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移民、环境与区域开发，是考察河西走廊自明代设置卫所以来生计模式嬗变的关键视角，镇番卫则是个中典型。洪武时期，因应于动荡地缘政治格局下的边防需求，明军与蒙古势力围绕镇番的盐业资源展开争夺。永乐初年，明廷设立镇番卫，徙军实边。通过《武职选簿》和民间所藏家谱文献的并置，可以还原镇番卫所武官的籍贯、职级升迁和个人情感世界。明中期时，面对地方屯军不足、地力瘠弱的窘况，镇番卫大规模开拓屯田。明后期时，因应于北部边地变动的地缘政治格局，镇番地区强化军防，宗族社会亦渐趋形成。作为河西地区屯田社会的典型，明代镇番地区的历史演进彰显了一种特殊形态的汉人移民社会成型进程。
关键词：明代；镇番；军事移民；环境变迁；生计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卫所制度的施行对明代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和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顾诚先生曾指出，“从东北到西北以至西南，这些大约构成半个明帝国疆域的地方在明代一般不设行政机构，而由都司及其下属卫所管理”。为了配合广大边地“军管型政区”的有效管理，明廷自洪武朝起便发起了大规模的强制性军事动员，徙军戍边，借由国家力量在边地建立了众多“军事社会”, 从根本上重塑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本文所关注的镇番地区（今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便是一个因明代卫所制度影响而渐趋形成的边关社会。
镇番地区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石羊河流域下游，明代时是陕西行都司的东北边隅。与西北地区颇多军事建置类似，镇番卫因应王朝特殊战略需求设立，辖区内人口大多来自明代卫所制下的军事移民。其时卫所制度如何形塑镇番地区的社会秩序，左右区域社会的发展方向？大量的军事移民原籍何方，又如何在异乡生存？地方哪些资源得到了开发，自然环境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考察明代镇番卫的区域开发，能够呈现明朝宏观军事制度下河西走廊移民型社会的“结构过程”。
近年来，从区域社会史的维度考察明代卫所制度的趋势方兴未艾，具体展现出四种倾向。第一种研究倾向是从地方社会的区域特质着手，关注王朝军防政策如何因地制宜。明代不同边关地带所面对的军防局势不一，因之造成不同区域卫所制度演进态势和调整方式的差异。在比较框架下考察明代卫所制度的地域分别，是凸显卫所制度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关键所在。第二种研究倾向关注卫所制度“落地”区域社会的具体方式和在地影响。凡举与卫所制度相关的屯田、军役、漕运、法律纠纷等面向，甚或卫所制度在清代的调整方式和在地影响，皆可置于此一脉络中进行考察，又尤其以于志嘉、郭红、毛亦可的研究最为典型。第三种研究倾向是基于第二种的延伸，尤其强调在对包括家族谱、碑刻、契约等民间文献进行取用的基础上，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对与卫所制度相关的土地制度、宗族实践、族群关系进行考察，这种研究与基于官方文献的卫所制度史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本文对明代民勤卫所社会的考察，与近年来第四种卫所研究的趋势息息相关，即关注卫所社会的环境与生计层面：通过瞩目军事基建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军伍调拨对生活方式的形塑，检审明代军卫建置对区域开发的促动，尤其将焦点放在地理环境复杂的边疆地区。循此逻辑，明代镇番卫的移民、环境与区域开发，亦构成了一段边关军卫数百年的“生命史”。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互动关系在民勤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民勤地区丰富的乡邦文献，则使得我们对明代河西走廊生计模式的深入考察成为可能。如反映明清民国镇番地区历史进程的重要地方文献《镇番遗事历鉴》的开篇即言，“自洪武定鼎之后，兹土生齿日繁。徙居而来者经年弗断。兼风沙拥据，上流移丘开荒者沿河棋布，因而河流细微，泽梁亦涸，土沃泽饶成往事矣”。可见设置卫所对地方生态环境的影响至深。