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概念的核心在于从实践来认识文明，将文明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实践建构。文明结构是人类实践创造的各个方面文明要素结合构成的有机系统。文明在历史中的动态发展，体现为共同体的历史性演化。一定的社会形态表现为一定的文明形态，也表现为一定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对其批判中蕴含着对新文明形态的探索。四重维度是交叠的，由本质维度出发，结构维度、发展维度与形态维度得以展开。

【关键词】文明 社会关系 共同体 新文明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它一方面植根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丰沃土壤，另一方面也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基础之上。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真义，一方面需要深切体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观之原旨，另一方面也需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之精髓。前者已在别处有所论述；本文拟通过回到经典作家的文明论述而对后者有所阐发。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盛极一时并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是西方“民族帝国”往全球扩张从而使西方文明建立世界霸权的时期，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话语广泛传播并建立话语霸权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辩证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显示了自己的文明观，并最终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观，指向一种未来社会、同时也是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创造。以下主要致力于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概念，从本质、结构、发展、形态四重维度展开，在此基础上予以综合把握。

一、文明本质：社会关系的实践建构

“进步”是19世纪西方文明概念的主旋律，但其逐渐演变为以“理性”为原则、在“文明-野蛮”等级秩序下无限掠夺自然和对外侵略的一种扩张性意识形态。身处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也将进步作为文明的基本涵义，比如“社会风气变得比较文明了”、“文明的欧洲”等，但他们也发现，西方文明在进步过程中难以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并且成为侵略他国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地审视西方文明概念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西方基于主客二分和抽象理性的文明分析范式，认为文明的起点是实践，文明的本质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社会关系。

（一）对西方理性文明概念的反思

西方文明概念根植于西方的形而上学理性传统和基督教传统。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将世界分为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强调通过理性来把握真实的理念世界。古希腊形而上学抽象理性传统为西方文明概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它将理性与神学结合，推动了西方文明概念的社会化扩展。近代以来，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理性”逐渐成为西方文明概念的基本原则。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最初提出，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达到巅峰，近代西方大思想家也为西方文明概念奠定了强有力的哲学基础。这一过程形塑了西方主客二分的文明分析范式，人这一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与世界这一人所认识和改造的客体成了对立。当然，理性也打破了中世纪传统思想的束缚，使西方科学技术不断革新，促进了工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在理性触发的科技变革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中，线性进步成为19世纪西方文明概念的核心主题。

同时，19世纪的西方文明概念蕴含着多重意识形态霸权。在19世纪，随着西方实力的增长与殖民扩张的推进，西方文明概念逐渐演变为一种服务于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欧洲将自身定位为文明的中心，并以自身为样板确立了文明的衡量标准，形成了“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线性进步观”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使西方文明概念与西方文明一样具有了扩张性。在现实层面，这一概念体现为西方国家对内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并使全球沦为原料产地与商品销售市场。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对形而上学的“理性”产生了怀疑，认为思辨哲学家们针对社会问题所提出的理性化解决方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非理性物质利益冲突，贫苦农民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恩格斯通过对英国无产阶级贫困状况的实际调查，深刻认识到仅仅靠理性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面临的生存困境的。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分析英国对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殖民侵略行径时，从道义的角度出发，严厉抨击了所谓的“文明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野蛮行径，反对将人类文明简单地等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偏狭认识。通过深刻反思、批判西方理性文明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实现了对西方文明概念的超越，形成了基于实践观点的文明本质认识。

（二）文明的起点是实践

马克思以实践为逻辑起点，颠覆了西方理性文明概念的二元分析范式。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往往将形而上学的“理性”视为文明的基础，把人理解为“理性的个人”。基于主客二分的范式，西方文明强调“理性的个人”作为主体对客体世界进行认识与控制。同样，理性的、文明的西方与非理性的、非文明的非西方也形成了二分。这就为理性“主体”的对外掠夺与控制奠定了正当性。马克思对这种二元分析范式背后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深刻反思，明确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他将感性实践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定，既反对从前的旧唯物主义仅从客体的方面来理解人类文明，也反对唯心主义只是抽象地从主体出发来理解人类文明。正是在对二者所隐含的二元论思维的反思与破除中，马克思确立了新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生活与人类文明本身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这种新的文明分析范式乃是将感性实践活动作为文明的出发点，认为主客体之间不存在前提性的对立，从而在根本上解构了西方传统的理性文明概念将世界视为主客体对立的认识论前提。

