统治阶级为民众的言行设置了明确的准则和禁条，对于那些将会导向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特殊性产生质疑的思想行为，会被当做“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规训和惩戒，甚至采取监控、威胁、惩罚乃至直接的暴力等措施。正是借助于法律规则的权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获得了强大的现实统摄力量，将抽象的认知观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准则，实现了思想和行动上的双重支配。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揭露了法兰西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自由权的虚伪性和矛盾性，“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其目的是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通过制定法律来控制革命媒体、限制社会舆论更是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支配的典例。报刊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手段，本来应该是宣传先进思想、捍卫公众利益的前沿阵地。“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但在波拿巴当政时期，与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配套实施的，是在秩序党的修正下更加严厉的新的新闻出版法，采取增加保证金、征收印花税、要求作者署名等措施对革命报刊进行压制。马克思指出：“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活该。在这场大洪水以后，革命的最前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在法律的外在压力和强制约束下，资产阶级成功掌握了社会思想的生产与分配，对革命意识和异己之见予以打击和排除。

传统形塑现实：对意识形态内在特性的说明

在运用唯物史观对波拿巴政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革命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即借助已死的“亡灵”来为自己效劳，从过去的传统中汲取精神力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篇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这就涉及到对传统在历史发展中作用和影响的理解。“现实中的个人”的实践活动必然建立在既有的社会环境之上，从过去时代沿袭下来的信仰传统、思想观念是人们创造历史时所遇到的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一。马克思通过分析传统的思想残余对当时法国各阶级政治行为的塑造和影响，揭示了以“拿破仑观念”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得以发挥作用的内在特性与深层逻辑。

在意识形态领域，传统力量是不容回避的历史性因素。一定的意识形态既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又必然继承着前一个时代的某些传统。一方面，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复杂的中间环节和传导链条，意识形态对社会生产的反映往往具有相对滞后性。一些曾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传统思想观念，并不会随着产生这些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的瓦解而立刻消失殆尽，还会存活在当下的社会意识领域深处，以隐蔽但稳定的方式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持续性影响。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将不同政治集团与王朝之间联结起来的意识形态的共有要素，是“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传统与现实在意识形态的演进中形成了无法割裂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若要跻身社会的主流，往往会借助传统因素、以传统面貌出场，通过传统所积累的认知基础和心理惯性与人们建立联结，同人们既有的思想观念体系相结合，推动其更快地进入公众视野并获得接纳与认同。正因如此，宗教改革要在“使徒保罗的服装”下挑战教会的神学权威，法国大革命要向古罗马寻求榜样来赋予现实斗争以崇高感。而在1848年革命中，托古改制更是成为资产阶级主要运用的意识形态策略之一，通过召唤传统观念的方式来获取人们的认同，为新的阶级统治进行论证和辩护。这集中体现在资产阶级借助“拿破仑观念”实现政变的政治行动中。

所谓“拿破仑观念”，是19世纪法国小农阶级中一种植根于传统观念的落后思想倾向，是波拿巴发动政变和维持其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法国民众尤其是农民阶级的利益曾经在拿破仑·波拿巴当政时期得到了维护，由此对拿破仑强权政府的崇拜在19世纪40年代末转为对他的侄儿路易·波拿巴的盲目信任。“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波拿巴利用农民阶级对拿破仑的情感和信仰，成功骗取了民众的信任，在共和多年的法国上演了一出复辟帝制的滑稽闹剧。“拿破仑观念”之所以影响甚众，与特定生产方式所建构的法国小农的特点及其浓厚的封建主义传统直接相关。法国的“小块土地所有制”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再加之交通不便和农民自身的贫困，造成小农彼此间互相隔离的分散状态。“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这种过于松散的联系决定了农民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也无法形成属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难以成为自为自觉的阶级，而只能寻求其他权力的庇护，“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正是法国农民基于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形成的保守性以及对巩固这种所有制的利益诉求，才给了路易·波拿巴成功登上历史舞台的意识形态契机。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

这一方面彰显了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特征，能够根据新的统治需要和利益诉求，主动对传统进行改造、诠释和重塑，进而构建起新的更具说服力的思想形态，使其成为支撑和巩固新统治秩序的精神载体。换言之，这就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社会现实中仍存在着与这些传统意识形态相契合的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即意识形态的现实指向性。这种传统与现实的勾连，本质上还是现实需求对历史传统的选择和运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传统意识形态得以存续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并非因其本身具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而是现实社会需要借助传统因素来进行利益表达和政治辩护。

