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代儒学从宋代理学向实学转向，文化模式随之重构。江西九江庐山莲花峰下，自北宋周敦颐创濂溪书院起，理学传统深厚；入明后，朝廷将先贤祭祀拆为“名宦”“乡贤”二祠，以本籍士人的宦绩、学问与乡里贡献为标准，借“公论”推举乡贤，地方文化认同由此重塑。士大夫万衣生于濂溪文化圈，仕宦清正、归乡兴学，万历年间经四次公举、历时十一年终入祀府县三处乡贤祠，成为理学向实学转型的典型象征。这一转向标志着儒学由形上思辨走向经世致用，也映照明代社会文化模式的深刻变迁，为理解中国早期近代思想文化转型提供了关键线索。

标题注释：本文系2021年度安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万子迂谈》点校”（gxgj2021012）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宋明/ 文化模式/ 庐山莲花峰/ 濂溪文化/ 乡贤祠/ 万衣/ 儒学转向/

作者简介：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学术界》(合肥)2025年第7期 第162-175页

一、引言

江西九江北临长江，南倚庐山，明代始称九江府。秦为九江郡，汉名柴桑，唐称浔阳，又名江州。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攻下南宋，改置江州路，隶江西行中书省。朱元璋平陈友谅后，改为九江府，领县五：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隶江西布政司，属九江道。①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人群，在九江文化传统中，庐山是一个重要象征，自古便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称。文化的主体是人，人文化成，九江庐山文化的主体在明代以前并不以是否为本籍人而判定，而自明代开始，凸显了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创造、演进和传承的本土文化。九江庐山北麓莲花峰下，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拥有丰富的人文历史故事及其文化价值，从北宋周敦颐到明代万衣，经历了500多年，保存有深刻的历史记忆，在九江文化历史演进与传承脉络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见证了从宋至明理学转向实学的清晰轨迹。

21世纪，乡贤文化已经成为区域研究的热点之一，迄今学界对明代乡贤文化的研究侧重于制度形成及其变迁，主要以制度史和社会史相结合，探讨地方社会的教化功能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教化的关系，形成了大量成果，②但是鲜见涉及明代先贤崇祀体系的拆分——名宦、乡贤二元崇祀体系的出现，及其与之紧密相联的地方文化转型与重构。这种研究现状忽视了本土文化变化背后影响深远的长时段文化模式变迁，难以清晰地了解崇祀体系变革后地方文化体系重构过程；更重要的是，缺失了沿着从宋到明儒学发展史的历史脉络，以文化模式转型与重构为视角，透视儒学转向的考察。因此，本文在时间上选取儒学转型关键时期的明朝，聚焦宋代理学发源地之一——江西九江庐山莲花峰下，以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濂溪文化起源，到相隔500年后诞生的明代万衣于万历年间入祀乡贤祠为切入点，探讨从宋到明理学向实学转向的真实轨迹，进而透视儒学文化模式的转型与重构进程，即从儒学走向的视角重新审视从宋到明文化模式的嬗变，揭示晚明儒学的演进为我们理解中国早期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型提供了关键线索。

二、庐山莲花峰下宋代濂溪文化与明代传承

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后称书院)，是北宋著名思想家、理学鼻祖周敦颐所建，与其对庐山山水的钟爱相关。史载：“濂溪书院在郡城南一十里，宋儒周先生悖(敦)颐过浔阳，爱庐山之胜，因麓有溪绕出湓江，取故里之号，名其溪曰濂溪，筑书堂于上”。③周敦颐一生为官清廉，喜爱莲花，在庐山莲花峰下定居，筑书堂，堂前有溪，发源于莲花峰下，名之濂溪，因此自号濂溪先生，既表达“廉洁”理想，又寄予了对“莲花峰”的厚爱。他设堂讲学，收徒育人，培养了包括程颢、程颐在内的多名弟子，著有《太极图说》《爱莲说》《通书》等，对后世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理学强调伦理道德为思想的核心内容，将人、社会和宇宙联系起来，形成一整套囊括天人关系的严密思想体系。其后，濂溪书院虽历代屡有兴建，并数易其址，但莲花峰下是周敦颐定居讲学缘起之处，濂溪文化源于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后经朱熹的阐扬，由周敦颐开山的理学在宋代得到了广泛传播，九江庐山受理学的影响根深蒂固，极为深远。

关于明代对濂溪文化的传承，江西九江设有周濂溪祠，是一专祠。④明弘治二年(1489)，九江知府童潮修葺庐山莲花峰下濂溪墓，有《濂溪先生墓祠堂记》云：“宋濂溪周茂叔先生墓，在郡城南清泉乡栗树岭之下，迄今五百余年，所谓濂溪书院则在其北相违五六里许”。并云当时祭祀之事行于书院，而墓因罕至而荒芜，故修葺建祠。⑤史载濂溪书院在明朝正统初年由御史徐杰、副使焦宏复修，弘治间都御史林俊、布政使休半、佥事王启命知府高友几、刘玑加修，并行湖广道州，取周敦颐裔孙周纶守之，由提学副使邵宝上奏祀典，给田赡其后焉。⑥

江西提学副使邵宝上奏朝廷请以专祠祀之，时在正德元年(1506)，其疏曰：

谨按周悖(敦)颐生于有宋，上契列圣，下启群儒……乃若九江之地，生寓精神，殁藏体魄，实与故里相类。顾百年以来，墓与书院久废，初复而祀不在典，诚为未称。惟昔范文正生于苏而葬于洛，二处皆有祠祀，崇名相也；岳武穆生于相而葬于杭，二处皆有祠祀，崇名将也。我国家于贞忠勋德礼数加隆至于如此，识治君子皆以为当，况道学大儒如悖(敦)颐哉。悖(敦)颐之后称大儒者曰朱熹，熹贯于婺源，产于建阳，祠祭之典，二处兼举。臣愚窃谓悖(敦)颐之于九江，如婺如建，当比其一。今墓与书院既各修理如故……乞敕礼部查检朱熹婺源建阳事例就行书院，赐以春秋二祭定式拟祝行，令有司以时行事。⑦

疏上，明朝允准春秋祭如仪，以程颢、程颐配之，并发祭文。由此，江西九江有朝廷诏令建立的周敦颐专祠，春秋祭祀；并许周敦颐孙辈到庐山世代守墓。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濂溪祠属于专祠，不在九江官方儒学的祭祀系列中。

隆庆五年(1571)，俞汝为出任德化知县，重新“葺院舍，给田租，订规条”，⑧士大夫万衣在《濂溪书院田租碑记》中称：“选士读书其中，立科约以迪士正学，置闲田赡之，以是式于郡中”。⑨理学书院的教化功能在明代被传承下来。