文明产生于实践，尤其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这对19世纪西方文明概念的抽象理性基础构成了颠覆。在从实践出发的新的文明分析范式中，文明主体产生于实践。文明在本质上是“现实的个人”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创造的结果，是感性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当人开始从事生产实践，“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也就是说，文明首先根源于现实个人的实践尤其是物质生产实践，它是现实的个人摆脱自然状态而获得生存、进行文明创造的起点和基础，也是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文明成果同样产生于实践。“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等论述，揭示了物质生产实践在创造文明成果中的基础作用，文明以物质生产实践或者在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生产力为起点和基础。由此，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解构了西方文明概念及其意识形态霸权的“理性”基础，形成了对文明本质的新认识。

（三）文明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文明本质上是“现实的个人”在实践中创造与建构的社会关系。首先，从文明起点来看，文明的本质由实践的涵义所规定。文明以实践为起点，而实践是“现实的个人”创生社会关系的感性活动，因此社会关系构成了文明的本质。其次，从文明主体来看，文明由人所创造，体现了人的社会本质。“现实的个人”即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创造文明的“社会人”。文明因人本质上的社会性而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实际上，即便基佐、密尔等人也曾提出文明具有社会性，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将其置于感性实践基础上，认为从实践出发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马克思所言“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即反映了文明内在具有社会性。具体来讲，这种社会性就体现在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关系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按性质可以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关系。正是由于现实个人能够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创生各种性质的社会关系，从而能够使自己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成为“社会人”，这个历史过程即“文明化”进程。

社会关系的发展推动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发展。在需要和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下，每一次创造或改变社会关系（“物质的联系”）的实践活动，都推动着历史和文明的社会关系形式不断获得辩证发展，从而赋予了文明以社会性、历史性，使人类不断远离自然状态而表现为有教养的文明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塞利加把现实关系抽象为自我运动的范畴，以及将文明抽象化后再赋予文明主体性的观点。“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包括物质生活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家庭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展示了人类历史和文明的社会本质。

二、文明结构：社会和人的共同发展

各种文明要素以一定结构构成了文明系统。作为文明本质的社会关系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性质，而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不同性质的文明要素。“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因为各种文明要素在相互作用中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系统。其内在结构体现了不同要素的组织排列方式。文明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表征，以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为衡量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将物质财富构成的物质文明作为精神文明的基础，二者共同促进了社会和人的发展，集中体现为社会生产力和人的教养、开化程度的提高。

（一）文明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构成的立体结构

经济要素在整个文明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文明系统内部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发展。与许多西方学者将理性、宗教等唯心主义概念作为文明结构的基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将经济要素作为文明结构的基础要素，十分注重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等经济要素在创造财富、促进文明发展中发挥的基础作用。马克思认为，为了“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生产力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体现出的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它在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共同推动着文明进步发展。当然，恩格斯也提到文明包含的政治、文化要素具有制度、教养涵义，比如“半文明制度”、“城市的文明教育”等等。这些要素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政治、文化要素属于政治、文化上层建筑，乃是以经济关系为根基，不具有绝对独立性。从实践中产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规定着文明的结构性运动。

不过，政治、文化要素对文明发展起着重要的反作用。在经济要素的基础之上存在着政治、文化等要素，政治、文化要素分别归属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它们虽然不具有脱离经济基础的绝对独立性，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经济基础起到一定的反作用，并且这种反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社会结构中介来实现。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书信中曾指出上层建筑会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马克思也指出“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均揭示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重要反作用。因此，文明是一个有机的立体结构。在文明有机体的系统内部，各要素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文明正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获得不断发展。

（二）文明体现为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各种文明要素互动、聚合的结果。人们在实践中创造的不同性质的文明要素相互作用，并聚合、外化为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马克思恩格斯曾使用“古老文明”、“印度文明”、“垂死的文明”等词来表示，文明是一个整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西方传统中，财富与文明联系在一起。古代西方文明的精华，乃是建立在奴隶制创造的物质财富基础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是以对内榨取、对外掳掠物质财富为能事。但在西方文明的自我意识或不如说自我标榜中，“理性”“科学”“良心”乃至“自由”“民主”“法治”等精神性要素却成了文明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也将文明与财富联系起来理解，认为文明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同时他们也强调物质财富创造在人类财富创造中的基础地位，以及物质财富之于精神财富的前提性作用。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分别构成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按照实践活动的性质，可将实践活动大体分为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两大类。随着实践的发展，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产实践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相应构成了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它们是文明要素聚合、外化的结果和表征。人类在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外化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因此在相应产出的文明成果中，体现了人的需要和创造性等基本特征。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精神生产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因此，物质生产创造的物质财富或物质文明成果与精神生产创造的精神财富或精神文明成果，也存在决定与反作用的相互关系。同时，精神文明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发展也并非随物质文明亦步亦趋，而是存在超前或滞后的情况。