主体意识觉醒：革命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出场

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探索不仅体现在对国家活动中意识形态运行逻辑的深刻揭示，更体现为这些原则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展开。正是在1848年法国革命的洪流中，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如果说二月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的盟友参与，那么六月起义则是一场无产阶级独立完成的革命，“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但革命失败的教训也表明，无产阶级并非天生就是历史主体的存在样态，必然会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种种束缚和侵蚀。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必须在现实革命实践的锻造和淬炼后，清醒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建立自身的革命意识形态，才能从分散的“自在阶级”向作为革命主体的“自为阶级”跃升。在此意义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出场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转变是相伴相随、互为条件的：工人上升为具有主体意识和阶级立场的无产阶级，必然引发自身意识形态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化也会发挥“精神武器”的力量，塑造着斗争的方向与深度。

首先，要抛弃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形成“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自觉意识。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坚持从基于经济基础的阶级斗争层面来解读政治事件，在历史发展规律的维度上阐明了革命的未来走向。在马克思看来，法国工农群众陷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幻象的深层根源，在于当时法国生产方式水平的相对落后，各种矛盾尚未得到充分表现，无产者难以在复杂的阶级结构中认清自己的长远利益和肩负的历史使命，而将实现自身解放的诉求错误地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导致六月起义走向悲剧性的结局。但六月革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本身的失败，“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退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正是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曾经被遮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逐步显露出来，促使无产阶级逐渐认清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处境，觉察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觉察到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利益对立，进而抛弃对资产阶级的幻想，形成更为彻底的革命意识——“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具备“不断革命”的自觉精神，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无产阶级革命决不能停留在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狭隘视野内，而是要突破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和意识形态，在客观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开展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打碎控制和压迫人民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从政治革命走向具有共产主义原则高度的社会革命。

其次，要破除对过去的迷信，在“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中树立思想旗帜。在马克思看来，革命对待传统的态度与革命主体的自身存在样态紧密相关。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要借助远古的语言、热情和幻想来再造所谓的英雄精神，是由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资产阶级谋求的是自身的狭隘利益，其充满利己主义的经济利益计算的生活方式无疑是与革命本质相悖的，因此需要诉诸古代英雄的幽灵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崇高感，隐瞒自身软弱虚伪的本性，也掩盖起为其私利效劳的革命内容。而作为代表未来社会的现实性力量，无产阶级对待传统残余的态度截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两大历史任务：“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其中第二个“决裂”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力图完成的任务。《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鲜明展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由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私有制，推翻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旧秩序，因此它不但不能借助过去的幽灵，还“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和实现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它无需“隐瞒自己的内容”而要“弄清自己的内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无产阶级必须打破历史传统的枷锁，与“辞藻胜于内容”、遮蔽历史真实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彻底决裂，进而建立起既反映人民利益愿望又揭示历史运动规律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将革命引向社会解放的美好未来前景。

最后，要介入革命实践的深处，为推进“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提供现实指引。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从不是外在于阶级运动的抽象教条，而是内在于无产阶级解放实践的“批判的武器”，能在为革命斗争提供指导的过程中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引导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实践真正发展成为“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一是要确立“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在利益关系多元复杂、党派集团多重林立的法国政治局势下，形形色色的非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也陆续登场。这些乌托邦式的“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只会沦为资产阶级的附庸而无法将革命引向正确道路。要使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实践发展为“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就必须坚持“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廓清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的思想迷雾，在理论的正本清源中明确革命目标。二是要在革命联合中形成“一种合唱”。唯物史观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绝不是单个阶级的“孤鸿哀鸣”，而应是积极争取和团结一切有利主体力量的“合唱”。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农民被剥削的现实境况，会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与无产阶级一致的真正利益及其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而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也会“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与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实行联合，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历史合力”。三是要建立“工人的党”的领导核心。1848年法国革命的“下行图”表明，当时的一切政治行动仍处于“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没有领袖、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有组织的围剿和镇压下必然走向溃败，从反面说明了成立政党组织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必须将自身组织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用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群众，以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引导革命，推动无产阶级真正成长为引领社会历史的自觉主体。

可以看到，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入剖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形态与运行机制，在物质利益的变迁、国家权力的建构、传统信仰的塑造以及阶级主体间的斗争等具体情境中推进了意识形态原理的具体展开，进而确立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化为现实革命力量的实践立场，在“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辩证运动中进一步深化了意识形态理论。在这里，自觉的历史视野与革命的阶级意识是马克思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和建构的基本维度，其本质旨归就在于对特定历史场域中主体实践的理论把握。这一理论探索与分析路径，既为当前构建深入现实、反映现实、切中现实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方法论武器，也对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以推进“第二个结合”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具有深远而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