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在历史观竞争中重塑「一国两制」话语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1-04-30 09: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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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历史与历史观在中华民族文明传统和制度法理上占据凸显的地位。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心智中,历史是「慎终追远」的基本线索和方法,通过历史记录及其经典化的解释体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斗争经验与治理之道得以揭明和呈现,为後人传承文明、开拓事业、应对危机与创造发展提供指南。由此观之,无论是文明重建,还是国家治理,历史与历史观的完整而正当的塑造都是关键。「历史虚无主义」是非文明的激进路线,受到多重思潮和力量的混合建构,但对於文明传承和民族复兴而言,显属障碍。

   在「一国两制」的研究范畴,历史研究与历史观建构也属於艰辛而重大的学术命题,是竞争和掌握「一国两制」话语权和法理主导权的基础性支撑。两岸关系范畴的历史研究与政治正统性斗争由来已久,「台独」路线下的历史篡改和解构已造成对民族信仰与和平统一前景的严重挑战。「台独」对「港独」与香港历史观斗争的影响是直接和深刻的,并对「一国两制」的大一统史观及主权法理造成规范性挑战。我们要立足一个「大历史」的尺度,从中华文明史与世界秩序史的宏阔视野展开学术建构和观念塑造,从历史维度清理背离中华文明与主权法理的港台式「历史虚无主义」,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牢固的历史认同基础。

   历史认同作为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关键,亦成为世界的一个普遍认知。殖民主义的独特技法,即在於「灭人之国」、「去人之史」,通过历史观与历史教育的「殖民化」,逐步从历史联系、历史认同与政治忠诚的层面解除殖民地居民对原属历史范畴和政治体系的依赖性,塑造一种基於殖民者历史观的新认同。通常而言,殖民地历史认同必然呈现为一种「双重冲突」结构,即原有体系的传统认同与殖民者建构的新认同并存,其消长态势取决於原有文明力量与殖民者力量的动态平衡和斗争。在这一认同竞争中,何种认同占优,既是政治体制与力量的引导结果,也是不同认同取向背後的文化力量与学术建构的结果。香港回归以来,「人心回归」的根本难题,就是一种基於爱国爱港史观的文化力量与学术建构不足的体现,是「一国两制」治理的“阿克琉斯之踵”。

   1997年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制度基础和社会文化基础面临结构性变迁与重塑,有称为「新宪制秩序」的,有基於民族复兴层面展开宏大叙事的,也有忧心忡忡於香港深层次矛盾的,有惊魂未定而「移民」的,也有满怀信心「来港」的,更有排兵布阵追求「普选」的。可谓众声喧哗,莫衷一是。香港「人心回归」及其背後的历史与法理斗争难题,多少被忽视和搁置了,及到2003年「23条立法」大游行及後续连续的管治挫折、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等竞相爆发,「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风险与观念认同危机才渐次呈现出真实而完整的面目。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聚焦解决「一国两制」制度安全问题,成效大彰,然「人心回归」并非制度的「硬技术」可以简单奏效,而是需要内在、扎实和长期化的学术建构、文化塑造和教育引导,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土壤的结构性改良命题。

   在危机条件与重建共识下,香港史研究领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并凝结出显着的学术成果。《香港志?总述/大事记》(第一册)於2020年12月的正式出版就是一个显着标志。如果说英国人的认同秘密隐藏在「普通法」之中,中国人的认同秘密就隐藏在「历史」之中。香港史,当然是中华民族整体史的一部分。但香港现有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观却常常出现对中华民族整体史的遮蔽与隔断效应。

   香港的历史研究与历史观塑造大体呈现三条路线的竞争格局:

   其一,爱国爱港史观,以中华文明与中国主权秩序为前提,以「一国两制」为框架,侧重将香港史建构为民族整体史的一部分,《香港志》的学术路线属於这一范畴;

   其二,殖民史观,即以英国殖民史及其现代化体系为香港历史与认同的本质和内核,以保持甚至促进香港与这一殖民体系的观念和制度依赖性为香港历史研究的方法规范,港英培养和影响的香港学者及香港本地教育体系基本服务于这一史学路线,笔者曾读过的法兰克?韦尔许(Frank Welsh)的《香港史:从鸦片战争到殖民终结》大体属於这一范畴;