时至今日，民勤的生态环境仍旧脆弱，受到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双重影响，民勤绿洲岌岌可危，在20世纪末已是全国荒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以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出了“一定不要使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呼吁。在此意义上，本文的讨论关涉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不仅剖析了明代卫所制度对地方社会的长时段形塑功效，更希望对当今国家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历史镜鉴。
一、争夺盐海：洪武时期镇番地区的资源竞逐
镇番卫在明初的设立及当地军卫社会的最初成型过程，需放置在洪武时期西北战略布局的动态调整背景下进行考察。先是，洪武五年（1372）时冯胜为配合明朝大军的北征需要，率军征进西北并相继攻占河西走廊一线，得胜后大掠而还。然而彼时明廷尚无留兵长驻河西走廊的考虑，因此在冯胜退兵后即就地安置故元降众，羁縻地方。镇番地区的情况亦符合此一总体趋势。由明初《置真武庙碑记》“洪武初，镇邑居民多元季土著”可知，镇番在洪武前期尚未形成卫所制度影响下的大规模汉人移民社会。
洪武五年徐达兵败漠北，河西地区的故元降众开始异动，直接造成了其后数年间以岐王朵儿只班造乱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动荡。洪武五至九年间，河西走廊东部地带的明朝驻军与故元势力相互攻伐，社会秩序混乱，镇番地区开始出现边军驻防。《镇番遗事历鉴》载洪武六年时镇番已有少量屯田，即“本邑军戍屯田三百四十顷五十八亩六分”，可资证明。
及至洪武十二年，镇番地区的屯田面积已增长至“一千九百六十二顷二十四亩七分许”。短短六年间镇番屯田面积增长6倍，当与此一时段明廷调整军事布防格局有关。洪武九年，随着朵儿只班之乱渐平，明廷重派大军由河州、兰州地区向西向北进发，并于当年十月置凉州卫。此番设置卫所已与数年前起用前元将官羁縻地方不同，凸显了明廷调整陕西行都司建置、直接管控河西走廊的意图。可以想见，伴随着凉州卫的逐步充实，镇番地区的驻军数量亦有所增加，屯田面积亦然。又值得说明的是，洪武六年记载屯田面积时，史籍所用表述为“本邑军戍屯田”，及至洪武十二年则录为“本邑军民共屯田”。一字之差，体现了镇番地区在明蒙缠斗告一段落以后渐长的民人数量。
洪武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间，河西地区相关军政史事较少载诸官修史籍。马顺平提出，这是因为当时明王朝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平定云南、辽东等故元势力，无暇顾及西北。但官方记载的缺乏并不意味着镇番地方社会发展有所停滞。洪武年间，镇番地区多有军事行动，明蒙之间主要围绕盐池缠斗。先是，洪武十一年二月“鞑靼一百余众自鱼海子突袭，掳本邑盐夫二十三人”，三月蒙古势力拟故技重施，却遭明军设伏击败。洪武十六年，边外游牧部族再“于青土湖掠盐”，遭到明军攻击。洪武二十二年秋，史载“镇邑奇热，鱼海盐丰……民夫三十余众、橐驼六十三峰往捞之。逾旬，得净盐一万二千四百六斤零”。很可能是因为这次采盐获得的“大丰收”，明廷因之对区域盐业的年产量颇为乐观，遂于次年下令“于鱼海设盐务驿，营署理盐课，额征盐例共三十万斤”。
镇番地区深处内陆，不论对明军抑或蒙古部族，湖盐都是重要的生计必需品——而镇番产盐质量又实属上乘，《凉州府志备考》中即有“水晶盐，坚明如水晶。琢为盘，以水湿之，可和肉食”的记载，并有按语称“水晶盐，出凉州所辖之镇番县”。然至洪武三十年，明廷突然裁撤了整个地区的盐务机构，即所谓“革凉州盐课司”。时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张豫言:“‘凉州旧设盐课司，置盐户捞盐以给军士，而所收池盐不多，官吏俱为虚设，请罢之，而以捞盐之夫为甘肃仓斗级。’上从之，故有是命”。考察相关文献可知，凉州地区除却镇番一带，其余地区并无产盐记录。因此，所谓凉州盐课司或专管镇番地区盐务。
