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4世纪中叶勃发的民族革命，经过了二十年（1348至1368）的长期战争，方才告一结束。战争所波及的地带，北至和林，东至高丽，南至两广，西至陕甘，无一地不受蹂躏。战争的主角，最初是被统治的南人、汉人向统治者的蒙古、色目人进攻，夺取当地的政权形成群雄割据的局面。后来这些割据者的向外发展，引起各个利益的冲突，陷于混乱的互相残杀的吞并战中，同时对方的统治阶级也发生内部的政变，也同样地互相吞并，发生内战。这样，一方面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断地在苦战，一方面统治者因内部分化而发生内战，被统治者也因个别发展而互相吞并，结果，双方的实力俱因内战外战而减削，许多有势力的领袖都自然地被淘汰，被吞并，形成一个混乱的分裂的局面。最后，统治者因内讧而失去抵抗的能力，被统治者的无数集团则为一后起的有力的革命领袖所吞并，一蹴而将盘踞中原百余年的蒙古族逐出塞外，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汉族自治的大帝国。这一次大混战的发动，动机是民众不堪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在革命开始时，外表上蒙着极浓厚的宗教的迷信的罩袍，绝大多数的革命领袖和群众都是白莲教和弥勒教的信徒，举行着种种仪式，宣传弥勒下世救民疾苦的口号。一方面又假托是宋的后人，把这次革命解释为宋的复国运动。一直到朱元璋出来，他本人及其军队虽然曾隶属于上述的团体，可是一到了能独立行动的时候，他便决然地舍弃这双重的矛盾的策略——肤浅的欺骗的神话宣传和已经失去时效的冒牌的复宋掩护旗帜，更进一步赤裸裸地提出这一次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的解放，汉族应由汉人治理。这一鲜明的转变，更掀起了过去百多年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仇恨，得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深切同情，地主们也因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十年中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把整个汉族从蒙古人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二十年混战的结果虽然完成了民族革命的伟业，而在实质上，分析双方所含的因子，官吏地主商人完全拥护旧势力，和蒙古皇室及贵族站在同一战线。在反面，革命的领袖及其群众却完全是另一阶级，贫农、佃户、流民，组成了以推翻统治者为共同目标的革命势力。阶级意识的潜伏性划分了双方的群众，农民和地主冲突的尖锐化发动了这一次战争。统治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革命集团所代表的却是农民的利益，所以在表面上，尽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到后期民族意识的自觉，使革命集团的口号从政治经济的被压迫，转而侧重于民族地位的歧视方面去，因此，民族革命虽然完全成功，这一群领导者却已忘记了当初起事时的动机和目标，外族的压迫虽已解除，同族同种间的畸形的经济社会组织，却并未因之而有所改变。并且，这一群成功的领袖，都因他们的劳绩从下层爬到最上层，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代替他们所打倒的蒙古、色目人的贵族地主的地位，以暴易暴，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积月累，愈来愈厉害，统治者的榨取技术，经过长期的训练，却愈来愈高明。这一口号的转变，虽然在当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手段，可是，同时也因为这转变，忽略了革命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和最初所指出的社会病态，不能对最切要的土地问题加以彻底的解决，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败。
二
蒙古人在中国失去政权，被逐回到蒙古去，与其说是被汉族用武力所推翻，不如说是元帝国的自然崩溃。
元代的社会组织，是畸形的，不健全的。在文化方面，蒙古族比汉族落后，在人口方面，蒙古族和汉族的比例正如苍鹰之和大鹏同笼，他们单凭了武力的优越来控制一切。皇室、贵族、僧侣、官吏、商人、地主所组成的统治阶级，和用以维持政权的巨额军队，一切的费用均由被征服的汉、南人负担。汉、南人的生命财产由统治者任意处分，在政治上享受差别待遇，在同为被征服者的色目人之下。汉、南人的一部分被强迫作奴隶，世世子孙都为政府及其主人服役。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大地主，拥有全国最大部分的土地，汉、南人除一小部分例外，都被逼失去土地降为贫农及佃户。国内最大的商业经营都被操纵在回鹘人手中，他们更替蒙古贵族经营惊人的高利贷，挤取汉、南人的血汗。一方面下令没收军器马匹，不许集党结合，各地遍驻戍军，武装弹压，用以防止汉、南人的叛乱。1
可是，正因为对于汉、南人钳制之过分精密，一方面不待说深深种下民族间被歧视的仇恨，一方面则统治者因之松懈了警备征服地的情绪，耽溺于生活服用之享受，放恣任性的政治行为，替自己掘下待终的坟墓。
元世祖（1260至1294）继承先人未竟的遗志，继续用武力统一中国，是一个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英主。元代的一切规模都由他开始奠定。他在位的几十年中是元代的极盛时代，同时也由他的登极而种下帝国崩溃和覆亡的因素。
按蒙古族的习惯，合罕（即皇帝）的产生须由库利尔台（Khuriltai）选举。库利尔台在蒙古语中为聚会之义，凡国家有重大事件，须召集贵族大臣开库利尔台决定之。除选举合罕外，凡出征外国，颁布法令均有召集库利尔台之举。据可信记载，蒙古族自俺巴孩合罕（Ambakhai）以来即用选举制度。前合罕对其后继者有指名之惯例，但无左右库利尔台之权力，合罕之位，不但非父子世袭，即前合罕发表其所希望之后继者时，亦不必由己子中选之，而有由其他皇族选之者。1189年铁木真（Temudjin）由库利尔台选举为蒙古合罕，始称成吉思合罕（Chingis Khaghan）。1206年以统一北方民族之敌，由敖嫩河源地所开之库利尔台，更上同样尊号，举行第二次即位礼。成吉思合罕生前，指定第三子斡哥歹（Ogede）为后继者。成吉思合罕崩后，1229年秋于怯绿连河曲雕阿拉（即Kerülen河之Kodeghü-aral，Kodeghü为荒野草原之意，aral为岛之意）召开库利尔台，推戴斡哥歹为合罕。斡哥歹合罕（即太宗）初指定其子曲出（Guchu）为后继者，曲出死，更指定曲出之子失烈门（Shiramun）。但斡哥歹合罕死后，皇后朵咧格捏（Döregene）称制，召开库利尔台，不依指定改选己子贵由（Kuyuk即定宗）为合罕。不为皇族中最有势力之拔都大王（Batu）所赞同。定宗崩，拔都以与太宗后人不合之故，拥立成吉思合罕第四子拖雷（Tului）之子蒙哥（Müngge），虽经成吉思合罕长子察阿歹（Changhadai）系及太宗后人之反对，卒召开库利尔台立为合罕，是为宪宗。即位后对反对派大加屠杀，由此察阿歹汗国及斡哥歹汗国始不附。宪宗崩，末弟阿里不哥（Arigu Bukha）居守和林，中弟忽必烈（Khubilai）帅师征宋，回军在开平开库利尔台，即蒙古合罕之位。阿里不哥亦于漠北开库利尔台自立，内乱以起。宪宗诸子及察阿歹系诸王均附阿里不哥，太宗孙合失大王子海都（Khaitu）亦起兵助之。阿里不哥虽于至元元年（1264）势蹙来降，但海都仍拥兵与察阿歹后王笃哇联合抗中央。至元二十四年诸王乃颜叛于辽东，诸王哈丹等应之。由此钦察汗国、斡哥歹汗国、察阿歹汗国联为一系以与中央作战，数十年中兵祸相仍，蒙古大帝国在事实上完全瓦解，忽必烈合罕（世祖）及其子孙所领有的只是东方一部分的土地而已。2
世祖即位以后，库利尔台的形式虽然保存，但在实质上则已完全废弃，改选举制为世袭，采用汉人制度预立太子。至元十年二月立嫡长子真金（Chinkin）为皇太子，在册命中指明过去的内乱的原因是库利尔台制度的失败，他说：
仰惟太祖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预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为不显立冢嫡，遂启争端。3
制度虽然改变，但贵族大臣的势力仍足以左右帝室，成宗以后诸帝全由大臣拥立，再照例由库利尔台通过。世祖太子真金早薨，未及即位。真金子成宗（铁穆耳）方抚军北边，玉昔帖木儿拥之即位。成宗崩，丞相哈刺哈孙拥真金孙武宗、仁宗相继御极。仁宗立英宗为皇太子，英宗后为铁失所弑，拥立世祖长孙晋王甘麻刺子也孙铁木儿为泰定帝。泰定帝崩于上都，丞相倒刺沙立其皇太子阿速吉八为皇帝，枢密使燕铁木儿则立武宗子文宗，力战破上都军。文宗后让位其兄明宗，燕铁木儿弑明宗，仍立文宗。后文宗、宁宗相继崩，皇后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长子妥真帖木儿入京欲付以位，而燕铁木儿不愿，遂不得立，燕铁木儿死，顺帝始立。4政变内乱，相继不已；帝位的继承全由权臣操纵，引起帝国的分裂和统治权之动摇，这是元室崩溃的第一步。
世祖自平宋后，即从事于海外之征服。至元十九年（1282）命阿塔海、范文虎、忻都、洪茶邱等率兵十万出海征日本，遇飓风破舟，丧师而还。帝大怒，欲再征日本，遣王积翁往招谕，为舟人杀于途，始终不得要领乃止。又兴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缅国之役，爪哇之役。安南凡三征（1284至1294），最后师还，几为所邀截，从间道始得归。缅国凡两征（1282至1287），亦丧师七千，仅取其成。征占城（1282至1284）时舟为风涛所碎者十之七八，深入为所截，力战始得归。征爪哇（1292）亦不得要领。统计数十年中，无岁不用兵。用兵的军费无从设法，就从百姓头上打主意，任用擅于剥削的商人作财政官。中统三年即以财赋之任委阿合马，兴铁冶，增盐税，小有成效，拜中书平章政事。又立制国用使司，以阿合马领使事。已复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奏括天下户口，下至药材榷茶，亦纤屑不遗，其所设施，专以掊克敛财为事。逋赋不蠲，征敛愈急，天下之人无不思食其肉。阿合马死，又用卢世荣，亦以增多岁入为能，盐铁榷酤商税田课凡可以罔利者益利搜括。世荣诛死后，又用桑哥，再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以丞相领尚书兼统制使，奏遣忻都、阿散等十二人理算六省钱谷，以刑爵为贩卖，天下骚然，自至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始伏诛。世祖在位的三十几年中，几和这三位财政家相终始。5政治腐败，民穷财尽的情形，恰和这时期用兵海外的成绩相映照。因黩武用兵而极力搜括民财，任用以理财见长的官吏，造成一种贪污刻薄的吏治空气，这是元室崩溃的第二步。
除用兵外，对于诸王和僧侣的负担，也是促进元室崩溃的一个主要因素。上文曾说过合罕之举出须经库利尔台的同意；而库利尔台之最主要人物即为帝室同族的诸王及贵族勋臣。诸王贵族例有岁赐，如察阿歹大王位岁赐银一百锭（锭五十两），缎三百匹，绵六百二十五斤，常课金六锭六两。斡真那颜位岁赐银一百锭，绢五千九十八匹，绵五千九十八斤，缎三百匹，诸物折中统钞一百二十锭，羊皮五百张，金一十六锭四十五两。又有岁例外之赐与，如中统四年赐公主巴古银五万两。至元二年赐诸王只必帖木儿银二万五千两，钞千锭。四年赐诸王玉龙答失银五千两，币三百匹，岁以为常。其非时之赐予，如武宗以金二千七百五十两，银十二万九千二百两，钞万锭，币帛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匹奉兴圣宫，赐皇太子（弟仁宗）亦如之。又有朝会之赐与，元贞二年（1296）定太祖位下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下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成吉思合罕的宗族后人遍布欧亚，这几笔开支的数目是无法计算的。单就库利尔台会后赐与一项算，如武宗至大元年（1308）中书省臣言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者犹百八十余万，两都所储已罄。至大四年仁宗即位时的赐与总数是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银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钞二十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锭，币帛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八十八匹。6这一年的额外赏赐是钞三百余万锭。7僧侣的费用也占国家支出之大部，赵翼记：
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邵戒三谓元起朔方，本尚佛教，及得西域，世祖欲因其俗以柔其人，乃即其地设官分职尽领之帝师，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帅臣而下亦必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其宣命所至，与朝廷诏敕并行，自西土延及中夏，务屈法以顺其意，延及数世，寝以成俗，而益至于积重而不可挽……此体制之僭，虽亲王太子不及……仗卫之侈，虽郊坛卤簿不过……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威势之横，虽强藩悍相不过。8
