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与未来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21-03-20 22: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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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  

  

   摘要:尽管有过种种历史性的误解和遮蔽,但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属于现代/当代世界最强有力的哲学思潮。这种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力充分表明马克思哲学具有直面当下、指向未来的内在品质。本文着眼于技术哲学,特别是以“现代技术与未来文明”为主题,试图探讨马克思在现代技术哲学史上的开创性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马克思围绕“异化劳动”来开展的资本社会批判与他的技术批判之间的本质性关联,最后试图通过展望由现代技术规定的未来新文明方向,来重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今天以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技术,正在加速推动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技术化(非自然化),从而会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一种新的人类形态和文明样式,后者将有可能接近于马克思所设想和论证的未来社会理想。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批判;异化劳动;

  

   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恐怕还是一个少有讨论的论题,甚至有人会起疑心:马克思那儿有一种“技术哲学”吗?马克思是一位“技术哲学家”吗?有“马克思的技术哲学”吗?当然有,而且我认为,它是跟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资本学说和社会理想联结在一起的。本文拟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特别是围绕我眼下重点关注的“现代技术与未来文明”主题,来讨论马克思的哲学。

   本文将围绕如下三点展开:一、技术与工业批判:马克思哲学的起点;二、异化劳动与资本社会批判;三、现代技术与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我的总体看法是,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在现代技术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种意义恐怕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和确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也是他围绕“异化劳动”来展开的资本社会批判的基础;进一步地说,正是基于对技术工业及其文明效应的深刻洞察和探究,马克思才可能形成他关于未来社会和文明形态的预见和预言。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哲学是有未来性的,马克思之后的世界文明进程,总体上是按照他的预言开展和演进的;他关于以“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普遍交往”为基本前提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合乎人类技术文明进程的,也终将得到印证,因为我们分明已经看到,今天以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技术,正在加速推动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技术化(非自然化),从而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一种新的人类形态和文明样式,后者将有可能接近于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理想。

   一、技术工业批判:马克思哲学的起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第一次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系统批判,这种批判工作的伟大成果就是他的煌煌巨著《资本论》(1867——1894年)。时至今日,人们习惯于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这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该书的副标题确实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人们也主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把《资本论》视为一部哲学著作,这自然也不会有错。不过,在我看来,《资本论》——不光是《资本论》,一般地讲就是马克思毕生从事的资本社会批判——首先包含着一种技术批判,或者可以说包含着一种技术哲学。而且在我看来,正是这一点使得马克思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资本论》中得以完成和系统化的资本社会批判,具有了某种哲学性的深度和指向未来的力量。

   毫无疑问,马克思首先洞察到了技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意义,他在《资本论》中明确地断言:“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这里所谓“怎样生产”的问题关乎技术,因为正是技术决定了物质生产方式。我们知道,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大机器工业化生产蓬勃发展之际,特别是由于18世纪后期蒸汽机的发明,人们发现能量不仅可以转换,而且还可以贮存和运输,这就为大机器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基础,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马克思敏锐地感受到了一个新的技术工业时代的来临,史无前例地开始关注当时以大机器工业为标志的技术生产及其效应。所以,正如以色列当代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等人“了解新的科技现实及人类的新体验,因此能够针对工业社会的新问题提出切中要点的答案,也能提出原创的想法,告诉人如何从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得利”。作为一名风行全球的畅销书作者,赫拉利的一些观点和表述固然未必可靠,未必经过有效的论证,但他关于马克思的上述判断却是大体公允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思考和说法看起来是更具哲学性的,他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而最能传达马克思的技术哲学基本思想的,是下面这段被反复引用的堪称经典的表述:

   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马克思在此表达了他关于科学(科技)、工业与人类生活世界的基本观点,更是实现了对欧洲近代唯心主义(主体性哲学)的一个人类学-技术哲学的批判性转换。我们知道,自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确立了“自我——主体”(Ich-Subjekt)以后,欧洲近代哲学在康德那里终于完成了一种“对象性思维”以及相应的一个“对象世界(现象界)”的建立,事物的存在不再被把握为事物本身的“自在的”结构(如实体——属性、形式——质料结构),而是被规定为“为我的”“被表象状态”(Vorgestelltheit)即“对象性”(Gegenst——ndlichkeit),于是古典的自然世界被把握为——被转换为——“对象世界”,而这个“对象世界”被数学化-抽象化,成为一个“形式——数理”的抽象世界。

   马克思看到了“对象性思维”和这个“对象世界”的确立,但他同时明确地反对近代唯心主义传统,认为唯心主义没有认识到现实生活世界的变化,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已经通过技术工业进入人类生活之中,成为人类生活世界的新基础,这就是他明确表述的,“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由技术工业规定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的这个观点甚至带有现象学的意义,近乎一种现象学存在论的规定。以我的说法,马克思在此已经洞察到了技术工业的改造作用,就是把“自然人类生活世界”改变为“技术人类生活世界”。也正因此,如果我们仅仅在认识论(知识论)层面上理解马克思哲学,以为这种哲学还停留在认识论的主体——客体之对象性关系的层面上,那就难免把马克思降低和矮化了,因为我们把马克思哲学又回置到欧洲近代唯心论和知识论传统里了——这显然是深受苏联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一个误区。

   生活世界的巨变必然带来生活世界经验的变化和重构,特别是其中的时空经验的变迁。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了在一个新的生活世界中人类时空经验的转换和重置,提出了自己的时空观。马克思关于时间的说法是:“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而关于空间,马克思给出的一个著名规定是:“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这是马克思从人类生命和人类活动的角度对时间和空间的全新理解,完全不同于传统哲学和科学的时空观。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之前,欧洲近代史上有两种典型的时空观:一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时间被认为是与物质运动无关的绝对均匀流逝的纯粹持续性,而空间被视为与物质脱离的、永远不变的绝对虚空。这是经典物理学的时空观。二是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时间和空间被内化了,被视为认识主体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是人类作为观察者设计的框架,与此相联系的是两门基础性的形式科学即算术和几何学。这是近代经典物理学和哲学的时空观,两者显然都脱离了生活世界的生发过程和实际经验。与之相反,马克思却前所未有地把时间看作“人的生命的尺度”和“人的发展的空间”,把空间看作“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可谓意味深远。

   进一步地,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要以时间消灭空间。在《资本论》手稿中,马克思说:“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通讯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在另一处,马克思又作了类似的更具体的表述:“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这是马克思在1857年讲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空间理解的转向和空间生产问题的出现。

   在上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相关上下文中,马克思还表达了一些直观性的思想,诸如“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又比如“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此类见解和观点虽然未见系统的和具体的论证,但却是极具洞见力的,有些见解和观点的意义要到20世纪甚至21世纪方能完全显现出来。

   二、异化劳动与资本社会批判

   现在我们经常会把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主要贡献归于尼采,因为后者以“上帝死了”这个骇人的口号宣告了欧洲传统哲学和宗教的崩溃,以我的理解,实即自然人类文明的基本精神表达方式的衰落。但更早些时候,费尔巴哈已经开始了基督教批判,马克思已经开启了“柏拉图主义”或“唯心主义”批判。马克思有言:“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尼采读到过马克思的这段话,如果尼采读过,我们可以相信他必定会把马克思引为同道,甚至把马克思视为自己思想的先行导师。

马克思完成了从彼岸到此岸、从超感性到感性的哲学转向,这种转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马克思把“对尘世的批判”落实为资本社会批判,首次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社会运行的逻辑。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资本”“劳动”“地租”三个基本概念入手来分析和探讨资本社会,发现资本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的根源就在于资本占有劳动,就在于私有制。“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状态下,“异化劳动”具有多样的表现形式,诸如: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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