关于凉州盐课司的罢撤，笔者以为实出于多重原因。首先，镇番盐池离聚落中心距离遥远。上引文中的鱼海、青土湖皆在镇番以北“二百里”之外。过远的距离会抬高相关的运输及保障成本。其次，镇番地区的采盐业颇为危险，常被北元势力侵扰，盐夫亦时刻面临遭到掳掠的风险，所谓“元季残兵辄往来鱼海等地扰边掳夺……贼寇狡黠，行踪无定，追之则遁，罢而又扰，终未可尽克也”。再次，镇番盐池皆深处戈壁，采盐颇为辛苦，汉人盐户多有排斥，明军不得不将所俘蒙古人发配盐池采盐，“鞑靼数十人觅畜逾境，守墩军擒执解官。有司……罚充盐奴，令军卒役使，市人称其为‘盐奴子’”。又次，明廷所设盐务机构额课太重。虽然凉州盐课司于洪武末裁撤，但地方军卫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盐务以备军需。景泰七年（1456）时，镇番上报该年“十三万斤”产盐量，地方史乘《镇番三百年案牍考录》将其当作重大收获录于史籍。以此，可知洪武时期鱼海盐务驿额征盐例年“三十万斤”实负担太重。
综合数种因素，明初镇番盐池并未得到足够的开发，以至于明代中期时兵部武选司郎中何孟春颇感困惑：“镇番境内外盐池数多，独无可资于官者乎？”与此同时，镇番采盐业虎头蛇尾式的发展，亦与地方频仍的军事征调关系颇深。如洪武二十四年时，“镇邑边警，饬令边卫营属人民编入行伍，以驻军指挥统领。本邑共编四千又五十，号称五千。又编马兵一千名，分置各隘口，昼夜巡逻”。若联系洪武十九年“驻军共三千五百二十名，农工牧商共……三千五百又七人”，则可知洪武二十四年的军事动员已经调用了区域所有的军士及相当数量的民人。难怪当年“民多以军务误耕，窃迁怒有司”，盐业亦因之凋零则不难理解。然不论如何，洪武时期的镇番地区仍以资源产地的特质为人所知，明廷尚未了然其地的军事价值。镇番军事社会的真正建立，需等到洪武末至建文朝，尤其是永乐初年卫所制度落户地方之后。
二、移戍边关：镇番设卫与永宣时代的军事移民
镇番设卫可以说是洪武年间地区军防架构逐步演进的结果，亦符合明廷在洪武末年对西北边防的总体规划。“镇番”之名首次载诸明朝官方史籍，为实录中“辛酉，改陕西临河卫为镇番卫”，时为洪武三十年正月。先是，“临河卫”之得名为就地取意，所谓“明洪武中，因元季小河滩空城修葺为卫址”。至于临河卫设立时间，据地方志“明洪武二十九年设卫，改名镇番”的表述，可推知临河卫为洪武二十九年设立，次年即更名为镇番卫。关于彼时设立卫所的背景，马顺平指出，临河卫与威虏卫、白城子千户所、威远千户所皆设于洪武二十九年，实因其时蒙古骑兵沿额济纳河、石羊河频繁侵扰陕西，边防亟待加强，随即沿河加设军卫。
镇番卫于洪武末年初设，及至建文朝即遭罢撤。至于具体的撤卫时间，既有研究多仅称“建文中革罢”，《宪章录》则将时间具体到建文三年春三月。然而至永乐元年，才遭革除的镇番卫又得复设，史载“甲戌复镇番卫。建文中革卫，而设守御千户所于庄浪，至是守臣请复。上曰：‘镇番地接胡虏，守御不可废。’命兵部亟复之”。而由其时“选边将一人，率庄浪军士戍守”的政令可知，洪武末年设卫时的镇番卫军可能已因建文朝卫所裁撤而另调他处，因此在永乐复卫以后，需另从庄浪派军戍守。
永乐二年（1404），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上奏明廷，直陈镇番卫人丁不敷，“甘肃镇番卫与胡寇接境，原调庄浪千户所军九百备御……不足调用”，明廷因之“命以巩昌卫所带管中左所军益之”。由此可知，在永乐元年恢复卫所建置时，镇番卫不过是千户所规模，边防压力颇大，明廷因之下令加调军士。此后一段时间内，镇番卫陆续设经历司、驿站，但总体建置即如郭红等所概括：“永乐元年重置镇番卫后一直没有变化。”
由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载凉州地区“自夷变为夏，始于汉，而殷富者数百年。自夏复变为夷，始于唐，而伧荒者复数百年”的记录推断，明以前镇番地区的汉人居民当数量不多。永乐时期之所以对镇番卫进行恢复与强化，并组织大规模军事移民，则与彼时张力十足的边防态势及镇番地区的地理位置有关。镇番地区在凉州北“二百余里”，突破了龙首山—馒头山—红崖山一线，亦即偏离了河西走廊的交通干线。其地位于阿拉善高原南缘干旱荒漠区，自然条件严酷，后勤补给不便，且地势平缓，不利于军事防守。然而河西重镇凉州地区“地方四际，宽广散漫，紧关冲要，最先受敌”，洪武末年即屡遭蒙古侵扰，“西凉、甘肃、山丹屡被胡虏入寇”。因此，为加强河西防务，并阻止蒙古部族利用石羊河下游绿洲作为南下凉州的阵地，明廷最终决定于镇番地区设立卫所。时至今日，该地方社会仍留存了大量有关卫所制度的历史痕迹，尤以家族谱文献最为典型。民勤县文史专家李玉寿在数十年前即开始留心地方史乘，经眼、抄录了大量民间家族谱文献。以下，笔者据李先生慷慨分享的材料考察镇番军户移民的来源乡贯、内心世界和精神信仰。
民勤县家族谱文献记录了大量明代卫所军户家族细节，并可与官修文献互证，尤其是与镇番卫《武职选簿》彼此参照。在陕西行都司诸卫所中，仅有镇番卫保有成体系的武职选簿，是我们了解明代西北边防卫所情状的重要一手材料。张磊、周鲲曾据镇番卫《武职选簿》统计了156名武官的籍贯信息。在该文基础上，笔者结合镇番卫《武职选簿》、李玉寿编著《民勤家谱》以及武威、民勤地方志相关记载，共辑出179名卫所武官家族的籍贯、职级升迁与始迁祖入镇番时间等信息。