万衣出于庐山莲花峰下，是理学的传承者，被后人“公举”称为“接夫子濂溪真传”。⑩值得关注的是，周敦颐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认为“士”应当把成圣成贤作为一生希望达到的理想。(11)这明显区别于既往的庐山山水隐逸文化元素，由此，追求成圣成贤也成为九江濂溪文化的特色，成为高尚的人生追求。万衣正是在这种濂溪文化熏陶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乡贤，这一切还要从明代儒学的乡贤祠建立说起。

三、明代地方儒学场域的变化：二元崇祀建立

江西九江庐山莲花峰下，随着周敦颐建立濂溪书堂(后称书院)称为濂溪先生，成为理学鼻祖，遂形成了理学重镇，濂溪文化影响深远。宋代理学兴起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理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从宋到明，九江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却并非一成不变。明代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转折阶段，晚明儒学呈现明显的转向，经历了从理学到实学的转型。九江莲花峰下见证了文化模式的重构。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下诏恢复全国学校，宣布：“今朕统一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12)由此，明朝在全国各地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儒学，明初儒学建立起理学的官方地位。永乐年间，朝廷表彰程朱理学，颁《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等钦定教科书于天下儒学，伴随明代科举制度的兴盛发展，理学巩固了正统地位。

明代儒学，也称庙学，所谓庙是祭祀孔子及先贤先儒的地方，府州县学的庙与学结合在一起，祭祀成为地方儒学的重要内容。明初学校发展完善，首先体现在中央太学建立起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洪武十五年(1382)：

新建太学成。其制，庙学皆南，庙在太学东，中为大成殿，殿左右两庑前大成门，门左右列戟二十四，门外东为牺牲厨，西为祭器库，又前为棂星门。太学正堂曰明伦堂，中为祭酒、司业公署，左为祭酒、司业讲授之所，右西列席东向为博士课试之所。前为太学门，又前为集贤门。明伦堂之后为六堂，曰率性，曰修道，曰诚心，曰正义，曰崇志，曰广业，诸生肄业居之……自经始以来驾数临视，至是落成，遣官祭先师孔子，命翰林院学士宋讷记其始末于石。(13)

明朝地方府州县儒学随后依制建立起与庙学结合的体制，各地官方儒学祭祀在继承前朝旧制基础上，臻于完备。祀典的诸多类型，从孔子庙祭到先贤祠祭等，都纳入了全国统一规范之中。此后，重要的变化来自“名宦”“乡贤”祭祀的拆分。

(一)明代儒学场域中“名宦”“乡贤”的拆分

古代社会自春秋起，就有尊奉前代贤哲以劝勉后人的传统，通过祭祀前代先哲，表率先贤事迹，以激励后人，移风易俗。从汉代开始，祭祀先贤就被官员和士大夫们看作是教化黎民的大事。发展到宋代，为先贤立祠祭祀，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重要的转折发生在明朝，这里我们需要关注先贤祭祀制改革与地方乡贤文化的兴起，二者密切相关。明代名宦祠与乡贤祠的拆分，充分体现了对于地方“乡贤”里籍的重视，突出了地方“公举”与“公论”，即更多地体现了乡土文化脉络的认同，带有鲜明的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这也是九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宋代朱熹曾经评价婺源祭祀周敦颐、二程兄弟：“非其乡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尝游宦之邦也，且国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于礼何依，而于义何所当乎？”(14)他的质疑反映的正是地方县学认可理学道统，普遍将三人列为先贤祭祀的事实。这是宋代外来名贤在地方祭祀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写照。宋代国家祭祀在制度上没有明确划分乡贤、名宦祭祀，即缺乏专门对本籍名贤的祭祀典礼，因此，地方人物也就相对难以跻身先贤的行列。这与宋代官员迁徙不常，往往可在任官地区定居有关，周敦颐就是典型一例。发展到明代，则出现了严格将先贤祠拆分为乡贤、名宦祠的制度，这种祭祀制度的变化，使本籍人入祀地方乡贤祠成为必备条件。这一点恰恰是明代与前朝祭祀制度的根本不同之处，遂使乡贤文化在地方文化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

明朝儒学体制和孔庙结合，曾三令五申作出地方先贤祠制度规定，形成了文庙祭祀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诏天下学校各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守令，右祀乡贤。(1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表明洪武年间的先贤祠是祭祀名宦乡贤的合祠，而乡贤祠与名宦祠的分别建立，并在全国制度化，则是发生在以后的时间段。

明代乡贤祠究竟在何时从名贤祠中分离出来的呢？查阅《明宪宗实录》，成化末出现了“宜照乡贤祠事例”之语，(16)可见当时各地府县州学的乡贤祠形成事例的渐次建立，应是一个历史事实。弘治年间，明朝发布诏令：“令成化末年天下郡邑各建名宦乡贤祠，以为世劝”，(17)具体时间则是在弘治九年(1496)，有礼部祠祭郎中王云凤上疏“请全国府州县学校悉立名宦乡贤祠，遂为定制”。(18)

弘治以后，随着国家更正祀典与儒学内部多元化发展，乡贤祠与名宦祠并列于学校之中，前者祭祀生于本地的乡贤，注重籍贯的本土性，后者则祭祀仕宦当地的官员，重心是对为官地方的贡献性，二者形成地方道德行为的楷模。明朝对于名宦与乡贤有着具体的区分，嘉靖十三年(1534)八月，礼部题准：各抚按衙门行令提学官，并府州县掌印正官及儒学师生，备查各处名宦、乡贤，“仕于其地，而有政绩，惠泽及于民者，谓之名宦；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果有遗爱在人，乡评有据，未经表彰，即便及时兴立祠祀，以励风化。若祠宇倾颓及未经立祠，地方亦合查给无碍官钱，择地修盖……中间如有匪人滥预、有干清议者，亦要从公厘正”。(19)也就是在这一年，朝廷诏天下正祀典：“乡贤之祠遗者增之严，不在祀法者汰之”。(20)

以制度视角梳理乡贤祠祀的建立、规制与功能，日本学者奥崎裕司对于乡贤祠与名贤专祠的研究，提出通常府、州、县等地方儒学里的乡贤祠，以同堂合祀的形式集中祭祀某地的乡贤群体，而所谓名贤专祠则大多不在地方儒学内，即不在其列。(21)

