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大简《仲尼曰》有一则新见的孔子言论，可读为“仲尼曰：‘管仲善言哉，老讫。’”此文与《论语·宪问》评管仲“如其仁”的断语相发明，管仲的“善言”正是其可以称“仁”的原因。对管仲的评价体现了孔子建构华夏政治秩序的方式。王家咀楚简《孔子曰》中管仲奢侈失礼之举，与《论语·八佾》“器小哉”之评语相应，孔子借由批评管仲、晏婴二人来纠正人们日常行为之失范。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孔子之后，儒家内部对管仲的评价趋向分化，遂形成儒学史上著名的“管仲问题”。

关键词：《仲尼曰》《孔子曰》管仲问题《论语》

在儒学史上，管仲是一个具有映射能力的形象。[1]《论语》所载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体现了孔子“知人论事”的思想方法与政治理念。此后，历代儒家学者又通过对管仲其人其事的择取叙述，以及对经典中孔子之语的注解和发挥，传达评鉴者自身所持的价值立场。由此，管仲不再只是一个被评价的历史人物，而逐渐成为窥察孔子思想乃至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窗口。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自公布以来，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一篇收录了25则孔子言论的短句，对深入研究孔子思想和进一步探讨《论语》的编纂过程都大有帮助。由于原篇题不明，目前多从整理者意见，以《仲尼曰》称之。安大简《仲尼曰》的第17则，整理者断句为“（管）中（仲）善，善才（哉），老讫”[2]。这是新见的孔子言论，对管仲的这句评价也是首次出现。以此新材料为出发点，结合荆州王家咀楚简的相关记述，可以为儒学史上的“管仲问题”开辟新的讨论向度。

一、安大简《仲尼曰》所见管仲评价

安大简中的管仲评价，作：

中（仲）尼曰：“中善〓才，老讫。”

整理者读为“管仲善，善哉，老讫”，并提出“老讫”有寿终和“小器”两种不同理解。[3]安大简整理报告发布后，网友子居随即指出，管仲是病死，并非老而寿终，“小器”与“善”的评价也是突兀矛盾的。[4]杨蒙生也说“小”多用“少”字，与“老”难以建立联系。[5]王宁提出“善善”可读为“善言”，“〓”不是重文符号而是合文符号。“老讫”是“老而忔”的简省，意为越老说话越让人喜欢。[6]周翔将“老讫”如字读，意为管仲之善“正因其保全性命而寿终（才得以实现）”。[7]代生读为“管仲善善哉，老讫”，解为“管子善待贤人，最后也得善终。”[8]孙永波据《管子·枢言》“吾畏事，不欲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提出“老讫”应读为“老吃”，指管仲年老而口吃，孔子不认为管仲是善言的。[9]孙永波说虽有文献为据，但正如赵晓斌所言，《仲尼曰》此句应是对管仲的褒扬而非批评[10]，孙说亦未尽当。可以看出，此句理解的疑难集中在“善〓”和“老讫”的释读上，现有解释仍未破题。

本文在此提出一个新读法。其一，从《仲尼曰》整体观之，该篇并非杂抄，而是有明确主题的选辑[11]，这个主题就是“为善”。“善”在全篇出现了9次，频率最高。第4则“去仁，恶乎成名”和第5则“直哉，史鱼”，虽未出现“善”字，但前者讲为仁，后者讲守直，仍指向为善。[12]“善”又包含善言（第1、3、6、7、19、24则）和善行（第2、4、5、8、9、10、11、12、13、14、15、16、20、21、22、23、25则）两个层次。《仲尼曰》为第17则，其关于管仲的断语应不外此范围。

其二，《仲尼曰》的句式较为工整，有编修痕迹。特别是第12则对晏平仲（晏婴）的评语与第17则句式极为接近。第12则文作：

中（仲）尼曰：“晏坪（平）仲善交才（哉），旧（久）（狎）而长敬。”[13]

这句是说晏婴善于交际，能够得到他人的尊敬。王宁已经注意到，两处句式相似，故将“善〓”读为“善言”。统计《仲尼曰》全篇，符号“〓”共出现16次，明确用作重文符7次，明确用作合文符7次，则此处无论用作重文符还是合文符都可成立。

其三，安大简《仲尼曰》此条相似表述亦见于新公布的王家咀楚简《孔子曰》，其文作：

〓（孔子）曰：“齐（桓）公可胃（谓）知（乐）也，为亓（其）钟，〓（一人）能（举）之。（管）中（仲）可胃（谓）知言也，老讫。”[14]

