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应平: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一国两制”宪制理论探析——以香港澳门特区依法治理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 次 更新时间:2026-08-03 21:49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一国两制   宪制理论   香港问题   澳门  

朱应平  

 

摘要: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根据港澳特区实际,充分重视宪法在港澳依法治理中的作用,将邓小平开创的“一国两制”法律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为“一国两制”宪制理论。关于法治,他提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宪制基础,要维护宪法和基本法共同确定的宪制秩序,要健全特区法治体系和依法治理制度,港澳依法治理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一国两制”。关于国家结构形式,他提出中央对所有地方行政区域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特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的论断,补充了宪法和基本法中关于港澳回归前后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内容。关于特区民主,他明确阐述了根本政治制度对“一国两制”下特区民主的根本保障,强调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明确特区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强调要保障居民基本权利,构建最广泛的“一国两制”统一战线。关于特区价值观,他凝练出特区的核心价值观是爱国爱港爱澳,同时肯定特区包容和谐、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等价值观;他提出“一国两制”蕴含和平、包容、开放、共用的价值理念,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护。

关键词:一国两制;宪制理论;宪法;基本法;香港;澳门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依法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所作的论述和讲话,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的重要内容,对法治理论特别是宪法学理论有重大的丰富和发展。目前本科生两部马工程教材《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和《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尚未涉及这方面内容。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2023年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其中提出要“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可以说“一国两制”宪制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宪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一国两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邓小平首先提出以解决国家统一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战略构想,经历了由科学构想到理论阐述,再指导伟大的实践,经由实践检验理论不断丰富发展。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将“一国两制”法律理论发展为“一国两制”宪制理论,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特区”)的宪制基础,二者共同确立“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共同形塑特区的宪制秩序,共同对“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予以保障。

一、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宪制基础的理论

重视运用宪法和基本法治理特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宪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特点,他创制性提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的宪制基础理论,把“一国两制”法律理论推进到宪制理论发展阶段。

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现行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就间接确立了“一国两制”方针。1990年、1993年全国人大分别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文简称《香港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文简称《澳门基本法》)。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前,1982年、1987年、1992年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等报告均未提出港澳依法治理的问题。之后逐步提出并完善这一方针。

(一)依据基本法办事

随着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依法治理提上议事日程。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事实必将证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定能够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治理好香港。”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实行这一方针,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办事……”前一报告是针对香港,后一报告针对港澳且重点在强调中央要依法办事。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我们将……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央政府将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与十七大报告相比,本次报告增加了中央政府有“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的责任。

(二)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维护二者共同确定的特区宪制基础和秩序

进入新时代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突出了宪法在港澳依法治理中的宪制地位,提出了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宪制基础、宪制秩序等理论。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坚持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这是党中央专项决定第一次将宪法和基本法并列为中央依法治理港澳特区的依据,强调宪法的最高地位和效力。2014年习近平肯定澳门回归15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得到尊重和维护”。

2017年,他强调要“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他不仅将宪法和基本法作为香港特区共同的宪制基础,且将其作为实践“一国两制”的法律基础。

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这是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将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确立下来且针对两个特区。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要“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这是党的专项文件第一次使用“宪制秩序”;第一次提出要完善与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新增“宪法”;还要求“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

他高度评价澳门在回归祖国20年来取得的成绩之一是“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秩序牢固确立。”他总结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一条经验为:旗帜鲜明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正确处理涉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有关问题。他肯定,香港特区成立25年来,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稳健运行,中央全面管治权得到落实,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正确行使。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重申要“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2024年他肯定,澳门特区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秩序更加稳固。

综上,他将依据基本法治理发展为依据宪法和基本法治理特区,从香港特区依基本法治理发展为港澳特区依据宪法和法律治理,从强调香港特区要依据基本法办事到重点突出中央要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从强调中央要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到强调要完善、健全与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实施宪法和基本法的内容逐步明确具体,强调重视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区宪制秩序维护的任务越来越具体。