在镇番卫179名武官中，有173名武官的籍贯信息在选簿、方志、家族谱文献中得以保留，来源地较多者依次为南直隶（72名）、陕西（51名）、北直隶（14名），分别占据武官总数的40%、28%和7%；来源地最著者为今安徽省定远县，是为11名武官籍贯。但在将卫选簿与家谱对勘以后，出现了另一种可堪统计的门类信息，即军户始迁祖进入镇番时间。虽然卫选簿中对部分武官始迁祖进入地方的时间也有所记录，但一则信息不全，二则不够具体。相较而言，家族谱文献因特殊的文献性质，对此类信息记载详尽。以此，笔者结合《武职选簿》及镇番家族谱文献所含信息，制作表1。
由表格信息可知，从镇番设卫的洪武末期到正统朝的半个世纪，是镇番卫武官群体始迁祖集中进入镇番地区的历史时段，共有129名武官的先祖进入该地，占总数的75%。虽然相关文献多仅载录包括卫指挥序列、正副千户及百户序列的卫所武职官员的家族信息，普通卫军的相关情形并未登记在册，但卫所武官群体始迁祖进入镇番的时段分布已足具代表性。与此同时，不少选簿及家族谱对武官始迁祖入镇时间的记载颇为详细，具体到某朝某年，使得我们能够把微观的军户家族史与宏观的区域军防调整布局联系起来。如前述永乐初年明廷调拨巩昌卫军进入镇番充实军卫，在诸类文献中便有所反映。选簿中有“萧成：巩昌卫左所世袭百户……永乐三年调镇番卫左所”，“尹士付：洪武十七年充巩昌卫左所小旗，永乐三年调镇番卫左所”的记载。家谱文献则有“戴茂：洪武二年充巩昌卫所军，永乐三年调镇番卫左所军”，亦有所谓“周胜”者，曾于“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内，保送赴京，于永乐元年二月内，蒙兵部引于奉天门奏，奉旨准袭巩昌卫左所世袭副千户，本年五月内到任，永乐三年四月内，奉右军都督府安字三百四十八号勘合，调拨镇番卫守御，本年七月内到任”，最终老故镇番。
由表1内容可知，镇番是一典型的军事移民社会。明初大量江淮地区的军士在四下征战、多方移驻以后，最终来到镇番充为卫军，成为边关地带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苦闷孤寂，实不难想见。今日史家对宏大视野的王朝经略习以为常，却囿于材料，罕见对边关戍卒内心世界的关注。在此方面，镇番的乡邦文献显得尤为珍贵。《镇番遗事历鉴》载：“千户孟大都居处得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户部勘合户帖一枚。族人佥曰：‘斯物乃孟公昔时自浙江宁波故里携带至此，今帖藏于邑衿孙肇启处，常人不许见。’”查镇番《孟氏家谱》可知，孟大都为浙江宁波府鄞县右坊人，洪武三年时从军征王保保。以此，可知孟氏为垛集从军者，出征时将家族户帖随身携带，以解思乡之愁。而其家谱又载孟大都因功升千户，实授庄浪卫正印千户，永乐元年调补镇番，则与前引《明实录》永乐元年选将率庄浪军士戍守镇番一条恰好对应。
孟大都乡愁难抒，镇番王氏先祖亦常起莼鲈之思。今民勤中渠煌辉村王氏存有家族先祖书札草稿若干，其中包括家书两封。家书一录文为：“盼慈晖之远庇，樾荫云浓。缅仪度而驰依，葭思露结。肃泐鲤禀。恭叩秋喜，敬请勋安，伏乞朗鉴。”家书二录文为：“盼慈晖之远照，樾荫云浓，值秋色之平分，葭思露结，肃薰寸禀。恭叩节喜，敬请勋安，伏乞垂照。”两信可能皆为中秋时节所写，虽颇恭敬守礼，也难掩“月是故乡明”的思亲之情。明初的长距离军事移民，更推动了跨越千里的文化交流。如永乐十三年二月时，“华亭赵弯脖被贬至镇，能以方言唱吴歌。性谑甚，常以‘乐天’自诩。问其贬之由，每低头不语，面凝忧色云尔”。今日民勤的重要文艺娱乐形式为起自江南的弹词，更与本地小曲戏结合，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历史根源，或可追溯到明初来自东南的江淮军民。
面对来自大江南北的卫所军士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疏离心绪，镇番卫所官员在设卫之初亟须强化部卒的在地认同——如对苏武精神的宣扬即为典型。苏武是汉朝著名外交家，出使匈奴期间遭到扣押而忠君不屈，持节牧羊19载，镇番即传为其驻牧之地。洪武时期，镇番土民即在前朝旧址的基础上筑苏公祠、塑苏公像。至永乐年间，卫所官员展修苏公祠，并立《苏武山铭》。铭文中有“持旄节而不遗，叹帛书之难传。回日原非甲帐，去时乃是丁年。老骨侵胡月，孤忠吊南天。白亭留芳名，麟阁表云烟。一生事业，谁敢争先！”之句，凸显了卫所官员以苏武精神激励军士为国尽忠、为国守边的意图。对于一个刚刚开发的军事移民社会而言，渲染忠君情结、强调奉献精神，可谓是强化社群凝聚力的不二之选。除却苏武以外，真武、关帝、二郎神等信仰亦在国家的支持下于卫所社会内发展传播，这一方面凸显了武力护边与礼教治边的国家逻辑，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凝聚了区域社会的文化认同。
