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精神生活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在批判“精神生活观旧世界”的基础上，建构“精神生活观新世界”。他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批判了解释世界的“抽象”精神生活，致力于建构改变世界的“实践”精神生活；以社会现实的人为主体，批判了彼岸世界的“虚假”精神生活，致力于建构此岸世界的“现实”精神生活；以普遍自由交往为方式，批判了资本逻辑的“物化”精神生活，致力于建构社会逻辑的“人本”精神生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片面”精神生活，致力于建构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精神生活。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应坚持以马克思精神生活观为指引，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更加显著的实质性进展。

【关键词】马克思 精神生活 当代价值

从人类意识产生的那一刻，精神生活就作为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而存在。思想、意识、观念等精神生活问题一直是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唯心主义的抽象性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没有灵魂的物质主义”，而是对精神生活问题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马克思对精神生活本质的认识及其对精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与建构，为新时代的精神生活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的精神生活观为指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创造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精神生活本质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理解和认识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从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思辨认识，回归到现实的物质生产领域，成为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现实解放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精神生活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以“社会现实的人”为主体，以“普遍自由交往”为方式，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

（一）精神生活的基础：物质生产实践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 一切将理论神秘化的因素，都能通过实践及对实践的理解获得解答。若脱离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活将失去根基，沦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活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4] 在人类社会早期，想象、思维与精神交流仍直接来源于物质实践，政治、法律、宗教等精神领域的产物无不深深植根于物质生产之中。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构建和完善自身精神生活体系。

物质生产实践决定精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 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塑造不同形态的精神生活。原始社会精神生活以图腾崇拜、祭祀为主，奴隶社会呈现出阶级之间的精神对立，封建社会人民精神生活则是依附于宗教信仰，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则表现出商品拜物教与异化特征。精神生活随着社会形态演进，由局限走向开放，由单一趋向多元，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扬弃与超越。

（二）精神生活的主体：社会现实的人

马克思认为，精神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现实的人”，并非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而是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生成和发展的。

精神生活是社会现实的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6] 正是这种类特性，使人能够超越自身，将生命活动对象化，展现“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从而区别于动物。动物的生命活动受本能支配，而人则以思想、观念、意志和理性思维构建精神世界，形成独立的精神追求。因此，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体现了人的本质属性，也承载着超越物质需求的精神渴望。

社会现实的人是生产和创造精神生活的主体。精神生活植根于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7] 因此，精神生活本质上是社会现实的人的精神实践活动的产物。同时，精神生活正是人基于自身发展需要所进行的精神生产、创造与享受。人的需求从“生存→发展→享受”不断递进，推动精神生活持续演进，展现出无限发展的广阔空间。

（三）精神生活的方式：普遍自由交往

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和意识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交往联系在一起，“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8]。因此，普遍自由交往基于物质生产，是推动精神生活丰富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通过普遍自由的交往创造丰富的现实关系，促进精神生活的丰富。马克思指出：“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9] 人在物质生产实践中，通过普遍交往构建社会关系，推动精神生活的提升。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社会交往日益普遍，地方性、民族性的封闭状态被全球互联互通所取代。正如物质生产的全球化，精神生产亦然，各民族精神产品逐步成为公共财富。地域性个人因此转变为世界历史性个人，人的精神生活也随之得到丰富和发展。

通过普遍自由交往结成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促进精神生活发展。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0] 然而，资本逻辑塑造的“虚假共同体”使工人异化为劳动机器，精神受压抑、自由遭剥夺。为此，马克思主张通过普遍自由交往，超越地域与民族限制，将现实的个人连接为“真实的共同体”。在共同体中，个体摆脱劳动分工的束缚，自主选择劳动方式和交往范围，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精神生活因此获得丰富和提升。

（四）精神生活的指向：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关系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他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因此，精神生活的丰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精神生活发展的动力源泉。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12] 精神生活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割裂了物质与精神活动，资本遮蔽精神生活，使人陷入片面发展。实际上，作为自然存在物，人蕴藏丰富的精神力量。精神生活的能动作用激发主体满足精神需求的主动性，推动其突破片面发展，迈向自由而全面发展。

