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基于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如何开显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本文首先通过梳理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脉络,指出由亚里士多德所奠基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内在困境,以及康德所发现的二律背反等深层矛盾;继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对形而上学的理论完善,分析存在､现象和规律的统一,逻辑先在性,以及以人的自由为根基的伦理本体论这三条形而上学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探索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路径,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内蕴本体､现象与规律三位一体的思想结构,宋明理学明确提出逻辑先在性的原则,儒家学说则是在伦理共同体中实现人的自由的可完成的形而上学｡
关键词：形而上学;中西哲学会通;逻辑先在性;伦理本体论
在经济全球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已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其中作为文明活的灵魂的哲学的交流､对话和比较研究是重要的精神维度｡其实,从西方哲学自近代传入中国之后,在翻译､解释和研究中我们必须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以中释西,而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以“反向格义”去重新理解我们自己的语词和义理,就是以西释中｡中国几代哲学工作者从哲学的核心范畴､某派西方哲学或重要哲学家的思想框架重新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使其具有了西方哲学的逻辑架构和理论内涵｡新中国的前30年,我们依据苏联模式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框架,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两个对子”理解和书写中国哲学史,这一方面推进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另一方面也难免把中国古代思想简单化､形式化,遮蔽了其中丰厚的义理趣味及其现代思想价值｡我们设想是否可以回到西方哲学的根基处,从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的完成形态去探索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在形而上学基本原理的思想框架和思想平台上,两种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世界观,基于人类共有的思维规律和生活形式能够得到彼此通达的相互理解｡
一､形而上学的开端及其内在矛盾
“形而上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是安德罗尼柯在编撰亚里士多德遗稿时,将讨论第一哲学的若干卷著作编排在《物理学》之后,并将其统称为“τμεττφυσικ”,意为“物理学之后诸篇”｡拉丁学者将其转写为 Metaphysica,开始进入欧洲诸语言｡近代日本明治时期,为了系统引进西方哲学,东京大学教授井上哲次郎在1881年出版的《哲学字汇》中,借用中国《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将英文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意指研究超越形体之上的抽象原理之学问｡在一定意义上,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西方学术史上公认的第一部哲学教材｡亚里士多德在这本书中一定意义上奠定了后来被黑格尔､胡塞尔这些哲学家所称谓的希腊理性精神｡希腊理性精神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篇就讲人本自由,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这是人的自由本性的充分实现｡大家都知道卢梭的说法:“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那么,人在何种状态下才能真正自由?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为任何实用目的的学术研究,才有自由的可能性,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才是人的自由的实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把幸福的最高等级定义为沉思的生活,亦即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我把它叫作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进行了细致的学术分类｡首先是操作性的经验知识,他的说法是:“有经验的人只知道其然,而不知道其所以然｡”就是我们可能很熟练地操作某个方面的技术,但是只知道怎么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是比较低级的知识｡第二层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类似于工程师的知识,工程师可能比技术工人高明在他懂得原理和原因,知道为什么如此操作,这是更高一层的知识｡