镇番位于边防阵地最前沿，军防局势紧张。明廷为鼓励前线将士英勇御敌，除却宣扬保家卫国精神以外，亦对军功施以厚赏，镇番卫所军士常因军功完成阶层升迁。在笔者所统计的镇番卫179名武官中，除却26名因信息不全无法统计以外，其余武官的始迁祖职级与脚辈职级皆在《武职选簿》和家族谱中有所记录。据此，笔者爬梳了明代镇番卫武官家族的职级跃升情况（见表2）。
笔者曾撰文考察明代川西北叠溪、威州二千户所武官群体的向上流动情况，发现该地区仅有四分之一的武官先祖在进入川西北以后获得了升职，其中大多数又不过升等半级，即或从百户升为副千户，或从副千户升为正千户。相较而言，镇番卫武官的向上流动程度要高得多，在存有数据的153家武官家族中，55户不曾升等，即入镇番始祖职级与脚辈职级相同，如先祖为百户者，脚辈亦为百户。升半级到一级半的家族最多，共66家，占总数43%。连升三、四级者亦不乏其人，或从小旗升指挥佥事，或从总旗升指挥同知。镇番武官群体较为醒目的向上流动，应当与地方战事频仍，武官多有机会立下军功有关。此外，因为镇番独特的边防卫所职能，除却军人频繁出征以外，民人亦多勇武，所谓“明时边境不宁，不特世袭指挥辈俱能跃马横戈，即乡旅丁壮一二匹夫，辄敢与虏对垒”。明代镇番军事社会的特质，由此可见一斑。
三、拓地耕种：明代中前期镇番卫的屯田开发
伴随着洪武末至永乐初的建置调整，镇番卫在永乐年间逐步充实，成为明朝西北边防的重要一环。然而因人数增长，镇番地方有限的田土资源渐渐无法满足社会经济需求，军民生活保障捉襟见肘，军卫生计模式亟待修正。虽然镇番卫所官员在永、宣时代即已塑稷农官像、铸催耕钟，并设专官催耕，但伴随着地区人口日增，地方粮食产量渐显困窘——15世纪中期，镇番地区即受困于持续的粮食短缺。正统元年（1436）时地方官多番上奏，或称“镇番、永昌、庄浪、凉州四卫先因荒旱少收，续被达贼抄掠，军余旗甲饥窘乏食”，或称“镇番等处因胡虏入寇，征调军士取办马匹、供运刍粮，劳苦百端”。可见地方维系艰难，其时甚至有朝臣建议放弃此数卫，以省民力。
面对地方军卫的粮饷不济，明廷亦尝试多种办法纾解。先有开中制度，即以盐引招商输送粮草。张磊、杜常顺总结道：“明初，河西走廊诸卫所盐粮兑换的比例保持在一斗五升到三斗米兑淮浙盐一引的水平。”由正统七年的记载可知，彼时朝廷在镇番招商中纳盐粮比例，竟然高达“每引”淮盐、浙盐、长芦盐分别兑米豆“一石”“八斗”和“四斗”，可见地方军粮之急缺。再有预支粮饷。如天顺三年（1459），“镇番……屡被鞑贼抄掠食、践田禾，军士饥窘。已移文管粮布政司右参议柳荣验发仓赈济,及预支原备籴粮官银六百余两给借屯田军士”。还有调拨囚徒运粮，如巡抚甘肃右副都御史芮钊即奏称，“往者陕西诸司所问罪囚……凉州以东具发凉州纳米赎罪。今镇番卫仓廪虚竭，请该于凉州纳米者改赴镇番卫纳米”，得朝廷准允。此外，尚有直接免除地粮的做法，如天顺六年即“免陕西庄浪、古浪、凉州、永昌、镇番五卫被寇践伤屯地粮五万二千四百五十五石有奇”。
针对镇番卫的粮食短缺，纵然明廷采取诸般补救措施，仍存治标不治本之虞——问题的核心症结，实在于地方“下屯军”人数少、屯田不足。先看屯军问题。虽然彼时王朝对卫所军员调配有一总体原则，所谓“洪武、永乐年间屯田之例，边境卫所旗军三分、四分守城，六分、七分下屯，腹里卫所一分、二分守城，八分、九分下屯，亦有中半屯守者”，但具体到镇番卫，则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洪武末，“凉、甘、肃等州十一卫下屯军三万三千五百人，屯地一万六千三百余顷”，每卫平均“下屯军”为3000余人，若以满编制计算，则“下屯军”数为卫所屯军总数的54%。建文、永乐两朝的建置调整以后，镇番卫虽为卫建置，却在永乐二年时仅有900名庄浪千户所军守备，其中“屯田之外止存五百八十”，可见镇番守城和下屯旗军的比例实为六七分守城、三四分下屯。雪上加霜的是，凡遇边防吃紧之时，“下屯军”还会被调离岗位帮助御敌，地方生计压力陡增。
除却屯军短缺，镇番屯田亦面临种种困难。明初时，镇番农业基础薄弱，即所谓“是时，镇邑无县治，亦无熟田，民人徙此，惟牧畜而已”。经历数十年的开发以后，地方农业虽有起色，但仍发展维艰。先是，镇番屯田多在境外，开垦不便，更常因游牧势力侵扰而影响农时，所谓“镇番卫屯地，多在境外，比因虏寇犯边，不得耕种，人多饿殍，除令富室借贷赈给，尚有不敷”。其次，镇番农业的水源欠稳定。作为农牧交错地带的绿洲，镇番水源主要为石羊河、清水河。两河流向皆自南向北，后汇为“大河”。受水源的季节性影响，大河之水的水量波动巨大，“每值春末冬初，河水解冻，处处病涉，虽羽檄不能飞渡”，加之地势平坦，“顺流而下”，因此多生水患，破坏农业生产。与此同时，镇番地区为数不多的水土资源，尚有部分归肃藩所有，如肃府护卫即有一条浇灌王府土地的水渠，“护卫堡，有二，俱在镇番卫城西南，旧属甘州中护卫”。民间家族谱文献亦载：“洪武皇帝圣德巍巍，将许氏又分遣镇番，在于更名上三坝，耕种王府田地。”