“乡贤祭祀”是指地方对故去乡里贤哲的尊崇拜祭活动，“乡”与“贤”是两个概念，“乡”是地理范畴，“贤”是拥有地方共同文化特质的文化范畴，表达了士人对“贤”者的认知标准，这也是地方士人推贤、评贤所持有的“公论”标准。晚明乡贤在促进宗族治理、维系伦理民风淳化、乡土文化认同等方面均起了无可替代的引领作用。由于乡贤祠是明朝官方儒学祭祀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庙学祭祀的主要形式之一，明代国家以政令形式纳入官方儒学祭祀礼制的一部分，因此，明代儒学的乡贤祭祀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地方社会的文化面貌。

明代地方儒学乡贤祠祀的制度化，突出了“地域认同”，重要改变是本籍人成为入祀的决定因素，注重其为本籍人士以及其为地方所作的贡献而成为奉祀对象，这使得文化开始彰显地方特色。林丽月先生考察明代地方庙学与乡贤祠祀的制度化，强调制度与地方社会的教化功能。(22)值得关注的是，乡贤祠祀与孔庙祭祀的一体化，绝不仅仅是在空间上乡贤祠接近孔庙，更重要的是成为孔庙祭祀体系中的一部分，乡贤得以附食圣贤之序列，遂使乡贤祠的建立、应祀乡贤的公举与春秋祠祀的举办，均成为地方儒学祭祀的重要方式之一。自明朝集中奉祀本土乡贤，实际上开启了名贤祭祀的新模式，乡贤成为地方儒学树立的道德行为楷模，也成为地方文化的代表人物。由此，明代成为乡贤文化兴起与定型时期。

(二)明代九江乡贤祠的建立

虽然史载弘治年间诏令全国儒学建立乡贤祠，但实际上全国各地建立的时间参差不齐，并不统一。九江面临庐山，是江西咽喉之地，也是历史文化发展的重地。史载：九江府儒学，在府治西南半里许莲花池，为宋代开禧年间太守余龟所置，元代至元六年(1269)增修，元末毁于兵。明朝洪武初年，知府龚琬于旧址重建。后成化四年(1468)知府苏致中鼎建，成化二十三年(1487)知府赵祺重修，弘治二年(1489)知府童潮复建，焕然大新。正德五年(1510)知府李时中来任，纠工更新，正德六年(1511)完工后：

首为棂星门，次东西庑，次宰牲所、浴牲池，次为诸生肄业之斋，斋后为会馔堂、会讲堂，堂之前为习礼之室，扁其中曰桂林，左曰义路，右曰礼门。戟门之东为乡贤祠，西为名宦祠，又浚广泮池。(23)

由此可见，正德初年乡贤祠与名宦祠已经拆分，并非如嘉靖《九江府志》所云到嘉靖时才拆分为二。(24)

嘉靖《九江府志·府城图》列有嘉靖时九江府布局如图1。

图1

清代同治九江《德化县志·儒学图》上，绘有乡贤祠位置，即乡贤祠与名宦祠位于戟门(大成门)两侧，乡贤祠在左(西)，名宦祠居右(东)。(图2)(25)

图2

关于九江乡贤祠，户部主事林梅曾详记其来龙去脉：

国家崇德尚贤之治，遍达寰宇。凡郡邑无远迩，均祀乡贤，彰往而风来，昭兹彝典。九江为郡，贤哲代有，荒祀不修。今守马侯纪始至慨焉，登时百废未可以毕志。久之巡按李公循义行郡，考故搜遗，深用悯然，以谂参议汪公溱，副使郑公佐、刘公可，佥事任公维贤、戴公鲸图有于无议，以克协属，规画建置之宜，于守者侯喜曰：吾志也，矧职当尔，其曷敢不力。遂相地学宫之东偏，旧为靖忠书院，以陶靖节、狄梁公专之，曰是可合而祀也。上其事于抚治中丞高公公韶、王公綖，报曰：可始备物庀役，审面势厥旧匪宜，乃植表定位，徙而东向。以嘉靖癸巳秋八月载功，逾年甲午春告成。中为祠三间，列东西为庑，外为门以肃出入，门左右为崇垣牲有厨，行礼有次，无侈习陋规，不病役于民，稽费自公帑金以两计二十有五余，皆侯节缩稍入为之也。适巡按王公镐至，以成议闻，喜厥休绩，因考载籍采舆论，得晋陶靖节而下贤可祀者凡若干人，无遗良焉。(26)

可惜这里仅记乡贤祠“得晋陶靖节而下贤可祀者凡若干人”，并未记载乡贤具体人数，也未罗列乡贤具体姓名。

有关九江府儒学及其名宦、乡贤祠，清康熙《江西通志》记载曰：

学在府治西南莲花池。宋开禧间州守余崇龟建。元至元六年总管刘恒增葺。至正间毁兵。明洪武元年，知府龚琬仍旧址重建……嘉靖六年知府冯曾以宸濠兵燹后，捐俸大新之。

重要的是，从中我们得到了九江府名宦与乡贤的数目：“名宦祠祀灌婴以下凡一百四十人，乡贤祠祀陶潜以下凡六十八人”。(27)查名宦祠祀为首之人灌婴(？-公元前176)，《史记》有传，(28)秦末至西汉初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人，汉朝开国功臣，官至太尉、丞相。汉朝初年，灌婴奉汉高祖之命驻防九江。在九江期间修筑了九江城，还开凿了“浪井”。查乡贤祠为首之人陶潜，即陶渊明(约365-427)，南北朝萧统为之作传云“浔阳柴桑人也”，即九江人，名潜，字元亮，又字渊明，别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他是东晋末到南朝刘宋初的杰出诗人、辞赋家和散文家，后人誉为“隐逸诗人之宗”和“田园诗派之鼻祖”。可惜的是，此志在二人之后没有列出所有九江名宦与乡贤的名单。

明代万历年间万衣入祀九江府、德化县、德安县儒学乡贤祠。关于德化县儒学及其名宦、乡贤祠，嘉靖《九江府志》记载：德化县儒学，在府治南，县治东。宋代庆历年间置于县治东南岳飞池，崇宁间县令杨春迁至此地。元至元年间新之，后毁于兵。明朝洪武初知县陶遂鼎建，正统、天顺年间相继重修，至成化年间知府谢峻重建。(29)明朝时期，德化县隶属于九江府，府治所在地即为德化县，故德化县名宦与乡贤祠的所祀之人与府学相同。经查考同治《德化县志》，其中记载明清时期德化县乡贤13人：劳钺、万衣、蔡廷臣、彭国光、陈奉兹、余霈元、劳济、劳傅相、柳邦杰、陈守义、张准、万嗣达(万衣子)、夏日祚。(30)

