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何基于唯物史观看待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抑或国家权力和阶级权力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必须破解的疑难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普朗查斯和密利本德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争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这场争论经常被人称作“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之争。本文通过梳理两人理论的发展过程,指出这种评价不仅人为制造了二元对立的理论困境,而且忽略了普密前后期的思想变化。从建构政治的局域理论到提出国家作为社会关系的学说,普朗查斯最终提供了不同于结构主义的新理论。密利本德则从批判国家精英论出发,转而强调生产方式对国家职能的结构性约束,对工具主义国家观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整体来看,普密之争最终使得两人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上呈现出趋同倾向,他们的思想遗产为进一步发展更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国家理论;相对自主性;普朗查斯;密利本德;结构主义;工具主义

一、引  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发展出一以贯之的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不过，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中，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及其手稿、《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可以找到大量有关国家理论的分散论述，这些论述使得人们有可能从不同角度诠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普朗查斯和密利本德的争论出现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流行过经济主义、历史主义等研究进路，给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打上了强烈的工具论或还原论的烙印。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建构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课题。

1968年，普朗查斯发表了法文版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69年，密利本德发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这两本著作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取得的最高成就。1969年12月，普朗查斯撰文对密利本德的著作进行了批评，由此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围绕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争论，这场争论被学界称为“普朗查斯-密利本德之争”(以下简称普密之争)。1975年，美国学者戈德等人在《每月评论》连续两期刊发了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的文章，将这场争论概括为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使这场争论进一步国际化，同时也助长了一种理论上二元对立的虚假困境，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这场争论实质的理解。

本文系统重构了普密之争的整个过程，对双方争论做了分阶段的考察。以如何理解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为焦点，普密展开了两轮公开的思想对话。在普朗查斯去世后，争论也戛然而止，但密利本德在其后的著作中，仍就相关问题继续开展研究。普密之争并不能用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的二元对立来解释，他们力求在唯物史观视野中建构更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最终在阶级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这种趋同和由此形成的共识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宝贵遗产。

二、理解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普密之争的两个阶段

1969年，密利本德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这一重要著作是普密之争的导火索。密利本德试图建构一个更为系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理论，尽可能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致力于填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空白。他的理论包含如下要点：

第一，通过考察任职于国家机构中的国家精英的出身背景及其与经济精英的社会关系，揭示国家精英与统治阶级成员的紧密关联，以此破除国家中立论。第二，批判了多元民主论，指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平等的，无法在所谓政治市场上展开平等竞争。第三，主张阶级权力除了表现为国家权力以外，还有其他存在形式。意识形态机构可以在国家之外发挥作用，是阶级权力的重要表现。

密利本德的著作问世后，普朗查斯当年就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评论文章，率先提出密利本德有工具主义的倾向。借批评工具主义之机，普朗查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有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理解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他的批评文章也是围绕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而展开的。

第一，密利本德将国家职能还原为国家机构成员的行为，忽视了行为动机和个人意志背后的结构性约束。第二，密利本德对资本主义国家现阶段国家形式变化原因的分析只是一种经验层面的描述性分析，实际上与“正统共产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趋于一致。第三，密利本德虽然论证了意识形态在国家合法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仅仅将意识形态机构归于政治体系，独立于国家之外。普朗查斯指出，意识形态机构也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

在上述批评文章发表前一年，普朗查斯已经出版了《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的法文版。在这部著作中，普朗查斯试图提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局域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局域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经济和政治相分离的特征，因此政治相对于经济具有一定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对于我们研究的对象具有理论后果。它使得这种生产方式某个层次的局域理论（在严格意义上）成为可能”。

与密利本德停留在国家机构或制度层面把握国家不同，普朗查斯强调制度与结构的区分，通过把握制度背后的结构性关系定位国家，提出了国家作为社会凝聚要素的著名论断。通过发挥社会凝聚力的作用，国家体现了相对于统治阶级和相对于经济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在维护统治阶级政治利益的意义上，又体现了相对自主性的限度。

在与普朗查斯的争论中，密利本德也承认，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极具重要意义，或许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但问题在于，“相对自主性的强弱和限度如何确定？又会采取什么形式？普朗查斯未能对这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社会学的关键问题提供让人满意的答案。”在密利本德看来，普朗查斯的理论方法具有“结构超决定论”或“结构主义的抽象主义”的缺点，将国家权力还原为特定阶级的统治权力，消弭了阶级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区别，这一倾向带来了如下后果：

第一，把国家仅仅变成了“特定阶级的工具，剥夺了国家自主性的任何可能”。第二，由于普朗查斯模糊了阶级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区别，“经济主义刚从前门被扫地出门，随即又改头换面从后门涌入”。第三，普朗查斯淡化阶级权力与国家权力的界限，与他混淆意识形态机构与意识形态国家机构是一致的，进而使得“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权力与阶级权力的关系进行一系列的严肃分析不再可能”。

如何清晰地界定国家权力与阶级权力的区别与联系，是理解国家相对自主性问题的关键，明确这一点也是这一阶段普密之争的重要成果。在1975年的一篇文章里，拉克劳回顾了普密此前的争论，赞同密利本德对国家权力和阶级权力的区分，认为这一区分“使问题回到了真正的位置”。但他也指出，密利本德只是提出了问题，而“究竟什么才是外在于国家权力的阶级权力，以及什么是国家权力的特殊性，这些问题依然是开放的”。