再高一层的知识,就是关于事物普遍的原理和原因的知识,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科学家层面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对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又进行分类,其中有数学､物理和哲学,前两者也是关于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哲学是关于事物最高原理原因的知识,他将其定义为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要研究事物最高的原理和原因,他的研究从第一实体出发,也就是个体性的实体,再到一种属的第二类实体,到最后最高的实体,以此寻找最后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不可避免地找到了神｡亚里士多德所开启的形而上学传统,支配了西方哲学大约上千年之久｡
西方基督教一开始接受了柏拉图主义哲学,后来更重视的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亚里士多德作为古代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支配了西方文化上千年｡这样一个开端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呢?在后来的形而上学发展中经由了一些什么样的道路?首先,像我的导师高清海老师认为,西方哲学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本体论化的思维方式,总是要找一个本体,要找一个最后的原因来解释和说明世界｡这种思维方式的内在矛盾,就是对最高原理和原因的寻求会陷入无穷的解释倒退——原因背后还有原因,这样是一个无穷倒退的因果链条,那么到最后或者是终结于神,或者是终结于神秘｡邹化政老师指出,古代本体论不可避免地陷入逻辑矛盾,邹老师将其概括为本体论之谜｡这个谜语是本体如果先于现象而存在,在时间上先有一个本体,然后再产生现象,那么会出现矛盾｡本体自身如果是一个现实完满的存在,它没有必要产生现象,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难题,上帝如果作为本体,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那他为什么还要经过创世,还要创造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作为一种自身现实性的存在,他就没有理由必然产生现象界｡如果这个本体不能自身存在,那么它如何存在?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本体只能存在于现象之中,他不可能有一个单独的在现象之前的现实存在,但它却是现象的根据和原理｡所以邹老师认为只有黑格尔破解了本体论之谜,解决了这个本体论的逻辑困难｡
按照高老师的看法,这样一种追溯终极原因和本体的思维方式必然也把人的本质作了本体论的还原,无法解释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高老师认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终结了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人不能用先在本质解释他的规定性｡这接近存在主义哲学的看法——人的本质是人的自我选择｡马克思哲学是实践自身生成,人只能在自己的实践中生成自己的本质｡高老师还形象地说:“孙子的本质不能到爷爷那儿去找｡”在生物遗传学的意义上,可以说爷爷具有先在本质的决定作用,但是人的社会本性不能用爷爷对孙子作出解释,在社会意义上只能来自他独特的个人实践,个人实践决定了他的本质｡所以高老师认为,马克思哲学终结了传统的本体论思维方式｡
还有很多矛盾｡比如说康德发现的四个二律背反,要是寻找最终的原因,那么只会陷入辩证幻象｡吴晓明教授以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阐明“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异”,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得以构成并成为定局:1)将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分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亦即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彼岸的世界和此岸的世界､神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分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2)认为‘真理’或‘实在’仅仅属于超感性世界｡3)如果感性世界中的个别事物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是‘真理’或‘实在’,那么,这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分有’了超感性世界的理念(存在着､分有了作为理念的存在)”｡
我们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集中了形而上学的内在矛盾,但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精神本体论,西方哲学已部分地突破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比如感性和超感性的分割和对立,解决了形而上学的内在矛盾,达到了一种完成形态的形而上学基本原理｡