精神生活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马克思认为，唯有消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依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方能为每个社会成员创造全面发展的条件，进而实现充实的精神生活。在这一社会形态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精神生活也将走向自由与全面。从“自由”维度看，每个人可按照自身思想和意志完善自我；从“全面”维度看，生产劳动为个体提供全面发展体能与智能的机会。

二、马克思对各种非科学精神生活观的批判

精神生活是人类获得生命意义和价值的重要生活样式。马克思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抽象”精神生活的批判，对中世纪宗教控制下“虚假”精神生活的批判，对资本逻辑下“物化”的精神生活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片面”的精神生活的批判，实现了对精神生活观的全面彻底性认识。

（一）批判解释世界的“抽象”精神生活

无论是西方传统社会的超验性精神观、近代哲学以“自我精神”为核心的先验性精神观，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论与费尔巴哈基于感性直观的精神观，这些理论皆依赖抽象思辨进行解释，导致精神生活陷入抽象化境地。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对精神生活的“抽象思辨性认识”。黑格尔将精神生活抽象为纯粹的理论思辨过程，通过“绝对精神”以观念、思想和概念解释现实，致使精神生活的实践性被逻辑推演所掩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4] 黑格尔将人的精神生活视为思辨逻辑的产物，导致精神生活无法推动社会进步，反而成为脱离实际需求的形式推演。同时，马克思也批判了费尔巴哈对精神生活的“抽象感性直观认识”。虽然费尔巴哈从现实层面揭示精神生活，但他依然停留在感性直观上，未能认识到精神生活的实践性。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15]。他“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16]。最终使得精神生活成为以“宗教感情”抑或“感情宗教”所支撑的抽象存在。

（二）批判彼岸世界的“虚假”精神生活

中世纪宗教支配政治与市民社会，使人们沉溺于虚幻的“彼岸世界”，忽视了现实的“此岸世界”，导致人们的精神世界被宗教迷雾遮蔽。马克思批判宗教提供的虚假幸福，强调关注现实世界的精神生活，以实现真正的现世幸福。

马克思认为，宗教对人精神生活的控制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在政治国家通过宗教对精神生活的控制。例如，普鲁士统治者把基督教所供奉的至高无上的神灵作为国家的最高信仰，利用基督教对人们进行思想、精神控制，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市民社会精神生活受宗教的影响。宗教麻痹着市民社会成员接受现实的苦难，通过自我救赎追求来世的幸福。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7]，“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8]。马克思批判宗教的根本目的是使人们摆脱对“彼岸世界”的幻想，转而关注和实现现实中的幸福。他明确指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19] 通过对宗教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旨在为现实世界的精神生活奠定基础。

（三）批判资本逻辑的“物化”精神生活

资本逻辑本质是追求增殖与利益最大化。随着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扩张，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陷入“物化”困境，丧失了超越性与自由性。马克思致力于将精神生活从资本逻辑的“物化”中解放出来，使其回归人的本质发展。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利益凌驾于一切信仰之上。在资本逻辑控制下，人们按照“物”的交换价值建立联系，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异化为物的能力，生活意义由物欲满足决定。人们拜倒在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石榴裙”下，彻底沦为资本、商品和货币的奴隶。马克思批判道：“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0] 并指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人际联系被剥离，精神生活严重萎缩。实际上，马克思对精神生活物化的批判，并非否定精神生活，而是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物化逻辑，促使人们重掌自身本质，推动精神生活自由而自觉地发展。