并且时代愈后，僧侣势力愈大，费用也愈多。至大三年（1310）张养浩上疏言僧侣之病国云：
古者十农夫而闲民或一，今也十闲民而农夫仅一焉。欲民无饥寒之虞邈矣。夫富民之道，固不必家赐户赏，塞其蠹财害民之源而已……今释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饮醇啖腴，萃逋逃游惰之民，为暖食饱衣之计，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秕蓝缕以实腹盖体焉。今日诵藏经，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年构某宫，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处，曾不得茎茅撮土以覆顶托足焉……谬论生死，簧鼓流俗，聚徒结党，使人施五谷以为之食，奉丝麻以为之衣，纳子弟以为之童仆，构木石以为庐室，而人见其不蚕不稼，不赋不征，声色自如，而又为世所钦，为国家所重，则莫不望风奔效，髡首从游，所以奸民日繁，实本于此……臣尝略会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以之犒军则卒有余粮，以之振民则民有余粟，以之裕国则国有余资。9
僧侣的耗费竟占国家经费的三分之二。试以具体的事实作证，以内廷佛事一项而论，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每岁仅百有二，大德七年（1303）再立功德司，其目增至五百有余。十年中增至五倍。以内廷佛事的费用一项而论，据延祐四年（1317）宣徽院会计，岁供以斤计者：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他物称是。延祐五年前各寺作佛事，日用羊至万头。10元代的国家财政岁出岁入，据至大四年（1311）的报告，每岁支出钞六百余万锭，土木营缮百余处计钞数百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又加上内降旨赏赐三百余万锭，总计约须二千万锭。岁入常赋则仅钞四百万锭，入京师者又只二百八十万锭。而且同年十一月份国库所存止十一万锭11，岁出竟超过岁入十分之八。弥补的办法一面饮鸩止渴，豫卖盐引，动支钞本，例如至大元年的办法：
二月……乙未，中书省臣言：陛下登极以来，锡赏诸王，恤军力，赈百姓，及殊恩泛赐，帑藏空竭，豫卖盐引。今和林、甘肃、大同、隆兴、两都军粮，诸所营缮，及一切供亿，合用钞八百二十余万锭。往者或遇匮急，奏支钞本。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曷敢轻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不急之费姑后之。12
结果是阻滞盐法和钞法，扰乱金融，国家和人民都受其弊。另一办法是加税，延祐元年（1314）的课额已比国初时增五十倍。13中叶以后，课税较世祖时代亦增二十余倍，即包银之赋亦增至二十余倍。14可是国家财政仍不免入不敷出，陷于破产的地位，《元史·陈思谦传》记：
至顺二年（1331）九月上言：户部赐田，诸怯薛支请，海青狮豹肉食，及局院工粮，好事布施，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较之，动增数十倍。至顺经费，缺二百三十九万余锭。15
柯劭忞论元代财政，以为“夫承平无事之日，而出入之悬绝若此，若饥馑荐臻，盗贼猝发，何以应之。是故元之亡，亡于饥馑盗贼。盖民穷财尽，公私困竭，未有不危且乱者也”16。是说得很中肯的。
三
元代中叶的政治情形，武宗至大三年（1310）有一概括的报告。在这文件中已经很感慨地说一代不如一代，世祖时代的搜括政治，已成为后人咏叹的资料了。这文件的开头就说：
近年以来，稽厥庙谟，无一不与世祖皇帝时异者……世祖皇帝时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禄米以夺之。世祖皇帝时江南无质子，今乃入泉谷以诱之。世祖皇帝时用人必循格，今则破宪法以爵之。世祖皇帝时守令三载一迁，今则限九年以困之。世祖皇帝时楮币有常数，今则随所费以造之。世祖皇帝时省台各异选，今则侵其官而代之。世祖皇帝时墨敕在所禁，今则开幸门以纳之。世祖皇帝时课额未常添，今则设苛禁以括之。世祖皇帝时言事者无罪，今则务锻炼以杀之。
以下列举当时政治腐败的情形，最值得意的几点，第一是名爵太轻：
故于左右之人，往往爵之太高，禄之太重，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今朝廷诸大臣不知有何勋何戚，无一不阶开府仪同三司者。17
左右近侍因之恃恩骫法，紊乱官政，《元史》记：
至大二年正月乙巳，塔思不花、乞台普济言：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皆于田土、户口、金银铁冶、增余课程、进贡奇货、钱谷、选法、词讼、造作等事，害及于民。18
更互相援引，以中旨授官，破坏铨法：
时承平日久，风俗奢靡，车服僭拟，上下无章，近臣恃恩，求请无厌。时宰不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赐，耗竭公储，以为私惠。19
英宗时近臣传旨以姓名赴中书铨者六七百员，选曹为之壅滞。20此种由嬖幸得官之内外官吏，其对于平民及政府之恶影响，当可想见。第二是贵族擅政：
今国家为制宽大，所以诸王家室皆有生杀人进退人之权……天下淫僧邪巫庸医谬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无赖之徒，往往依庇诸侯王驸马，为其腹心羽翼。无位者以之而求进，有罪者以之而祈免。出则假其势以凌人，更因其众而结党。入则离间宗戚，造构事端，啖以甘言，中以诡计，中材以下鲜不为其所惑。21
第三是刑禁太疏，纪纲破坏。僧侣和嬖幸的恣肆，使法律成为具文，如秃鲁麻：
西僧为佛事，请释罪人祈福，谓之秃鲁麻。豪民犯法者皆贿赂之以求免。有杀主杀夫者，西僧请被以帝后御服，乘黄犊出宫门释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伦者，王政之本，风化之基，岂可容其乱法如是。帝责丞相曰：朕戒汝无使不忽木知，今闻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谓不忽木曰：卿且休矣，朕今从卿言。然自是以为故事。22
如大赦之频数，张养浩说：
近年臣有赃败，多以左右贿赂而免。民有贼杀，多以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未尝一岁无赦，杀人者固已幸矣，其无辜而死者冤孰伸耶?……臣尝官县，见诏赦之后，罪囚之出，大或仇害事主，小或攘夺编氓，有朝蒙恩而夕被执，旦出禁而暮杀人，数四发之，未尝一正厥罪者。又有始焉鼠偷，终成狼虎之噬者。问之则曰赦令之频故耳。意者以为先犯幸而不死，今犯则前日应死之罪，两御人货而止坐一罪，于我已多，况今犯未必死，我因而远引虚攀，根连株逮，故蔓其狱，未及期岁，又复宥之。岂人性固恶，防范不能制哉!诚以在上者开其为盗之涂故也。23
奖励官吏及人民之犯罪。政事浊乱如此，在荒旱交逼的时候，统治者犹自大兴土木，极宫室犬马之娱：
累年山东河南诸郡蝗旱洊臻，沴疫暴作，郊关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携幼，累累焉鹄形菜色，就食他所者络绎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妇至相与鬻为食者在在皆是……今闻创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则有五台增修之扰，内则有养老宫展造之劳，括匠调军，旁午州郡，或度辽伐木，或济江取材，或陶甓攻石，督责百出。蒙犯毒瘴，崩沦压溺而死者无日无之。粮不实腹，衣不覆体，万目睊睊，无所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免。24
在另一方面，基于种族的成见，内外官之长必以蒙古人为之，以汉人、南人为贰，色目人则与汉、南人处于互相钳制的地位。25南北的区分，种族的畛域，分别极严，歧视极甚，使当时人极感愤恨，叶子奇说：
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26
蒙古、色目人不谙中国情势，不习政治，甚至不识中国文字：
国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长，次设判署正官，谓其识治体练时务也。近年以来，正官多不识字。27
叶子奇记：
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转而从左翀转，见者为笑。28
其唯一的使命即为牵制汉官，事事掣肘：
国朝之制，州府司县各置监临官谓之达鲁花赤，州府官往往不能相下。29
蒙古官之作威肆恶，固不待说，即和蒙古官有关系之汉官亦倚以肆虐，此种关系，当时称为蒙古根脚：
新昌州有人命狱，府委公（刘基）覆检，案核得其故杀状。初检官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复仇。30
色目官吏则更豪横，殴詈汉官，一无忌惮，如宋濂所记邵武路长官事：
郡长官乃西域人，恃与宪部有连，其猛若虎，与守议稍不合，遽引杖击之，守俯首遁去。31
上下相蒙，唯以贪污相尚，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元初法度犹明，尚有所惮，未至于泛滥。自秦王伯颜专政，台宪官皆谐价而得，往往至数千缗。及其分巡，竟以事势相渔猎而偿其直，如唐债帅之比。于是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肃政廉访司官，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矣。32
各项勒索及贿赂均有名色：
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33
当时最高的弹劾机关为御史台，末期的御史大夫几乎成为首相亲属的专官，如太平王燕铁木儿为相，即用其弟买里古思为御史大夫。秦王伯颜为相，即用其兄子脱脱为御史大夫。脱脱为相，亦用其弟野先不花为御史大夫。答麻为相，御史大夫又是其弟雪雪。34行政权和监察权同属于一人之手，政权虽因势力之消长而有转移，但执政的始终仍是这一群为时人所诅咒不知廉耻的蒙古、色目人。
任用官吏除种族的差别外，又有地域上的差别，两广和江淮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区域，被任为两广官吏的便一生无升调之望，只好向百姓剥削，作发财之计：
五岭之南，列郡数十，县百有一十，统于广、桂、雷三大府。自守令至簿尉，庙堂岁遣郎官御史与行省考其岁月，第其高下而迁之，谓之调广海选。仕于是者政甚善不得迁中州江淮，而中州、江淮夫士一或贪纵不法，则左迁而归之是选焉，终身不得与朝士齿。虽良心善性油然复生，悔艾自新，不可得已。夫如是则孜孜为利，旦旦而求仇贼其民而鱼肉之……地益远而吏益暴，法益隳而民益偷。35
吏治的情形如此，在军伍方面，恰也有同样趋势。蒙古、色目军世驻中原的结果，荒于酒色，完全失去作战能力：
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不之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36
在平时除耗费国家俸饷外，最主要的工作是向百姓敲诈勒索，和地方官吏采一致行动。元人有作诗嘲当时官吏和盗贼相差无几的：
廉访司官分巡州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帜金鼓迎送，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后来风纪之司，赃污狼藉，有轻薄子为诗嘲之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37
无独有偶，当时的军人竟有一面作皇帝的侍卫，一面是横行无阻的盗魁的。张宪《怯薛行》：
怯薛儿郎年十八，手中弓箭无虚发，黄昏偷出齐化门，大王庄前行劫夺。通州到城四十里，飞马归来门未启，平明立在白玉墀，上直不曾违寸晷。两厢巡警不敢疑，留守亲侄尚书儿，官军但追上马贼，冒夜又差都指挥。都指挥，宜少止，不用移文捕新李，贼魁近在王城里。38
在战时则但知劫掠，见敌即溃：
朝廷闻红军起，令枢密院同知赫厮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讨颍上红军。阿速者绿睛回回也，素号精悍善骑射。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俱进军，二将沉湎酒色，军士但以摽掠为务。赫厮军马望见红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者走也，于是所部皆走，至今淮人传以为笑。39
当时名相脱脱弟野先不花率重兵平乱，也遇敌即逃：
汝宁余寇尚炽，丞相脱脱命其弟中台御史大夫野先不花董师三十万讨之。至城下，与贼未交锋即跃马先遁。汝宁守官某执马不听其行，即拔佩刀欲斫之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师遂大溃。汝宁不守，委积军资如山，率为盗有。脱脱匿其败，反以捷闻。40
蒙古、色目军既不能用，只得调湖广的苗军来剿除叛乱，苗军是以犷悍著名的士兵，无军纪可言，淫掠更甚：
杨完者凶肆掠人货钱，至贵家命妇室女，见之则必围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纵还。少与相拒，则指以通贼，纵兵屠害。由是部曲骄横。凡屯壁之所，家户无得免焉。民间谣曰：死不怨泰州张（士诚），生不谢宾庆杨。41
就官军和叛军的军纪比较，恰好相反，有下列一事可以证明：