二、健全特区法治体系和依法治理制度的理论

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他提出的港澳依法治理理论对于推进特区法治建设实践直接起着指导作用。他强调要把特区法治工作纳入全面依法治国体系中;把特区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工作与国家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特区法律体系、实施体系和保障体系建设工作。

(一)推动港澳加强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港澳依法治理纳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中,发展了港澳依法治理理论。

第一,强调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治理港澳的方针不变。2012年他明确表态: “中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的方针不会变;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职责的决心不会变;……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关于港澳工作的大政方针,同中央长期以来对港澳工作的方针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对依法治理港澳方针的明确。

第二,将特区依法治理、实施宪法和基本法的工作纳入全面依法治国体系。2014年他在谈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起草时指出:“对第七部分讲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从坚持依法执政、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加强涉外法律工作7个方面展开。”可见,他把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作为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领导的重要内容。2017年,他强调“在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时,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要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要加强香港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这些都是‘一国两制’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维护香港法治的应有之义。”他指出:“坚持依法治港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依法治港首先是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治港。”可见,他把特区宪法和基本法实施工作纳入全面依法治国体系。这是“一国两制”方针在依法治国体系上的具体体现和展开。

第三,对特区法治体系内容作了概括。2014年,习近平对澳门法治建设工作提出要求:“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要强化法治意识,特别是要完善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夯实依法治澳的制度基础。要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做到依法决策、依法施政,使特别行政区发展始终沿着法治轨道展开。要加强公职人员队伍建设和管理,提高依法履职能力。要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共同维护法治秩序,培养造就一大批熟悉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具备深厚专业素养的法治人才,为依法治澳提供坚强人才保障。”据此,澳门法治建设任务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等内容。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准。”他对澳门法治建设寄予很高的期望。他说:“要把依法办事作为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基本准则,不断健全完善依法治澳的制度体系。”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他在强调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之后,接着提出“完善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这是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到涉及特区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机关的法治体系建设任务。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前提,依法施政是实施体系,司法制度是保障和监督体系。他在澳门回归25年庆祝会上进一步提出“健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立法机制。严格公正执法,完善司法制度,提升司法效率,坚定维护法治。”其内容涉及各方面。总之,他要求特区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完善法治体系。

(二)依法治理工作须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

就整个国家法治建设来说,习近平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对于香港澳门的法治建设,他强调首先要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的精神。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这是因为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而特区的宪制秩序具体内容是由依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规定的。

(三)港澳法治建设工作须全面准确地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理论

港澳法律制度以“一国两制”方针为基础,其法治建设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宪制基础,港澳法治特别是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建设都要确保“一国两制”方针全面正确实施。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2017年习近平指出:“回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可见,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必须确保“一国两制”方针的落实。2019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就习近平关于宪制秩序和法律体系对“一国两制”实践的作用作了概括:“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宪法和澳门基本法为基础,以国家有关立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为主要依据,已经构建起一整套法制统一、权责明确、运作良好的宪制秩序和法律体系。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是保证澳门‘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中央各有关部门、澳门特别行政区各政权机关,以及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都必须尊重、遵守和执行,都必须共同维护。”可见,他把特区法治建设放在相当重要的国家法治建设当中,将依据宪法和基本法维护特区“一国两制”宪制秩序,推进这一伟大实践,作为全国的责任。

(四)将健全“一国两制”法律制度纳入“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中

2022年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把“一国两制”方针和特区法律制度纳入宪法直接实施制度的范围。他说:“要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宪法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积极回应社会各方面对涉宪问题的关切。”据此,有必要完善宪法中与“一国两制”方针相关规定如宪法第31条、第62条得以直接实施的工作机制。从直接实施宪法情况看,2020 年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2021年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这些都是直接实施宪法中与“一国两制”方针有关的措施。从健全宪法监督制度看,202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规定:“健全特别行政区本地法律备案审查机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据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强对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备案审查工作,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202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明确指出“经初步审查,尚未发现两个基本法规定的需要将有关法律发回的情形。”“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持续推进原有法律适应化工作,是履行两个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明确的宪制责任、落实依法治港治澳原则的重要举措,对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完善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丰富发展了国家结构形式理论