永乐设卫以降，镇番地区生齿日繁，但屯军数量有限，屯田质量不高，导致了地方粮饷难以为继。因此，镇番地区在成化末年发起了大规模的垦田运动，这一现象在《大明成化年镇番卫军民屯田图》中得到了细致反映。
《大明成化年镇番卫军民屯田图》，白布本，墨书，长85厘米，宽68厘米，图上绘山脉河湖村舍等地理标识，原件于民勤县文物管理部门。是图至为珍贵之处，在于图上400余字的题记，勾勒出成化时期镇番屯田区域的开发过程与分布形态。题记载：
镇邑十地九沙，非灌不殖。有明成化间，饬令军屯，始以强大之人力拓地耕种，开渠引灌。昔河源有三，一名老西河，一名石羊河，一为洪水河。老西河为镇番古老之河也，是昔风沙拥据，几成平坦，非有洪流而不得其利矣。故实则余二河，凡所拓地，咸循河水而开发之，军卒、农民聚居于两河之侧。嗣后井泉居民因西河水涸，迁徙新东沟，于氏铺居民，则迁徙小溪沟。成化末，青松堡居民一千二百户，拓地二千二百四十顷;重兴堡居民五百八十户，拓地一千四百五十六顷；六坝沟居民五百六十顷［户］，拓地二千一百又三顷；羊路沟居民三百户，拓地八百五十顷；红沙堡居民四百户，拓地三百顷又零；井泉居民四百三十二户，拓地八百六十四顷零；于氏铺居民九百又七户，拓地三千六百五十顷；大滩堡居民二百八十户，拓地四百六十七顷，红沙岗居民一百六十户，拓地一百七十顷零。昔共居民四千七百五十九户，拓地一万一千一百亩零。直隶河涧［间］府主簿杨公享原绘并撰文。光绪戊申府贡何开玖复制。
由题记可知，是图原图由正德时期曾任直隶河间府主簿的杨亨所作，晚清时贡生何开玖复制，应当说是对成化朝镇番屯田情形的真实反映。分析图上题记内容，可得两点。在屯田空间方面，成化时期的新开屯田呈现出两个特质。其一是凸显了“内聚”趋势，即由离卫城较远处向卫城附近靠近。个中原因，一方面源于老西河干涸、居民东迁，另一方面也与前述境外屯田常遭游牧势力侵扰有关。其二是屯田多分布于镇番大河东支一线。大河在北流至民勤红崖山的分水口南河口后，分成东西两条支流。东支古称外河、又称东大河、郭河、白亭河等；西支古称内河，又称西大河、大西河。新开屯田中，位于西支者仅有青松堡地块，而位于东支者则有红沙堡、红沙岗、大滩堡、羊路沟、六坝沟等。
在屯田数量方面，可知彼时约4800户军民共新开屯田1.2万顷，户均新开屯田2.5顷。诸多新开屯田的面积亦相差不小，如洪武朝便已得到开垦的红沙岗、红沙堡两地，在成化时期不过分别新开170顷及300顷屯田，户均新开屯田数仅为0.75顷和1.06顷，而由西河于氏铺居民迁居的小溪沟一地，则新开3650顷屯田，户均新开屯田数为4.02顷。那么彼时新开大量屯田的产量如何？似不应高估。乡邦文献《奥区杂记》记有一桩轶事，“镇邑地介边陲，风大沙重。逢荒年即寸草不生。然拓种之地，却颇宜耕植。成化二十三年，雨水丰沛，田禾大丰。有一亩得五十余捆者，每捆净麦打二升，共可得净麦一石，一时传为奇事”。成化二十三年（1487）即《大明成化年镇番卫军民屯田图》所绘之“成化末” 时，彼时群策群力、新开屯田，史料中虽有“拓种之地，颇宜耕植”的大加褒扬，并认为收成堪称“奇事”，然细细考之，可知“一亩”田地不过收获“一石”麦子，不难想见镇番田土之贫瘠。
为何镇番地区屯田的收成如此低下？个中原因之一，是区域土壤的高度盐碱化所致。清人曾对包括镇番在内的河西地区的土质做过评估，认为区域田土“上盖有土沙尺许，下系碱地，经水则碱气泛上，不能播种者有；虽非碱地，而土薄沙重者有；坚如石田，难以锄犁，号曰‘板土’，即令加工耕种，一经水泡，凝结如故，不能秀发者有。碱气虽轻，而需水较多于他地，周围约二十余丈，经水低陷寻尺，土稀，非晴晒数月不干。以故上干下湿，误入其中，颇为费力，若牛骡被陷，则无法可救，听其自斃而已”。明代镇番地区的土地特质，即是如此。镇番“十地九沙，非灌不殖”“风大沙重，逢荒年即寸草不生”，可谓“土薄沙重”。然及至灌溉耕作时，又容易出现“上干下湿”现象。以此，成化末年的大开屯田虽是历史时期边关移民希冀改造自然环境的做法，但从科学的角度推断，取得的效果实属有限，甚至因为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造成了绿洲农业的加速衰落：“自洪武定鼎之后，兹土生齿日繁。徙居而来者经年弗断。兼风沙拥据，上流移丘开荒者沿河棋布，因而河流细微，泽梁亦涸，土沃泽饶成往事矣”。人与自然的互动方式及限度，令人深思。
四、守土有责：明代中后期镇番卫的军防体系与军事社会
经历了永乐以降的大规模军事移民和成化末年的屯田开发，镇番地区的人员组成、民生生计都围绕着卫所建置展开，区域军事社会特征明显。然而自15世纪末开始，镇番的自然灾害频仍，边防压力陡增，区域社会秩序遭到冲击。以此，明代中后期镇番的军防体系几经调整，军事社会则在变动的地缘政治局势影响下展现出“内聚”的态势。