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初十日，蕲黄徐寿辉贼党入杭州城……其贼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注姓名于簿，借府库金银悉辇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访使自绍兴率盐场灶丁过江，同罗木营官军克复城池，贼遂溃散……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统军归，举火焚城，残伤殆尽。42
蒙、汉兵都不能用，于是有募兵和义兵出来。募兵是用钱雇人为兵：
江州已陷，贼据池阳。太平官军止有三百人，贼号百万……乃贷富人钱，募人为兵。先是，行台募兵，人给百五十千，无应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众争赴之。一日得三千人。43
义兵则为地主及官吏所组织的地方私军。这两种军队的领袖大体都是汉人，在帝国将亡的前夕，蒙古人种族之见仍未稍泯，汉人有功亦不蒙赏，而对于叛军领袖则一抚再抚，縻以好爵，结果义军大部均次第叛变，加入对面的队伍中去。叶子奇记：
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令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与。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濒海豪杰如蒲圻、赵家、戴纲司家、陈子游等，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至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又获功之官，于法非得风宪体覆牒文，不辄命官。宪使招权非得数千缗，不与行遣，故有功无钱者往往事从中辍，皆抱怨望。其后盗塞寰区，空名宣敕，遇微功即填给，人已不荣之矣。44
在另一方面无功而有钱之富商大贾，则都乘机用贿拜官：
庐州开义兵三品衙门，而使者悉以富商大贾为之。有一巨商五兄弟受官者，此岂尝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皆不受赏。故寇至之日，得赏者皆以城降，而未赏者皆去为贼。45
在这局面下，当时比较有眼光的学者的看法，一派人以为是纪纲败坏的结果，应由中央负责：
承平以来，百年于兹。礼乐教化，日益不明，纪纲法度，日益废弛，上下之间，玩岁愒日，率以为常，恬不为怪。一旦盗贼猝起，茫若无措，总兵者唯事虚声，秉钧者务存姑息，其失律丧师者未闻显戮一人，玩兵养寇者未闻明诛一将。是以不数年间，使中原云扰，海内鼎沸，山东、河北莽为丘墟，千里王畿，举皆骚动，而终未见尺寸之效者，此无他，赏罚不明而是非不公故也。46
另一派人以为是吏治腐败的缘故，应由地方负责：
国家承平百年，武备浸弛，盗发徐、颍，炽于汉、淮、武昌，南纪雄藩，一旦灰灭，洪省坚壁，寇蔓延诸郡，水陆犬牙，北来名将，相继道殒。丞相出督步骑，直抵高邮，事垂成以谗废，方面多贵游子弟，贪鄙庸才，漫不省君臣大义，草芥吾民，虚张战功，肆意罔上，诛求冤滥，惨酷百端。重以吏习舞文，旁罗鹰犬，意所欲陷，则诬与盗贼通，其弊有不忍言者。间存一二廉介，则又矜独断，昧远图，坐失机会，民日以弊，盗日以滋。47
可以说是都说中了，但只是病态的一面。
四
元代的土地大部分属于处征服者地位的蒙古、色目的贵族及僧侣，一部分集中于汉、南人的大地主手中。占极大多数的农民只耕种着最小部分的土地，同时却负担着国家赋役的绝大部分，除掉他们自己应尽的义务和应纳的赋税以外，他们还应当替贵族和地主们尽一部分对国家的责任。48
世祖平江南后，于各地遍驻戍军，官吏和军帅的苛扰，使农民不能忍受，到处发生叛乱。内中一部分假宋后为名，如至元二十年建宁路总管黄华第二次叛变时称宋祥兴年号。二十三年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广王作乱。一部分则纯为对新治权之反抗，如至元十七年漳州陈桂龙、建宁黄华之乱，二十年广州新会林桂芳、赵良钤等拥众万余，号罗平国，称延康年号。二十一年漳、邕、宾、梧、韶、衡诸州农民之乱。二十三年婺州永康县民陈巽四之乱。二十五年广东民董贤举，浙江民杨镇龙、柳世英，循州民钟明亮相继起兵，皆称大老，明亮势尤猖獗，数降数叛。二十七年江西贼华大老、黄大老等掠乐昌诸郡。成宗元贞二年赣州民刘六十聚众至万余，建立名号。二十年中蒙古人眼光中所称为南人的地带，无一处无一年不发生变乱。49《元史》记福建之叛系由戍军扰民所致：
至元十六年左丞唆都行省福建……中书言：唆都在福建，麾下扰民，致南剑等路往往杀长吏叛。50
再叛则由长吏贪残之故：
至元二十六年，授（王恽）少中大夫、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乃进言于朝曰：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连山距海，实为边徼重地。而民情轻诡，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愚民因而蚁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讨，复蹂践之甚。51
农民是最能忍耐最驯顺的，可是到了山穷水尽无可容受时，也会突变为最勇敢的斗士，奋臂一呼，立刻成为一支不可侮的革命势力。在开始的十几年，蒙古军队的压迫愈厉害，农民的抵抗力也愈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元军疲于奔命。可是，到后来，刘六十叛变之平定，却并未经过武力的镇压，政府所采的手段只是除去害民的官吏：
赣州盗刘六十伪立名号，聚众至万余。朝廷遣兵讨之，主将观望退缩不肯战，守吏又因以扰良民，贼势益盛。（董）士选请自往，众欣然托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至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进至兴国县，去贼巢不百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置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请自效，不数日遂擒贼魁，散余众归农。52
农民除受地方军政长官之压迫及剥削外，最使农民陷于绝境的是中央政府的搜括和过重的负担。因赋税之无法完纳，不能不舍弃乡里而度逃亡生活的农民大流动在元代是常见的现象。在未统一前，刘秉忠曾上书太宗说：
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断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之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53
这文件指明当时汉人逃亡已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嘉熙二年（1238）的报告，农民因灾逃亡者竟占十分之四五：
（太宗）戊戌，天下大旱蝗……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万，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赋仍旧，天下病之。公（耶律楚材）奏除逃户三十五万，民赖以安。54
统一后仍有此种情形，北人多流徙江南。至元二十年（1283）隹彧言：
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去家就旅，岂人之情，赋重政繁，驱之致此。
二十三年又奏：
军站诸户，每岁官吏非名取索，赋税倍蓰，民多流移。55
在江南，则政府要增加税收，理算天下钱粮，农民被逼逃亡，政府仍不放松，发兵搜捕：
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入数百万，未征者尚数千万。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逃山林者，则发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56
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感，结合抵抗政府的无理压迫。欧阳玄《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记》：
（此役）名曰理算，其实暴敛无艺，州县置狱株逮，故家破产十九，逃亡入山，吏发兵搜捕，因相挺拒命，两河间盗有众数万。57
延祐元年（1314）又从章闾之议，经理钱粮，括江南民田，作增税之计，“期限猝迫，贪刻并用，官府震动，人不聊生，富民黠吏，并缘为奸，盗贼并起，田莱荒芜”58。《元史》记：
延祐改元……铁木迭儿奏：……江南田粮，往岁虽尝经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格信罪赏，令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沮挠。请敕台臣协力以成，则国用足矣。仁宗皆从之。寻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税，苛急烦扰，江右为甚。致赣民蔡五九作乱宁都，南方骚动，远近惊惧，乃罢其事。59
当时经理情形，地方官务以增多为功：
延祐二年吴元珪奏曰：今经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为能，加以有司头会箕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60
农民无法，也只好虚报塞责：
朝廷令民自实田土，有司绳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逃窜流移者。61
剥削过甚，于是延祐二年有蔡五九之变：
八月丙戌，赣州贼蔡五九陷汀州宁花县，僭称王号。诏遣江浙行省平章张驴等率兵讨之……乙未，台臣言蔡五九之变，皆由昵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新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乞罢经理及冒括田租。制曰可。62
昵匝马丁因括田激起民变，遣张驴率兵平定，政府并即下令罢冒括田租，这事似已告一结束了。但这只是书面上的报告，括田的举动并不因民变而暂停，因为蔡五九叛于延祐二年八月，同年九月又有负责平变的张驴以括田逼死九人的记载。63并且括田所得的新租，还是照样征收，三年后在同一地点又引起第二次的民变：
五年十月癸丑，赣州路雩都县里胥刘景周，以有司征括田新租，聚众作乱，敕免征新租，招谕之。
同年七月，亦因同样原因罢河南省左丞陈英等所括民田，止如旧例输税。64可是两年后又改变了策略，江南田地一律增加田赋：
七年四月己巳，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65
同时凡括田地带未经农民武装反抗的仍照新加赋额征收：
泰定元年（1324）（张珪）奏：国家经费，皆取于民。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帝终不能从。66
除田赋外，又对日常生活必需品茶盐酒醋之类课以重税，一增再增，后来竟超过原额数十倍，这也是农民的直接负担：
近来盗贼四起，在在用兵，课赋无艺，即税额一节，往往增加无算，市中不堪其扰。当延祐间，程文宪条言：江南茶盐酒醋等税，近来节次增添，比初时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缘管课程官虚添课额以谄上司，其实利则归己，虚额则张挂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圣旨，诸色课程从实恢办，既许从实，岂可虚增。除节累增课额实数及有续次虚增数目，特与查照，并行蠲减，从实恢办。明旨凛然，今但挂壁而已。67
农民在生活方面已经苦到无可再苦，一遇荒年，政府不管，社会不管，除忍饿外，还须应付催租吏的勒索。随便打开一种元人文集，便可看见当时诗人同情农民疾苦的呼声，例如耶律铸《苦旱叹》：
六月亢旱田苗枯，自嗟自叹耕田夫，差官咫尺征秋税，今岁田家一粒无。饥民日日望霖雨，雨意欲成云散去，天公胡不用老龙，年年只被蛟螭误。68
张养浩《闵农》：
父子傅衣出，夫妻趁熟分，未言先欲泣，乍见内如焚，征负敲门急，充饥饮水勤，何当天雨粟，四海共欢欣。69
政府在名义上虽有劝农使的设置，却并不过问农民所遭遇的困难，陈泰《苗青青》：
苗青青，东阡西陌苗如云，经年不雨过秋半，苗穗不实空轮囷。田家留苗见霜雪，免使粜岁劳耕耘，县官催租吏胥急，籴粟输官莫论直，劝农使，不汝恤。70
一方面徭役繁重，农民只能忍痛卖去田产去换取个人的自由。元淮《农家》：
田夫有话向谁言，麦饭依稀野菜羹，半顷薄田忧户役，近来贱卖与人耕。71
有若干地带的壮丁被征发充军，田土即随之而荒芜，无论年岁丰歉，均不免于饥寒，童冀所咏永州即是一例：
永州荒田多宿草，永州田多人苦少。南村田荒无人耕，北村草深人不行。往年峒瑶据城壁，驱迫编户充军役。十户迨今无一存，当时宁望长儿孙。壮者随军入军伍，老者尽作泉下土。少者仅存虽长成，十家九户惟单丁。应当门户倦奔走，岂有余力到农亩。荒苗积草如人长，熟田近年亦抛荒。男啼女号饭不足，草根本实常充腹。荒田幸免官征科，熟田征科真奈何。永民自叹生来苦，不信人间有乐土。72
农民困于赋役和荒旱，在本土不能生活，只好相率逃亡，成为流民，张养浩的《哀流民操》最能道出这种情形：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昼行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亲厥亲。哀哉流民，言辞不忍听，号泣不忍闻。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汁粟，一儿钱数文。哀哉流民，甚至不得将，割爱委路尘。哀哉流民，何时天雨粟，使汝俱生存，哀哉流民。73
