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沛:《周易》象辞关系的独特识见——论焦循易学的象辞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21-08-21 00: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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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沛  

  


   焦循易学之所以独树一帜、风格迥异,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他对《周易》象辞关系的独特识见。经过长年累月的求索,焦循终于得以回答父亲“‘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畜》言之矣,何以《小过》又言之”的《易》辞重出之问。依他之见,虽然经传辞句各具文意,但其实不过是一个个象数标记符的逐字拼接。圣人精心构设同辞标记,一则提示出系有同辞的若干《易》卦可由卦爻运行相连一体,再则令后学从中悟得每一字词的象数内涵。所谓同辞,不单指语词的重复使用,还包括同义互训和同声假借。尽管这种独特的象辞观今天看来依然触目惊心,却不可盲目否定之。

  

   中国古代思想家钟情的经典注疏尽管包括对前人成说的频繁征引,却始终不同于文献资料的采集汇编。究其根本,历代学者总有其各不相同的讨论面向或表达诉求,所以才不厌其烦地对《五经》《四书》等原始典籍予以重释。在古代易学史上,清代焦循(1763-1820)的《易学三书》是象数注经派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该书曾被时人推许为“石破天惊”之作,并对此后易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焦循易学之所以独树一帜、风格迥异,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他对《周易》象辞关系的独特识见。

   一、“《易》之辞指识其卦爻之所之”

   焦循的治《易》思路直接源于幼年时期父亲焦葱的一个提问:

   历来讲《易》者,多不能使《易》辞了然明畅厌人意。惟于辞之同处思而贯之,当得其解。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畜》言之矣,何以《小过》又言之?“帝乙归妹”言于《归妹》宜矣,又何以言于《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言于《蛊》矣,何以《巽》又言“先庚三日,后庚三日”?

   长久以来,《周易》经传的文辞重复似乎只是无需深究的事实。虽然历代注家对此必有察觉,但从现有文献来看,同辞现象直至焦葱才被视为颇有讨论必要的易学问题。那么,《易》辞重出何以会成为一个易学问题?它是否基于某种理论前提?显然,同辞现象并不足以激起义理派学者的好奇心,因为他们始终追求的是贯通全《易》的“理一”,而非条目细节的“分殊”。在义理的层面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系之辞,都是对同一易道的文字言说。至于具体语词之同异,并不妨碍终极义理的表达。相较而言,象数派更多留心于《易》辞细节的条分缕析,而其以象解《易》的理论基点则在于《周易》象辞的严整对应。可是,“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同见于《小畜》《小过》等异象同辞的实例,却明显与象数派“同辞必同象、异象必异辞”的信念发生冲突。正是这一冲突,激发了焦葱对象辞关系的重新思考。即便他本人尚未形成某种确切答案,其问题本身还是传达出如下信念——《易》辞重出绝非偶然,必有某种深意寓于其间。