“知言”与“善〓”无疑有对应关系。只有将“善〓”读为“善言”，才能与“知言”相应，文义亦通畅。因此，安大简《仲尼曰》的“中善〓才”，当读为“管仲善言哉”。结合前文所述《仲尼曰》的主题，此处评价的就是管仲的善言、知言。

那么，“老讫”又当如何理解呢？据《左传》《国语》等文献记载，齐桓公能九合诸侯、成就霸业，主要得力于管仲的辅佐。今传本《管子》及清华简《管仲》亦多载其策论，称管仲为善言之人绝非虚词。而齐桓公霸业的终止，正是由于管仲年老寝疾。《韩非子·十过》记载：“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从而问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政安迁之？’管仲曰：‘臣老矣，不可问也。’”[15]一年后齐桓公用易牙、竖刁之徒，政局遂坏。管仲并无口吃之疾[16]，所谓“老吃”或“老讫”，更应理解为“老而止”，也就是老而不复言事。

需要指出的是，将“善言”理解为孔子对管仲之口才的褒扬，恐失之浅白。究其根本，齐桓公与管仲功业之成，不在辞采，而在言说背后的政治理念。《仲尼曰》中孔子赞许的“言”并非宽泛的言说，当是特指管仲的“谋言”。[17]

管仲得到“善言”的断语，正与《论语》中孔子对管仲“如其仁”的评价相发明。《论语·宪问》篇载：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8]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弟子对管仲多不以为然，颇含讥刺。但在孔子的评价体系中，齐桓公“正而不谲”，管仲“如其仁”，评价很高。皇侃疏曰：“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平静，谁如管仲之智乎？再言之者，深美其仁也。”[19]在皇侃看来，孔子已经将管仲推到了无人可及的地位，“如其仁”意味着没人能比肩管仲之“仁”。然而管仲是否担得起如此高的评价，后世学者多有怀疑。如朱熹即言“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20]，将管仲的品性与事功分而论之，管仲只有仁之功，不足以称为完全的仁人。此后李光地言：“盖管仲虽能使桓公以义率诸侯，然未免所谓五霸假之者。若仁，则王者之事矣”；刘宝楠将“如”训为“乃”，又言“盖不直言‘为仁’，而言‘如其仁’，明专据功业言之”。[21]上述诸说使孔子对管仲的态度陷入暧昧难断的境地。[22]

关于管仲之“仁”，核心分歧有二：其一，“仁”是否允许有瑕疵；其二，孔子的肯定性评价是从何种层面论说。《论语·宪问》所述管仲之功本有两重指向：一为“霸诸侯，一匡天下”，即文献所称“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和平“霸道”[23]；一为使民免于“被发左衽”，即“尊王攘夷”。前者着眼于施政方式，后者则指向文明秩序的整体效应。

目前很难找到孔子直接承认霸道优越性的表述。管仲何以称“仁”，通过管仲的一处“善言”可以有所体现。《左传·闵公元年》曰：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齐桓公对援救邢国心存疑虑，管仲引《诗》以张义，劝谏齐桓公帮助同为姬姓的邢国。管仲的谏言确实委婉有节，不过更重要的是，这番话体现了管仲为齐桓公设计的“亲夏远夷”的战略部署。实现霸道的君主不止一位，但孔子只给了齐桓公“正”的美誉，同为霸主的晋文公得到的是“谲而不正”的批评。[24]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最大区别，其实就在于管仲之谋——亲夏远夷。王家咀楚简《孔子曰》有这样一段话：

哀公（问）（于）〓（孔子）曰：“文公与（桓）公？（孰）臤（贤）？”〓（孔子）曰：“文公灭亓（其）同眚（姓）之邦，（桓）公兴亓（其）同眚（姓）之邦，亓（其）不女（如）（桓）公（乎）！”

晋文公的不正不贤在于他诛灭同姓诸侯，齐桓公的正与贤在于他保护了同为华夏的邢国、卫国，使其免受灭国之灾。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着眼之处也正在此。杨国荣曾指出孔子对于管仲的称美“重要的不是孔子对管仲霸业的赞赏，而是对其社会历史贡献的肯定……在孔子看来，管仲的历史贡献就在于通过运用社会政治的力量，担保了文明进程的延续，避免了停留或回到前文明（‘披发左衽’）的存在形态。相对于文明价值的维护，是否效忠于某一政治人物并不足道”[25]。孔子推崇管仲，并非在肯定霸道，而在肯定其维系文明秩序之功。