明代中期，镇番多发自然灾害，地方社会大受其扰，所谓“弘治间，灾侵连年，庶民无以为生计”。弘治九年（1496）时，“飓风时起……青松堡西南田地，埋压二十余顷，庄宅一百一十二间，灾民无家可归，漂泊野外”；弘治十一年，“岁馑，灾民入城。有饥甚者，夺市民盘中食”；及至弘治十二年，则“二月下浣，下土数日，止有二寸许。其色如大黄，质细如尘，以手拈之，一如粉面，惜不可食也”。持续性的灾情冲击地方的农业生产，以至于正德三年（1508）时即有监察御史奏报“清查甘州等十二卫、古浪等三所屯田……惟西宁一卫田皆可垦……镇番卫孤悬边境……田半抛荒”。正德五年时，“免陕西镇番卫屯粮四千一百石有奇，以去年蝗灾也”。与此同时，镇番水患持续不断。正德时即有外出为官者写就家书，对地方水患频仍的忧虑之情溢于言表：“信报吾邑入秋以来，河水不时倒失，大滩等处浇五、六成水；东坝首四，浇灌尚可；小坝亦浇略半，苦乐不均。惟更名、大坝，因山南冲淅，诸河干涸，点水未润。转眼小雪水即转归湖，吾坝之水，无望可知。兄闻之，不食下咽者竟日。虽天公之安排，人力无如之何，而三年之穷迫，何以当之？余镇邑之黎庶，岌岌可危矣！”
除却天灾，蒙古势力的频繁侵扰亦对镇番社会冲击甚大。先是，明代中期镇番地区蒙古势力的抬头在成化、弘治朝已现端倪。成化十三年时，地方军卫官员奏称“凉州、镇番、庄浪、贺兰山迤西，从雪山过河南通靖虏直至临巩一带，具虏入寇之路，秋冬贼必西往贺兰山西扒里沙河屯聚入寇”，希望朝廷多加留意。弘治四年，“瓦剌卓里台吉寇边，掳抢镇民二百余众……《云梦堂漫记》云：男则充奴，女当佣婢……男女小有怠慢，束手系于马后，穷驰狂奔，至死而后快”。有鉴于此，弘治五年时，兵部因“凉州、永昌、镇番等处一二年以来，达贼入境者数次，人畜被虏者甚众”，要求严惩守边失职的前线官员。
以后见之明而论，明代中期是镇番地方社会发展的瓶颈时期：一方面，在天灾人祸的双重作用下，区域民生难以保障，区域军民人口下降；另一方面，在卫所制度渐趋松弛的同时，军防压力日渐紧张，区域军防体系亟待革新。明代晚期，镇番卫官以一系列举动重整区域秩序，并以军防体系层面的军事设施升级和军事社会层面的增强社群凝聚力为主要表征。
从嘉靖朝直至明末，镇番地区掀起了几股兴建、修缮关堡城池的热潮。先是，嘉靖初年以整备区域关堡为典型。嘉靖七年（1528）时黑山堡被山水冲毁，因之改建新堡，同时在红沙堡增筑“周围城墙50余丈”。两年以后，红沙堡又因“地窄墙卑”得以展筑并加建城门。及至嘉靖中期至万历初期，相关工程则一为加筑关堡，一为增筑边墙。就前者而言，先有嘉靖二十四年，“于城西南筑蔡旗堡”，城墙高厚、周围“五百余丈”，时人谓之“邑之首镇”。嘉靖二十五年，“参将刘玺申呈都御史杨博（溥），筑镇番城西关，以堵风沙”，并上《奏请添建西关疏》。就后者而论，嘉靖十五年，甘肃巡抚赵载条陈边事，“镇番临河墩起，至永昌城东百余里，原无壕墙，宜行创筑，使有险可恃，居人便于耕牧，此一劳永逸计也”，亦即希望在凉州至镇番之间建立边墙。此后，地方军卫遂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晚明镇番地区的第三股基建热潮，从万历前期延亘至崇祯初年。万历十二年（1584）时，区域军防吃紧，“本邑号令营属各守军，加固烽墩城堡，补足一应军需。止是年，共设烽墩四十一座”，又据《奥区杂记》“洪武至崇祯，共设烽墩九十余座”可知，万历天启时期镇番共加设烽墩50余座，更加立体化地构筑了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
由嘉靖到万历时期强化军防的举措对于地方社会形态的结构性变化有何影响？隆庆年间的一则奏报或可显端倪。隆庆四年（1570），时任右佥都御史庞尚鹏在巡视九边后对甘肃屯田事宜上奏：“往年修边挑濠，多以腴田隔绝境外，领军官原有禁约，不许擅自出边，以致不能耕种。”庞尚鹏提出要“将边濠附近之地，或资渠水，或资山水，随便修筑暗门，听近边居民开垦耕种。通行各该将领，查拨军丁，架梁哨探，遇警收敛，农隙掣回”。此一提案虽被朝廷采纳，但“是时因循日久，卒鲜实效”，并未得到大规模的推行。换言之，在明中后期的大规模军事基建以后，区域卫所系统多以边墙为界限制沿边军民的行动范围，厉行禁止他们无故出边。由此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边墙以外的屯田渐遭废弃，另一方面则是军卫人员的社会生活被严格限定在边墙以内。这或许是促成明代后期镇番宗族社会逐步成型的动因之一。
