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培元:“形而上”与“形而下”

——蒙培元全集 · 卷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 次 更新时间:2022-04-09 22:14:34

进入专题: 形而上学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形而上”与“形而下”,是中国哲学史上表述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规律和事物的关系的一对范畴。它首先是由战国时期成书的《周易·系辞》中提出的。《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所谓形而上,指事物运动变化的法则(规律),故称道;这里所谓形而下,指具体事物,故称器。在《系辞》作者看来,规律是无形无象的,因此是形而上者;事物是有形有象的,因此是形而下者。二者的关系如何,《系辞》并没有作出明确回答。但是,从“变化之道”、“昼夜之道”、“天地之道”及“一阴一阳之谓道”等思想看来,形而上者作为一般规律,只是无形的意思,并没有说,形而上者是超越于实际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它把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作为对立范畴提出来,说明它已经看到了二者之间的某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一范畴的提出,标志着人类认识发展上抽象思维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对事物规律和本质的认识的更加自觉。《系辞》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范畴体系,与形而上、形而下这对范畴具有某种逻辑联系。正是这一点,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宋明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形而下”的象数之学得到发展,对“形而上”的问题兴趣不大。魏晋时期,提出了本末、体用之学,实际上已进入“形而上”的本体论哲学。到了唐代,这个问题引起了不同观点的争论。孔颖达继承了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者,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形外以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1] 认为形而上是道即无,它无形无体,但又是形之所以立者,所以生者,故在形之上、形之先;形而下是有形质的具体存在,即器物,它从无而生,由道而立,故在道之下、道之后。这样,形而上同形而下,被说成是产生和被产生以及体和用的关系。但是,另一位学者崔憬,却提出相反的解释。他说:“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为器也。”[2] 这个解释以形而下为体,以形而上为用;体者实体,用者妙用。天下万物皆有形质,形质即体,是第一位的;有体则有用,其用即形而上之道,或理,它无形体,是体的作用,因此是第二位的。这里所谓形而上,以形而下为基础,不是独立的存在,只是事物所具有的属性。这两种观点都运用了体用学说来解释形而上与形而下,但由于对体用的理解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形而上与形而下真正成为重要的哲学范畴而引起讨论,是宋明理学以后。理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继承了《周易》思想(包括许多哲学范畴和命题)而加以发挥,以探讨“天地万物之源”,“天人之际”及“性与天道”一类问题,其中形而上与形而下,就成为他们共同关心的论题,并且变成了一种思维形式的原则。他们普遍接触到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规律和事物的关系问题,但回答并不相同。张载说:“形而上者是无形体者,故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形而下者是有形体者,故形而下者谓之器。”[3] 他主张气是世界的本原,而气无形体,“一阴一阳不可以形器构,故谓之道”[4]。在他看来,形而上是太虚之气的本然状态,形而下者是气化的结果,形而上同形而下的关系,即是有形和无形、气和物的关系,二者统一于气。但他又说:“运于无形之谓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5] 这就把形而上同形而下对立起来了。他有时脱离气而言神与性、道,便包含“形而上”学的因素。二程第一次把形而上与形而下区别并对立起来,建立了他们的“形而上”学理本论。他们认为,形而上是超乎形器之上的存在,这个存在既不是玄学家所说的无,也不是张载所说的气,而是作为世界本体的理(即道)。他们以形而上为理,形而下为气,形而上之理是形而下之气的根源。这样,规律、原则变成了形而上的本体。程颢反对张载以清虚一大为天道,认为“有形总是气,无形只是道”[6]。还说:“如形而上者谓之道,不可移‘谓’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7] 程颐进而指出:“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8] 他认为阴阳之气,是形而下者,“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道是形而上者,是阴阳之气所以存在的根据。所谓密,就是根源,“密是用之源”[9],即精神性本体。既然形而上之理是世界的根源,他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10]就只能是统一于本体而不是物的理一元论哲学。

   朱熹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把形而上与形而下这对范畴,贯穿于他的全部哲学,同体用范畴一样,成为他的哲学体系的重要骨架。他继承二程思想,以理气分形而上下,又吸收周敦颐、张载等人思想,完成了一个“形而上”学体系。朱熹认为,形而上者是“无形体,无方所”,“不会造作”而“净洁空阔”的理,也就是超空间超时间的观念存在。形而下者是有形体,有方所,能“凝聚生物”之气,即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内的物质世界。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立,就是理与气、道与器、太极与阴阳的对立(在朱熹那里,这些都是同一层次的范畴,但就形而上或形而下说,各自又有不同层次)。形而下是“其然之事”,形而上是“所以然之理”[11],一物之所以为此物,是由于其所以然之理。这里,形而上是决定形而下的。它们又是动静与所以动静的关系,形而上之理不动,但形而下之阴阳所以动静,是由于形而上者“使之然也”。任何一物,都有其形而上之理,又有其形而下之气,但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二者是本末关系。“一阴一阳虽属形器,然其所以一阴而一阳者,是乃道体之所为也。”[12] 二者又是体用关系。总之,形而上者是本原,是本体,形而下者是由形而上者派生出来的。因此,先有形而上,后有形而下。但这所谓先后,不是从时间上说,而是从逻辑上说。因为从时间上说,“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是从逻辑上说,必须承认先有理而后有气。“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13] 没有形而上之理,则没有形而下之气。但是,他又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有分别而不相离”。他一方面说,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决是二物”,另一方面又说,二者“元不相离”。他说:“若说这形而下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则可;若便将形而下之形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14] 正因为“不杂”,故有形而上下之分,一个是抽象一般,一个是具体事物。又因为“不离”,形而上即存在于形而下之中,故形而上者又不是“悬空无捉摸处”,“故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中,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15]。他甚至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不可以有形无形言之,“设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与理相间断了。所以谓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间,分别得一个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16] 就是说,只能从逻辑上区分,在事实上,二者实不容相离。他还用形而上同形而下解决心性问题,把性与情、道心与人心、未发与已发、心之体与心之用归结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建立了系统的人性论学说。朱熹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论述,是一种思辨哲学,具有理性主义特点,在中国哲学史上,达到了理论思维的很高水平。他常说,“以形而上者言之”如何如何,“以形而下者言之”如何如何,其中包含着将世界二重化的深刻矛盾。他看到了一般和个别、本质和现象、规律和事物之间的某种区别和联系,企图从一般、本质、规律等方面认识和把握世界,并企图把二者统一起来。但他颠倒了二者的关系,以形而上之理为世界“主宰”,先于形而下者而存在。他的哲学基本上是“形而上”学本体论,但其中含有某些唯物主义因素。