（三）文明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共同构成的进步状态

社会和人的进步状态是衡量文明发展状况的基本尺度。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否具有正向价值，需要看其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提高了人类整体的开化程度。基佐曾将文明的发展分为社会的发展和人性的发展两方面。恩格斯也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随着文明的发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随之增多，社会和人的发展不断跃上新的台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文明商业”、“文明世界”、“文明城市”等词汇，来描述社会的进步发展。此外，人是推动文明发展的主体，而文明在使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也提高着人的发展程度，因此人的发展也是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文明程度的提高表现为社会素质、教养程度的提高等，这意味着人类逐渐摆脱野蛮状态、走向开化。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与野蛮人相对的“文明人”、“文明社交方式”等，表现了人在素质、修养等方面的开化。恩格斯也指出，英国的士兵曾接受“城市的文明教育”，体现了文明在提升人的素质、教养上的作用。

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相互作用。二者在一定历史阶段或可存在不一致性，但就其发展的整体大势而言，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指出，进行生产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不断进行社会生产可以满足并发展人的需要，提高人的教养、开化程度。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教养的不断提升，人类最终将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无疑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价值旨归。而随着人在素质、教养等方面的开化程度不断提高，又可以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三、文明发展：共同体的历史性演化

文明的社会关系本质及其内在一体的有机结构，在历史的动态发展中表现为共同体。“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即展现了文明具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随着人类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各种社会关系在一定时空中形成了共同体，促进了文明的延续发展。共同体本质上由社会关系构成，不同的共同体标识了不同历史和文明阶段的发展程度。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文明创造的成果，为共同体的凝聚提供了能量。故而，文明和共同体在契合共生、互相塑造中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文明时代是呈现出不同共同体形态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使在同一历史和文明发展阶段，不同地域的共同体也具有差异性。

（一）文明与共同体的契合互动关系

共同体是保障并伴随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关系整体。共同体和文明产生的根源，都是现实个人的实践活动。进入文明时代前，受到人类实践活动能力，尤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类只有在一定的共同体中才能生存，自然因素对共同体的影响较大。人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氏族为单位的自然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界定了社会关系的范围，确定了社会关系的中枢。随着实践和交往的发展，各种社会关系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趋向复杂。自然的共同体产生了最初的宗教，并且内在包含并不断孕育着文明要素的“萌芽”，比如在家庭中就已经出现的所有制。随着生产力提高，分工进一步发展，在自然关系以及私有制、阶级和语言等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各种文明要素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阶级利益与社群利益、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为了缓和阶级冲突，国家产生了，它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因此，文明不仅是实践中生成的社会关系，而且要到一定历史阶段才正式产生。

文明正式形成后巩固了共同体的结构，推动共同体向高级形式转变。经济要素的发展，为共同体的发展积累了物质财富，改善了共同体中成员的生存状况，增强了整个共同体的持续发展能力。政治、文化等文明要素的发展，也促进了共同体在制度和思想等方面的完善，调节着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关系，特别是通过对个人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身份关系的确认，增强了共同体的凝聚力。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凭借物质生产资料优势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进行思想统治，以此巩固其统治地位，使国家得以延续。在扬弃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本真意义上的、“无中介=直接的社会”即“共同体”涵盖各种性质的社会关系。扬弃国家的未来共同体，正是在不同文明要素的滋养下形成发展的。届时，共同体与文明将构成正反馈关系，实现契合共生、互相塑造。

（二）共同体是不同历史与文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识

不同的共同体形式反映了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发展程度。在进入文明时代前的文明孕育阶段，在生产中起主导地位的是人的亲属关系的生产，此时在部落所有制基础上形成了“共产制共同体”，即自然的共同体。在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自然共同体中，由于氏族内部的分工发展缓慢，没有产生显著分化的社会关系，各部落成员的地位和权利相对平等。但由于前文明时代的社会生产力较低，人类在更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然，物质和精神财富有限，个人从属于共同体，即整个社会已开始处于“人的依赖关系”的发展阶段。因此，在这种较为低级的共同体形式中，社会和人的发展程度有限。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部落所有制逐渐向私有制过渡，自然的共同体走向解体，社会和人的发展才呈现出新的特点。