二､黑格尔对形而上学基本原理的完成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改变了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古典哲学关于最高原理和原因以及本体的论断,作为人的认识需要认识的根据和原理的前提,康德和黑格尔所说的知性形而上学或独断的形而上学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经过认识论反省的思辨的形而上学｡这同时意味着统治欧洲千年的宗教神学及其关于上帝的原理也改变了它的理论内涵｡经过自然神论､泛神论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演变,外在超越的上帝渐次回归自然和人本身,至德国古典哲学上帝原理转变为人的意识原理亦即人性原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论,以绝对理念的自我意识､实体即主体的原则,基本使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和本体理论达到了内在的统一,精神的活动性及其自身规定,既是质料,也是形式,既是动力,也是目的,这些最高原因在精神实体的辩证运动中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一定意义上克服了本体论化思维方式的根本缺陷,他以逻辑先在性的原则解决了“本体之谜”,既肯定本体的存在,又否定它的自身存在的现实性,本体只能在现象中存在;本体既是现实的原理和原因,又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自由根据;本体既是自然的理念,也是人实现自由的伦理本体,黑格尔完成并终结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
黑格尔思辨地阐释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原理,说明超越的本体不能离开现象而存在｡基督教的著名原理是“三位一体”,圣父就是上帝,圣子是耶稣基督｡那么圣灵呢?黑格尔把它解释为是教会社团的基督精神｡黑格尔用上帝､耶稣和圣灵的三位一体解释他的哲学体系｡上帝作为根据和本体,必须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人世间,也就是进入现象界(现实世界),否则上帝就是一个纯粹抽象的存在｡我们也可以说,圣子耶稣是道成肉身,是上帝的肉身化表现｡圣子作为上帝的现实表现,他要在基督信徒中实现对上帝的自我意识,通过信教的人众,达到对上帝的自我理解｡在这样一种对基督教的解释中可以显现出黑格尔对柏拉图主义矛盾的解决——上帝作为本体只能通过圣子作为现象而存在｡否则,上帝就是一个抽象的理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理念和现象是不可分割的,理念就在现象中存在｡因此,作为世界的本体,本体表现为现象的规律,达成本体､现象,规律三者的统一｡但凡存在本体,本体必然表现为现象,而本体如何表现现象的规律,我们也可以说是圣灵｡这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
第二个原理,是我前面提到的邹老师的《黑格尔哲学统观》中第二章的标题:“黑格尔说明世界的原则——一个逻辑先在性”｡前文已经说明,本体如果要在时间上先于现象而存在,那么本体就没有必然性表现为现象,所以它只能是在现象中存在,而在现象中存在的本体不能是一个时间的在先,只能是一个逻辑的先在性｡这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难点,我们通常说先后,只能理解为是时间上的先后,怎么会是逻辑在先,而与时间先后无关呢?实际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就有规定｡亚里士多德已经对定义先在和时间先在做了区分｡为什么要强调这样的区分呢?邹化政老师认为,多年来对黑格尔哲学的根本误解,就是把绝对理念看作时间上先于世界的存在｡如果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理解成时间上先于世界而存在的东西,它就变成了神秘主义的东西｡绝对怎么能创造出､外化出自然界?针对国内外对黑格尔哲学的误解,只有在逻辑先在的意义上理解绝对理念,才能唯物主义地改造黑格尔,把绝对理念作为精神活动性的原理,看作是世界自身运动的规律｡列宁《哲学笔记》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摘要经常做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解读｡列宁的做法是,当黑格尔谈到概念的时候,列宁把它读成规律｡这样就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解读,所以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感慨,《逻辑学》是黑格尔著作中最唯心主义的著作,但是他又认为,黑格尔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为什么会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那是因为黑格尔哲学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的原理｡
要理解黑格尔逻辑先在性的观点,需要正确理解他的“理念外化为自然”的命题｡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命题:“自为的理念,按照它同它自己的统一性来看,就是直观,而直观着的理念就是自然｡”在《逻辑学》中,黑格尔则表述为:“当理念把自己设定为纯粹概念及具实在性的绝对统一体随之使自己凝聚为一个直接的存在,它就是这个形式下的总体性——自然界｡”这是黑格尔逻辑学向自然哲学过渡的一个命题,直观的理念就是自然,实际也意味着理念只能在自然中存在,只能通过自然感性直观地显示出来｡也可以说,自然就是感性直观的理念｡“外化”不是时间中的演化过程,而是逻辑上理念的不同形态,亦即纯思的理念和感性直观的理念｡前者对后者是逻辑先在｡