九江府其他各县名宦与乡贤祠所祀之人并不相同。关于九江府德安县儒学及其名宦、乡贤祠，康熙《江西通志》记载：

旧在学东北，隔溪流半里许，宋治平间县令张伯乐徙县东南。崇宁间县令周池因地隘，以智惠寺易之，即今所。淳熙八年，县令刘光廸重修，元至大四年，主簿丁英重修，至正壬辰兵毁。明洪武七年，知县马衮仍旧址重建。天顺间圮于水，迁入县治内。嘉靖元年，知县梁一桂广泮池，甃以石。教谕章琥构讲堂号房，柳邦杰记。十九年风雷倾折，知县姚继律重修。万历五年知县刘钟以形家言改东向。九年知县张咸熙以科第寥落，仍迁于河东，劳堪记。三十六年知县冯顺宣修之……名宦祠祀刘允廸以下凡九人，乡贤祠祀江梦孙以下凡七人。(31)

清同治《德安县志》记载的乡贤祠共祀乡贤8人：

乡贤祠在儒学大成门之右，乾隆二十一年改建，祀江梦孙、陈竞、刘日章、吴愈、吴观、周振、万衣、郭一轮共八人。按：乡贤崇祀始于蔡君元伟，初申请六人，万历后增万、郭二公，自此以后缺焉未修。祭品与祭仪与名宦祠相同。(32)

查蔡元伟，福建晋江人，举人。嘉靖五年(1526)知德安县事。(33)由此也可知，德安县乡贤崇祀开始于嘉靖五年，而万历以后增加了万衣、郭一轮入祀乡贤祠，此后并未增加。

以府为单元的地方乡贤祠制度的确立，是地方文化模式转型的重要转折点。江西九江传统文化的转型与重塑，基本框架是制度性变革，先贤崇祀的拆分，即二元崇祀体系的建立，是对传统书院文化的解构，也即名贤标准的重构。嘉靖时期，随着儒学的重整，乡贤祠规制在九江最终确立，形成儒学教化的地方楷模。最重要的，是明代乡贤崇祀原则是建立在本籍人士基础之上。在庐山莲花峰下，对于先贤周敦颐的濂溪文化仍有继承，并建立了崇祀专祠，却并不在儒学祭祀体制之内。晚明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时期，社会变迁向深度发展，其表现之一，即处于社会深层的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为主要内容的儒学文化模式的转型。乡贤祠的建立，推动了九江理学文化模式开始转型，直接与儒学转向发生了关联。实际上，弘治以后明朝发布诏旨，全国府州县儒学设立名宦、乡贤祠，以本籍人士入祀乡贤祠，并严格限制乡贤祠的入祀条件和入祀程序，规定非德行称者不得入祀，非年久论定者不得入祀。万历二年(1574)，凡各处乡贤祠，明令各抚按官查勘厘正，有不应入祀者即行革黜。(34)在明朝严格查勘的情况下，万衣在万历年间通过四次呈文“公举”，历时十一年，最终获批入祀乡贤祠，说明了宋代名贤理学大师形象，是如何被地方公举的乡贤“旷世贤豪”形象所替代。(35)

四、晚明九江以“公论”为核心的乡贤文化建立

晚明以本地生员由县向府呈请，“公论”方式推举出的乡贤形象凸显，从而建立起以本籍人宦绩、学问与乡里贡献为核心的乡贤文化体系。下面略述庐山莲花峰下士大夫万衣的生平事迹，进而利用当时的官方文书，探讨其身后入祀乡贤祠的详细过程及其意义。

(一)以万衣为例：生平与传承

万衣(1518-1598)，字章甫，号浅原，是万家迁徙至庐山莲花峰下莲花洞的始祖。

庐山，在九江府城南二十五里，莲花洞，“在城南二十五里庐山之北，洞门高一丈，上圆下阔，常有风出其洞，藤萝交荫，昼日常黯黯，其水源冬夏不竭，通新桥大河，因莲花峰得名”。(36)

莲花洞与濂溪书院的关系密切，首先表现在地理位置上，濂溪书院位于庐山莲花峰下，莲花洞也在莲花峰下，二者地理位置相近。在乾隆二十年(1755)，地方官又“卜建濂溪书院于莲花之洞”，书院山长桑调元为万衣著《万子迂谈》作序，曰“与其庐邻”。(37)而今莲花洞旁见有濂溪桥。

万衣晚于周敦颐500年出生，他的一生践行了周敦颐成圣成贤的理想。他于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官于明代两京之外，还辗转滇、楚、闽、汴，最终任河南左布政使。他为宦以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爱民如子的品格著称。在中央任职期间，不畏权贵严嵩父子，严惩不法之徒；审理案件公正无私，不惧锦衣卫督师陆炳压力，终使主犯伏法，深受百姓爱戴。在福建任职期间，积极参与抵御倭寇侵扰，与抗倭名将戚继光等人共同作战，三次筑防莆田城，展现了军事才能，保护了东南沿海的安宁。在河南任职时，重视民生，针对当地的自然灾害和赋税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治理措施，如推行常平仓制度、赋役改革、整顿吏治等，使得地方社会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38)

作为在儒家濂溪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万衣宦海浮沉20年，建立事功，充分体现了士大夫崇尚气节、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归乡后乡居30年，在莲花峰下莲花洞筑北山草堂，题其楹曰：“心悬魏阙三千里，身在匡庐第一峰。”后世濂溪书院山长赞其“为筑堤、兴学，德在乡邦”。他制定宗约家训，置义田，在北山草堂亲自教导儿孙“各业一经”，并“教养族人子弟及来学者”，自此形成了科举世家。他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创书院、捐学址，兴水利、筑堤坝，对九江地方社会多有贡献。(39)德化县学宫在九江府城南，曾于明代洪武初年、景泰二年、正德八年、嘉靖元年、嘉靖四十一年不断修葺。(40)其原在河壖附近，“半为桑田形”，堪舆家说需要恢复原貌，亟需迁学址。万衣得知后，将自家田产捐出，作为学宫新的基址，学宫得以恢复昔日旧观。(41)于是“数百年基地改学址，而兴文事，事快人口”。(42)

在立说方面，他著有《万子迂谈》(明万历刊本名《草禺子》)，从天地的广阔视野谈起，以兵制、屯盐、宗藩、选举、漕运、钱法、社仓等诸多维度出发，记录了他仕宦与在乡的思想与事迹，均是其参与治国理政和社会实践的真实记录，且具有披露晚明政治与社会实态的较高文献价值。其中有为濂溪书院撰写的《濂溪书院田租碑记》，(43)而其评《王阳明》之论学云：“其宗旨大要在致良知，盖因学者专事训诂词章之末，以口耳闻见为知，故揭此论以提醒后学，其功大矣”。并且补充说：“然则不诚其意，良知其可致乎”？(44)这就把周敦颐的“诚”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连接在了一起，说明传承理学与阳明学并不是没有关联的，关键是阐明了当时儒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公移文书所见万衣入祀乡贤祠过程

