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家国一体:明末外戚刘氏家族的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6 次 更新时间:2021-05-09 15:36:11

进入专题: 明代   外戚   崇祯帝   刘效祖   家国一体  

彭勇  

   摘要:

   明代外戚素有“最为孱弱”一说,确实,在国家制度框架内外戚受到很严格的约束,同时,外戚又因系皇家亲族,享受着国家赋予的尊崇地位,呈现出明显的“与国休戚”的特征。明末崇祯皇帝生母的娘家、外戚海州刘氏家族的命运,前人少有关注,通过国家给刘家拨付养赡田、拨军修坟和刘家捐资助饷、阖门自尽等历史事件,可知明末外戚家族与皇权、国家命运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皇权时代的“家国一体”特征在明末有更为清晰的呈现。

   关键词:明代;外戚;崇祯帝;刘效祖;家国一体;

  

   中国古代“国”与“家”的关系是一个宏大的议题。对传统中国政治伦理中“家天下”“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特征,尽管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但都无法完全否认它们的存在1。自周代以来,宗法关系(“家”)在王朝运行体制(“国”)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即便王朝国家进入帝制时代,皇权专制不断加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不断被纳入国家制度体系之中,而宗法组织在基层社会仍然发挥着持久而强劲的影响,但“皇权下县”已是不争的事实,“家”和“国”之间维持着密切的关系2。

   本文所关注的“家”,不是全国范围内普通宗族组成的“家”,而是以皇权为纽带的皇家亲族。本文关注的问题是,随着皇权越来越高度集中,国家制度设计越来越细密,像外戚这样的皇家亲族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因为明代以后,世人咸称:“自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3然而,外戚毕竟拥有皇权赋予的特殊地位,“孱弱”是相对的、片面的,其身份、地位和社会影响均不可小觑。对此,学者虽有所注意,但许多重要的问题未及论述,或者存在明显的片面认识4。

   本文以崇祯皇帝生母的娘家、外戚海州刘氏家族为研究对象,尝试分析外戚家族与皇权、国家命运之间的内在关系。刘氏外戚仅存在于崇祯一朝,当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时,刘家也选择了阖门自尽,所以外戚刘氏家族出现和存在的时间都很短,又值鼎革乱世,直接的传世史料有限,学术界的关注也很少5。然而,生活在明末的外戚刘氏家族的事迹,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有明一代外戚制度运行的另一种视角,即从明末外戚家族的命运,回望整个明代外戚制度的发展演变;考察晚明外戚家族的种种表现,探讨外戚与国家和皇权运行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皇权时代“家国一体”的某些特征。

   一养赡田的拨付与明代国家田地的管理

   崇祯皇帝朱由检是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生母刘氏出身于世袭武官家庭。刘氏于万历中期应选入宫,她的父亲刘应元是和阳卫正千户。万历皇帝怠政之后,宫斗不止,朱由检和他生母的命运都很坎坷。据《明史》记载:“孝纯刘太后,庄烈帝生母也,海州人,后籍宛平。初入宫为淑女。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庄烈皇帝。已,失光宗意,被谴,薨。光宗中悔,恐神宗知之,戒掖庭勿言,葬于西山。及庄烈帝长,封信王,追进贤妃。”6可知刘氏年纪轻轻便丧了命,熹宗即位后,由检被封为信王,刘氏才被追封为贤妃(时间在天启二年,即1622年),但未见到刘氏家族在当时有封赠的记载。

   崇祯帝登基后,为其生母“上尊谥曰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毗天毓圣皇太后,迁葬庆陵”6,并开始对亲舅舅家进行一系列的封赠。孝纯皇太后的两个弟弟,“刘效祖为新乐伯,继祖为锦衣卫都指挥同知”;侄子“文炳、文耀,俱升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7。刘氏家族由此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显赫一时的外戚家族。据魏禧讲,刘氏“九世迁宛平,遂为京师人。传六世应元,取徐氏,生孝纯皇太后,为烈皇帝生母,后封瀛国太夫人者也,子效祖、继祖”8。

   刘家受封是按照明朝的制度规定进行的。明朝除立国之初外,严格限制外戚势力,宣德之后,后妃主要出自平民之家。即便是贵为皇后、妃嫔,除在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上有保障外,被严格限制参与政事,这种情况到明末依旧如此。刘氏家族此前一直是普通卫所的中低级武官,体现了后妃主要来自平民家庭的基本特征。这也反映了明朝对后妃、外戚在皇权专制和国家治理方面潜在危害的觉醒,把“家事”纳入“国事”之中,并从制度层面予以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9。