可是旁的地带也同样是蒙古人在统治着，同样不能生活，结果人自相食，弱肉强食，演成人类史上的悲剧。如大德十一年（1307）两浙饥，浙东为甚，越民死者殆尽，人相食以图苟存。74吾衍《丁未岁哀越民》说：
越壤吴江左，州民泰伯余，田莱空草莽，井邑共萧疏，相食能无忍，传闻信不虚，寒沙满骸骨，掩骼意何如?75
周霆震描写人相食的惨状：
髑髅夜哭天难补，旷劫生人半为虎，昧甘同类日磨牙，肠腹深于北邙土。郊关之外衢路旁，旦暮反接如驱羊，喧呼朵颐择肥胾，快刀一落争取将。凭陵大嚼刳心燎，竞赌兕觥夸饮釂，不知剑吼已相随，后日还贻髑髅笑。阴风腐余犬鼠争，白昼鬼语偕人行，衔冤抱恨连死骨，著地春草无由生。76
甚至沟中死尸也不免为饥民所食。张翥《书所见》：
沟中人啖尸，道上母抛儿，有眼不曾见，无方能疗饥，干戈未解日，风雪正寒时，归与妻孥说，毋嫌朝食糜。77
这是至正十八年（1358）的事。蒙古政府对于此种情形的处置，我们可以举一个可信的记载来作代表。余阙《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
至正四年（1344）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尝议鬻爵以赈之，江淮富民应命者甚众，凡得钞十余万锭，粟称是。会夏小稔，赈事遂已。然民罹此大困，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时予为御史，行河南、北请以富民所入钱粟贷民具牛种以耕，丰年则收其本，不报。78
政府不但不肯负责救济，并且连赈款也整个吞没。《元史·顺帝纪》记陈思谦事可以作这一记述的旁证：
至正五年三月，以陈思谦参议中书省事。先是思谦建言：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宜大发仓廪赈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镇守中夏。不听。79
农民左右是死路一条，铤而走险，势所必至。再加上地方官吏的盲目的压榨，农民遂揭竿而起，和政府对抗。刘基所述永嘉的农民暴动可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情形：
永嘉浙名郡，有州曰平阳，面海负山林，实维瓯闽强，闽寇不到瓯，倚兹为保障，官司职防虞，当念怀善良，用民作手足，爱抚勿害伤，所以获众心，即此是仞墙，奈何纵毒淫，反肆其贪攘，破廪取菽粟，夷垣劫牛羊，朝出系空橐，暮归荷丰囊，丁男跳上山，妻女不得将，稍或违所求，便以贼见戕，负屈无处诉，哀号动穹苍，斩木为戈矛，染红作巾裳，鸣锣撼岩谷，聚众守村乡，官司大惊怕，弃鼓撇旗枪，窜伏草莽间，股栗面玄黄，窥伺不见人，湍江走伥伥，可中得火伴，约束归营场，顺途劫寡弱，又各夸身强，将吏悉有献，欢喜赐酒觞，杀贼不计数，纵横书荐章，民情大不甘，怨气结肾肠，遂令父子恩，化作虿与蝗，恨不斩官头，剔骨取肉尝。80
朱德润替这运动下一经济的解释，他说：
今太平日久，民不知兵，经费所入，江、浙独多。（岁给馈饷二百五十余万）而比岁以来，水旱频仍，田畴淹没，昔日膏土今为陂湖者有之。而亲民之官不谙大体，重赋横敛，务求羡余，致有激变。所得有限，所费不赀。且以州县税粮言之，有额无田，有田无收者一例闭纳，科征之际，枷系满屋，鞭笞盈道，直致生民困苦，饥寒迫身，此其为盗之本情也。至于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致作贩夫入海者有之。目今沿海贫民食糠秕不足，老弱冻饿，而强壮者入海为盗者有之。一夫唱首，众皆胁从，此其为盗之本情也。其言谓与其死于饥寒，孰若死于饱暖，因是啸聚群起，劫掠官粮，杀伤军民。81
在未叛乱的地带，则官军所至，鸡犬皆空，舒颙《感时歌》：
郡邑自从乱离后，官设总制因防寇，奉公守法能几人，窃禄贪婪来贸贸。大府日夜催军需，和籴草料无时无，富家卖田为供给，贫者缚窘充寨夫。老幼不得息，抱恨向天泣，元戎贪利病民力，盐半斤，斗米入……道路多白骨，髑髅带绛抹，道旁遇行人，一半是兵卒。荒田弥望无人耕，深夜时见鬼火明，居无室庐隐无所，排列县官不识名。82
犒赏饮食，均强迫农民负担，周霆震《农谣》：
万田草生农务忙，饭牛夜半饥且僵，侵晨荷耒散阡陌，和买犒军官取将，高堂大嚼饮继烛，持遗妻子丰括囊（官吏饱足之后，复以大囊满贮，送至其家），苍头庐儿饱欲死，义丁畴敢染指尝，锄耰漫劳犊方稚，十步九顿空彷徨，将军大笑不负腹，东皋南亩从渠荒。83
征敛税粮，较平时更形苛急，袁彦章《征粮叹》：
至正十七载，丁酉夏六月，江淮尚兵戈，岁久未休息，捍敌百万兵，甲胄生虮虱，有司供馈饷，费冗每匮乏，上官急诛求，僚属走折屐，嗟此穷海邦，田赋岁不给，巨室能几家，何如有蓄积，况罹去年秋，农苗半无买，民生正艰危，朝来不谋夕，未秋先借粮，粮米从何出?吏曹幸此灾，公檄出如蝶，皂隶且欣然，纷纷入村落，喧呼夜打门，鸡犬尽惊怛，恣取无不为，孰忍受驱迫，顾兹田野间，青黄曾未接，米舡久无来，楮币不堪籴，一升百青蚨，杖头何处觅，督责严限程，十室九逃匿，田莱尚多荒，讵暇颐耕织，隔篱有邻翁，头颅白如雪，七十若膺门，一日两遭责，日暮寄衣归，斑斑血犹湿，相看重叹伤，家赀复谁惜，负郭数亩田，出鬻不论值，求售卒亦难，搔首了无策，新谷曾沫升，粜一从折十，肯为身后思，且济目前急，养兵固自壮，剥民无乃瘠，寄言吾父母，夫何至此极。84
结果是已叛乱区域的势力蔓延日广，未叛乱的区域也因加速度的压迫而被逼反抗，革命的队伍在同一目标之下向统治者进攻。
五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作乱陷颍州，奉韩林儿诈称宋徽宗九世孙，颁发诏书，略曰：
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
前两句指宋广王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此说以动摇天下。后两句指出蒙古人统治下的掠夺结果，说明反抗的动机。前两句是政治的宣传，后两句则为经济的解剖。“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85
韩山童是一个白莲教世家，同时又倡弥勒佛（Maitreya）下生之说，《元史·顺帝纪》：
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平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刘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86
起事时以红巾为号，故号红军。以烧香礼弥勒佛，又号香军。87同年八月，萧县李二及老彭、赵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号芝麻李，亦以烧香聚众而反。蕲州罗田县人徐贞一（寿辉）与麻城人邹普胜等，以妖术阴谋聚众，举兵为乱，亦以红巾为号。88又有北锁红军，南锁红军：
（刘福通起兵），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故荆、汉、许、汝、水东、丰、沛以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颍上者推杜遵道为首，陷朱皋，据仓粟，从者数十万，陷汝宁、光、息、信阳。蕲、黄者宗彭莹玉和尚，又推徐真逸为首，陷德安、沔阳、安陆、武昌、江陵、江西诸郡。起湘、汉者推布王三、孟海马为首，布王三号北锁红军，奄有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孟海马号南锁红军，奄有均、房、襄阳、荆门、归、峡。起丰、沛者推芝麻李为首。89
在几个月内，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诸地纷纷起事，不约而同地都称红军，把元帝国中截为二，南北不通。元人记红军起后，“当时贫者从乱如归”90。可见这是一种贫农的结合。再看前后红军和非红军的起事领袖的身份，如方国珍和张士诚是贩私盐的，陈友定是农人，曾为佣于富家。韩林儿的祖父被罪迁谪，郭子兴是相命的儿子，陈友谅为渔家子，徐寿辉（真一）是贩布的，明玉珍家世务农，朱元璋是游方穷和尚，没有一个是出身于有产阶级的。91
至正十一年红军的起事，只是最后一次的大爆发，事实上在元代前期已有此种秘密组织，并曾陆续地发生过几次暴动。红军是白莲教徒的武装团体，所崇拜的偶像是弥勒佛。元代是信仰自由的时代，白莲教也被准许公开传教，成宗时（1295至1307）并曾特降圣旨受政府的保护，并建有寺院，有报恩堂、复一堂、清应堂诸祠宇。以都掌教为首领。92武宗即位后忽然取消此项特权，至大元年（1308）五月丙子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93至治二年（1322）五月癸卯又下诏禁白莲佛事。94从此白莲教便成秘密团体，不能公开活动。弥勒佛下生当有天下的预言，也早在泰定二年（1325）即已流行，《元史》记：泰定二年六月，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有司以闻，命宗正府刑部枢密院御史台及河南行省官杂鞫之。95后伏诛。96至元三年（1337）弥勒教徒反于河南。
二月棒胡反于汝宁信阳州。棒胡本陈州人，名闰儿。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破归德府鹿邑，焚陈州，屯营于杏冈。命河南行省左丞庆童领兵讨之……己丑，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佛小旗、伪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97
同年朱光卿等反于广东，自拜其徒为定光佛：
正月癸卯，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反，其党石昆山、钟大明率众从之，伪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命指挥狗札里江西行省左丞沙的讨之……四月己亥，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与朱光卿相结为乱，命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捕之。98
据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讨张士诚檄所数元廷罪状：
近睹有元之末，王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宪台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忧，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99
按此檄文中所指弥勒为一事，烧香又为一事，弥勒（Maitreya）为佛教中之重要人物，相传“弥勒菩萨应三十劫，当成无上正真等正觉”100。应入世三十次，佛薄伽梵（Buddha Bhagavat）灭度后八百年，胜军王都有阿罗汉名难提蜜多罗（Nandimtra）在般涅槃前预言人寿七万岁时，十六阿罗汉（Arhat）既护法藏毕，造窣堵波（Stupa）赞叹已，至窣堵波金地之中，入般涅槃，释迦牟尼正法遂灭：
次后弥勒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间时，瞻部州（Jambudvipa）广博严净，无诸荆棘，溪谷堆阜，平正润泽，金沙覆地，处处皆有清池茂林，名华瑞草，及众宝聚，更相辉映，甚可爱乐。人皆慈心修行十善，以修善故，寿命长远，丰乐安稳。士女殷稠，城邑邻次，鸡飞相及。所营农稼，一营七获，自然成实，不须耘耨。101
这是佛教徒所幻想的极乐园，也是农民所最渴望的理想世界。烧香则为白莲教徒必需举行的仪式。白莲教徒有政治的目的，可是缺少一个为农民所了解所意的最后目标。弥勒佛的下生预言已经流传了快一千年，为农民所熟知，其意义即等于救世主。白莲教徒就利用这传说，强合为一，宣传弥勒已经降生为尘世主宰，其使命即为解除现在农民身受之一切疾苦。农民久困于异族统治下之苛政重敛，一听有能使他们“所营农稼，一营七获”，并且是“自然成实，不须耘耨”的救主出来，自然死心塌地的信仰，一致加入去追求这理想的乐园了。并且，农民是不很能了解政治革命的意义的，一般的都以忍耐苟安为最好的德性，要他们来参加革命，也非加上一些宗教的或迷信色彩的外障不可。弥勒佛和定光佛的出现，正是一种麻醉农民，集中其意志力的手段。
红军中势力最大的，是韩林儿、芝麻李、徐寿辉三支。韩林儿最先起，兵力最强。芝麻李不久即为元所灭。徐寿辉的势力后分二系，一为陈友谅，一为明玉珍。非红军中最强的是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三支。红军的目的是推翻蒙古政府的政权，从异族压迫之下解放自己，和蒙古政府完全处于敌对的不两立的地位。非红军则无一定宗旨，起事的目的只是为自己个人的生命安全，割据一隅，恣意于生活的享受，和蒙古政府的关系也以利害为转移，时降时叛，时合时离，和红军则处于敌对地位，互相攻击。
在蒙古政府方面，贵族和官吏为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身家，当然竭力拥护政府，可是这一些养尊处优惯的上流人和他们的军队一样，事实上并不能作战。和红军抵抗作战的却是各地的地主，他们在逼不得已的环境之下，出私财，募义军，用全力保卫自己的家族和家产，间接地也替蒙古政府支持了十几年。各地的义兵倏起倏灭的不可计数，如东莞李氏、凌氏：
东莞李氏尤豪于诸族。朝政不行，盗贼蜂起，富民各专武断，聚兵自卫。既而各据乡土，争为长雄，或更相攻掠，井邑萧然，凌氏亦结民为保，内援官军，外御群盗，里人赖之以安。102
龙泉胡氏：
至正壬辰，江、淮俶扰，盗贼蔓延闽、浙，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龙泉。公（胡深）叹曰：浙水东地气白矣。生民无所赖，祸将及矣。乃集乡民，共为守御计而结寨于湖山。103