   其三,本土史观,即以香港价值和香港社会史为基础和本位,对殖民史观有所认同和依赖,但更加强调香港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其历史依据是香港在中西之间的隔离经验,其学术建构主要见於「新力量网络」的本土论述组机制及其学术年刊、香港城邦论、香港民族论、香港革新论、本土揽炒论等激进学术与政治思潮。香港的人心回归,面临的真实困难处境在於:爱国爱港史观未能真正落地紮根为香港社会普遍的历史共识,殖民史观和本土史观存在强大的内在联系和加持效应,共同抗拒爱国爱港史观及其政治规训效应。在此历史性和结构性困境下,香港的民主选举、法治运行、政府管治、社会运动、教育文化、传媒导向及国际联系一步步按照一种「殖民本土化」逻辑演化重组,内外勾连,逐步「硬化」为对抗爱国爱港史观及「一国两制」完整制度体系的人心政治屏障。香港「民意」波动难解,与此深有关联。  

   《香港志》的出版,标志着香港历史研究和历史观斗争层面的新气象,也是「一国两制」之历史认同与人心政治重塑的重要机制。这是一个学术规模浩大且参与各方众多的基础性知识工程,是为「一国两制」的历史与法理认同奠定一种基於「大一统」史观的深厚根基。《香港志》在其第一册中完成了两项初步的学术建构任务:其一,确立了香港史归属于中国整体史的「史纲」,即「总述」部分,从中我们看到了香港与中华文明史及民族复兴史的内在血肉联系,而在大的民族史框架面前,英国的殖民史只是一个历史片段,且从未完全隔断香港与内地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互动与法理关联;其二,详细记录了香港从远古到当代的「历史大事编年」,以「大事记」这样一种传统的编年方法系统呈现香港历史、人文与社会的长期演化过程,证明了香港之现代化与社会发展和中华文明的长期滋养及国家的保护性互动紧密相关。通过历史范畴的「史纲」和「大事记」,香港人惯常理解的「两制」对立而分殊的想像图式及塑造这一图式背後的殖民力量和本土力量便可受到一种严格而正当的国家「大历史」的批判和限定,「两制」与「一国」在文明论及制度法理意义上的有机联系得以证成。

   《香港志》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是凸显的,对「一国两制」话语权的基础性支撑与塑造效应是无可取代的。从学术研究和社会教育的层面,笔者以为可以进一步以多种形式深入探索和展开:

   其一,以《香港志》为香港史之「正史」研究的学术基础和文献依据,对香港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基本方法和主要结论进行有效的学术诊断和修正,确立真正符合「一国两制」要求的香港史学与香港史观;

   其二,对《香港志》搜集和处理的大量丰富的一手或二手文献,包括地图、照片、报纸、档案、事件报告、政府档等进行多种形式的分享和教育研讨,可设计诸多的专题讲座、学术沙龙及学校的特色教育课程,使《香港志》走向校园、社区和香港文化空间;

   其三,中央和特区政府在香港国家安全教育和国民教育的有关政策修订、课程设计及研究资助层面,对「香港志」的学术、教育和社会转化进行定向和可持续的支持,保证「香港志」这一系统的历史知识工程顺利深入开展,引导建构「一国两制」牢固的历史和法理话语权。    

   总之,《香港志》不是简单的「地方志」编修,而是「一国两制」的历史知识工程,是「人心回归」的基础性支撑。《香港志》第一册之「总述」和「大事记」的出版,揭开了这一历史知识工程的大幕,并确立了香港史研究的「史纲」和「大事框架」。当然,香港的历史观斗争不会就此终结,殖民史观和本土史观对香港史与香港人认同的劫持和反制不会简单化解。我们确信,立足「一国两制」的深厚历史基础和制度法理,香港历史观的学术建构与竞争将有序展开。史正,则心正;理立,则法威。香港的「一国两制」正经历全方位的诚实检讨和查漏补缺,「香港志」是不可或缺甚至至关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环节。    

   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以上为作者在4月29日,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史为炬,照亮香港未来:香港修志现状、功用与前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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