因此，《仲尼曰》之“善言”、《孔子曰》之“知言”，皆指向管仲维护华夏秩序的政治谋略，而非简单的辞令技巧。宋儒将其功业视作追逐霸权的私欲，与孔子原意不合。安大简与王家咀楚简材料的出现，为管仲之“仁”提供了新的佐证，更提供了理解管仲的一个新角度。缕析文献中管仲的“善言”，再将此置入孔子的思想体系内，可知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其建构政治秩序的一部分，凝集着孔子的现实关怀。可以说，正是通过独树一帜的对管仲“仁”的断语，孔子思想的独特性方得彰显。

二、王家咀楚简所见管晏之比

过去讨论管仲问题时，有一处被忽视的地方，就是在评价管仲时，其实存在着一个参照人物——晏婴。前述安大简《仲尼曰》中，孔子对晏平仲（晏婴）与管仲的评语句式相似，这不是偶然发生的无意之举。王家咀楚简《孔子曰》中，也同时出现了管仲和晏婴这一对照组。其言：

孔子曰：“安（晏）坪（平）中（仲）祀于亓（其）先人，豚（肩）不梪（豆），臤（贤）大夫也。而……（管）中（仲）（雕）……而絑纮，臤（贤）大夫也。……难为上也。

君子下毋下，上毋备上。”[26]

类似表述也见于《礼记》：

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纮，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棁。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贤大夫也，而难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27]

管仲镂簋朱纮，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28]

在此语境中，管仲和晏婴一奢一俭，都违背了儒家的礼制规范。晏婴在《论语》中只出现一次，就是《论语·公冶长》篇的“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是一个单向度的正面形象。在《礼记》和王家咀楚简《孔子曰》里，晏婴的形象丰满不少，不再只是一个形象单薄的“善人”，而是一位失度的贤大夫。管仲奢侈的形象倒是与《论语》基本相合，只是“山节藻棁”在《论语》中是臧文仲之举。《论语·公冶长》曰：“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学者或以为《礼记》混入了臧文仲之事。[29]但此说也只是推测，也可能“山节藻棁”的滥祀被孔子批评过多次，只是语境一时是臧文仲，一时是管仲。可以确定的是，今本《论语》中并没有明显地将管仲和晏婴联系起来，而在《论语》之外的儒家文献中，二人却时常并举，作为彼此的参照。

儒家后学文献中，管、晏的组合也有迹可循。如《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公孙丑向孟子发问“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又问“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孟子的回答是：“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管仲和晏婴都是齐国有名的贤相，在齐人的记忆里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公孙丑很自然地将二人作为代表“霸”和“显”的英雄人物。但在孟子看来，这是一种“井底观天”，二人都不符合“行仁政而王”的标准。《荀子·大略》言：“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在荀子看来，管仲与晏婴有相似之处，都是以“功用”而著称，然就最终的功绩而言，晏婴不如管仲。

管仲、晏婴之所以构成对照组合，缘于二人国别、事迹与品行皆具可比性，并且都有着可“矫正”的空间：首先，两人皆为齐国贤臣，政绩显著，名望卓著；其次，管仲、晏婴都功书并作，既有事功，又有著作流传后世；其三，他们皆有“失度”之举，不尽合于礼制。在孔子眼中，二人无疑都是处于“争议”区间的人物，具有多面性：管仲有“仁”、晏婴有“善”，此其“功”；然管仲之奢与晏婴之俭皆违礼度，此其“过”。孔子正是借由肯定与批评二人，建立起一套既能成就事功，又合于“度”的行为规范。管仲和晏婴事功卓著又各有其偏，纠所偏才能实现“中道”，管晏并举之必要性即由此生成。至于孟子、荀子，则将二人同置于“不及仁”的层级，使“仁”成为高台，而管、晏沦为“脚踩的台基”，失去了组合的必要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孔子原有主张的颠覆。

综上，《论语》中管、晏并无紧密关联，但在其他孔子语录与儒家典籍中二人却屡见并举。“失度”的管仲形象，在同为“失度”的晏婴形象配合下，二人同纠其偏而为适度，就能实现最合宜的规范性。经由孔子的评断，管仲、晏婴以一种组合的形态流行于世，这或许也直接影响了《史记·管晏列传》的编排方式。