京山刘氏：
至正辛卯两河乱。（京山人刘则礼）割财募兵，隶四川平章爻著麾下，攻安陆、襄、樊、唐、邓，悉讨平之。兄弟子侄多死于兵。104
临川陈氏：
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盗起江、汉间，郡县相继陷落，聚民争揭竿为旗以应寇。天锡顿足曰：事急矣，可奈何!即跃马入郡城，白监郡完者帖木儿曰：天锡家世以义声著吴、越间。今天下大乱，贼以红巾帕首，呼啸成群，所蹴蹈处绝无一人御者。天锡虽不才，愿竭忠以报国家。自度乡里健儿，一呼之间，可得千人，甲胄糗粮当一一自给，不以烦县官。教以坐作击刺进退之法可用，或攻或守，惟明公所命。即从所请奖励者甚力。天锡还，朝夕聚兵训练如前谋。105
江阴许氏：
至正十二年十月红巾陷江阴州。州大姓许晋，字德昭，与其子如章聚无赖恶少，资以饮食。贼四散抄掠，诱使深入，殪而埋之。战于城北之祥符寺，父子皆死。106
其他地方官吏所率之军队，亦多由地主私军改编，如王宣之黄军：
淮东豪民王宣……募城墅骄勇惯捷者，可以攻城，前后各得三万人，皆黄衣黄帽，号曰黄军……须臾脱脱至，一鼓攻之，遂夷其城。107
答失八都鲁所统之义丁：
至正十二年，遂用宋廷杰计，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义丁二万，编排部伍，申其约束。行至蛮河……贼大败。108
地主不约而同地自组私军，抵抗农民的攻击，名义上是红军和蒙古政府作战，而实际上则成为农民和地主的战争。内中势力最大，和红军相持最久的是起自沈丘的察罕帖木儿父子。《元史·察罕帖木儿传》：
察罕帖木儿字廷瑞，系出北庭……幼笃学，尝应进士举，有时名……居常慨然有当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盗发汝、颍，焚城邑，杀长吏，所过残破，不数月，江、淮诸郡皆陷。朝廷征兵致讨，卒无成功。十二年察罕帖木儿乃奋义起兵，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人。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思齐合兵，同设奇计，袭破罗山。事闻，朝廷授察罕帖木儿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于是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数与贼战，辄克捷。
十五年定河北，十七年定关陕，十九年复汴梁，定河南，韩林儿遁走，檄书始能达江浙，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谋大举以复山东。正在准备东征的时候，和另一支抵抗红军的有力军队孛罗帖木儿发生地盘的冲突，内战已起。109
孛罗帖木儿为答失八都鲁之子，答失八都鲁是蒙古政府的世将，红军起后，率义丁复襄阳。十五年攻克亳州，韩林儿遁走。数和刘福通作战，均有功。110死后，子孛罗帖木儿领其众，移镇大同。陕西、晋、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儿所平定，孛罗帖木儿欲据晋、冀，两军交战数年，政府几次派人为之讲和，二十一年冬兵始解。时察罕帖木儿已收复山东大部，二十二年围攻益都，为降人田丰、王士诚所刺死，子扩廓帖木儿代领其兵，攻克益都，山东悉平。而孛罗帖木儿复以兵来争晋、冀，内战又起。111
同时蒙古政府和宫廷间也发生重大的政变，名相脱脱于至正十二年出师复徐州，擒芝麻李后，威名大震。与幸臣哈麻交恶，十四年脱脱率大兵征张士诚，围高邮，城垂破，为哈麻所谮贬死，士诚势复振。112哈麻为相后，以前进西天僧劝帝行秘密法为耻，谋废帝立皇太子爱育失里达腊，事发诛死。113太子母高丽奇皇后和皇太子仍图废立，遣宦者朴不花喻意于丞相太平，太平不肯，为皇太子所恶，谮杀之。114时扩廓帖木儿正和孛罗帖木儿相持，于是皇太子派丞相搠思监及朴不花倚扩廓为外援，皇帝派老的沙则为皇太子所怒，逃奔孛罗军中。皇太子怨孛罗匿老的沙，搠思监、朴不花等遂诬孛罗帖木儿与老的沙等谋不执，二十四年四月诏扩廓帖木儿举兵讨之。孛罗知非帝命，先举兵向阙，皇帝派杀搠思监、朴不花以谢，孛罗始还大同。皇太子出走，再征扩廓兵讨孛罗，攻大同，孛罗复帅兵犯阙，皇太子战败逃太原，孛罗入京师，拜中书右丞相。二十五年皇太子调扩廓及诸路兵进讨，孛罗战败，被刺死于宫中。115太子奔太原时，欲用唐肃宗灵武故事自立，扩廓不可。及孛罗死，扩廓还京师，奇皇后谕指令以重兵拥太子入城，胁顺帝禅位，扩廓又不听，因此扩廓为太子所恨。116先至正二十六年扩廓奉命总天下兵出平江淮，檄关中四将军会师大举，李思齐以与察罕帖木儿同起义兵，得檄怒不肯受命，下令一甲不得出武关。张思道、孔兴、脱列伯三军亦不受节制，连兵力拒扩廓。相持经年数百战，未能决。顺帝谕扩廓罢兵南征，扩廓不听，其部下骁将貊高、关保叛归朝廷，和李思齐等合。顺帝乃尽削扩廓官，分其兵隶诸将，并令关保戍太原。扩廓怒，尽杀朝廷所置官吏，顺帝令诸将四面讨之。时朱元璋兵已下山东，收大梁，元兵方忙于内战，列城望风降遁，无一人抗者。兵逼潼关，李思齐等仓皇解兵西归，而貊高、关保亦皆为扩廓所擒杀，顺帝大恐，立刻复扩廓官，令与思齐等分道南征，诏下一月，朱元璋兵已逼大都，元帝北走。扩廓仍拥兵西北，谋恢复，洪武元年败明将汤和于韩店，北出雁门欲攻北平，明将徐达、常遇春乘虚攻太原，扩廓还救大败，以十八骑遁去。明兵遂西入关，李思齐以临洮降，张思道、张良臣败死。洪武三年明徐达大败扩廓于沈儿峪，扩廓奔和林，时顺帝已崩，皇太子继位，复任以国事。四年明复遣大将徐达、李文忠、冯胜将十五万人出塞攻扩廓，至岭北与扩廓遇，明兵大败，死者数万人。明年扩廓复攻雁门，以明兵严备不得入。后随宣光帝徙金山，洪武八年卒。117
蒙古人虽失去在中国的政权，可是在漠北，却仍未失去合罕的地位。明前期国力强时，数出兵北讨，蒙古族逐渐北徙。自明成祖五次北征以后，明兵力渐衰，国防线渐由开平内移，三卫弃而辽东和宣大的声援隔绝，东胜、兴和徙而边防虚，蒙古族又渐南移，至入居河套，边墙之外，即为敌国，三百年中汉人和蒙古人的战争迄未停止。“北虏”的威胁致使明用全力防御北边，偏设戍兵，置九边要塞，国力为之疲敝，为明一代的大患。
六
蒙古政府的政变和内战，给红军以一个发展的好机会。红军的内讧和对非红军的混战，又给一个后起的红军小领袖朱元璋以一个发展的好机会。这一幸运的成功者在称帝后三年发表一道极有趣味的文件，说明他的成功是偶然的，他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元的覆亡是自身的崩溃。他说：
当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118
他是起义于濠州红军领袖郭子兴的部下，郭子兴死后，代为领袖，直隶于韩林儿，受宋的官爵，用龙凤年号，是红军中后起的一支有力部队。可是一到红军干部因内讧而势力锐减，韩林儿失去根据地来投奔以后，就立刻抛去红军的宗教意味的宣传，严厉地加以指斥。在至正二十六年讨张士诚的檄文中，竟公开地抨击红军说：
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119
前一部分斥红军为妖术为妖言，后一部分以采恐怖手段，屠杀地主——有产阶级为红军的罪状。接着他说：
元以天下钱粮兵马大势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终不能济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香军为号，或以孤军独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濠县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
指斥蒙古政府之不能维持治安，把自己的立场和红军分开，不愿分担红军所负的责任。可是这时候在名义上他还是韩林儿的臣下，在这文件的开首还不能不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末后也不能不用龙凤十二年的年号。同年十二月他采取更进一步的手段，彻底排除红军的残余势力，授意部下大将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120，以次年为吴元年，自为最高领袖。韩林儿死后，他听取了幕中儒生的劝告，把这次革命解释为民族自决运动，喊出驱逐蒙古人的口号。原来韩林儿在起事时虽假托宋后，国号也用宋的旧称，以图收拾民心。可是这到底是一幕假制的剧本，在实际上并不能发生什么效力。韩林儿之非赵氏子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日子一久，马脚渐露，他们也就索性不提宋后的话，专意于弥勒救世的宣传。到这时候红军势力消失，社会秩序混乱，弥勒之说已不能再鼓动人心，所以不能不提出一个新口号，从复宋的旧口号扩充放大为民族革命的口号，从恢复一家一系的帝统扩大到争取整个民族的自由。明显地指示出这次革命是民族与民族的战争，集合汉族的力量。同时也给予知识分子及旧地主官吏以安全的保障，求其合作。吴元年（至元二十七年，1367）十月丙寅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以北伐之意曰：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既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121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也是朱元璋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之一。
红军诸领袖之所以不能成功，一方面是受地主阶级的顽强抵抗，一方面是红军内部的分裂。红军之发动地为河南、湖北一带，起事后诸领袖人自为战，不相统属，并各自称帝称王，互相颉颃。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等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年号龙凤（1355至1366），建都于亳。至正十八年迁都汴梁。十九年察罕帖木儿破汴梁，韩林儿退据安丰。二十三年吴张士诚将吕珍破安丰，韩林儿奔滁州依朱元璋。宋势力最盛时，四出略地，所至无不摧破，至元十七年分兵三道，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趋晋、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毛贵出山东，刘福通则率众出没河南、北。白不信一支被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破走入蜀，毛贵一支则陷济南、蓟州，略柳林，直逼大都，蒙古政府至议迁都以避之。关先生一支则分军为二，一出绛州，一出沁州，逾太行，破辽潞，陷冀宁，掠大同、兴和塞外诸郡，至陷上都，毁诸宫殿，转掠辽阳，抵高丽，复折回陷大宁，犯上都。李喜喜余党则陷宁夏，掠灵武诸边地。黄河以北，东至高丽，北至和林，西至宁夏，蹂躏殆遍。可是初建国时，同党就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丞相杜遵道得宠用事，平章政事刘福通阴令甲士挝杀之，自为丞相，国事均决于福通，韩林儿只是一个象征的偶像，丝毫不能过问。其他诸将俱与福通同起事，率不肯遵约束，福通不能制，兵虽盛，威令不行。所攻城邑，亦不能守，随得随失。接着在山东最得民心的毛贵为同党赵均用所杀，赵均用又被其党续继祖所杀，所部自相攻击。远征诸大将李喜喜、关先生等转战万里，亦多走死。于是在北为蒙古军队所围剿，在南则又受张士诚的攻击，安丰破后，势力就完全消灭。122
起自湖北的徐寿辉（1351至1360），于至正十一年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都蕲水。后迁都汉阳，分兵四出陷饶信，连陷湖广、江西诸郡，东南发展至杭州、太平诸路。天完和宋一样，同样地也陷于内讧的局面。至正十七年丞相倪文俊谋弑寿辉自立，不克奔黄州。其将陈友谅杀文俊代其位。二十年弑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改元大义（1360至1363），尽有江西、湖广之地。123寿辉别部明玉珍略地四川，闻寿辉被弑，因自立为陇蜀王，以兵塞瞿塘，绝不与友谅通。至正二十年即皇帝位于重庆，国号夏，建元天统（1362至1366）。124
陈友谅势力方盛时，朱元璋亦起据集庆路，取太平和友谅接界。友谅陷池州，元璋遣将击取之，由是结仇，连兵不解。友谅大将赵普胜守安庆最骁勇，为朱元璋所间，友谅杀普胜，并其军。恃其兵强，欲东取应天，约张士诚从东面夹攻，朱元璋惧两面受敌，以计促友谅先发兵，大败之于龙湾。其部下诸将因赵普胜被杀，多不安，于光、欧普祥、吴宏、王溥、胡廷瑞等纷纷以所守地来降，友谅疆土日蹙。至正二十三年大发兵来围洪都，与朱元璋军相遇于鄱阳湖，大战三日，友谅兵败中矢死，大将张定边挟其次子理奔还武昌，立为帝。至正二十四年二月朱元璋亲督师围武昌，陈理出降，汉亡。125玉珍在位五年死，子昇嗣位方十岁。诸大臣皆粗暴不肯相下，大将万胜以私憾杀知院张文炳，内府舍人明昭复矫皇后旨杀万胜。胜为玉珍开国大将，功最高，人心多不平，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举兵杀明昭，入执国政，朝事大坏。洪武四年明将汤和、廖永忠、傅友德等伐蜀，昇出降，夏亡。126
在非红军的集团中，张士诚以被地主凌侮起事：
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负其直不酬。而弓手丘义尤窘辱士诚甚。士诚忿，即帅诸弟及壮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杀义，并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入旁郡场，招少年起兵。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127