明代入祀乡贤祠的乡贤形象，是地方儒学崇祀的对象，也就是儒学树立的本土士人的楷模，乡贤在朝为宦，多有政声；归乡居里，则造福桑梓，影响既深且巨。九江莲花峰下是宋代理学发源地之一，500多年后，这里出现了入祀乡贤祠的万衣。

万衣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去世，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为地方士绅“公举”，入祀江西九江府、德化县和德安县三处乡贤祠。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对其宦绩、德行、乡里贡献的充分认可，而且体现了九江乡贤文化的确立，更反映了九江地方文化模式转型与重构的过程。万衣著《万子迂谈》卷八附录有《崇祀乡贤公移》，从九江府德化县两学生员呈文，到县乡约党保人等公举，县申府文、府信票、复查文、府转详道文、道批详文等，共计17件公文，是入祀乡贤祠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见证了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经过反反复复的四次公举与复查，历时十一年，最终已故乡宦万衣入祀九江府、德化县、德安县三处乡贤祠。以下根据《崇祀乡贤公移》，依次叙述具体而繁复的整个申报查勘至入祀的全过程。

第一件公文《崇祀乡贤公移》，(45)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九江提学冯烶“为公访谥典事”的“崇祀乡贤公移”，要求地方按照礼部咨文查访所有应祠者，造册呈报。弘治时期，提学官拥有了管理乡贤入祀的职能，明确规定：“郡邑学宫设有乡贤、名宦二祠，要以风励表功，今后，依提学御史所请，凡祀乡贤、名宦，专属提学官定夺，别衙门不得越俎”。即明代各地提学官按临地方，该地儒学要将乡贤事迹开报，以凭稽考。(46)这里说明明代乡贤入祀到万历时已相当严密，并呈现制度化。

第二件公文《九江府、德化县两学生员公举呈文》，由九江府、德化县廪增附生员董斯民、丁应瑞等连呈“为举旷世贤豪振久湮公论，以翼圣真，以光祀典，以励风化事”，这是又一次呈请万衣入祀乡贤祠，细述万衣宦绩8条：第一，“因地震而抗疏万言，不慑批鳞之怒”；第二，“缇骑骤贵，按以杀人必死之条”；第三，“台鼎沸权力拒，左道必诛之”；第四，“请还暮金于恤狱，楚江无呼号之冤”；第五，“助供亿以赎锾，景国鲜驿骚之扰”；第六，“何以拯湖湘之沟瘠，非救荒十二策有起色乎”；第七，“何以实汴省之仓储，非羡余数万金莫能支矣”；第八，“至于倭寇卒临而再犯，兴泉之雉堞聿新，本宦发指而歼渠”。接着，又述其抗礼新贵而归乡后之事迹：“辟草莱建祠堂，岁时宣圣谕训迪子孙，捐俸廪置义田，凶荒出租赈周宗族，捐橐金以堤封郭”等等，特别指出“本宦孝友渊睦，明允笃诚，学宗正脉，接濂溪夫子真传；心障狂澜，续渊明先生高节……所谓钟匡庐彭蠡之精英，而负圣贤豪杰之雅望，急宜崇祀，允协公平者也”，(47)后面历数万历三十一年(1603)两学生员廖穀、朱世德等具呈公举万衣入祀；三十五年(1607)又有生员宗孔谟、周嘉言为万衣当入祀乡贤事，曾向九江府递交呈文，九江府转申学道，当时学道钱氏要求复核，却因其升任而“未经具题”。最后言：“今幸大典肇开，正万国仪刑之会，况人心久郁，直一时总核之秋，乞采舆情以光重典，庶先哲懿范不致星落于松楸，而后学闻风自当云蒸于桑梓矣”。(48)呈文请求采择转达施行。

第三件公文《德化县乡约党保人等公举呈文》，是保甲王道大、周文耀等联名公举“为人望久殷，公论已定，乞赐题请，以隆祀典，以风世道事”，内容详述万衣居乡期间为里甲、为宗族、为子孙、为学校屡建功德的事迹：“各乡因其利赖，念里甲烦苦置什物，当年由此安闲；足不履公门，言利害不遑恩怨，刺不为私谒，躭山水不染尘埃；孙与子登科，特严清白之训；宗与族贫乏，广沛周恤之仁。三十年宦囊置义田而惠族，数百年基地改学址而兴文事，事快人口，快人心，在在立其功，立其德”。(49)“乡评”是“公论”入祀乡贤祠的重要内容。在府县两级生员向九江府呈请之后，德化县乡约、保甲等人也以“乡评”形式向九江府递请呈文，指出“立其功，立其德，屡经公举于上，未蒙特荐于朝；公道不泯人心，祀典当荣国乗，伏乞俯赐批允，登入乡贤，得在仪型之列，亲承文庙，共分俎豆之光泽，及先达风励后人等情，具呈本府”。(50)言及屡经公举于上，未蒙特荐于朝的遗憾，表达了乡里对九江府批准万衣登入乡贤的期望。

第四件公文《九江府德化县两学呈文》，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九江府、德化县两学生员廖穀、朱世德等，向九江府提交“为崇祀乡贤事”的原始呈文，其中备言故乡宦原任河南左布政使万衣“幼禀慧质”，早中科举，“奇才见称于观政之时，直节懋著于为郎之日”。言其宦绩：“因地震而抗疏万言，忠贯金石；力拒分宜之请，左道必诛；坚持金吾之刑，杀人者死；楚江恤狱，封还鬻罪之金；闽海防倭，屡赐赏功之币；抒救荒十二策，起湖湘之沟瘠而更生；清羡余数万金，积汴省之仓储而有备；至如景国内徙，扣锾金以助供亿之资；倭寇再侵，出帑藏以募敢死之士，此尤应变之画济难之方也。”又述及其归乡后“园开三径，置宓田而赡贫亲，馆穀郡英，遵濂溪而建书院；捐百金佐筑坝，桑麻日长乎蘋洲；以百亩改学基，朴棫风行于蒲邑。寿逾八纪，德望与三老齐尊。子占一经，家法比万石尤谨，至今口碑载道”。最后云“雅闻《行边》《舆诵》等编手稿，藏楹具见，《迂谈》《人纪》爱遗四省”。(51)这件呈文曾是推举万衣入祀乡贤的开端，呈文称“公论已定”，万衣符合入祀乡贤祠的标准。