镇番宗族社会的形成，主要发生在嘉靖朝以后。嘉靖初期爆发的“大礼议”事件对中国宗族社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大礼议”事件以后，庶人得以祭祖，民间的家族谱修撰、宗祠营造因之蔚为热潮，大大推动了中国宗族社会的发展。镇番地区宗族社会的逐步成型，亦符合此一总体趋势。嘉靖九年时，“邑人彭广乃制《创修谱例》二十三条，晓示各家，以资参互”，其中对修谱的总体原则、内容方式、注意事项等多有介绍，更对过继之子、异姓螟蛉、子孙入谱年龄、田产房屋等细节多加诠释，可谓为地方宗族建设提供了样板式的参照。镇番现存最早的宗谱，为修于万历十七年的《方氏族谱》，其先祖于永乐九年调镇番卫担任卫所官员，自此子孙繁衍。至于宗祠建设，较早可考的镇番宗祠由何氏修建于崇祯四年（1631），内有《何氏宗祠初建记》《何氏宗祠修葺记》、本宗祭祖石碣、始祖海潮公徙镇守戎石碣等数方碑石。
明代中后期蒙古势力的频繁侵扰，可谓形塑镇番宗族社会的重要“催化剂”。换言之，彼时来自北部边外的军事压力促成了一种“冲击—回应”机制，刺激了镇番地区宗族凝聚力的提升。除却修谱立祠等“常规操作”以外，嘉靖以降的镇番军户亦着力为祖先打造以各类形式存在的纪念空间，并尤其对祖先英勇杀敌、精忠报国的事迹大加渲染。如嘉靖四十三年，镇番指挥佥事彭九畴为其抵御外敌英勇战死的先祖彭汝为建忠勇祠，金氏后人亦捐资修金公祠。此外，亦有马氏族人将镇番最为著名的佛教寺庙圣容寺营造成其数位先祖的纪念场所，并在碑记中直陈“在今一统之有镇番，非马公孰开其始？非马公孰成其终？”强调马氏守土有责的世代忠贞。至于将宗族建设与信仰空间更为紧密结合的，则有祭祀苏武的苏公祠。在明初始建时，苏公祠的主要功用在于向卫所军士宣扬为国守边之奉献精神。然自明代中期开始，镇番地区遭到游牧势力的侵扰愈发频密，苏武信仰的忠君尽节意涵亦得到了加倍的渲染，并与镇番地区夷夏之交的重要地缘价值相互发明。嘉靖年间的重修碑记即载：“子卿，杜陵人也。曷祀于镇番？镇番，夷夏之交也。祀不举，其曷以昭其地冲；祠不新，其曷以厉！”卫所官员亦开始将守土捐躯的先祖配享苏武祠，如马氏认为其族先祖居功至伟，“宜其配享苏、金二公，报功之无尽矣”。《明重修苏公祠忠烈祠记》中亦有“捐躯报国者，皆得奉命禋祀，以其苏公配……北虏阿合朵犯塞骚动……无敢撄其锋者。时吾祖讳刚，为本卫千户”的表述。及至万历十七年，镇番军户后人共拣选明代卫所武官15名于苏公祠中从祀。自此，苏公祠成为众多军户家族共同祭祀祖先的神圣空间，祠庙承载了军户共同体的祖先记忆。
五、结语
关于明代的河西地区，既有研究多取鸟瞰式的宏观视角，一方面关注王朝国家因应于地缘政治格局的军事布防，另一方面考察地方社会与区域游牧势力间的族际互动。但是对于一个自汉朝起便逐步成型的屯田社会而言，主要由汉人组成的大规模军事移民才是该地区开发的主要力量。以此，本文将镇番视作西北屯田社会的典型，而将镇番地方社会在明代的形塑理解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汉人移民社会成型进程。本文通过关注明代镇番卫的移民、环境与区域开发，叙写一段关乎边关生计的历史。
军事移民社会的发展和环境资源的开发，是考察边关地带生计模式的具体线索，更是理解明代镇番地方社会之发展的两条主线。就前者言，镇番的军事移民社会全然是王朝政策的产物。何人、何时于何地迁至镇番，全仰明廷的宏观调配和战略需要。移民社会成型过程中基层社会的组织模式，亦带有鲜明的军事化特质。镇番民间文献中包含的珍贵信息，使我们得以通过一封封家书进入军事移民的内心世界，对数百年前普通人的生计焦虑产生共情。在晚明剧烈的社会变动情境下，镇番军士亦发挥能动性，构筑了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宗族社会，其影响直至今日仍清晰可见。
环境视角对于我们理解河西走廊区域社会别具意义，更是历史与现实相互关照的关键所在。对于移民而言，至关重要者是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因此，接触环境、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便是考察移民社会之成型过程的合理维度。明代的大量军事移民不远万里移徙边关军卫，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因地制宜、生存繁衍，甚或入乡随俗完成“在地化”，都因应着明代卫所社会的重要关切。镇番移民们致力于开拓屯田，兴修水利，取得了不俗成果。当然，受限于前现代社会对于保育环境的片面理解，明代镇番的开发亦存在透支地方资源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季、民国甚至当代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明代镇番人与自然的互动及其带来的后果，值得今时今日的我们细加咀嚼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