宪法确立了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港澳回归前,全国虽然有一般行政区域、民族自治地方之别,但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差异。香港澳门回归后,“一国两制”的实践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单一制结构形式出现了新特点,习近平基于宪法精神对此作出一系列新论断。

(一)中央对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权

习近平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理顺、“一国两制”背景下的单一制的重要性作了深刻阐述。他说: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单一制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制度保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职权,中央对所有地方行政区域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坚持“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这些制度安排,有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各自为政、尾大不掉和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他既阐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一国两制”背景下单一制的决定性作用,也创制性地阐明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第一次提出“中央对所有地方行政区域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的论断,对于正确处理中央和特区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特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

他透过现象看本质,解决了一系列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很长时间里,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宪法中只有第31条和第62条在特区实施,对宪法涉及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内容是否要在特区实施,持有怀疑。1987年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写在宪法上面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搞这样的政策?制定这样的政策是需要胆略的。这个胆略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段话明确港澳特区不得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但并未阐明,特区如何具体对待社会主义制度等宪法内容。

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指出:“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并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等制度和原则。坚持一国原则,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国家实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香港继续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依照基本法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必须在坚持一国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尊重国家实行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内地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要尊重和包容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可以借鉴香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在‘一国’之内,‘两种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鉴,才能和谐并存,共同发展。”这一文件对邓小平讲话精神有所细化和深化,明确要求特区“尊重”宪法中社会主义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表明特区虽然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有“尊重”这些制度的义务。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进行精细化阐述。他说:“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方针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在这个前提下,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这次讲话对2014年《白皮书》有所扩展、深化和精准化调整。第一,把《白皮书》中限于对香港特区的要求扩大到港澳特区。第二,把《白皮书》中对香港特区的要求由“充分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尊重国家实行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调整为“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有三点变化:其一,《白皮书》“充分尊重”是对香港特区的要求,现在扩展为“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主体覆盖到港澳所有居民。其二,《白皮书》对特区要求的义务是“尊重”,调整为“尊重和维护”,“维护”比“尊重”的要求更高,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其三,义务要求更精准,由《白皮书》对香港特区的要求尊重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国家实行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调整为对特区要求“尊重和维护”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宪法要求,这样更精准地要求尊重和维护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缩小了“尊重和维护”的事项范围。因为大陆实行的“其他制度和原则”很多,《白皮书》所指的“其他制度和原则”含义不明、范围较广,要求特区“尊重”是符合宪法法律精神的,但要求特区“维护”大陆实行的“其他制度和原则”则不一定符合基本法授予高度自治权的精神。习近平讲话并未要求特区所有居民对宪法中所有的制度和原则都予以尊重和维护,而是将其限缩为宪法第1条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即“特别行政区所有居民应该自觉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这就解决了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区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

(三)补充了宪法和基本法中关于港澳回归前后历史和发展的内容

他的讲话丰富了宪法和基本法,揭示出港澳与国家休戚与共的关系。

1.关于香港的历史和发展

在香港回归25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将宪法规定和香港回归前后的历史和发展衔接起来,其创造性发展表现如下:首先,通过阐述香港回归前的历史,与宪法序言规定相互补充、相互呼应,说明香港发展史与祖国命运始终一体。共四句话。第一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记载着华夏先民在岭南这片土地上的辛勤耕作”呼应宪法序言第一段的两句话:“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就把岭南这片土地的华夏先民也就是香港人的先民,纳入“中华民族”“中国各族人民”的范围,说明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第二句“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记载着香港被迫割让的屈辱,更记载着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抗争。”呼应宪法序言第二段“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第三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记载着香港同胞作出的独特而重要的贡献。”补充了宪法中没有的关于香港人民独特的贡献。第四句“有史以来,香港同胞始终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作了很好的总结,说明香港自始与国家连为一体。其次,他对香港回归之后的发展作了高度评价,补充了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中无香港回归后发展的情况。他说“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了香港历史新纪元。25年来,在祖国全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他从三方面肯定了香港的贡献和重要性。“回归祖国后,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壮阔洪流中,敢为天下先,敢做弄潮儿,发挥连接祖国内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用,为祖国创造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发展的奇迹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回归祖国后,香港战胜各种风雨挑战,稳步前行”。“回归祖国后,香港同胞实现当家作主,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真正的民主由此开启”。这三个方面,首先肯定香港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后两点是说香港自身的发展和成绩。

