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人民民主——优势、挑战与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 次 更新时间:2022-05-06 21:48:34

进入专题: 人民民主   话语权   党性   人民性   官僚主义   利益集团  

杨光斌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体现党性和人民性统一性的人民民主,在世界政治中彰显了其强大的治理能力的优势。但是,人民民主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既有因话语权缺失而承受的国际思潮的压力,更有来自内部的党性、官僚主义、社会结构、民主形式不足等制度性挑战。所以,维护人民民主的根本之道首先还是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抓住“关键少数”的环节,在结构性改革中去除那些危害民生的制度安排,在完善民主形式中坚持党的领导,并基于中国政治发展而建构自主性民主话语权。

   关 键 词:人民民主/话语权/党性与人民性/官僚主义/利益集团  people's democracy/discourse power/the Party spirit and people's character/bureaucracy/interest group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以建设‘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研究”(15ZDC003)。

  

   严格说来,能够称得上民主政体类型的只有自由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在自由主义民主那里,自由主义是民主之锚,就是说民主是实现自由主义的财产权和个人权利的机制,其实现机制是代议制。在人民民主这里,人民是民主之锚,但是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不过是原子化个体,毫无力量可言,因此,实现人民民主的关键是能够代表人民性的政党,其实现机制是民主集中制。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性,是人民民主能够得以保证的关键所在。

   在民主史上,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以人民民主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政治中占有绝对道德高地的优势,自由民主处于守势,因此,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举全国政治学之力论证美国的民主性。到20世纪80年代,在理论上完成建构的自由主义民主开始转守为攻,并通过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肢解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人民民主一度处于守势,只有以中国为代表的几个国家在坚守着人民民主。坚守到21世纪,实行人民民主道路的中国模式被福山视为西方模式即自由主义民主的唯一可能的替代性模式。在既定的世界政治体系下,按理说支撑世界政治体系的自由主义民主应该一路凯旋,但为什么普遍性地以“无效民主”的面目出现?自由主义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比较政治发展,彰显了人民民主的优势,所以中国必须坚守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道路和国体。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盲目乐观,要有忧患意识,必须认识到人民民主所面临的挑战,认真思考应对之道,以稳步地迈向第二个百年。

   一、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

   自信和自卑都来自比较。中国人过去的自卑情节,很多时候是因为观察中国政治的视角有问题,流行的是“观念的中国”。问题是观念从何而来?改革开放40年了,过去一直是对西方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拿来主义”的,我们理解世界的观念乃至尺度主要来自西方的以自由主义民主的话语体系。以西方的尺度来观察中国,中国似乎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国走到今天,对外开放还要打开第二扇门,看看西方之外的世界,那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什么样的,比如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还有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国家。不仅如此,即使是西方国家,也是从历史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其现代化进程是什么样的?也是伴随着治理危机,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从纵向的大历史到横向的大空间,我们称之为“大十字思维”,这一思维可以帮助我们跳出观念的世界,看到真正的历史与现实,从而在比较历史与世界政治的视野下观察中国,得出可能完全不一样的结论。这就是复杂性理论告诉我们的,观察问题的层次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不得不说的是,中国人不擅长理论建构,我们用于观察问题的理论都是人家的,但中国人不逊于历史研究,至少我们应该发掘新的历史知识乃至现实经验以丰富我们的视野,而不应仅仅停留在“拿来主义”的理论上。何况,以理论对照政治现实,任何政治都需要被批判。

   比较“发现”中国。比较研究首先需确定的是可比性问题,这里既有国家规模问题,也有国家建设的历史阶段问题。全世界人口过亿的国家只有12个。其中有工业化的俄罗斯、美国和日本,它们的发展历史大家都知道,其中掠夺对其发达很重要,比如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掠夺了中国2.3万亿两白银,比其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日本从此成为强国。其余9个国家是:亚洲的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非洲的尼日利亚,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了什么呢?1:8,即只有1个人民民主制度即中国,其余8个全是西式民主即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这8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如何呢?它们能和中国相提并论吗?好坏一目了然。美国一些经济学著名学者按照制度主义的套路,提出所谓兼容性制度与榨取型制度是国家兴衰的根源的论断,宣称贫穷国家要想富裕,只能先政治转型即走向自由民主,并以非洲的博茨瓦纳为典型,还大赞转型后的巴西。巴西今天怎么样了?政治恶斗不止,无罪的罗塞夫总统居然被弹劾,有犯罪嫌疑的议长还稳坐钓鱼台。博茨瓦纳又是一个什么“新星”?人口200万,高度的同质化人口即茨瓦纳族;有竞争性选举,但行政体制上则是中央集权制的;人均GDP不足7000美元。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居然被“国际社会”处处当做典型宣传。

   人们需要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提一个法治的指标来检验。根据世界正义工程2011年的报告,每十万人中的杀人犯数量,尼日利亚、巴西和墨西哥是23~25个左右,俄罗斯是9个,美国3.7个,印度是3个,中国是1个。要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所谓的宪法法院。但其作用到底是什么?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就是政治工具,乃至政治动荡的根源,比如泰国和巴基斯坦的宪法法院。泰国宪法法院居然判决爱泰党总理或因上电视秀厨艺违宪,或因组阁违宪。总理没有组阁权吗?