   自此,“于辞之同处思而贯之”便成为了焦循治《易》的运思方向。他深信,《周易》经传的同辞现象只能说明学者对《易》象缺乏正确的理解,绝不能因此怀疑象辞相应的根本原则。在此问题意识的驱动下,焦循从二十岁起广览博求历代《易》注,其中又以易汉学用力最深,可依然无法圆满解决心中的疑问。直至不惑之年摒弃众说,一意求索《周易》经传,终于以“实测而得”的“旁通”“当位失道”“时行”“相错”“比例”五种象数义例解通全篇《易》辞,并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方面,除极少数辞句外,《周易》经传之字词或意在说明“旁通”“时行”“相错”等卦爻运行规则,如“元”“交”“至”“食”“进”“密”“乐”等字皆指旁通两卦二五先行,“行”字指示旁通两卦初四互易,“惧”字指初四从二五,“施”“设”“尸”“射”皆指三上互易,“维”“庆”“功”指三上从二五,“利”字指时行,“贞”字说明卦爻运行成《既济》;或旨在判定爻变次序之“当位失道”,如“吉”字指示当位,“处”“寡”“孤”等字指示失道,“凶”字指示失道或者成两《既济》,“匪”字指示初四、三上接连失道,“艰”“难”专指接连失道成《需》《明夷》;或分别指示特定的卦象爻象,如“得”字指阳爻居五位,“丧”字指阴爻居五位,“金”字指示经卦乾,“虎”字指示经卦坤,“穴”字指示别卦二位上有互体经卦坎,“与”字指示别卦《咸》,“恒”字必指《恒》卦、“家”字必指《家人》卦。另一方面,《易》辞中的重复文句,则提示出系有同辞的若干《易》卦要么因卦爻运动相连一体,如《损》《咸》旁通,二五先行、初四从之成《益》《既济》,故《损》六五与《益》六二皆言“或益之十朋之龟”;要么按照同一规则运行所得之结果相同或相错而互为“比例”,如《小过》《中孚》旁通,二五先行、三上从之得《咸》《既济》,《小畜》《豫》旁通,二五先行、三上从之亦得《咸》《既济》,即《小畜》《豫》二五先行、三上从之为《小过》《中孚》二五先行、三上从之之比例,故《小畜》卦辞与《小过》六五同言“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总之,《周易》象辞之间存在绝对严整的对应关系。辞是象的形式符号,象是辞的实质内容。对此,焦循曾用数学、古琴和象棋等一系列比喻来加以说明:“譬如绘句股割圆者,以甲乙丙丁等字指识其比例之状,按而求之,一一不爽。义存乎甲乙丙丁等字之中,而甲乙丙丁等字则无义理可说。于此言‘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于彼亦言‘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即犹甲乙丙丁等字之指识其比例也。义存于‘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中,而‘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则无义理可说也……又如作琴谱者以勹乚艹等攒蔟成字,一望似不可解,乃一一按而求之,其音之抑扬高下随谱而传。读《易》者,当如学算者之求其法于甲乙丙丁,学琴者之写其音于勹乚艹。夫甲乙丙丁指识其法也,勹乚艹指识其音也,《易》之辞指识其卦爻之所之,以分别当位、失道也。”“如棋有车马炮卒士相帅将,按图排之,必求之于谱乃知行动之法,其精微奇妙存乎其中。若舍去谱而徒排所谓车马炮卒士相帅将者,不敢动移一步,又何用乎其为棋也?六十四卦,车马炮卒士相帅将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辞,谱也。不于辞中求其行动之用,是知有棋而不知有谱者也。”在焦循看来,与几何学用文字表示图形、琴谱以符号标记琴音、棋谱记载棋子的行动步法相类,《周易》经传之辞乃是为指示卦爻象变动的规则与次序而设。

   正是基于象辞相应的信念,焦循对“三圣作《易》”的发展历程作出了全新的诠释:“伏羲设卦,辞自文王始系之……‘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所之者何?即刚柔之相推者也。刚柔者,爻也……所之者,初之四、二之五、上之三也……当时旁通行动之法,必口授指示,而所以通德类情者,乃人人易知。历千百年而口授指示者不传,但存卦之序。当日所推而有所之者不可见,文王虑学者仅见其以反对为序,而不知其以旁通者为所之之变化也,而指之以辞,告之以辞,故既云‘各指其所之’,又云‘系辞焉所以告也’。夫文王之所指,即伏羲之所指,文王之所告,即伏羲之所告。伏羲以手指之,文王以辞指之。伏羲以口告之,文王以辞告之。”焦循认为,伏羲的全部思想皆承载于旁通、时行、相错等卦爻运行规则之中。此时尚无文字,六十四卦如何行动唯有亲口传授、当面指点,以致千余年后,伏羲之意几近失传。所幸文王独得其间,于是观象系辞以明卦爻动变。然而,他并不直接给出爻变规则,而是将相同字词系于具有象数关联的若干卦中,令学者顺循同辞标记自行参悟。及至孔子,才有“韦编三绝”之事:“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非不能解也。正是解得其参伍错综之故。读至此卦此爻,知其与彼卦彼爻相比例引申,遂检彼以审之,由此及彼,又由彼及彼,千脉万络,一气贯通,前后互推,端委迭见,所以韦编至于三绝。即此韦编三绝一语,可悟《易》辞之参伍错综。孔子读《易》如此,后人学《易》无不当如此。非如此,不足以知《易》也。”焦循认为,孔子学《易》韦编三绝,只能从文王系辞的特殊角度寻求理解,绝不可由此污蔑圣人的智性不足。当孔子彻悟二圣之旨后,唯恐学者仅凭文王之辞不易明了伏羲之象,便又作《易传》十篇。其篇名虽各有不同,内容却无一不是以文字指示六十四卦的行动之法。也就是说,无论思想实质还是表达形式,孔子之传均无异于文王之经。既然二者皆在揭示伏羲发明的卦象变化,则三圣之《易》即应视为互诠互显、相即不离的统一整体:

   说者谓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近世儒者多知其说之非,而欲于孔子十翼为彖辞、爻辞之义而不俟他求。然文王之彖辞,即伏羲六十四卦之注,而非如学究之所为注也。周公之爻辞,即文王彖辞之笺。孔子之十翼,即彖辞、爻辞之义疏,而非如经生之所为义疏也。何也?学究之注,经生之义疏,就一章一句、枝枝节节以为之解,而周公、孔子之笺疏,则参伍错综、触类引申。以学究经生之笺疏视之,孔子之《十翼》仍不可得而明,文王、周公之辞,仍不可得而通……盖经以辞之同者为识,传亦以辞之同者赞之。彖、象之辞,含而未明,则补其所未言,以申其所已言。譬如已有左翼,而增其右翼。或章此翼以见彼翼,或反彼翼以见此翼。赞之以《彖传》《象传》,犹恐其未明,又赞之以《系辞传》《说卦传》《文言》《序卦》《杂卦》诸传……此孔子赞《易》之功,所以广大而通神也。惟其参伍错综、触类引申,不似学究经生,枝枝节节以为之解,而学者以学究经生之笺疏例之,所以为赞为翼者不可见,而彖象之本意亦不明,遂觉孔子之传,无当于文王、周公之辞。夫孔子之传,所谓翼也、赞也,文在于此而意通乎彼。如人身之络与经联贯,互相纠结,针一穴而府藏皆灵,执一章一句以求其合,宜乎三隅虽举,仍不能以一隅反也。明乎其所为翼,所为赞,则以《彖》《象》《序》《杂》诸传,分割各系经句下者,非也。李鼎祚割《序卦传》附于每卦,钱士升《周易揆》又割《杂卦传》分系。疑《说卦》《杂卦》两传非孔子作者,非也。观传可以知经,亦观经乃可知传。不知经与传互相参补,舍经文而但释传者,亦非也。

伏羲画卦的全部深意皆寓于卦爻运行之中,文王、周公系辞的目的即是以相同字词彰明伏羲创设的象数规则,孔子作传的宗旨则是在文王、周公所作经文的基础上增添更多的同辞标记。它既是对伏羲卦象的再次说明,又是对文王之辞的进一步补充,因此被称为“十翼”。显然,焦循关于三圣作《易》的所有讨论都是围绕象辞相应这一中心展开的,实质还是为了强化“《易》辞指示卦爻行动”这一论点。依此观之,以往学界对《周易》经传的种种误解,都是未能领会象辞关系的真正要义造成的。于是,焦循对三种较为主流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判,同时申明了自己的经传观。首先,他对朱子主张的三圣分观表示了明确反对。依焦氏之见,三圣之《易》的层层递进构成了一种近乎经、注、疏式的的解释关系:伏羲之卦爻为经,文王、周公之经文为注,孔子之传文为疏。三者皆以卦爻行动为归,绝不可孤立视之。其次,他也不接受王弼、程颐和《周易大全》分传附经的文本编排。由于《易》辞指示卦爻行动是通过在不同卦中设置同辞来实现的,故而经文与传文的联系只存在于《周易》通篇的重复字词中,而非逐卦逐爻一一对应。例如,《乾》卦辞“元亨利贞”并不与《大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直接关联。《乾》之“元”字,当与《坤》《屯》《讼》等卦的“元”字合观,“君子”亦须与《易》辞全篇的“君子”二字互参。因此,将大传拆分附于古经之后,不单破坏了经传的各自完整,对理会象辞关系亦毫无益助。此即焦循《易章句》沿用朱子《周易本义》经传相分次序的原因。最后,他又不赞同费直、湛若水等人舍经释传的作法。因为这无异于把圣人在古经全篇及经传之间精心设置的相同词句一概舍弃,以致大大减小同辞的规模,最终造成某些《易》辞无法解释的严重后果。比如,一旦割裂《杂卦》“《噬嗑》,食也”与《井》初六、九三爻辞“井泥不食”“井渫不食”的联系,则“食”字之义殊不可解。究其根本,焦循在经传问题上的态度之所以与众不同,乃是因其对象辞关系有着异于前人的理解。他坚信,《周易》经传的所有文字无不出于圣人的有意安排。这种用重复词句提示象数运行的方法,被焦循称为“参伍错综、触类引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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