2.澳门特区的历史和发展

《澳门基本法》序言指出:“澳门,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共同愿望。”这段话与《香港基本法》序言回顾历史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在于:二者都强调香港与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分别被外国占领,精炼地概括了港澳问题的由来。但《澳门基本法》序言没有像《香港基本法》序言表达的“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占领”。这是因为港澳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两部基本法在对过去历史表述时有所区别。其中之一是占领方式不同。“香港是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的;澳门是从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的。鸦片战争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英国通过发动这一战争占领香港,取得对香港的管治权,是非正义的、非法的。”“澳门被葡萄牙占领的方式有不同。早在鸦片战争前,葡萄牙人已在澳门非法定居了300多年,但中国一直行使主权。鸦片战争后,葡萄牙趁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机,完成了从非法定居到最终占领澳门的全过程,取得了对澳门的管治权,排斥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不可否认,葡萄牙在最终占领澳门的过程中也使用了武力,驱赶了中国驻澳官员,但与英国直接发动侵略战争占领香港比起来,程度上有差别。”

习近平在澳门回归25周年的讲话作出创造性贡献有二:第一,对澳门在历史上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补充。他说:“澳门是镶嵌在南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伟大祖国的一方宝地。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作出了独特贡献。”这段话补充了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序言中没有的内容,肯定了澳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独特角色和贡献。第二,对澳门回归以来的发展作了充分肯定,明确了与整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说:“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接续奋斗,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巨大成功。澳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他从三方面肯定其成绩和贡献:“‘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跃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增强”。“对外合作持续扩大,‘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作用日益彰显”。其中第一点说明澳门对国家的贡献,后两点重点说明澳门自身发展取得的成绩。

四、发展了特区民主建设的理论

根据宪法制定的两部基本法确立的特区民主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特区居民依法参加国家管理,尤其是参加全国人大;依照基本法规定,完善选举制度,产生行政长官和其他官员,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依法保障特区居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回归以来,基本法规定的民主制度逐步落实。进入新时代,香港特区民主发展遇到了一些挑战,习近平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结合港澳特区的实际,提出了很多具有针对性的创新性论断,为香港澳门的民主发展明确了方向。

(一)明确根本政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民主之间的关系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指出:“根据中国宪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贯彻实施‘一国两制’方针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这段话深刻阐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香港民主制度的决定和保障作用。二者关系也适用于澳门特区。澳门特区的民主制度同样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和保障。特区虽然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特区的民主制度是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授权制定的基本法确定的,根据宪法第59条规定,特区选民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部分。两部基本法第21条予以确认。

(二)强调要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

《香港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规定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的要求。《澳门基本法》第47条、第68条作了类似规定。但都没有明确“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具体条件,导致香港在选举制度运行中出现了偏离立法初衷的情况。

1984年,邓小平提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但是,“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并未写入《香港基本法》,早期也未写进党的文件中。虽然在两部基本法中都有效忠特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定。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央明确表示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党的十五大报告肯定:香港回归后,“港人治港”的方针得到切实贯彻执行。1999年澳门回归,中央表示:中央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实行“澳人治澳”的方针。2002年,中央肯定“港人治港”方针得到全面落实。2007年强调,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港人治港”的方针。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2012年明确:中央政府实行“港人治港”方针将毫不动摇。可见,进入新时代之前,对于“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未作明确的限制。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新强调邓小平1984年提出的“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并在讲话和文件中对“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内涵作了明确界定,突出了“爱国”这个前提条件,进而提出“爱国爱港者治港”“爱国爱澳者治澳”。