本体作为现象的根据和原理是逻辑先在的东西,它没有自身存在的现实性｡从认识论上说,相对容易理解逻辑先在性,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定义先在”｡或如康德所说时间､空间的感性形式和先验知性范畴是使经验得以可能的先天条件,或如黑格尔､恩格斯､列宁所说,在简单的感觉命题里即包含实体和属性､个别和一般的范畴作用｡但从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理解逻辑先在却有更多困难｡因为从存在的观点看,更难脱离时间先后的思维逻辑,说从存在论上亦有逻辑先在,这是很高的思辨观点｡黑格尔在逻辑学的存在论中讨论的质和量,实际上是在斯宾诺莎实体和形式理论的基础上,说明现实的空间和广延之量的本体根据｡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即使是黑格尔用逻辑先在的概念发展的体系作为本体的规律和原理,这仍是高清海先生所说的先在本质决定的本体论化思维方式,那么,人的自由如何可能?这是形而上学原理的更大难题｡
康德把传统形而上学称为知性形而上学,知性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就是用知性概念规定理性对象,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种种矛盾｡众所周知,康德哲学所说的理念,也就是理性的概念,主要指上帝､心灵和世界整体｡在他看来,上帝､心灵和世界整体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不能用知性的方法来解决,那么怎么解决呢?答案就在《实践理性批判》当中｡康德依托人心中神圣的道德律,论证或者说设定人的自由,康德使自由意志和道德法则相互论证:人之所以遵从道德法则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道德法则反过来证明或者说是设定人是自由意志的存在｡简单来说,道德法则本质上是一种规范性的概念,我们之所以遵守一个规范,那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否则我们就没有任何道德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已经重新设立了形而上学的本体,即人和自由｡在现象界,人没有自由,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然因果决定的;而在本体界､在伦理生活中,人是拥有自由的主体｡由此可见,德国古典哲学实现了形而上学原理的转变,确立起我要讲的第三条原理——以人的自由为基础的伦理本体论｡
黑格尔哲学是精神本体论,或者说是精神观点的思维方式｡绝对理念是世界本体,而在绝对理念自我意识的精神活动中,人是根本的自我意识环节,人的自由在伦理共同体中的实现,是过渡到绝对精神的客观精神｡黑格尔《哲学全书》的逻辑体系,是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再到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的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讨论灵魂,第二部分是意识｡意识主要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学就是黑格尔的意识哲学｡第三部分就是精神哲学｡精神哲学的最高形态是绝对精神,具体包含艺术､宗教､哲学三个环节｡而在达到绝对精神之前最根本的是人的伦理生活,即客观精神｡黑格尔批判包括康德在内的近代启蒙哲学,认为这类哲学是肤浅的､空疏的｡黑格尔最早对现代性做了反思和批判｡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启蒙哲学的肤浅空疏主要是因为它只发挥了人性发展的一个环节——主观性的原理｡启蒙哲学固守单纯的主观性原理,而黑格尔关注的自由只能存在于人的伦理生活之中——自由不是空疏的自由,也不是简单的道德的自由,那么自由只能是在伦理共同体中,也就是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中存在｡这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和精神哲学中讨论的内容,体现出黑格尔哲学既具超前性又带有保守性的特质｡
人怎么才能够自由呢?在黑格尔看来,自由只能实现在伦理共同体中,否则就是主观任性的自由｡很多人以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自由｡黑格尔认为,这恰恰是受着低级情欲的驱使,可以说是动物式的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被欲望所支配,而欲望是自然的,是人与动物共有的,被与动物共有的欲望所支配,恰恰是服从自然律,是被自然所奴役｡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坚守的主观道德自由存在一个明显的缺憾(也可以说是康德伦理学的缺憾)——只停留在形式上的自由,而不是具备伦理实质的道德哲学｡所谓伦理实质,就是人的自然欲望和自由在现实的伦理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实现｡黑格尔对国家过于崇拜,直言:“人们必须崇敬国家,如同崇敬一个尘世的神物｡”自由主义哲学家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国家主义哲学｡但不可否认的是,黑格尔所强调的自由的伦理维度依然具有深刻的合理性｡如果按照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逻辑来看,古代社会是原始淳朴的伦理共同体,类似于我们设想的原始社会状态｡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所谓的现代社会,黑格尔认为构成辩证发展的反题,这个反题很重要,要没有这个反题,人不可能有高度的发展,但是这个反题终究要走向合题,回归到伦理共同体中的自由生活｡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应该说是黑格尔时代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讨论了社会保障等问题,内容十分丰富｡全书强调的就是:这种实质的伦理生活才是自由实现的可能｡这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第三条基本原理｡