   刘效祖被封为新乐伯,也遵循了明朝对新任外戚封赠的规定,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也都及时落实到位。每年一千石的禄米,明朝也有明文规定:“吏部为钦奉圣旨事。奉圣旨:‘圣母懿亲刘效祖,着封新乐伯,岁给禄米一千石。’”10此外,还拨给“养赡田”700顷。

   养赡田政策源于明代的封爵之制,凡宗藩、勋戚皆有养赡田,唯前期耕地充盈,以实际田地拨付。到明代后期,在人口大量增加和耕地紧张的情况下,明廷还是坚定地援引先朝之例,给藩王、勋戚拨付养赡田,如隆庆二年(1568年)“给皇亲锦衣卫千户杜继祖养赡田七十顷”11,但在田地的数量和拨付方式上出现了分歧。万历四十年(1612年)之后,朝臣与皇帝在福王养赡田(藩府田地)问题上展开了长时间的论争,双方都认为拨付田地是应该的,因为“养赡田土,有前例可比,无额外增加”12,但对土地的数量以及落实的具体方案存在分歧。神宗“屡有明旨”,“俱交本府自行征收管业”,但明末各省的田额都很紧张,又要负担沉重的赋役,如中州之地早已半入藩府13,再从中挤出上万顷的耕地,真是很难做到,于是遭到官员和百姓的强烈抵制,“各官不请事体,恣肆抗违,不容清丈。却又阻挠佃户交纳银两”,最后采取折银抵作田租的变通办法,“认银一万两,折抵田租”14。这也说明,明朝后期的土地兼并已相当严重,耕地已无法满足皇家的贪欲,不允许他们自行管理。

   刘效祖养赡田的具体拨付办法,时任户部尚书毕自严(1569—1639)在其《度支奏议》收录的一份奏疏《题覆新乐伯刘效祖养赡田土疏》中保留了详细经过。其中云:“题为敬循旧例恳乞天恩敕赐田土以资赡养以广圣泽事,福建清吏司案呈,崇祯元年八月初九日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巡按直隶等处监察御史罗元宾题前事,内称:奉都察院勘札,准户部咨,该本部题中军都督府带俸新乐伯刘效祖赡田,照例将北直各府备边、屯牧等地勘拨七百顷。”15可知划拨养赡田是“循旧例”进行的。封伯者有养赡田700顷,也是明朝后期的标准。天启七年(1627年)时,宦官魏忠贤权势熏天,熹宗赐予他的侄孙安平伯魏鹏翼养赡田700顷,就是按照魏忠贤侄子魏良卿初封肃宁伯时的标准与成例,“仍行屯田御史择膏腴善地作速拨给”16。崇祯皇帝的岳父嘉定伯周奎乞养赡地700顷,也是援此例而行17。

   养赡田(地)的数量、来源也有章可循:“屯田御史所拨前项养赡地土,俱系见征备边、每亩三分起科之地,与例相合,堪以拨给。”这700顷土地是坐落在各府的“备边、屯牧地”,或“屯牧、备边等地”,或“屯、牧官勋备荒并庄窠等地”,性质上都属于官田。因为明代京畿之地也是防御重地,这里卫所密集、军卫错置,不仅有军屯田地,还有预留的备边、屯牧田地等官田,当然这些土地此前已长期有人耕种了。分给刘效祖的田地,均在北直隶、京畿附近,包括献县、遂宁、任丘和故城等县15。任丘曾是刘效祖任和阳卫正千户时长期生活之地,故在此地拨付的养赡田数量最多,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在明代,这些土地的性质一般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即便到了清初,这类官田在县志中仍然有清晰的标注,如在献县,“原额民军牧马共地九千三百五十九顷二十六亩八分五厘,内分优免地九百四十一顷六十亩七分五厘……行差地……寄庄牧马地一千四百五顷一十二亩四分二厘,河间、大同二卫军地一千五百八十九顷六十六亩一分,沈阳卫军地一千六百九顷六十九亩六分一厘二毫八丝”18。