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白皮书》对“港人治港”作了明确的界定:“‘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标准的,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对国家效忠是从政者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伦理。在‘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等在内的治港者,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责。爱国是对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治要求。”《白皮书》还指出了其宪法和基本法依据:“爱国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此后,爱国者治港明确写在领导人讲话、党的文件、全国人大决定中。

习近平对爱国者也有阐述。他说:“从中央来说,只要爱国爱港,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论持什么政见或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用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求“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准。”2019年他说:“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可见,爱国者治港治澳,才能保证“一国两制”的正确实施。

2021年全国人大作出的《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选举制度,……确保爱国爱港者治港”“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必须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确保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切实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决定》是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爱国爱港者治理香港的政策和理论转化为全国人大的决定,将“爱国者治港”由党的意志转变为国家意志。

2022年习近平强调:“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民会允许不爱国甚至卖国、叛国的势力和人物掌握政权。”他在提出的4点希望里,第一点是“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的当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责任人。要忠实履行誓言,以实际行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基本法权威,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竭诚奉献。要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贤任能,广泛吸纳爱国爱港立场坚定、管治能力突出、热心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要提升国家观念和国际视野,从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积极谋划香港发展。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要加强政府管理,改进政府作风,树立敢于担当、善作善成新风尚,展现良政善治新气象。”这是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人员组成提出的要求,是对其“爱国爱港”要求的具体化。

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据此,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就在于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2024年他高度肯定澳门“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

(三)明确特区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

制定《香港基本法》时,其中一个考虑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和行政效率,行政长官应有实权,但同时也要受到制约。”制定《澳门基本法》时也是如此:“在政治体制方面,从有利于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发展,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制度的原则出发,制定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衡的原则,规定了行政长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权。”据此,两部基本法均未明确规定行政主导制。

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指出,“有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任何改变,都应遵循与香港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相协调,有利于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均衡参与,有利于行政主导体制的有效运行,有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等原则。”在此明确香港实行“行政主导体制”,但是由于未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文件中规定,香港本地多认为香港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澳门也是如此。2006年澳门特区立法会第一常设委员会在审议《刑事司法互助法》法案时指出:“司法阶段一经开始,再也不能对请求进行适时性方面的政治审查,以符合基本法所订定的三权分立及独立的司法权的原则。”

2007年6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1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最大特征是行政主导”。但是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没有提到“行政主导制”,上述认识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201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不是‘三权分立’,也不是‘立法主导’或‘司法主导’而是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但是由于党和国家没有正式的文件、也没有法律对港澳体制作出明确的说明,导致理论和实务界长期争论不休。总体看,“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内地学者倾向于认定为行政主导制,而香港学者多认为是三权分立制。”香港一些教材明确将“三权分立”作为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

面对特区的复杂形势,习近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明确肯定港澳实行行政主导制,并强调其作为“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内容。2019年,习近平提出要确保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顺畅运行。 2021年《“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明确了香港实行行政主导制及其立法原始目的依据。2022年,总书记指出:特别行政区坚持实行行政主导体制,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依照基本法和相关法律履行职责,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行政主导。2024年习近平肯定澳门特区行政主导体制运行顺畅。从此,行政主导制得以明确。

(四)强调保障居民基本权利

他在澳门回归15周年的庆祝讲话中,充分肯定澳门民主建设取得的成绩:“广大澳门同胞当家作主、依法享有广泛自由和民主权利,澳门民主政制有序发展”。在香港回归20周年讲话中,他肯定了香港民主的进步:“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同胞当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事务,香港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在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讲话中指出:“香港特区的民主制度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宪制地位,有利于维护香港居民民主权利,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在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讲话中他明确肯定:“澳门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五)大力发展“一国两制”的爱国统一战线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强调要大力加强特区爱国统一战线建设工作。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讲话中,他说:“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沟通,凝聚共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讲话中,他提出“要加强社团建设,充分发挥众多爱国爱澳社团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作用。要保持澳门社会讲团结、重协商的传统,有事多商量,做事多协调,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共同维护社会祥和。”