在1976年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的文章里，普朗查斯试图回应密利本德和拉克劳的批评。他提出，将权力归于制度或结构，是一种“古老且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政治学概念”。依照这种概念，国家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外在关系”，要么统治阶级占据国家，抽空国家特有的权力；要么国家抵制统治阶级，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剥夺统治阶级的权力。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或者是物即工具，或者是主体。作为物，国家是一个阶级或阶层手中的被动工具，没有任何自主性；作为主体，国家在绝对的意义上具有自主性，并具体体现为代表理性和权力的权力集团（官僚、精英）。在普朗查斯看来，这制造了一种虚假的两难困境，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应该和这两种观点划清界限。

自与密利本德发生争论以来，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与独裁》《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等著作中，普朗查斯发展了将国家作为社会关系的理论。在其最后一本著作《国家、权力、社会主义》中，这一思想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他提出，权力的场域是关系性的，特定阶级的权力并非是其手中握有的实体，也不具有可度量的数量，而首先是指特定阶级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中的客观地位，每一个阶级的地位及其权力是由其他阶级的地位和权力所刻画和限制的。“国家毋宁是统治阶级在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中进行战略组织的场所。它是权力运用的场所和中心，但它并不拥有属于自己的权力。”

国家作为阶级力量关系的集中表现，也诠释了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来源。在普朗查斯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正是源于不同社会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矛盾”，国家是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不稳定的妥协平衡”中运作的，“阶级斗争相对于（国家）机关具有优先性”。密利本德对阶级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区分“显然只是诉诸常识”，不能科学揭示国家相对自主性问题的真相。

三、争论的余绪：双方观点的趋同

1977年密利本德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一书，该书接过了普朗查斯的问题，尝试给出了自己的答复。第一，更加鲜明地强调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更为自觉地与工具主义划清界限。第二，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思想，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承认这些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有时在措辞上夸大了这种自主性的程度。”第三，坚持认为阶级权力与国家权力存在差别，但同时指出，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条件下，这两种权力有可能相互融合。国家权力与阶级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联系更趋紧密，甚至在危机时有同一化的倾向。

1979年，普朗查斯不幸去世，这一悲剧为他与密利本德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密利本德后来在1983年出版的论文集《阶级权力与国家权力》中收录了他与普朗查斯论战的文章。同时也尝试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解释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在理解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关系时，要反对“阶级还原论”和“国家还原论”这两种片面倾向。前者以普朗查斯为代表，认为国家权力就是特定阶级的权力，后者以美国学者斯考切波为代表，认为国家不会是任何人的伙伴或盟友。

作为对上述两种理论的替代，密利本德提出了伙伴关系模型，以解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与国家的关系。第一，“这种伙伴关系涉及两个不同且独立的力量，它们通过许多纽带相互联系，但各自都有其关注领域。”第二，这种伙伴关系的条件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并受到许多不同情况的影响，尤其是阶级斗争状况的影响。第三，这种伙伴模型有助于克服阶级还原论和国家还原论的缺点。

伙伴关系模型试图在界定阶级权力的同时，理解国家权力的特殊性，从而回应了拉克劳在评价普密之争时提出的问题。在这一模型里，密利本德一方面通过批评阶级还原论，与普朗查斯保持了一定距离，另一方面，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变量解释国家和资本间伙伴关系的变化，又接近于普朗查斯关于国家是阶级力量关系集中表现的观点。

密利本德与普朗查斯既有差别也有联系。差别体现在，密利本德坚持了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区分，在与不同阶级的伙伴关系中，国家自身始终是一个权力实体。联系则在于，通过强调国家必须同时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建某种伙伴关系，并在这种复杂关系中受到权力的制约，密利本德最终靠近了普朗查斯后期反复申论的主题：国家权力是社会阶级力量关系的集中体现。这种认识上的趋同倾向意味着，经过长达十年的争论，双方虽然仍有分歧，但也在相当程度上达成共识。

四、结  论

相对于普密之间的分歧，两人的趋同或共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共识体现在：国家在代表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时，具有相对自主性；国家处于阶级斗争的场域之中，是不同阶级力量关系的集中表现。这一共识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遗产，对此后国家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第一，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标识性概念。第二，普密之争不是孤立的，而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思潮中的一脉。普密所代表的一派侧重于阶级斗争的两种主要形式，即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对国家的影响，与另一派从功能主义角度分析国家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的作用形成了对照，德国衍生学派是后一派理论的重要代表。如何进一步协调两种理论的相互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课题。第三，普密之争超越了学科的藩篱，影响到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对象的发展。

普密之争所代表的理论遗产，对于理解全球化乃至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在当今时代，从‘全球化’和‘帝国’的千禧年高峰中清醒过后，国家显然仍是资产阶级制度性权力的基础”。普密对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间关系的深刻分析，对国家相对自主性问题的系统探讨，为21世纪重启国家问题的辩论提供了理论坐标。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8期【政治学前沿】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