第五件公文《九江府德化县两学回县呈文》，是九江府收到呈文后，要求九江府、德化县两学生员重新查核万衣事迹，再次回呈。府县两学公同复勘结果的回县呈文云：“复勘得已故乡宦万衣世敦醇厚，天挺豪雄……兹盖广询博访，既已合口同声。若非庙食荐馨，胡以廉顽立懦，况公论已确，理合具结呈县”。(52)

第六件公文《本县申府文》，是德化县知县谭作相在收到两学生员复查呈文后，向九江府递交申文，复述万衣宦绩与居乡德行，指出“看得故宦万衣，钟灵间气，驰誉清时……似此前型芳躅，真为后学良模，用以祀于瞽宗，洵足光乎俎豆。伏乞轸念舆情，以彰风化，业今取结前来，合就申详，转达施行”。(53)重申万衣已经达到入祀乡贤的标准，应该转达施行。

第七件公文《本府信票》，是九江府收到德化知县的呈文后，以信票的形式发出文件，认为“乡贤重典，近例礼部议复，事关题请，尤宜详慎。仰候该府复行确查，另详等因。批府备票，仰县行学，复查回报”。(54)

第八件公文《府县两学复查回县文》，是收到知府的文件后，九江府、德化县两学生员和学官再次就万衣的生平事迹进行复查，将儒学公同核查的结果回复九江府：“故宦万衣……庐岳发祥，一代文章山斗……两朝人物楷模……事经屡核，论属佥同，伏乞俯察舆情，祈申重典，庶前光懿范行昭揭于千秋，而后学闻风自兴起千百世矣。取结呈县，伏乞转达施行”。(55)提出经过多次查核，得出的“公论”相同，符合入祀乡贤祠的标准。

第九件公文《本县复查申府文》，是德化县儒学回呈到县，德化知县谭作相收到府县生员的呈文后，再次向九江府递交申文：“德化县为崇祀乡贤事，行据本县儒学回呈提出到县，该知县谭作相复参看得，本官忠孝著于国家，出处关乎世运……洎闭门而以著《迂谈》《人纪》，足未出三径之园，更开塾而遵周子濂溪，穀不乏诸生之馆”。又云“不留遗爱于棠阴，曷有生祠四省，倘乏隆施于梓里，安能血食三洲。惟封郭之堤如故，此以民之不忘。若德安之学重新，岂为士而不报，合允佥谋，以崇祀典”，并云“仍取官吏里邻甘结前来，理合具由，请乞转达施行”。(56)

第十件公文《本府转详本道文》，经过多次调查、查核后，九江府署印同知陈师孔认可地方学官、生员的“公论”，向江西提学道递交详文云：“看得已故乡宦河南左布政使万衣，天挺豪雄，岳钟正直，西曹执法，迕权倖而百折不回；南海御戎，歼倭酋而八闽无恐；广条鞭以备赈恤”等事迹，并云“该本府转详本道，案候在卷”。(57)

第十一件公文《两学师生回县呈文》，是府县两学学官、生员丁应瑞等复查结勘的呈文，云：“乡宦万衣理学渊源，人伦衡鉴，著声司寇……历三纪之乡评，公心不泯；合万人之舆论，直道犹存。”并提及“已经三十一、二、五等年生员廖穀等屡次公举，业奉宗师钱驳查明核，止因升任，未及允题，迄于今所谓至于三，至于四，口无异词，或议谥或议祀，德有同好，所当亟宜崇祀，以光大典者也”；而约党王道大等查勘的结果是“既立功于时，更种德于里”。在生员与乡党各具呈到学校以后，九江府学教授叶翔凤、训导赵民信、晏士袞、叶九成、汪光荣等公同查勘，认为“若此宦者伦常道德之兼修，功业文章之并茂……允宜俎豆于先贤之班，庶足风励夫后进之士”。当时德化县学教谕彭言，训导司朝祚、卢惟垣也参与公同评议：“至于懿行，尤见居乡”，最后结论为“学问渊涵，见于《迂谈》《人纪》等集……其生也树立，能以垂不朽；其没也举祀，亟宜振久湮。缘系公查勘报事理，今既查明，合就呈禀，请乞转达施行”。(58)总之，府县儒学师生与乡保人士均认为万衣生平立德、立功、立言，死后理应入祀乡贤祠，公查勘报，完全符合要求。

第十二件公文《本县回府申文》，在两学生员并乡保人等结查后，德化县知县江国选复加查勘后，回复九江府文，全面叙述万衣生平德行，乃云“文正之后一人”，言“既经两学公同查勘，又经乡约党保重复细查，舆情允协，原经公论已定，毋容再议，与例相符合，就申禀转达施行”。(59)

第十三件公文《本府转详本道文》，由九江府知府邹志隆复勘转提学道，他对府县生员、学官、乡约、保甲和德化知县等人呈文，即两学公同查勘与乡约党保重查的结果进行查勘，对万衣仕宦、乡居的事迹给予相当评价，认为“里梓舆情允协，俎豆宜光”，(60)以万衣符合入祀乡贤祠，提出应照例施行。

第十四件公文《本道批详文》，是钦差督理驿传带管提学道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冯烶的批文。他收到九江府的详文后，作出批示：“据详本宦之清风亮节，俎豆无忝，苐诵诗读书，而谓能知其人未也。据详本宦《迂谈》《人纪》《行边》《舆颂》等编，著述甚多，而皆未之见，仰府速汇缉，即日送阅，以凭定夺缴”。(61)他提出此前一系列公文中提到的万衣著作尚未提交，要求九江府将其著作迅速收集，“即日送阅，以凭定夺”。

第十五件公文《本府回道文》，是九江府收到江西提学道冯烶的批文后，立即收集万衣所著《迂谈》《人纪》诸集，《行边》《舆颂》等编原刻本，送交提学道，并请求定夺的报告。(62)

第十六件公文《本道批府详文》是提学道冯烶收到九江府的详文后，作出批示：“据本府呈详，看得故宦方伯万公，熙朝硕望，末俗迴澜，积资以取方岳之尊，居然布素，到处而著安攘之绩，卓尔经纶，槐棘望虚，正是不以荣达介意，枌榆虑亟，毕竟，先从宗党，加恩宜晋瞽宗，用扶名教，仰府行县置主，送入府县学贤祠崇祀”。(63)批文认可万衣入祀乡贤祠，请九江府、德化县设置木主，送入府县儒学乡贤祠中进行崇祀。