陷泰州、高邮。至正十四年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十六年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诸路，改平江为隆平府，自高邮来都之。时朱元璋亦下集庆，境遂相接。士诚遣将攻镇江，徐达败之于龙潭。朱元璋亦遣将来攻常州，士诚大败，由此交兵不已。士诚所据要塞长兴、常州、江阴相继失，兵不得四出，不得已请降于元，乘间袭取杭州，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至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二十三年九月复自立为吴王。士诚无远图，自据吴后，渐奢纵，怠于政事。诸将帅日夜歌舞自娱，偃蹇不用命，不以军务为意。及丧师失地还，亦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陈友谅约士诚夹攻应天，士诚欲守境观变，虽许而兵不出。及陈友谅既平，朱元璋遂大发兵取吴，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破平江，擒张士诚，吴亡。128
浙东的方国珍的起事，和张士诚颇相类，其对蒙古政府的态度，也和张士诚同样地反复不定。《明史》记：
元至正八年，有蔡乱头者行剽海上，有司发兵捕之。国珍怨家告其通寇，国珍杀怨家，遂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亡入海，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道。
地方官往讨为所败，胁使请于朝，授定海尉。未几复叛，再又降元为海道漕运万户，进行省参政，据有温、台、庆元之地。以兵和张士诚相攻，至士诚亦降元，始罢兵。朱元璋取婺州，与国珍接境，国珍惧不敌，自请纳土，未几又反复不受命。张士诚被擒后，朱元璋将朱亮祖、汤和取浙东，国珍不能抗，奉表降。129
非红军领袖中始终对蒙古政府维持君臣的关系的是陈友定。友定以乡农立功为黄土寨巡检，十年中以次削平闽、粤叛乱，西拒陈友谅，北拒朱元璋，累官至平章，尽有福建八郡之地。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赀，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总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与。方国珍败降后，朱元璋即发兵由海陆两道入闽，洪武元年（1368）明兵取建宁、延平二路，友定被执死。130
在这样一个混乱局面之下，红军中的三等头目朱元璋竟能利用机会，统一全国，逐出蒙古人，建设汉人自治的帝国，除开上述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以外，是有其他的重要原因的。他出身于贫农之家，很懂得农民的心理。青年时代过的是漂流乞食的生活：
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逾月，游食合肥……凡历光、固、汝、颍诸州三年，复还寺。
起兵后极力拉拢知识分子，一方面给自己以历史的训练，一方面受儒家的政治教育。至正十三年（1353）破滁州后即得名儒范常，留置幕下。范常首先劝他整饬兵纪：
诸将克和州，兵不戢。常言于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太祖乃切责诸将，搜军中所掠妇女，还其家，民大悦。131
十五年（1355）渡江取太平后，又得耆儒李习、陶安。陶安批评当时诸领袖的行为，独推重他的不乱杀人：
海内鼎沸，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132
十六年克集庆，立即宣布政纲。他说：
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堵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使者除之，吏毋贪暴殃吾民。133
这正是农民所渴望的政治，地主阶级因为地方治安得以保持，也对新政权表示好感。十七年克徽州后，耆儒朱升劝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134。十八年克婺州后，得学者范祖干、叶仪、许元等十三人，二十年复征学者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为其定策安民，及取天下大计。农民、地主和知识分子三方面的合作，是他之所以成功的最大原因。
次之，个人的人格意志和军事学识的卓越也是他之所以成功的要素之一。在天下平定后，他曾自述成功的原因：
朕遭时丧乱，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徒为生民之患，而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蠹。士诚恃富，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135
这是一个最公平的自白。
至正二十七年（1367）冬天的时候，红军势力除僻处四川的夏国以外，已全部消灭，非红军方面，张士诚已被扑灭，方国珍来降。北面则已派徐达、常遇春乘元军内战北伐，南面则汤和、廖永忠已逼福州，两路大军均势如破竹，天下指日可定。遂以至正二十八年为洪武元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明，是为明太祖（1368至1398）。
洪武元年陈友定平后，即命廖永忠率舟师取广东，广东行省左丞何真迎降。广西亦继定。北征军方面以次定山东、河南，八月入大都，元帝北走。十二月扩廓帖木儿走甘肃，山西平。二年八月徐达克庆阳，斩张良臣，陕西平。四年元平章刘益以辽东降。明昇降，四川平。时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犹据云南，纳哈出据辽东。十四年遣傅友德定云南。二十年复大举讨纳哈出，时大宁已为明所取，纳哈出和蒙古政府的呼应断绝，势竭来降，始成大一统之业。
七
蒙古人所施的种族压迫政策，引起了汉族的反感，发生一场战争二十年的民族革命，终于被逐回到蒙古去。这教训明太祖是很记得的。他北征时的口号虽然是“驱逐胡虏”，但其意义只限于推翻异族的统治权，对蒙古、色目人并不采歧视的态度。在北征檄文中并特别提出这一点说：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养无异。136
即位以后，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汉人同样地登用，中央官如以鞑靼指挥安童为刑部尚书，以咬住为副都御史，忽哥赤为工部右侍郎137，以高昌安为吏部侍郎。138外官如以高昌安为河东盐运司同知。以脱因为廉州知府。以道同为番禺知县。139军官如以鞑靼酋长孛罗帖木儿为庐州卫指挥佥事，仍领所部鞑官二百五十人。140即亲军中亦有蒙古军队，如洪武五年之置蒙古卫亲军指挥使司，以答失里为佥事。141二十二年特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142时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汉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143洪武三年曾一度下诏禁止擅改汉姓：
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144
但此项法令不久即自动取消：
永乐元年九月庚子，上谓兵部尚书刘
曰：各卫鞑靼人多同名，无姓以别之，并宜赐姓。如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给赐姓名。从之。145
可知在洪武时代已有“编置勘合，给赐姓名”之举。其唯一的限制为特立一条蒙古、色目人的婚姻法：
凡蒙古、色目人听其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例。146
这禁例的用意一面是要同化蒙古、色目人，一面是防止其种类之繁殖。法令虽然颁布，可是实行的程度，也许也和禁改汉姓一样，实际上并不发生效力。
在反面，太祖登基后立刻下令将衣冠恢复唐制，并禁止生活习俗之蒙古化：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男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语、胡姓一切禁止。147
元制尚右，吴元年十月令百官礼仪尚左。148元人轻儒，至有九儒十丐之谣，谢枋得记：
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儒也。149
郑思肖也说：
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150
这虽都是宋末遗老的话，但元人也有同样记载，余阙《贡泰父文集序》：
至元初奸回执政，乃大恶儒者，因说当国者能科举，摈儒士。其后公卿相师，皆以为常然，而小夫贱棣亦皆以儒为嗤呧。当是时士大夫有欲进取立功名者，皆强颜色，昏旦往候于门，媚说以妾婢，始得尺寸。151
可见儒者在元代之被摈斥。而明则在太祖初起时已重儒者，建国以后，大臣多用儒生，后来流弊至以科举为入官之唯一途径。反之元人重吏：
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者，得入台阁供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152
方孝孺《林君墓表》也说：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153
因法令极繁，案牍冗泛，故吏得恣为奸利，为弊最甚。明兴即革此弊，从简严法令下手：
吴元年十一月壬寅，上谓省台官曰：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袭其弊。如元时条格极繁冗，吏得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今立法正欲矫齐旧弊，大概不过简严下手，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154
洪武十二年又立案牍减繁式颁示诸司：
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牍最为繁冗，吏非积岁莫能通晓，欲习其业必以故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主文，附之者曰贴书曰小书生，骫文繁词，多为奸利。国初犹未尽革。至是，吏有以成案进者，上览而厌之曰：繁冗如此，吏焉得不为奸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议减其繁文，著为定式，镂版颁之，俾诸司遵守。155
自后吏员遂为杂流，其入仕之途，唯外府外卫盐运司首领官，中外杂职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员承差等选。156这是一个大变化。一面用严法重刑来肃清元代所遗留的政治污迹，《明史》记：
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
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续诰》，后又增为《三编》，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郭桓之狱，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空印之狱，也施行一次官吏的大屠杀：
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157
由此中外官吏均重足凛息以“不保首领”为惧，以生还田里为大幸。158
在另一方面，蒙古人的政权虽然被推翻，但在典章制度方面，则仍有若干部分被因袭保留，最显明的是官制、兵制和教育制度。
中央的官制，在洪武十三年以前，大抵依据元制，行政最高机关为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下设吏礼户兵刑工六部为执行机关。监察最高机关则为御史台，置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军政最高机关改元之枢密院为大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同知都督等官。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党案发生后，更改官制，提高皇权，集中军政庶务一切权力在皇帝个人手中。废中书省不设，提高六部地位，使得单独执行政务，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均直隶于皇帝。地方行政则置行中书省，设行省平章政事等官，改路为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知县。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诸行省俱为承宣布政使司，后增设云南、贵州为十三布政使司（北平后改为京师，与南京称为两京，直隶中央），置布政使、参政、参议诸官。司法则仍元制置各道提刑按察司，设按察使及副使佥事领之。军政则置都指挥使司十三（北平、陕西、山西、浙江、江西、山东、四川、福建、湖广、广东、广西、辽东、河南），行都指挥使司三（陕西、山西、福建），后增都司三（云南、贵州、万全，北平改为大宁），行都司二（四川、湖广），置都指挥使领之，掌一方军政。159