国家的产生与发展，反映了阶级社会存在以来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撕裂。国家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分工和私有制的基础上，恩格斯曾用“文明民族”来表示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的民族，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实则展现了文明时代以来各种分工形成的私有制关系、阶级对立关系等各种社会关系的紧张。在文明时代，个体从自然的共同体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实践活动范围扩大，物质和精神财富不断丰富，人的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和发展，各个地区逐渐打破了封闭状态并展开交往活动。但由于私有制的发展，社会关系发生了物化，在“人的依赖关系”中也逐渐渗入了“物的依赖关系”，并于资本主义社会达到极致。人类整体上进入“虚幻的共同体”阶段，在这种共同体形式的背后是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与阶级利益的斗争。实际上，在整个阶级社会中，由于到处都有的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对立，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社会和人的发展也一直都受到物的支配与限制。当然，国家伴随私有制而产生，也终将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被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所代替。到那时，社会的个人所有制将得到重建，个体与共同体将达到真正的统一。

（三）同一历史和文明发展阶段的共同体存在差异性

同一历史和文明发展阶段会生成不同的共同体。不仅不同历史和文明发展阶段的共同体存在质的不同，而且即使是同一阶段，实践中生成的文明要素在性质和排列方式上也带有各自的特殊性。因此，在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生产方式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共同体，也必然存在差异。恩格斯提到的“西欧文明”，就与亚洲社会的印度、中国和波斯等国度不同。此外，同样在西方，不同国家也存在差异。比如西欧与东欧，英国与德国、法国等，也存在很大的不同。这说明，即使是在同一个历史和文明发展阶段，由于不同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下的人类实践活动存在差异性，不同文明要素塑造出的共同体也各具特色。

不同共同体之间在交往互动中推动着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与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等将文明划分为相互独立的实体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共同体本身独立化、实体化，而是将其作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整体，并从交往的视角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率先发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西方国家将自己称为“文明国家”，将非西方国家称为“半野蛮半文明”和“野蛮”。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具有等级色彩的意识形态，掩盖了各个国家在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历史事实，目的是服务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殖民侵略。此外，在世界市场形成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各个民族、国家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随着交往联系加深，全球连成一个整体，这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消除着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准备着前提条件。

四、文明形态：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

文明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将其社会关系的本质结构外显出来的综合形态。在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根据社会形态划分的各种文明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身处其中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最为关注。资本主义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形态，带有西欧自身的特殊性，马克思直接称之为“现代文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是促进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也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未来社会将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新文明形态”。

（一）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系列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的产物

西欧资本主义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内在弹性。领主将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但农业生产本身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社会阶层也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流动。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手工业者和商人逐渐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早期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改进生产技术的方式，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在英国，圈地运动使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资本，同时也导致一些农奴失去土地。失去土地的部分农奴转向城市从事小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而另一些没有生产资料的农奴则成为可供资产阶级剥削的“自由”劳动力。资产阶级在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政策。此外，殖民扩张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自由主义的兴起，也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一系列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的结果。与韦伯将新教伦理这种文化因素作为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决定性因素不同，在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诸多因素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是最具根本性的，而宗教在根本上只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在意识观念中的反映。随着工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了从小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生产的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实现了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到“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逐步获得了政治权力，并最终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二）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进步与退步并存的现代文明形态

资本主义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现代文明形态。源于西欧工业革命的人类现代化进程，将人类社会与文明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文明”本身也成为现代性的话语表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生产力极大提升，民主制度初步地建立和完善，人们的思想认识获得了极大解放。资本开辟的世界市场使各个地区逐渐突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展开了广泛的物质和精神交往。众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社会和人获得了巨大发展，从而为更高级文明形态的创造准备了条件。