三、“大人”与“小器”：走向分裂的管仲评鉴

必须承认，管仲在功业卓著的同时，亦存在明显的行为瑕疵。《论语·八佾》言：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三归”何意众说纷纭[30]，此处暂且不论。关键在于，孔子一方面肯定管仲“如其仁”，另一方面又指其“小器”，形成褒贬并见的复杂评价。关于“器”的训释，或解为器度识量[31]，或从器物义入[32]，各有论证。惠栋曾据《管子·小匡》记载施伯之言云：“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谓当时已有“管仲大器”之说，孔子因此辨之。[33]与《管子·小匡》此节相似表述亦见于新出荆州枣纸铺楚简《齐桓公自莒返于齐》。[34]枣纸简此节数句均见，文义一致，只无“大器也”三字，则“大器”“小器”之说孰先，尚不可定。将此条置入整个孔子话语体系观之，管仲“不节俭、不守礼”的形象与王家咀楚简、《礼记》相关记述可相互印证。孔子对管仲的褒与贬并非矛盾，而是通过“褒”以立政治秩序，通过“贬”来规正失度的日常行为，二者一体两面。

汉晋以降，李充与朱熹对“器小”的诠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评断路径。对于管仲行为上的不检点，李充言：“管生方恢仁大勋，弘振风义，遗近节于当年，期远济乎千载，宁谤分以要治，不洁己以求名，所谓君子行道忘其为身者也。漏细行而全令图，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违礼则。圣人明经常之训，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贬以为少也。”[35]在李充看来，管仲人格行为上的污点是行大道而忘记修身的缘故，管仲具备大德，小小的行为不检算不了什么，甚至说管仲“不洁己以求名”，正因“不洁”才使得管仲的“大德”更为彰显。至于孔子说管仲“小器”，是针对当时季氏奢侈的现实而意有所指，言下之意孔子并非否定管仲，“小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轻微责备，并非严厉的谴责。

朱熹则说：“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至于什么是圣贤大学之道，朱熹引苏氏之语“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则其本深，其及者远，是谓大器”。[36]很明显，在朱子看来，管仲的行为不检不是人格上的小瑕疵，而是本源性的毒瘤，这是相当重的批评。《朱子语类》里表达得更明白，朱子解释管仲为何器小，说“只为他本领浅，只做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扬雄说得极好：‘大器其犹规矩准绳，无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这一件事。及三归反坫等事，用处皆小……大凡自正心、诚意，以及平天下，则其本领便大”[37]。也就是说，管仲只是做成了“九合诸侯”一项事功而已，未达圣贤大学之道，其事功不足以弥补本体修养之缺。

李充和朱熹对《论语》“器小”的诠释，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标准。过去学者梳理儒学史时，也多聚焦于此，似乎关于管仲问题的争议就源于汉儒与宋儒取向上的偏差。然而，追溯源头，早期孔门内部对管仲的评价就已呈分化之势。

自战国至汉晋，对管仲的评价问题已然走向分裂。一种承袭《论语》“如其仁”的逻辑，肯定管仲以“亲夏远夷”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如《春秋穀梁传·僖公十二年》记载贯之盟之时，管仲对齐桓公说：“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但齐桓公没有听取管仲的意见，管仲去世后，“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38]从“君子闵之”一语就可看出，《穀梁传》对于管仲之言以及言语背后的政治理念是认同的。《说苑·善说》记有子路和孔子的对话，也谈到管仲的评价问题。子路问孔子“管仲何如人也”，孔子直接回答“大人也”，继而又解释说：“管子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说苑》中出现“大人”的断语，再结合《论语》“如其仁”的褒扬，可以看出李充将管仲评价为“大德”之人不是突如其来之举，而是早有发源。安大简《仲尼曰》对管仲的评价，强调其“善言”，亦是就其功而论说，也可归于此类。

第二种评鉴态度侧重于管仲的“小器”，强调管仲未能成就王道的错误。《孟子·公孙丑上》已透露出孟子的意见，晏婴虽未受到直接的批评，但是对管仲的评价尚且不如子路。在孟子眼中，管仲的功绩不过尔尔，管仲之“仁”被有意消解了。《荀子·大略》排列了子家驹、晏子、子产、管仲的层级，最后说：“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为天子大夫。”虽肯定了管仲之功，但也否定了他的“仁”，“仁”和事功之间不仅没有足够的推导力，还形成了对立的关系。管仲甚至被称为“野人”，没有资格担任“天子大夫”，与《说苑》的“大人”“天子之佐”之说正好相反。此后，董仲舒继承此说，以“不修德”解释齐桓、管仲霸功未竟[39]，斥其“诈以成功”[40]；扬雄《法言》亦强调其未能“先自治而后治人”，因此“不为大器”。[41]由孟子、扬雄奠定的这种评鉴取向，可以说是宋儒讨论“管仲问题”的开端。