在兵制方面，元代内设左右前后中五卫，卫设都指挥使，下设镇抚所、千户所、百户所，以总宿卫诸军。又因各族兵设阿速、唐兀、贵赤、蒙古、西域、钦察诸卫亲军指挥使司。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立枢密院以总之。军士则蒙古壮丁无众寡尽佥为兵，汉人则以户出军，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死则役次丁，户绝别以民补之。160明兴后，中外皆用卫所制，亲军都尉府（后改为锦衣卫）统中左右前后五卫，其下有南北镇抚司。又别置金吾前后、羽林左右、虎贲左右、府军左右前后十卫，以时番上，号亲军。外则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卫以指挥使领之，外统之都指挥使司，内则统于五军都督府。这是依元亲军制扩充的。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将无专兵，兵无私将。这又是模仿唐代的府军制度。161其内军之分配训练，则又略近汉制。刘献廷说：
明初军制仿佛汉之南北军。锦衣等十二卫卫宫禁者南军也。京营等四十八卫巡徼京师者北军也。而所谓春秋班换，独取山东、河南，中都、大宁者，则又汉调三辅之意也。162
军士则行垛集令，民出一丁为军。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外又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163
在教育制度方面，元制于京师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监，教授汉、蒙、回学术。监设祭酒、监丞、博士、助教，教授生徒。地方则诸路府州县皆置学，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又有医学及阴阳学教授专门人才。生徒皆廪饩于官，诸学皆有学田。各行省设儒学提举司，提举凡学校之事。164明代完全接受这制度，于京师设国子监，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生员各地皆有定额。生员考试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后特设提督学政官以领之。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入学者谓之诸生（有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之别）。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再经皇帝亲自考试曰殿试，分三甲。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由此入仕必由科举，而科举则必由学校，《明史》说：
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165
学校的教育和科举的范围，元初许衡即提议罢诗赋，重经学。皇庆二年（1313）中书省臣言：
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166
由此专重经学，“四书”、“五经”成为学者的宝典，入仕的津梁。至明更变本加厉，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取士，又特定一种文体，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通谓之制义。167指定限于几家的疏义，不许发挥自己见解。文章有一定的格式，思想又不许自由，这是明代科举制度的特色。学校和科举打成一片，官吏的登用必由科举，而科举则必由学校，政治上一切人物均由学校产生，而训练这一些未来政治人物的工具，却是过去几千年前的古老经典，这些经典又不许用自己的见解去解释去研究。选用这一些未来政治人物的方法，却是一种替古代人说话，替古代人设想，依样画葫芦的八股文。这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一个污点，这污点从元传到明，明传到清，束缚了多少人的聪明才智，造成了无量数的八股政治家，是一个消磨民族精力的最大损失。
红军之起，最大的目的是要求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之平等，在政治和民族方面说，明的兴起已经完全解决了过去的歧视。在经济方面，虽已推翻了蒙古、色目人对汉族的控制特权，但就汉族而说，则本土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纠纷，并未觅得解决的途径。
在上文曾经说明地主是拥护旧政权的，在混乱的局面之下，他们要保存自己的地位，便用尽可能的力量组织私军来抵抗农民的袭击。可是一等到有一个新政权建立，而这一新政权是能够保持地方秩序的时候，他们便毫不犹疑地投入这一新政权的怀抱，竭力拥护。同时一批新兴的贵族、大臣、官吏也因他们的劳绩获得大量的田土，成为新的地主。新兴的政府对这两种地主不能不加顾虑，因之农民的生活问题就被搁浅，永远不能提出一个解决彻底的办法。
明太祖及其大部分臣下都是农民出身的，他们过去曾身受过地主的压迫。但是在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又不得不靠地主的财力和他们合作。在这矛盾的关系之下，产生对地主的双层矛盾政策。他们一面仍旧和地主合作，让地主参加政治，如登用富户，《明史·选举志》：
俾富户耆民皆得进见，奏对称旨，辄予美官。168
洪武八年十月特下诏举富民素行端洁达时务者。169如用地主为粮长：
洪武四年九月丁丑，上以郡县吏每遇征收赋税，辄侵渔于民。乃命户部令有司科民土田，以万石为率。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且谓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170
《明史》记：
粮长者，太祖时，令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领勘合以行。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输以时至得召见，语合，辄蒙擢用。171
但在另一方面，则又极力排除地主势力。排除的方法第一是迁徙，如初年之徙地主于濠州：
吴元年十月乙巳，徙苏州富民实濠州。172
建国后徙地主实京师，《明史》记：
（太祖）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173
第二是用苛刑诛灭，方孝孺《采苓子郑处士墓碣》：
妄人诬其家与权臣（胡惟庸）通财。时严通财党与之诛，犯者不问实不实，必死而覆其家……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174
不问实不实，必诛而覆其家，这是消灭地主的另一手段。
对农民方面，在开国时为了应付农民过去的要求和谋赋税之整顿，曾大规模地举行土地丈量：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175
以后每平定一地后，即派人丈量土地，如：
洪武五年六月乙巳，命户部遣使度四川田，以蜀始平故也。176
洪武十九年，又再丈量一次，方孝孺《贞义处士郑君墓表》：
洪武十九年诏天下度田，绘疆畛为图，命太学生莅其役。177
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另一面则调查人口，编定黄册：
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二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十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
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阪、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以鱼鳞图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买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178这法度虽然精密，可是地主舞弊的方法也随之而进步，农民仍然和过去一样，要负几重义务，生活之困苦，并不因政权之转换而稍减。179
最后，元代因滥发交钞的结果，财政破产，民生困瘁。《元史》记：
至正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180
原来在初行钞法时，钞本和钞相权印造，钞本或为丝，或为银，分存在中央和地方，所以钞和物货能维持稳定的比率，流通无阻。到末年钞本移用一空，却一味印发，用多少就印多少，自然物价愈高，钞价愈跌，驯至不能行使市面了。明兴以后，仍沿其弊。洪武初年铸大中通宝钱，商贾用钞惯了，都不愿用钱。洪武七年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分六等：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交，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可是并无钞本，政府唯一的准备是允许用钞交纳赋税。初期凭政治的威力，虽然滥发，钞法尚通，后来钞价渐跌，钱重钞轻，一贯只值钱一百六十文，物价愈贵，政府虽屡次想法改进钞的价值，严禁其他货币行使，可是仍不相干。宣德初年米一石至用钞五十贯，成化时钞一贯至不值钱一文。这是蒙古人遗传给明代的一个最大祸害。
在这样一个局面之下，农民并没有从革命得到什么好处，也许比从前还更糟，可是新的统治权并不因此而发生动摇。这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第一是已经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农民已经厌倦了，不能再忍受那样的生活了，暂时能够苟安一下，虽然还是吃苦，也比在兵火之下转侧强一点。并且壮丁多已死亡，新统治者的军力超过旧政府远甚，农民只好屈服。第二是战争的结果，天然地淘汰了无数千万的人口，空出了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人口比过去少，土地却比过去多，农民生活暂时得到一个解决。元末残破的情形试举一例：
丁酉（1357）十月甲申，遂命元帅缪大亨取扬州，克之。青军元帅张明鉴以其众降……明鉴日屠城中居民以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鉴等不支，乃出降……按籍，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李）德林以旧城虚旷难守，乃截城西南隅筑而守之。181
这是至正十七年的事，扬州是江南最繁富的地方，几年的战争，便残破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可想而知。土地空旷的情形也举一例：
洪武三年（1370）六月丁丑，济南府知府陈修及司农官上言：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其马驿巡检司急递铺应役者各于本处开垦，无牛者官给之。守御军在远者亦移近城。若王国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余处悉令开耕。从之。182
可是一过几十年，休养生息，人口又飞快地增加，土地又不够分配，同时政府的军力也逐渐衰敝的时候，政治的腐化，政府和地主的苛索，又引起了接连不断的农民革命。183
一九三五年除夕
（原载《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1936年4月）
1 详见《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三期拙著《元代之社会》一文。
2 箭内亘：《蒙古库利尔台之研究》；《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北边诸王之乱》；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九《元代叛王》。
3 《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
4 《廿二史劄记》卷二九《元诸帝多由大臣拥立》；《元史纪事本末》卷一九至二二。
5 《廿二史劄记》卷三〇《元曲祖嗜利黩武》；《元史纪事本末》卷七《阿合马卢桑之奸》；《元史》卷二〇五《奸臣传》。
6 《新元史》卷七八《食货志·赐赍》下。
7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
8 《陔余丛考》卷一八《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9 《归田类稿》卷二《时政书》。
10 《陔余丛考》卷一九《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11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新元史》卷六八《食货志序》。
12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13 《元史》卷二〇五《铁木迭儿传》。