资本主义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具有退步的一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成为财富的新形式。不断增殖的货币即资本，唯有在无限增殖中才能生存，而资本的增殖乃是基于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资本本质上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增殖的特性被误认为是物的自然属性，仿佛资本具有使价值增殖的魔力，由此出现了“拜物教”。并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社会财富不能被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享用，这造成了广大无产阶级的经济贫困，而统治阶级却制造了“自由平等”的虚假意识形态。社会上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对殖民地的暴力掠夺，也展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性。在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的对立进一步表现为个人之间的对立，乃至沦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个体成为原子式的个体，被当作实现资本这个中介“物”增殖的手段而非目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质利益所主导。此外，资本对社会关系的物化造成了世界意义的阙如。资本增殖的逻辑使科技获得了不断创新发展，这虽然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愈加便利的物质条件，但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也在不断消解着世界的意义。“上帝已死”，但科技并没有给出人们生活的方向与目标，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无尽的迷茫感与无意义感。正如韦伯所指出的，理性化的知识并不能为人的现实生活提供意义，反而挤压了非理性存在的空间。当然，值得告慰的是，资本主义将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的彻底发展中获得自我扬弃的可能。

（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新文明形态”

“新文明形态”在本质上将实现社会关系从物化到“复归”的超越，即“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具有被“新文明形态”替代的必然性。“新文明形态”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在对物化社会关系的扬弃中，在对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批判继承中，使社会和人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条件。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扬弃，整个社会占有了全部的生产资料，物质和精神财富获得充分发展，社会关系物化的状况消失，各种文明要素在相互作用中获得了充分发展。另一方面，在“新文明形态”中，人不再是工具与手段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真正平等的、互为目的的关系。随着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人的自由时间增加，人们在不断创造、享受文明成果的过程中获得了自由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更加充分的条件。

“新文明形态”在形式上表现为“真正的共同体”。过去建立在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相冲突基础上的“虚幻的共同体”，将转变为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在本质上由全面的社会关系构成，是一种社会性的、整全式的共同体。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性出发构想未来的理想社会蓝图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新文明形态”的设想，乃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辩证分析，因此具有科学性。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物化的社会关系被扬弃，各种性质的社会关系获得了本真的面貌，共同体将重新界定社会关系的范围及中枢。不同地区之间的等级秩序被扬弃，各个地区在一定空间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共同体内部，新的纽带将不只单纯带有“物”的属性。由于阶级伴随着私有制已经被扬弃，统治阶级也不复存在，个体与共同体再次实现了统一。共同体的中枢将不再是统治阶级而是其中的每个人，因此每个个体的诉求、权益都能够得到满足。经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直到高级阶段，人类将实现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形态的再造。

结语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近代以来走上强势地位，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也构建了一整套文明话语，美化和强化了西方的世界霸权。西方文明概念植根于西方源自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理性传统中，经现代启蒙理性主义的重塑而臻于极致。在“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论”背后是对抽象理性、工具理性乃至科技理性的“信仰”。这是19世纪以来的问题，也是“现代文明”本身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重构文明概念以及文明理论，实现了对西方文明概念与文明话语的超越，为扬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概念的核心，在于从实践来认识文明，将文明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实践建构。由于人类实践包括各个方面，所以文明结构也是各个方面要素结合构成的系统。文明是一个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是由人类实践创造的各种文明要素互动、聚合的综合结果，是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物质财富或物质文明构成了文明的基础。文明的社会关系本质及其内在一体的有机结构，在历史中体现为“共同体”。文明在历史中的动态发展，即表现为共同体的历史性演化。历史中的文明和共同体契合共生、互相塑造。国家是“文明时代”的共同体，又是原初自然共同体的异化。一定的社会形态既会表现为一定的文明形态，也会表现为一定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的无疑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明形态，正是在对这种文明的批判中，蕴含着对未来社会亦即一种“新文明形态”的探索。这一探索过程，也正是人类告别“虚幻的共同体”，探索和创造“真正的共同体”，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概念的四重维度是交叠的，其中本质维度是基础，由其出发，结构维度、发展维度与形态维度得以展开。这为进一步深化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文明本质论”“文明结构论”“文明发展论”“文明形态论”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中，“文明本质论”明确了文明的社会属性和根本动力。“文明结构论”在此基础上展现了文明的内部构造，为文明发展提供了空间模型。“文明发展论”将时间中的社会关系、文明要素及其有机系统的构建和发展理解为共同体的异化与演化。“文明形态论”融合了前三者，展现了文明的社会关系本质在一定时空中形成的综合形态，揭示了人类将在扬弃旧文明形态的过程中创造的新文明形态。当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也离不开对中华文明精华的承继与融通。这就需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进一步会通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明思想，使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概念与文明理论得以发展，使一种足堪引领新文明形态创造的新文明理论得以构建。

刘晨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冯枫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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