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开始，中央果断出手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从根本上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与香港特区政府一起大力遏制内外敌对势力、接连出台惠港政策和措施以及推动香港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香港的政治格局和生态。

与此同时，香港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剧变。美西方敌视香港，不再承认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是中国境内的一个特殊的地区，越来越不再把内地与香港区别对待，并认定香港的繁荣稳定不再符合美西方的核心利益。在这种“新”的对港思维下，美西方把破坏香港的稳定、发展和国际地位作为遏制中国的手段。

上述的种种变化，都推动着香港的民意逐步向“一国两制”发展有利的方向蜕变，也逐渐清除了过去一些不利于“一国两制”全面和准确实践的民意。

首先，在回归前后一段相当长时期内，反中乱港分子和外部势力主导了香港的思想、舆论和教育阵地。他们不断散布各种反中、反共、反特区政府和严重扭曲“一国两制”的初心和内涵的言论，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把香港当作“独立政治实体”、否定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和从阴谋论角度看待中央对香港的善意和关爱。内外敌对势力的恶毒和偏颇言论，在部分香港人尤其年轻人中滋生对国家、中央、内地同胞、特区政府、“一国两制”的抵触情绪，严重妨碍“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在中央拨乱反正后，内外敌对势力再无立锥之地，而思想、舆论和教育阵地亦改由爱国力量主导。过去数年，在中央支持下，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在学校和社会积极推动各种形式的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香港的民意。尤其明显的是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国两制”是对国家和香港都有利的方针政策、中央对香港享有全面管治权、中央所做的事是为香港好、香港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第二，中央果断出手不但迅速平息了修例风波所引发的前所未有的严重暴乱，更彻底结束了香港回归以来的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和动乱。过去几年，香港的管治比较有效和顺畅，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得以集中精力处理那些积累已久和不断叠加的经济、社会和民生难题，并取得不错的成绩，赢得香港人的肯定。中央更出台了很多对香港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民生改善有利的政策和措施。在香港面对美西方的不断打压下，中央支持香港开拓内地市场，寻找海外发展机遇。通过国家的五年规划，中央协助和支持香港发展一系列能够让香港得以发挥独特优势和服务国家发展的国际中心和枢纽。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和关爱让港人印象深刻、铭记于心和感恩图报。过去几年，中央和特区、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密切和良好。任何意图挑拨离间香港人与国家、中央和内地的关系的图谋越来越难以得逞。

反华势力再难煽动香港民意第三，过去几年，香港人对反中乱港分子有了新的认识和态度。以前，反中乱港分子以“民主斗士”、“人权分子”、“香港自治和利益维护者”自居，在社会上特别在部分年轻人中间产生了重大的煽惑作用。香港回归后一段长时期，反中乱港分子与外部势力勾连，组织和发动一连串的政治斗争和暴乱，将香港置于水深火热之中。2019-2020年爆发的港版“颜色革命”对香港多方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香港人迄今对当年的打砸抢烧事件仍历历在目，对反中乱港分子的态度也因此出现明显变化。越来越多香港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心生反感，对他们的政治图谋有所洞察。换言之，反中乱港分子已经不可逆转地丧失了群众和民意的支持。唯其如此，香港人对大批反中乱港组织解散和反中乱港分子锒铛入狱或无动于衷、或拍手称快。反中乱港分子尤其那些潜逃到海外的人纵然仍以各种“软对抗”手段来宣泄愤懑，但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却已经是明日黄花，也失去了对美西方的利用价值。

第四，香港人对美西方的态度愈趋负面。美西方内部的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和包容性的情况每况愈下，让越来越多香港人清楚认识到美西方正在走向衰落。美西方对反中乱港分子的支持和在香港长期动乱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让香港人反感和警惕。美西方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对香港的无理批评和肆意打压，让香港人认识到美西方的虚伪、横蛮和双重标准。香港人也明白香港未来的发展不能寄望于美西方，而香港的发展反而会受到美西方的遏制。凡此种种，不少过去对美西方景仰的香港人对美西方失望和愤慨。国家的高速崛起和美西方对中国的排斥和打击，亦在香港人中间产生一种朴素的民族意识，从而强化了香港人与国家和内地同胞的感情纽带。

在这种对美西方负面态度不断发酵的环境下，美西方媒体在香港人特别精英阶层之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持续下滑。香港人普遍感到美西方媒体对香港和中国心存偏见、用心阴险和不断意图削弱香港人对国家、中央、特区政府和“一国两制”的信心。在香港人心目中，美西方媒体不再是“客观”和“持平”报道的平台，反而是美西方用来对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渗透、分化和破坏的手段。他们越来越清楚美西方媒体在香港的长期动乱中不断抬捧反中乱港分子和诋毁爱国人士背后的图谋。

所有这些香港民意的变化在过去几年来越来越清晰，其实不少香港人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观察和感受得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事态发展让这些民意变化集中呈现出来。它们比民意调查更能展示香港民意的蜕变。