第十七件公文《本府行县置主帖文》，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九月十一日，九江府遵照提学道冯烶的批文，这是由提学官上报朝廷礼部核准之后才下达的批文：“仰德化、德安二县官吏，即便遵照批示内事理，将本宦置立木主三座，选择吉日，仍动支该县公费银两，买办猪羊祭品等项，照依先贤崇祀旧规，迎入府县二学，及德安该县儒学各乡贤祠崇祀施行，仍将崇祀过日期缘由，径报本道及本府查考施行，毋得违错未便”。(64)至此，九江府、德化县、德安县三处儒学将万衣木主送入孔庙右边乡贤祠从祀。

以上17件公文印证了江西士大夫万衣为地方士绅“公举”入祀江西九江府、德化县和德安县儒学乡贤祠的曲折过程，辗转于儒学、地方保甲、县府两级政府，最后提学上达朝廷，方获批准。经历这一漫长过程，万历四十二年(1614)，万衣以其宦绩、学问、乡里社会贡献得到地方社会认可，入祀乡贤祠，直至清末光绪年间一直享有春秋祭祀，流芳近三百年，成为地方一代楷模。

同时，这一过程见证了庐山莲花峰下九江文化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万衣入祀乡贤祠的过程表明，最重要的是，首先形成一致的“公举”或称“公论”作为一种价值评定标准，贯穿于明代乡贤崇祀呈报之中，影响着乡贤人物的去取。儒学作为“公论”所出，地方生员与士人是乡贤推举的主体，而不仅有地方府县两学生员屡次申请，还要有乡约、保甲等乡里人士一再力推，更有府县儒学师生的呈禀力荐，经过府县、提学等官员的一再反复核查，方得进入乡贤祠崇祀，不可谓不慎重，也不可谓不严谨。这种基于地方士绅的“舆情”，即地方社会舆论的评价，是入祀乡贤祠的必经路径，也正是“行足以表正乡闾，学足以追探道脉”(65)的乡贤得以入祀的关键。

地方入祀“公论”，不仅停留在万衣前半生的清廉为宦，而且也看重其后半生对乡里社会的贡献，印证了九江地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反映出文化的转型和新乡贤形象的成型。万衣入祀乡贤祠，不仅是其政绩学行、乡居善举得到国家认可，也是地方官府通过乡贤祭祀教化地方社会的重要举措，可以说明地方士绅或称乡绅群体的历史记忆，就是这样传播与保存了下来。

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是记忆保存和传承的两种最重要的形式。入祀乡贤祠的示范，恰恰成为明后期地方社会的“日常”，公举呈文的书写，反映着地方生活方式和社会伦理的变迁。入祀乡贤不仅是明代士大夫在地方作用的彰显，而且是明代乡贤区别于宋代先贤的重要关节。新乡贤在地方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变得日益重要。由此，我们可以敏锐地捕捉到明代士大夫群体之于地方文化重构的意义。

置于明代九江庐山莲花峰下的语境展开追溯，明代入祀乡贤祠之令从上至下传达，地方政府组织儒学对入祀者的呈文申报，主导申报信息的是“公论”，这是自下而上的过程。组成“公论”主体的是儒学师生、乡约保甲人等，重构了不同宋代的师生传承关系，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行为和整个地方乡贤文化的路径和面貌。新生的乡贤形象特征凸显，从以往先贤包括外来移居为主，到本籍人士为主，从以理学为标准到以社会属性和特性为主，标准的移植，正是文化模式的转变，重塑了地方社会的文化面貌。

五、结语：儒学的转向

重审士大夫万衣的生平事迹与入祀乡贤的历史演进过程，引发我们思考：晚明九江庐山地方乡贤文化兴起与运行，表明从宋至明儒学名贤形象的变化，反映的正是明代儒学的转向。

晚明社会转型中乡贤形象重塑，是地方文化转型的一个议题，何谓先贤？从宋到明形成了两种名贤形象，晚明建立在本土文化认同上的新形象，明显改变了宋代以理学宇宙本体思考与个人修养完善为主的标准。伴随晚明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地方文化呈现出新旧混杂，传承与更新的多元并存特点，在这一背景下，依托“公论”，为地方社会作出贡献的万衣，赢得了身后崇祀乡贤祠之名。值得注意的是，聚焦宋代与明代的九江地方崇祀文化现象，有两个问题彰显出来：一是明代突破了周敦颐的濂溪文化脉络，实现了向经世致用社会实学的转型；二是在地乡贤观念的建构在地方社会文化中得到认同并影响深远。随着乡贤标准不断融入当地社会实践之中，凸显了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昭示了九江传统文化的接续与建构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说，乡贤祠的设立反映了明王朝文化治理的逻辑，乡贤之祀属于地方儒学体制，是明代学校祭祀盛典，经过地方学校和乡里公举，德行为大众所推服的卓行君子，是为读书人树立的楷模，因此，地方儒学场域的重构，也是地方文化重新构建的路径，成为地方文化体系重新界说的标志。通过科举入仕而成为“名宦”，居乡而成为“乡贤”，明代士大夫依此路径成为地方楷模。从万衣入祀过程可知，乡贤是“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传于世者”，(66)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业，成为政绩、学问与对地方贡献的复合体，才可入祀；同时，从政绩、学问、地方贡献三个层面，勾勒了当时文化模式转向的三重进路，揭示了传统与近代、本土与外来、官府与民间的复杂对话与互动，全面呈现了先贤崇祀逐渐本土化的文化轨迹，不仅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而且推动了儒学从空谈理学向经世致用的转变，正是儒学与社会实践的深度融合，真实地反映了明代儒学的转向。

从宋到明儒学的转向，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实践问题。晚明理学走向衰落，社会变迁催生了文化模式转型，对儒学重新诠释，开始重建新的乡贤典范。超越传统，产生学校生员推举、地方政府认可、乡里百姓崇拜的乡贤，这是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与重构。

晚明儒学经历了显著的转向，既往学界一般认为是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转向，而直至明末清初，才发生向实学的转向。但是实际上，置于宋明的比较场域中，文化模式的变迁在江西庐山莲花峰下表现得异常鲜明。文化模式变化产生于特定的时代条件下，正嘉以后，崇尚经济与事功的明代士大夫开始扬弃理学的空疏学风，阳明学兴起传播，乡贤标准得以重新诠释，反映出儒学内部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万衣乡贤形象凸显的特点，既有濂溪理学育人与廉洁奉公思想的传承，也有阳明学知行合一的经世实践，他是江西九江从宋代理学向明代实学转型的代表人物，他的入祀乡贤祠，表明晚明儒学向实学的转向，即从理论思辨到经世致用的转向已经发生。