   此时所谓的“拨给”养赡田,已经不是真正地将700顷田地拨给新乐伯本人耕种,而是将这些养赡田以“每亩三分起科”折收银两之后,先交到户部,再由户部转给新乐伯养赡使用。换言之,只是将这些土地上的收入转变了支付的方式。据载:“计开查拨过新乐伯刘效祖养赡地七百顷。一坐落献县,地八十六顷二十七亩,每亩征银三分,每年共征银二百五十八两八钱一分。一坐落肃宁县,地二百六顷五十七亩,每亩征银三分,每年共征银六百一十九两七钱一分。一坐落任丘县,地三百九十六顷一十亩,每亩征银三分,每年共征银一千一百八十八两三钱。一坐落故城县,地一十一顷六亩,每亩征银三分,每年共征银三十三两一钱八分。”15

   明代宗藩和勋戚的田地分封、征粮及经营等问题颇为复杂,前后变化较大。受财政白银化的影响,宗禄折银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宗藩和勋戚赐田的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19,外戚刘效祖的就与明前期实际拨给田地的方式大不相同,且此时已是定制了。养赡田拨付方式的变化也体现了明代田地制度的变化,因为明中期以后田地占有的格局已经形成,只能变通田地经营方式,即从原来分配给实际土地到拨付一定数量的土地数,既不需要外戚亲自经营,也不需要请人代为经营,只是把田土数量按照每亩三分的标准征收银两,此种做法可视为国家财政预算管理和运行方式的变化。

   到明末刘效祖的养赡田还能拨付得如此顺利,恐怕不仅是有前朝成例和“倘有迟欠,照例参处”15的严令,还与他是崇祯帝的至亲,各级官员认真执行有很大的关系。应当指出的是,强制执行的高效率,只能说明国家机器仍然保持着足够的运转能力,就像天启年间的重修三大殿、“三饷”密集加派以及崇祯朝的“己巳之变”可以在短时间内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样20,但这并不能掩饰隆、万以降宗藩、勋贵、外戚和大地主对全国土地资源的掠夺与占有的事实。至晚明,在人口密度很大的京畿地区再挤出700顷田地,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二捐资济困与明末的财政运行

   明代的外戚本质上是附属于国家权力之上的寄生群体,其社会地位整体上稍逊于皇室(诸王、公主)。在传统的国家政治体系中,外戚乱政的情况屡有发生,明廷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将外戚置于严格的管控之下,他们有着相对优渥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又被防范擅权与危害社会。承平之时,外戚除参加一些礼仪性的政治活动外,养尊处优,无所事事,仅有个别外戚因曾立有军功才被允许“参议国是”21。但是到了明末,国家出现严重困难时,外戚作为皇亲国戚,及时、积极地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比如明末经济匮乏时,皇亲、国戚、勋贵们都被紧急动员起来,捐资济困,“家国一体”关系得以清晰地显现。

   崇祯初年,明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毕自严在《度支奏议》中详细记载了此期国家财政的困难状况。此时身为外戚的刘氏家族因有岁禄米和养赡田的保障,依然过着富足的生活,如果不是国家过于困难,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在毕自严的多篇疏议中,都提到包括刘氏在内的外戚、勋贵、官宦等响应朝廷号召,在非常紧急之时捐资助饷、出力出钱,以解国家的燃眉之急。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大军向北京进发,京师遂于次月初一日宣布戒严,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己巳之变”。明廷一方面调集有限的兵力加强防御,号召各地勤王;另一方面筹集、运输粮饷物资,以保障京师的军需供应22。毕自严奏请皇帝说,鉴于形势紧迫,大兵压境,天气寒冷,漕运河道结冰,调集的漕粮军饷数量巨大,为保护好这些百姓的血汗钱和救命粮,必须抢时间运输、尽快分发。此时传统的运输方式已不能奏效,毕自严建议由户部主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调动军队、民兵,再雇佣人手,征集车辆牲畜,打一场粮饷保卫战23。

实际上,自迁都北京后,为保证漕粮及时、足额运抵京师,明朝尝试了多种办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漕粮运输体系。平常的运粮本不需要皇亲贵戚们动手,类似于发生在冬季的“冻粮”或漕粮“冻阻”问题,中央虽然无法彻底解决,但也有多种应对方案24。只是崇祯二年的形势过于特殊,才紧急动员勋戚参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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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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