14 《新元史》卷六八《食货志序》。
15 《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
16 《新元史》卷六八《食货志序》。
17 《归田类稿》卷二《时政书》。
18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
19 《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
20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
21 《归田类稿》卷二《时政书》。
22 《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木传》。
23 《归田类稿》卷二《时政书》。
24 《归田类稿》卷二《时政书》。
25 箭内亘：《蒙汉色目待遇考》；吴晗：《元代之社会》。
26 《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27 李翀：《日闻录》卷一。
28 《草木子》卷四《杂俎篇》。
29 王磐：《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30 吴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31 《宋学士文集》卷三《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志铭》。
32 《草木子》卷四《杂俎篇》。
33 《草木子》卷四《杂俎篇》。
34 《草木子》卷三《杂制篇》。
35 朱思本：《贞一斋杂著》卷一《广海选论》。
36 《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37 《草木子》卷四《谈薮篇》。
38 《玉笥集》卷三。
39 权衡：《庚申外史》。
40 《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41 姚桐寿：《乐郊私语》。
42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三。
43 《元史》卷一四四《星吉传》。
44 《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45 余阙：《青阳山房集》卷二《再上贺丞相书》。
46 李士瞻：《经济文集》卷一《上中书丞相书》。
47 周霆震：《石初集》卷二《古金城谣并序》。
48 参看作者所著《元代之社会》一文。
49 《元史纪事本末》卷一《江南群盗之平》。
50 《元史》卷一三一《忙兀台传》。
51 《元史》卷一六七《王恽传》。
52 《元史》卷一五六《董士选传》。
53 《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54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55 《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
56 《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57 《圭斋文集》卷九《魏国赵文敏公神道碑记》。
58 《经世大典序录·经理》，《元文类》卷四。
59 《元史》卷二〇五《铁木迭儿传》。
60 《元史》卷一七七《吴元珪传》。
61 《元史》卷一二二《塔海传》。
62 《元史》卷二五《仁宗纪》。
63 《元史》卷二五《仁宗纪》。
64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
65 《元史》卷二七《英宗纪》。
66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67 姚桐寿：《乐郊私语》。
68 《双溪醉隐集》卷二。
69 《归田类稿》卷一六。
70 《所安遗集》。
71 《金囦集》。
72 《尚絅斋集》卷三《荒田行》。
73 《归田类稿》卷一二。
74 吾衍：《闲居录》。
75 《竹素山房集》卷一。
76 《石初集》卷三《人食人》。
77 《蜕庵诗集》卷一。
78 《青阳山房集》卷五。
79 《元史》卷四一《顺帝纪》。
80 《诚意伯文集》卷一三《赠周宗道六十四韵》。
81 《存复斋续集·平江路问弭盗策》。
82 《贞素家藏集》卷三序：“移曳元帅为总制，病民本甚，邑中添设罔计数，无非苛政，姑计之。”
83 《石初集》卷二。
84 《书林外集》卷一。
85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86 《元史》卷四二《顺帝纪》。
87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88 《元史》卷四二《顺帝纪》。
89 《庚申外史》卷上。
90 《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91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
92 《元典章》卷三三《礼部》六，《白莲教》。
93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94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
95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
96 《新元史》卷一九《泰定帝纪》。
97 《元史》卷三九《顺帝纪》。
98 《元史》卷三九《顺帝纪》。
99 祝允明：《九朝野记》。
100 《增一阿含》第四十二品八难品，《八大人念经》。
101 《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
102 王叔英：《静学文集》卷二《凌府君行录》。
103 王祎：《王文忠公集》卷二二《故参军缙云郡伯胡公行述》。
104 李继本：《一山文集》卷六《刘则礼传》。
105 宋濂：《翰苑别集》卷九《元赠进义副尉金溪县尉陈府君墓铭》。
106 陶宗仪：《辍耕录》。
107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108 《元史》卷一四二《答失八都鲁传》。
109 《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110 《元史》卷一四二《答失八都鲁传》。
111 《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卷二〇七《孛罗帖木儿传》。
112 《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卷二〇五《哈麻传》。
113 《元史》卷二〇五《哈麻传》。
114 《元史》卷一四〇《太平传》；卷二〇四《朴不花传》。
115 《元史》卷二〇七《孛罗帖木儿传》；卷二〇四《朴不花传》。
116 《明史》卷一二四《扩廓帖木儿传》。
117 《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明史》卷一二四《扩廓帖木儿传》。
118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119 祝允明：《九朝野记》。
120 朱权：《通鉴博论》；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
121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王世贞：《诏令杂考》一，《弇山堂别集》卷八五。
122 《明史》卷一二二《韩林儿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一《韩林儿》。
123 《明史》卷一二三《陈友谅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三《天完徐寿辉》。
124 《明史》卷一二三《明玉珍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五《夏明玉珍》。
125 《明史》卷一二三《陈友谅传》；《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
126 《明史》卷一二三《明玉珍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五《夏明玉珍》。
127 《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
128 《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
129 《明史》卷一二三《方国珍传》；《国初群雄事略》卷八《方谷真》。
130 《元史》卷一二四《陈友定传》；《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三《陈友定》。
131 《明史》卷一三五《范常传》。
132 《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133 《明史》卷一《太祖本纪》。
134 《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135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
136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五。
137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九。
138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二。
139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二；《明史》卷一三八《周祯传》，卷一四〇《道同传》。
140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〇。
141 《明太祖实录》卷七一。
142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六。
143 《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九。
144 《明太祖实录》卷五一。
145 《明成祖实录》卷二三。
146 《明律》卷六《户律》。
147 《明太祖实录》卷三〇。
148 《明史》卷一《太祖纪》。
149 《叠山集》卷六《进方伯载归三山序》。
150 《心史》下，《大义略》。
151 《青阳先生文集》卷四，《贡泰父文集序》。
152 《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
153 《逊志斋集》卷二二。
154 《明太祖实录》卷二七。
155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156 《明史》卷七一《选举志》。
157 《明史》卷九四《刑法志》。
158 《明史》卷一三八《杨靖传》附《严德珉传》。
159 《明史》卷七六《职官志》。
160 《元史》卷九八《兵志》，卷八六《百官志》。
161 《明史》卷八九、卷九〇《兵志》。
162 《广阳杂记》卷一。
163 《明史》卷九一、卷九〇《兵志》。
164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学校》。
165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
166 《元史》卷八一《选举志·科目》。
167 《明史》卷七〇《选举志》。
168 《明史》卷七一《选举志》。
169 《明史》卷二《太祖纪》。
170 《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171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赋役》。
172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173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174 《逊志斋集》卷二二。
175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176 《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177 《逊志斋集》卷二二。
178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参看梁方仲先生：《明代鱼鳞图册考》，载《地政月刊》第八期。
179 参阅吴晗：《明代之农民》，载天津《益世报·史学》第十二、三期，1935年10月。
180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钞法》。
181 《明太祖实录》卷五。
182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183 参看《明代之农民》；吴晗：《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载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五至六期，193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