由他主导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凝聚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力量,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据此,凝聚港澳同胞是党的重要工作。根据他的讲话精神发布的《“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指出:“强调‘爱国者治港’,不意味着不允许持不同政见或主张者存在,也不意味着压制批评政府的声音……而是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不断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建构最广泛的‘一国两制’统一战线。”2022年他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要“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增强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他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港澳同胞的爱国精神,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坚决打击反中乱港乱澳势力,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

五、凝练出特区的价值观

习近平创造性地概括港澳特区的核心价值,以及核心价值观对其他价值观和其他事业的重要性,与时俱进地提出“一国两制”蕴含的世界价值观,对宪法和基本法核心价值观理论有重要的发展。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爱国主义的要求。序言规定:“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宪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第54条规定,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第53条规定,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有关爱国方面的规定对港澳特区也具有约束力。

香港和澳门基本法第一章《总则》没有像《宪法》第19-24条规定完整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制度政策的内容,其第六章只是一般性政策,没有类似《宪法》第24条思想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规定。在两部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也没有类似《宪法》第54条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义务,以及尊重社会公德(宪法第53条规定的尊重社会公德中的“公德”包含了宪法第24条公德的“五爱”)的要求。而只是笼统的原则性规定。《香港基本法》第42条规定:“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澳门基本法》第44条规定,澳门居民和在澳门的其他人有遵守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但是宪法第24条提倡爱祖国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要求在特区具有约束力。因为制定《香港基本法》的目的包括“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制定《澳门基本法》包括“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有利于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爱祖国义务和爱国主义教育则不可缺少。

2024年制定的《爱国主义教育法》第23条第1款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自觉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虽然这部法律并未作为两部基本法的附件在特区实施,但港澳特区都已经将这部法律的精神在相关法律中予以体现,开展了相关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宪法》有这方面的要求,而《宪法》在特区具有适用的约束力。

(一)明确香港特区核心价值观

“基本法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法治、宪政、人权、自治和民主的价值内涵。”这是学者对基本法蕴含价值观的概括。

进入新时代以后,特区政府强调法治和其他价值。2014年提到法治、人权、廉洁、自由、民主等核心价值。2015年提到的价值观包括法治、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和廉洁等。2016年提到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和廉洁等核心价值观。2017年提到核心价值观有法治、廉洁、人权、多元包容、言论自由等。2018年突出强调法治核心价值。2019年明确核心价值包括法治精神、尊重人权、多元包容、言论自由和有效施政等。2020年、2021年强调法治价值。综上,香港特区价值观有多元化特点,将法治作为首要核心价值,其他核心价值包括尊重人权、自由、民主、廉洁等。

可以说,香港特区政府认同的核心价值观与国家《宪法》确立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特点。一方面,2018年修宪在第24条写入“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而香港特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其价值观不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另一方面,香港与大陆核心价值观也有共同点。大陆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与香港特区的价值观中的法治、人权、自由、民主等有很多共同点,当然具体内容有所差异。这说明“两制”背景下价值观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习近平对香港特区价值观的发展突出体现在,他站在整个国家和《香港基本法》要保障“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贯彻执行的高度,一方面要维护国家的安全、主权和发展利益,为此强调爱国爱港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强调特区的稳定发展,为此强调和合、求大同、存大异和多交流。2017年他强调:“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沟通,凝聚共识,才能逐步解决问题。……只有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2022年他说:香港是全体居民的共同家园,家和万事兴。……香港居民,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信奉什么理念,只要真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只要热爱香港这个家园,只要遵守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法律,都是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都可以出一份力、作一份贡献。希望全体香港同胞大力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继续发扬包容共济、求同存异、自强不息、善拼敢赢的优良传统,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综上,他对香港价值观的阐述有以下特点:第一,以爱国爱港为核心价值观。第二,核心价值观要与“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第三,其他价值观包括求大同、存大异;团结和衷共济;包容共济、求同存异、自强不息、善拼敢赢。总书记强调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否定香港特区自身主张的法治、人权、民主、自由,而是各自站位不同。香港特区政府站在特区角度,强调特区自我要求,总书记站在国家和香港特区的角度阐述核心价值观。这种差异正是“一国两制”在价值观上的具体体现。