回到孔子评价的原点，管仲辅佐齐桓公匡正诸侯，于广阔的政治层面建立大功，但疏于自治，这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孔子本身无意将管仲置于一个单向度的褒扬或者批评语境里，而是从多面向展开、由事而发，既赞扬管仲实现的政治功绩，也批评其失范的行为。因此，管仲既是“大人”，也是“小器”，后学或将“管仲问题”视作事功和德性的对立，有过度简化之嫌。

结语

梳理安大简、王家咀楚简和《论语》《礼记》等文献中收录的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可以看出孔子数条不同的表述之间彼此相系连，使得管仲处于一种多层面的评鉴标准体系内。“管仲问题”的背后是孔子处理道德主义与现实主义时适度的理论张力，带有深切的文明关怀。而在孔子之后，原本浑然一体的“管仲问题”出现了两种分裂的评价路径，后学对于《论语》等经典的诠解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分裂，使孔子的态度显得模糊暧昧，淡化了孔子原本希冀通过“知人”这样的方式[42]，利用管仲评价而传递出的价值观念。

安大简《仲尼曰》、王家咀楚简《孔子曰》中大部分内容不见于《论语》，或者与《论语》记述存在差异，而与《孟子》《荀子》《礼记》中的记述相合，甚至能在汉代儒家文献中找到痕迹。[43]《论语》确是孔子思想的呈现主体，但随着越来越多资料的发见，孔子的语录资料大大增加，为今天讨论孔子和儒学打开了新的视野。如果仅将这些资料视作《论语》的从属或衍生品，很容易将一些儒家思想流传和发展的线索就此淹没，这也是对孔子丰富哲思的有意忽视。出土资料虽未能完全流传后世，然亦是儒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些重要议题的源头。

注释

[1]管仲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正如干春松所说：“孔子以管仲的大功而淡化其非礼之行为，造成了他的弟子及儒门后学对于儒家基本准则的疑惑，亦造成了后世儒家对这个问题经久不息的争辩和解释。”干春松：《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构建及其遇到的困境——以“管仲之器小哉”的诠释为例》，收入氏著《制度儒学》（增订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6页。近年来，围绕“管仲问题”的讨论颇多，学者或从儒学史的角度梳理历代的管仲评价，如许家星：《生而利还是死而义？——从孔、孟、程、朱、王夫之的管仲之评看儒家的生死义利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邝其立、陈壁生：《论理解〈论语〉的两种方式——从管仲形象说起》，《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或以对比研究的方式分析管仲之评的产生原因，如王开元：《孔子知人思想下的管仲与颜回》，《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或从儒、法之别的角度剖析从管子到孔子的思想演变，如黄玉顺：《儒法分野：孔子的管仲批判》，《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2]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第44页。

[3]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9-50页。

[4]子居：《安大简二〈仲尼曰〉解析》（下），中国先秦史网站，2022年10月1日，https：//www.preqin.tk/2022/10/01/4452/。

[5]杨蒙生：《读安大简第二册〈仲尼曰〉丛札》，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网站，2022年8月19日，https：//hz.ahu.edu.cn/2022/0819/c6036a291109/page.htm。

[6]简帛网：简帛论坛“安大简《仲尼曰》初读”第55楼。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 d=viewthread&tid=12727&extra=&page=6。

[7]周翔、郑玉茹：《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思想类型浅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2年第4期。

[8]代生：《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9]孙永波：《据〈管子·枢言〉释读安大简〈仲尼曰〉一则》，《出土文献》2024年第2期。

[10]赵晓斌：《安大简〈仲尼曰〉与王家嘴简〈孔子曰〉对读》，《中国文化研究》2025年春之卷。

[11]对于《仲尼曰》有特定主题、文本经过整齐化，学者多有共识。至于《仲尼曰》主旨为何，学者则各有偏重，详见周翔、郑玉茹：《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思想类型浅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2年第4期；陈民镇：《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性质与编纂》，《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冬之卷；代生：《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袁强：《〈安大简二·仲尼曰〉间诂》，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历史文献研究》第50辑，扬州：广陵书社，2023年，第103页。