明代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晚明儒学从理学向实学的转向，是从纯粹的理论思辨向关注社会现实经世致用的转向，反映了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调整与变革。新型乡贤的诞生，阐释了新的文化意义，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晚明形成的乡贤身份叙事作为一种地方文化话语，重构了文化模式，以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相统一，反映了儒学发展的真实走向。万衣入祀乡贤祠的个案，正是明代九江社会文化模式转型的典型例证，也是从宋到明儒学转向的典型例证，更为我们理解中国早期近代思想文化转型提供了关键线索。

注释：

①《九江府·建置沿革》，嘉靖《江西通志》卷一四，嘉靖刻本。

②赵克生：《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1期；魏峰：《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林丽月：《俎豆宫墙——乡贤祠与明清的基层社会》，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牛建强：《地方先贤祭祀的展开与明清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史学月刊》2013年第4期；岳精柱：《地方认知与国家意志的互动：明代以降乡贤推举和祭祀研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关于地方乡贤的研究，有张玉娟：《明清时期乡贤祠研究：以河南乡贤祠为中心》，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张会会：《明代的乡贤祭祀与乡贤书写：以江浙地方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刘华明：《苏州乡贤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康健则首次对江西九江万历年间入祀乡贤祠的万衣与地方社会进行研究(《明代乡贤与地方社会：以江西士大夫万衣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十卷，2023年)，填补了研究空白。

③《书院》，嘉靖《九江府志》卷十，嘉靖刻本。

④《职官志·祀典》，嘉靖《九江府志》卷八。

⑤《诗文》，嘉靖《九江府志》卷十六。

⑥《九江府·书院》，嘉靖《江西通志》卷一五。

⑦《周濂溪祠》，嘉靖《九江府志》卷八。

⑧(43)[明]万衣：《濂溪书院田租碑记》，《万子迂谈》卷五，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03、102-104页。

⑨[明]万衣：《赠邑侯俞公擢二湖州序》，《万子迂谈》卷六，第127页。

⑩[明]万衣：《九江府德化县两学生员公举呈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86页。

(11)[宋]周敦颐著，张文瀚注说：《通书·志学第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0页。

(12)《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四十六，洪武二年冬十月辛卯，钞本，下同。

(13)《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四五，洪武十五年五月己未。

(14)[宋]朱熹：《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周敦颐集》附录，长沙：岳麓书社，2007年，第273页。

(15)《学校志·名宦乡贤祠》，乾隆《山东通志》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9册，第879页。

(16)《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二五一，成化二十年夏四月乙酉。钞本。

(17)[明]蒋冕：《全州名宦乡贤祠记》，《湘皋集》卷二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4册，第226页。

(18)[清]万斯同：《王云凤传》，《明史》卷二五六：“王云凤，字应韶，和顺人。父佐，南京户部尚书。云凤弱冠举成化二十年进士，授礼部主客主事……弘治九年再迁祠祭郎中，请天下府州县学校悉立名宦乡贤祠，遂为定制”，清钞本。

(19)(66)[明]俞汝楫：《崇祀备考·严名宦乡贤祀》，《礼部志稿》卷八十五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8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535页。

(20)[明]杨慎：《临安府乡贤祠记》，《升菴集》卷四，四库全书别集类。

(21)[日]奥崎裕司：《蘇州府鄕賢祠の人一鄕紳の地域性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第10号特集号，东京：明代史研究会，1982年。

(22)林丽月：《俎豆宫墙——乡贤祠与明清的基层社会》，载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327-372页。

(23)《九江府·学校》，嘉靖《江西通志》卷一四。

(24)嘉靖《九江府志》卷八《职官志·祀典》记：“九江府名宦乡贤祠，旧为靖忠书院，嘉靖十三年(1534)知府县纪改为二祠，鼎建东向”。同治《九江府志》卷二十二《书院》记：“靖忠书院在崇儒坊莲花池南，成化五年知府苏致中建，祀陶靖节、唐狄梁公。嘉靖间户部主事邹輗即堂东隙地构号舍，以便生徒肄业。后改为名宦、乡贤祠，移书院于丰储坊，今废”。同治刻本。

(25)《德化县志图》，同治《德化县志》卷首，同治刻本。

(26)(29)嘉靖《九江府志》卷十。

(27)(31)《学校》二，康熙《江西通志》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汉]司马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51页。

(30)同治《德化县志》中并未集中记载乡贤，而是分别列于卷二十八《进士》、卷二十九《乡举》中，注明入乡贤祠，而万衣则入《名臣传》。

(32)同治《德安县志》卷四，同治十年刻本。

(33)《九江府》，《宦绩录》十四，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三二，光绪七年刻本。

(34)[明]申时行：《礼部》五一，《大明会典》卷九三，万历内府刻本。

(35)(42)(47)(48)[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九江府德化县两学生员公举呈文》，《万子迂谈》卷八，乾隆二十二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85、186、186、186页。

(36)《九江府·山川》，嘉靖《江西通志》卷十四。

(37)[清]桑调元：《序》，[明]万衣：《万子迂谈》，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第3页。

(38)参见万明：《晚明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仕宦生涯：以江西九江万衣为例》，《古代文明》2021年第4期。

(39)参见康健：《明代乡贤与地方社会：以江西士大夫万衣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十卷，2023年。

(40)《学校志·学制》，同治《德化县志》卷二十五。

(41)[明]李维桢：《河南左布政使万公墓志铭》，《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5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56页。

(44)[明]万衣：《王阳明》，《万子迂谈》卷一，第16页。

(45)[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万子迂谈》卷八，第185页。

(46)[明]顾潜：《申严条约事》，《静观堂集》卷八，《四库存目丛书·别集》第4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530页。

(49)(50)[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德化县乡约党保人等公举呈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86页。

(51)[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九江府德化县两学呈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87页。

(52)[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九江府德化县两学回县呈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87页。

(53)[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本县申府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88页。

(54)[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本府信票》，《万子迂谈》卷八，第188页。

(55)[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府县两学复查回县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88-189页。

(56)[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本县复查申府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89页。

(57)(60)[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本府转详本道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89、192页。

(58)[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两学师生回县呈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90-191页。

(59)[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本县回府申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91页。

(61)[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本道批详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92页。

(62)[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本府回道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92页。

(63)[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本道批府详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93页。

(64)[明]万衣：《崇祀乡贤公移·本府行县置主帖文》，《万子迂谈》卷八，第193页。

(65)[明]聂豹：《祭刘中山入乡贤文》，《双江聂先生文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