(二)明确澳门特区核心价值观

澳门特区政府比较多地提爱国爱澳,也提出一些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只不过很少使用“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术语。2013年政府提到的价值包括法治、社会公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以人为本、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朴素务实、和谐包容、开放、理性、对话、个人隐私及其他人格权利等。2014年提到的价值观包括公平、正义、廉洁、以人为本、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科学决策、廉洁奉公、依法行政、依法管治。2015年提到的价值观包括爱国爱澳、勤奋、自强、敬老护幼、互爱互谅、相互尊重、包容、理性、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以人为本、科学决策、法治。2016年提到价值包括族群和谐、多元文化共融、爱国爱澳、敬老尊贤、乐于助人、和谐包容、以人为本、科学决策、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公平公正。2017年强调爱国爱澳、和谐团结等价值。2018年提到的核心价值主要有爱国爱澳、团结和谐,包容共进。2025年提到爱国爱澳、包容和谐、凝心聚力、和衷共济、开放包容等价值。总之,澳门特区较少使用价值观术语,经常使用的术语如施政理念、优良传统、精神等,都可以视为价值或价值观。

习近平对澳门特区价值观作了高度凝练。2019年他强调要“坚持包容共济,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和弘扬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广泛凝聚共建澳门的社会共识。要加强社团建设,充分发挥众多爱国爱澳社团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作用。要保持澳门社会讲团结、重协商的传统,有事多商量,做事多协调,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共同维护社会祥和。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助力国际人文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互鉴。”这段话对于澳门价值观的创新有:第一,明确强调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观地位。第二,把爱国爱澳核心价值观与特区包容共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价值密切结合,与讲团结、重协商有机地融合。说明爱国爱澳这一核心价值观对包容共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基础地位。第三,把澳门核心价值观与加强国际交流促进世界文化互鉴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出博大的开放胸怀。

(三)明确港澳核心价值观与一般价值观

习近平创造性地阐述了港澳共同的价值观。他说,香港、澳门回归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需要把握的第四条就是:“要弘扬核心价值、促进包容和谐。传承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增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凝聚一切积极力量,画出海内外支持‘一国两制’事业的最大同心圆。”这一论断对于港澳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其创新性在于:第一,首次将爱国爱特区作为两个特区共同的核心价值。如前所述,香港特区政府概括的核心价值很少提爱国爱港、澳门特区政府很少提及核心价值且不确定,习近平论断为特区核心价值观建设指明了方向。第二,爱国爱特区的核心价值观对于包容和谐价值观极其重要,是保证港澳包容和谐、增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基础。第三,爱国爱特区核心价值观和多元文化交流密切结合,体现出开放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团结各种积极力量,共同支持“一国两制”事业。可见,他对于两个特区核心价值观的论述站位高、视野广,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本质特色,把特区与全国人民的爱国共同核心价值观和特区特有的一般价值观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明确“一国两制”蕴含的世界价值观

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蕴含的世界价值观的论断。他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上,他说:“‘一国两制’蕴含的和平、包容、开放、共用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护。”他的这一概括体现了世界各国虽然有各国自己的价值观,但世界各国人民也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一国两制”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这一概括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也体现在2018年修正后的宪法序言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除了上述内容外,习近平还基于宪法和基本法对港澳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有诸多论述,从多方面丰富了“一国两制”宪制理论。两部基本法对港澳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都相应的规定,习近平结合港澳的发展实际,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把港澳纳入整个国家发展的框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方针,落实了基本法的规定,为港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习近平“一国两制”宪制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有突出的问题导向、明确的宪法和底线思维、深厚的人民情怀、持续的改革创新品格、坚定的制度自信,体现了国家整体全面依法治国和港澳特区依法治理的有机融合、体现了国内宪制与世界人民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理的一致性。

 

朱应平,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来源:《澳门法学》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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