[12]李锐指出，《仲尼曰》篇末的短评“仲尼之耑语”，“耑”应读为“颛”，“颛语”意为善言、善语。参见李锐：《安大简〈仲尼之耑语〉的思想史价值》，《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3期。如果将这句短评理解为孔子的善言、善语，或许“善”不是简单地说孔子的言论很好，而是就全篇主旨而凝练。

[13]此句见于传世本《论语·公冶长》，作：“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安大简《仲尼曰》多一“狎”字，前后对仗更为工整。

[14]赵晓斌：《安大简〈仲尼曰〉与王家嘴简〈孔子曰〉对读》，《中国文化研究》2025年春之卷。《荀子·王霸》载“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齐桓公霸业衰落与其沉溺歌舞享受亦不无关系。

[15]（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8页。

[16]黎翔凤云：“则仲之为政，沉默寡言，多由隰朋宣述之……非真吃也。”参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5页。

[17]“言”可训为“谋”，如《吕氏春秋·义赏》“文公用咎犯之言”，高诱注：“言，谋也。”参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29页。

[18]《论语·宪问》：“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人也”应读为“仁也”，如《孟子·尽心下》：“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论语》中“仁”“人”有通用之例。参见黄怀信等撰：《论语汇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19]（梁）皇侃撰，高尚榘校点：《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7页。

[2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54页。

[21]详见高尚榘主编：《论语歧解辑录》，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63页。

[22]冯浩菲将历代学者的意见分为三类，分别是肯定派（何晏）、半肯定派（朱熹）和否定派（俞樾），并认为肯定派的看法符合孔子本意。详见冯浩菲：《关于孔子论管仲的争议》，《文史哲》2006年第2期。

[23]李长春曾提出霸道在孔子思想体系里仍是一种德性政治，只是后来变成了一种“坏政治”，为宋儒所不取。参见李长春：《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霸道”》，《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

[24]《论语·宪问》言“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齐桓、晋文同为春秋霸主，但孔子美齐桓而贬晋文。对此，潘维城的看法值得重视，其言“齐桓作方伯，共公几盟会无不至。自晋文修观状之怨，侵曹、入曹、执曹伯畀宋人，取济西田。终共公之世，不得侪于盟会者，晋为之也。《左传》曹伯之竖侯獳曰：‘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是明明谓晋文不如齐桓矣。”齐桓公与晋文公的不同不在于礼制和心术，在于齐桓保护了同姓诸侯国，晋文灭掉了数个同姓诸侯国。由新出王家咀楚简，其说为是。参见[日]竹添光鸿笺注：《论语会笺》，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928-929页。

[25]杨国荣：《孔子论人》，载氏著：《再思儒学》，济南：济南出版社，2019年，第144页。

[26]赵晓斌：《湖北荆州王家嘴M798出土战国楚简〈孔子曰〉概述》，《江汉考古》2023年第2期。部分文字据学界意见与己意做出了调整。

[2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98页。

[2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106页。

[29][美]顾史考：《王家嘴楚简〈孔子曰〉初探》，《中国文化研究》2023年秋之卷。

[30]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71-275页。陈恳指出文献中的“三归”有不同的语境，韩非、刘向对“三归”故事有整合和重构，因此“三归”训释并不冲突。参见陈恳：《孔子论管子之早期文献考》，《孔子研究》2019年第3期。

[31]何晏、朱熹、钱穆等皆持此说。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268页；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85页。

[32]参见金方廷：《“管仲之器小哉”新论》，《古典学研究》2021年第1期。

[33]程树德：《论语集释》，第267页。

[34]篇题为整理者据内容而拟。参见赵晓斌：《荆州枣纸简〈齐桓公自莒返于齐〉与〈国语·齐语〉〈管子·小匡〉》，《出土文献研究》第21辑，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第101页。

[35]（梁）皇侃撰，高尚榘点校：《论语义疏》，第76页。

[3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7页。

[37]（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31页。

[38]（东晋）范宁等：《春秋穀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02页。

[39]（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1页。

[40]（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268页。

[41]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97页。

[42]李友广指出：“孔子评点历史人物的意图，往往是以评点具体历史事件中的具体人物为方式与手段，借机教育、教导弟子如何更好地理解、把握和践行‘仁’，同时又有着教化世人与影响后世的价值预设。”参见李友广：《论孔子“仁”的特性及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问题——以〈论语〉“令尹子文三仕”章为例》，《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1期。

[43]徐在国、顾王乐：《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篇初探》，《文物》2022年第3期。

张帆，历史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史

来源：《孔子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