三､早熟的智慧: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
20世纪西方哲学是从反叛黑格尔开始的,黑格尔对形而上学基本原理的完成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终结｡人们诅咒黑格尔该死的“绝对”,“拒斥形而上学”成为响亮的哲学口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大都认为哲学进入了后形而上学的时代,罗蒂说的后哲学文化､后形而上学希望,哈贝马斯说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海德格尔说的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等等｡在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中,用经验科学的标准否定了形而上学的科学意义,用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形而上学同一性哲学的恐怖,用文化形式的平等精神否定了哲学作为最高真理的文化霸权,用语言分析和精神分析消解了形而上学话语的语词的误用和意识明证性的幻象｡作为事物最高原理和原因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至少意味着作为知识形态､绝对真理体系的哲学终结了,它同时敞开了更为广阔的思想可能性的空间｡古老的东方思想､中国传统的智慧,能否“登场”,为人类文明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和价值导向,这可能需要融汇中西的哲学创造｡前文讲到,自哲学传入中国以来,即在以中释西和以西释中的解释循环中会通､创造,在概念､命题､原理的不同层面相互注释和理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今天,以形而上学基本原理为思想框架和平台会通中西哲学还有理论价值和意义吗?我们认为,以黑格尔的完成的形而上学基本原理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不仅会发现其中形而上学思辨的极高明的智慧,而且会发现人类思维和文明发展的某些共性的规律,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由于其语言和文化的特点,可以避免西方形而上学的某些固有缺陷,从而对当代哲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随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在所谓“轴心时代”,东西方都出现了脱离原始宗教的神话思维,而从宇宙发生和宇宙构成的原理思考世界的形而上学｡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亦是形而上学的开端,至老子《道德经》,中国形而上学思想达到了很高的哲学思辨水平｡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也可以说是“早熟的智慧”｡有人说,老子的道模糊含混,既是本体,也是规律,也是世界整体,但这恰恰是它的高明之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道是宇宙的本体;“道法自然”“周行不殆”,道是自本自因的宇宙规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夫物芸芸,各归其根”,道是万物的统一的宇宙整体｡所以说,老子的道基本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和“实体理论”的统一,接近黑格尔本体､规律和现象统一的思辨本体论,是惊人的早熟智慧｡说是“早熟”,因为缺少知性认知的充分发展和逻辑规定,它只能是隐喻的乃至诗性的论证和猜想,但这又是它在当代具有启示意义的东西｡
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难题是本体存在问题,本体不能自身存在,因而只能是逻辑先在｡中国传统哲学早在黑格尔几百年前就明确提出和解答了这个理论难题,这又是令人惊叹的早熟智慧｡朱熹明确主张“理在气先”,并且是逻辑在先｡他说:“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在现实存在中,“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从时间上看,理在气中;从本体说,理也只能挂搭于气,而表现为气之理,理是表现气的规律｡唯物主义者王夫之难以接受逻辑先在的思辨,他说:“理在气先,乃说之在先,臆之在先,非实有之在先也｡”但这却清晰地说出逻辑先在的含义,说之在先,臆之在先,也就是说和思的逻各斯在先､逻辑在先｡即便主张唯物论的气一元论,作为本体的气不是感性经验的气,它如何生成万事万物,也需要逻辑先在的论证和考量｡
不管是宇宙论的本体､规律和现象的“三位一体”,还是本体论逻辑先在的思辨,哲学对万物最高原理和原因的寻求,都是高清海先生所说的本体论化思维方式｡这种先在本质决定的思维方式如何回应人的自由和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这是形而上学原理的更大难题｡因为哲学是人学,哲学所说的世界实际上是为人的意识所到的属人世界,用现在的说法是“有限算力”嵌入无限复杂世界的自我意识｡“人是哲学的奥秘”,世界观､本体论终究是为了回答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前文说过,黑格尔以绝对理念自我意识的哲学体系,为人的自由和价值留下了哲学地盘,人生的意义似乎就是个体精神逐步达到绝对精神,这也实现了人的精神自由｡但自由只有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伦理共同体中,在与客观精神的统一中才能实现｡在黑格尔的思辨视野中,孔子的思想只是一些人生的格言和训诫,却看不出这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和形而上学｡