   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知识界严重地被虚假的知识和错误的真理所侵扰。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滞后性,很多人把碎片化知识乃至虚假的知识当做信仰,并把碎片化知识道德化,以为自己占据了道德高地。根据我们的民主理论研究,流行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础”就是一种虚假知识,固然有托克维尔笔下的好公民社会,还有普特南笔下的好公民社会(北部意大利)与坏公民社会(南部意大利),但现实中有的公民组织如埃及的穆兄会上台之后则大搞专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都产生于发达的公民组织基础之上。所以,谈公民社会这样的“常识”,需要建立在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知识之上。很多转型国家党争产生的政府连治理的功能都没有,别说合法性,连道德性都没有,因为治理是政府的职业道德,不能治理的政府是无道德的。类似的虚假知识还很多,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新常识”,而不能把虚假的知识当做常识。

   “历史终结论”[1]的发明者福山有这样的假设:50年之后,是中国更像美国还是美国更像中国?我们可以断定,如果中国变成了美国,即人民民主变成了自由主义民主,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失败,更是中国人民的失败,世界政治就是这么残酷。第一,二战之后的那么多新兴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因搞了自由主义民主而跻身发达国家序列;第二,第三波民主化中转型的国家,成功者寥寥无几,大多数或者“民主回潮”如俄罗斯、埃及等,或者国家分裂如前苏联、南斯拉夫、乌克兰等,或者长期无效治理如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南亚次大陆国家和南美国家;第三,即使是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民主之党争民主导致的“否决型政体”也使得政府难以施政,有的发达国家甚至出现“逆发展”,比如阿根廷和希腊。自由主义民主在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效,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都有殖民地历史,国家碎片化而组织不起来,党争民主加剧了国家碎片化,根本谈不上以国家组织力量去发展。

   所以,比较研究的“反事实法”(即中国实行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西式民主)也论证了人民民主的发展优势。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是靠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避免了很多西式民主国家的无效民主现象。习近平用6个“切实防止”[2]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治理: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能力,是对发展理论的一种重大贡献。过去的发展理论只讲“好制度”“好政策”,而不讲有了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依然发展不起来。其关键就是缺少发展能力。而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则具有将制度、政策转换为现实的一种制度能力。所以,在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自信地谈到发展能力理论,“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3],这无疑是中国经验的世界性意义。

   二、人民民主面临的挑战

   比较产生自信,但是中国人没有理由盲目自信,必须看到人民民主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第一,人民民主是一种制度、道路,也是一种思想和思潮,因此,作为政治思想的人民民主必然受到国际政治思潮的影响乃至冲击。第二,人民民主的主体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组织起来的“人民”称不上整体性人民,是一盘散沙的原子化个人。因此,人民民主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党性保持得如何,党性代表了人民性。第三,作为第一政治主体的“人民”,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由公民个体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性质的组织,因此,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就决定了人民民主的充分性。第四,与此相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使得“人民”处于不同的结构或社会等级之中,顺其自然的市场化必然冲击着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人民”的权益。第五,长链条的行政体制必然是官僚化的或官僚主义的,这样的政府有脱离民众的危险。这样,人民民主至少面临着国际思潮、党性、社会结构、官僚制以及民主政治建设本身的“五大挑战”。仅“五大挑战”就需要以专门的著作加以论述,这里只能做一最简单的阐述。

   (一)国际思潮与人民民主

   在既定的世界政治体系下,流行的或者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包装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其核心就是“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的拿来主义过程也决定了,有很多中国人、包括精英阶层,把自由主义民主当做“普世价值”加以追求或者看待。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外来渗透等,而是来自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导致的不自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其治理无疑要比可比的印度、墨西哥等国好很多,但一些精英分子却认为中国错了,因为他们习惯于以西方的理论和政治标准来衡量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人开始质疑中国的人民民主模式。他们认为人民民主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利益多元化也需要引进西方自由民主的多党竞争机制,打破人民民主一党执政的权威垄断性。这种观念背后秉承着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利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进行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保证中国实施真正的市场经济,才能使看不见的手真正发挥作用最终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作经济自由主义,它本质上并不关心中国是否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否定实质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否定,是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否定,是完全代表改革开放后新崛起的资本权贵的一种观点。另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他们对人民民主的否定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度是比人民民主更加真实的民主制度,他们在多党制和民主制之间画划了等号;他们认为他们质疑人民民主模式是为了在中国推动民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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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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