首先，过去在反中乱港分子和外部势力的煽惑和恐吓下，部分香港人对于加强与内地在经济上的联系颇为抗拒，担心会失去香港的高度自治、改变香港的制度和价值观，乃至破环香港的独特性。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香港人特别是精英分子赞同香港应该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尤其是积极对接国家的五年规划、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港合作。不少人甚至认为特区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工作的步伐太慢、深度和力度也不足。他们越来越担心香港在国家的发展中的地位“弱化”。这些民意的改变其实同时也表达了对国家和中央的信任和信赖不断提升。以此之故，国家领导人提出特区政府要努力让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在香港得到民意和舆论的普遍认同。

第二，过去不少人认为反中乱港的首恶、《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如果因为干犯香港国安法被捕或被判有罪，则一场政治风暴便必然会被内外敌对势力掀起。可是，事态的发展却恰恰相反。黎智英确实被捕、被长时间审讯和最后被判违反香港国安法和其他法律，但在整个过程中香港人却不但没有进行任何表示支持或“声援”黎智英的行动，反而无动于衷、态度冷漠。部分人对黎智英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更有不少人认为黎智英的遭遇证明了香港的法制健全、突显了香港的法律公义和彰显了香港的执法司法能力。黎智英被法院裁定有罪后，美西方的媒体和政客一如所料反应激烈，对香港横加指责，并威胁制裁香港的法官和官员。然而，他们对黎智英案的种种指控在香港不单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甚至连涟漪也少得可怜。黎智英案显示出来的是香港人对以黎智英为首的反中乱港分子的厌恶、对美西方政客的反感和不信任、对个别美西方媒体的鄙视、对香港国安法的尊重、对中央制定香港国安法的感激和对那些能够顶住美西方压力而坚持秉公办案的法官和检控官的敬佩。

第三，2024年，香港特区制定和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标志着延宕近27年的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顺利完成，进一步强化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回想过去，23条立法被视为“不可完成的任务”。这次立法工作得以在无风无浪下成功完成，原因固然甚多，但香港民意对23条立法的逆转应该是主要因素之一。立法成功意味着香港人感受到香港的繁荣稳定以及国家的安全确实受到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而修例风波所触发的暴乱，更让香港人切身体验到国家安全得不到维护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香港人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和对中央的信任不断提升，为立法工作营造了优越的思想氛围。在愈趋严峻的国际形势下，香港人进一步明白到香港已经成为了美西方用来遏制中国的棋子，因此守好国家的“南大门”，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承担，也符合香港人的切身利益。

构成迈向由治及兴的重要条件第四，大埔宏福苑的惨重火灾发生后，美西方的媒体对火灾的遇难者和受影响居民不但不怀抱恻隐和同情之心，反而试图把这场灾难政治化。它们把火灾的成因归咎于“爱国者治港”失败、香港的制度欠健全、城市管理能力不足、特区政府监管工作松懈、消防设备落后等因素。个别媒体借机挑动港人对特区政府不满，攻击行政长官和政府官员。相反，香港的媒体却发布比较负责任和实事求是的报道和评论，没有成为美西方媒体的传声筒，从而大幅减少美西方媒体对民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香港人虽然满怀悲痛，但却对特区政府不遗余力的救火、照顾和安置受影响居民、彻查真相、防止日后发生同样灾害、厘定和追究责任、承诺进行系统性改革等工作表示肯定。习近平主席、中央政府和内地各界对香港表达深切慰问和给予大力支持，让香港人感到温暖和安慰。

回想过去，香港发生的重大灾害比如禽流感、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都经常被“政治化”，香港人亦往往被反中乱港分子挑唆而参与反政府的活动。今天，香港人则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对待这场特大灾难，并发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感人精神和行动。这场灾难不但未有被“政治化”，反而让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有机会团结各界共渡时艰和乐观面对未来，并展示“爱国者治港”的优越性。

最后，大埔火灾发生于11月26日，距离原定12月7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不足两个星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此次火灾来干扰立法会选举，企图把此次火灾变成一项向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表达不满的行动。他们希望降低此次选举的投票率，从而“证明”新的选举制度和“爱国者治港”不得人心。他们“建议”推迟此次选举的日期，好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利用大埔火灾制造政治矛盾和冲突。不过，中央、特区政府、爱国力量和广大市民却能够洞悉其奸，决定如期举行选举，不让那些人得逞。结果是立法会选举如期顺利举行，而投票率亦有轻微上升。假如大埔火灾没有发生，在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的前所未有的庞大动员下，投票率应该还有几个百分点的增长。无论如何，此次立法会选举在香港人仍然心情沉重和别有用心的人的干扰下仍能顺利完成，显示出香港民意已经走向理性、平和与沉稳，不会随便聒噪盲动，也不会如以前般那么容易被那些恶意政治操作所牵引并走向反政府和反建制的方向。

总的来说，在新的政治格局和生态下，不单香港的政治制度、管治方式和治理模式出现重大改变，香港的民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得越来越理性和成熟。这些客观和主观的变化对“一国两制”的全面和准确实践非常有利，也构成了香港得以从由乱到治向由治及兴过渡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