“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孔子基本不讲宇宙论的问题,但他却从人的生命成长内在地触及了“天命”“天道”的世界界限｡孔子以一种可称为“学习本体论”的生命成长理论,渐次达到“知天命”“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自由和人生使命的完成｡在《中庸》和《大学》等中,这种人生形而上学得到系统的表达｡“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每个人自然禀赋不同,而在人生修养的道路上,经过漫长的学习､反省､升华,都可以在依据天道､人道的正道中,“各正性命”,达到人生的完满｡我曾说,这种修养论的内在超越是可完成的形而上学,在当代尤其具有世界意义｡儒家讲“发而皆中节”的中道和庸常,讲“诚之者人之道”｡这至少有两点在当代有矫正的作用｡一是在一个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规范体系中,每个人都有由自然天赋划定的命分和本分,不知命而妄求､妄作,是现代人焦虑痛苦的根由｡二是人的自由和生死这最根本的人生意义问题,只能在伦理共同体的自觉意识中得到解决｡现代人的问题是以原子式个人的自我意识,把个体的自由和生命的价值绝对化,自由成为基于自然欲望的任性和率性,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欲望法则,或是“我要”的原则｡婴幼儿只知道满足欲望,但他稍微明白事理,就知道欲望的满足需要父母看护者的帮助,“我要”就需要“我们”｡现代人“我要”的欲望逻辑是娇惯坏了的幼儿世界观和自由观｡更为重要的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绝对化,使个体面临死亡的绝望和虚无,只有在共同体中的不同程度的群体自我意识中,才能淡化死亡的恐惧和虚无,才能有人生意义的稳固的托付和归宿｡因此,儒家明智通达的人生哲学意义重大｡
在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形而上学终结了｡海德格尔认为,在马克思之后,哲学只有模仿性的复兴｡我认为,形而上学的终结是知识形态和绝对真理体系形而上学的终结,而人寻求意义的形而上学本性并未消除和改变｡因此,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因其语言､文字和诗､史性质,在当代意义和价值更为凸显｡文史哲不分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如《兰亭集序》《赤壁赋》等这些千古美文,如《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名著,都一定意义上是哲学文本｡《兰亭集序》于文人极乐之时,发出“死生亦大矣”的喟叹,而苏东坡的《赤壁赋》也可作哲学解读｡前人称赞“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是天然句法,我曾说这种精准自然的山水描画,可有助于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大地的言说和存在的召唤｡而文中关于生死的讨论,达到了很高的思辨水平｡文中开篇,众人泛舟江上,对月当歌,后来突然有人吹箫,使人生发悲观的感慨,生命美好却短暂,遥想曹操这般的风云人物早已不再存在,从而感慨生命的短暂｡苏轼为了安慰他的这些朋友,做了一个哲学的思辨,说月亮有时候满,有时候会亏,但是月亮本体常在｡虽然现象变化,但月亮的本体没变;长江水流不断,刚才的水早已流到下游去了,但是长江亘古长存｡苏轼随即提出两个视角:从变的观点看世界和从不变的观点看世界｡我当年困惑这个问题:可以说月虽盈亏,但月长存;长江恒在,水流不复｡但放在人身上不行,人怎么能够用一个本体和现象的关系解释生死呢?这里暗含着黑格尔的思路:人的类是永恒的,而个体只不过是人类的生命表现｡为人类而工作和思考,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共有精神｡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一种非知识形态形而上学的可能｡这是形而上学发展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哲学或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事物最高的原理),这种学科的等级不存在｡罗蒂使用过“文化之王”这个说法,这种将学科划分等级的做法,在大众文化盛行的社会绝对不能接受｡也就是说,社会不可能接受哲学的文化特权｡既然没有了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没有了知识等级表中哲学的优越地位,那哲学还能干什么呢?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哲学何为?在我看来,哲学仍然需要形而上学的思考,这仍然具有文明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哲学不能再作为一种居高临下的教导,总想教育别人,现代人具有民主的､平等的精神,只能有平等的公共对话,职业的､经过专业训练的哲学工作者只能平等地参与当今时代的大众文化讨论｡第一,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开展哲学对话,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必然趋向,很有意义｡第二,主动和大众文化对话,哲学工作者凭借职业教育和职业训练,能够给予人们一些启示,而不是教导大众｡身为哲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有非常清醒的自我定位｡哲学仍然是崇高的事业,哲学的形而上学追求具有永恒的意义｡
〔作者孙利天,延边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长春 130012〕
本文原文刊载于《浙江学刊》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