   朱熹之后,关于形而上同形而下的争论,逐渐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向主体化的方面发展,一是向客观化的方面发展,前者以王阳明为代表,后者以王夫之总其成。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提倡“心即理”。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辩,曾同意朱熹的说法。他说:“自形而上者言之谓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谓之器。天地亦是器,其生覆形载必有理。”[17] 这是以“所以然”之理为形而上者,以天地之物为形而下者。但他又反对朱熹以太极为形而上,阴阳为形而下的观点。他说:“阴阳亦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18] 他认为太极是气,太极和阴阳都是形而上者,非形而下者。这说明陆九渊的思想不及朱熹之精密。但在朱熹后学中,有些人虽持形而上下之分,却强调二者不相离。魏了翁说:“夫道与器固有形而上下之辩,实则未尝相离也。”[19] 他提出“心外无天”之说,认为人得天之理为性,是形而上者;得天之气为生,是形而下者。二者皆统于一心。吴澄也说:“道器虽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然合一无间,未始相离也。”[20] 他提出“心为太极”“心外无道”之说,把形而上变成了主体精神。陈献章提出道以虚静无形为本,以动为形,主张致虚以“立本”,实际上以形而上之道为心之本体。王阳明则进一步提出,形而上与形而下,是心之体和用,体是良知,用即事物,二者皆源于一心。他说:“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21] 他反对形而上与形而下,道心与人心分离,也反对“认气作理”[22]。他所谓“一贯”,即以心贯彻形而上下。故王阳明的哲学,可谓“形而上”的心一元论,过分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作用。

   与王阳明同时的罗钦顺,亦主形而上不离形而下,但他以形而下之气为“本”,以形而上之理为气所固有,从而批判、改造了朱熹的“形而上”学理本论。这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他说:“不说个形而上下,则此理无自而明,非溺于空虚,即胶于形器,故曰须著如此说。名虽有道器之别,然实非二物。”[23] 他主张“理气为一物”与“道器不二”之说,他所谓形而上,指事物的规律,不离事物而存在,与朱熹有质的区别。王廷相用气解释形而上与形而下,“然谓之形,以气言之矣”[24]。“有形亦是气,无形亦是气,道寓其中矣。有形生气也,无形元气也。”[25] 这样,他所谓形而上,实指无形之元气(又称太极、太虚之气),所谓形而下,实指化生万物之气。理只是“气之具”,并非形而上者。这就否定了程朱所谓形而上之理。

   在明清之际的理学总批判中,王夫之批判地总结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辩论。他不像王廷相那样,否定有形而上之理,而是进一步发展了罗钦顺的思想,明确提出“有形而后有形而上”的命题,否定了朱熹所谓形而上者先于形而下者的观点。他承认,“形而下者可见可闻者也,形而上者弗见弗闻者也”[26]。一般规律非见闻所能知,具体事物可以见闻知,但一般规律不离具体事物而存在,形而上不离形而下。他提出“道器无异体”的思想,说:“统此一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之和而成,尽器则道在其中矣。”[27] 这是以一阴一阳之气为本体,以其形质为形而下之器,以其条理为形而上之理。因此,“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28] 形而上者为形而下者所固有,离开形而下者而独立存在的形而上者,是永远没有的。因此,“形而上之道,即在形而下之器中”[29]。为此,他提出“天下惟器”和“尽其器”的思想,反对坐而论道。但王夫之虽强调“有形,则必有形而上者”,同时又提出“然形而上,则固有其形矣”[30]。把形而上同形而下唯物地、又是辩证地统一起来。他还提出“道为器之本,器为道之末”[31]的思想,直接涉及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问题。他以形而上之道为事物的本质,形而下之器为事物的现象,本质不离现象,存在于现象之中,但又比现象深刻,非闻见可知,故二者有隐显之别。这一思想极为深刻。

清代中期的戴震,用气化学说批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他是以“气化”解释形而上与形而下,而与王夫之有所不同。他克服了王夫之理论中的某些思辨色彩,表现得更为彻底。他反对以理气分形而上下,指出道是“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过程,气化流行未成形质,便是形而上;已成形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形而上学  

本文责编:wangp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257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