（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片面”精神生活

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分为“人的依赖”社会、“物的依赖”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社会。资本主义以“人对物的依赖”为特征。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扼杀人的自由性与完整性，使人陷入“片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精神生活本质上追求自由、全面、丰富和超越。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社会分工将人束缚于特定角色。正如他所指出：“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21] 社会分工割裂了精神与物质劳动、享受与工作、生产与消费，并由不同个体承担。这种非自愿的分工削弱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使工人在劳动中感到痛苦与压抑，劳动虽孕育美，却使工人畸形；劳动带来智慧，却令工人愚钝。对于资本家而言，精神生活同样在分工中变得畸形。他们如同经营矿物的商人，只关心矿物的商业价值，而忽视其美学和独特性，“没有矿物学的感觉”[22]。马克思批判道：“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3] 由此，人的精神生活也失去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三、马克思对建构科学精神生活的思考

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24] 因此，马克思对精神生活的认识并非停留在批判的层面，而是致力于建构促进人民精神解放的新世界。

（一）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建构改变世界的“实践”精神生活

马克思认识到，面对政治和物质利益等现实问题，抽象的精神生活无法提供解决方案。只有建立在现实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精神生活，才能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对“抽象”精神生活的批判，目的是构建改变世界的“实践”精神生活。

实践是唤醒人类自我意识、实现人类精神解放的必由之路。“‘精神生产’就是‘实践’中具有超越性、最主观、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的活动。”[25] 人类精神解放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扎根于现实社会实践与革命运动之中。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一场现实的实践。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6] 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建立与共产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和精神生活。马克思还强调，革命的必要性不仅在于推翻统治阶级，还因为只有在革命中，无产阶级才能抛弃陈旧的思想，重新构建社会。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彻底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观念决裂，从而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体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精神生活创造条件。

（二）以社会现实的人为主体：建构此岸世界的“现实”精神生活

马克思指出，“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27]，“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28]。因此，马克思批判“虚假”彼岸世界的精神生活，旨在唤醒“现实的人”的精神意识，实现个体的精神解放。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而非虚幻的“天国”存在。他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29] 因此，反宗教斗争的核心在于反对将宗教作为虚幻的精神慰藉。马克思的反宗教斗争旨在重建真正属于“现实的人”的精神生活，推动人们从“彼岸世界”转向“现实世界”，从“天国”转向“人间”，将精神寄托从“来世的福报”转变为“现世的幸福”。同时，马克思也揭示了宗教神圣形象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30] 因此，马克思的批判从天国转向尘世，从宗教转向法律，从神学转向政治。他通过对现实社会政治、法的审视，促进人的本质复归与精神解放，最终构建属于现实世界“人”的精神生活。

（三）以普遍自由交往为方式：建构社会逻辑的“人本”精神生活

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导致精神生活物化，主张以“社会逻辑”为主导，构建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核心的精神生活。个体通过普遍、自由的交往摆脱物化关系的束缚，自觉发展自我意识，建构自主的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依赖于普遍自由交往所构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31] 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体受制于阶级结构，交往方式受“利益关系”“金钱关系”“资本关系”主导，满足物欲成为核心目标。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2]，揭示人的精神生活的真实境况及其社会制度的根源，并将人的精神生活从狭隘的社会交往模式中解放出来。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才能根本消除。个体不再局限于阶级身份，而是共同体成员，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自愿分工的基础上，实现自由发展。普遍的自由交往为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个体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目标。

（四）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建构共产主义社会“全面”精神生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劳动者因为分工固化成为单纯劳动工具，从而造成了个人劳动能力和精神生活的片面发展。因此，他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构共产主义社会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的精神生活。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目标在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以及精神境界的全面提升，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在马克思的构想中，强制性分工将被自愿且自由的分工取代，个人劳动由社会需求决定，不再以个人利益为导向，而是作为社会联系的一部分，满足集体需求。个人摆脱外部异己力量的制约，可以自由选择活动领域，发挥个性与才能，并享受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33] 在这一形态下，阶级对立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由自由人联合体构成的新社会。人类摆脱对物的依赖，实现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从而真正达到自由而全面的个体发展。

四、马克思精神生活观的现时体现

习近平明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34]。马克思的精神生活观为新时代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的精神生活观为指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促进人类社会普遍自由交往，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朝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方向不懈努力。

（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奠定基础

马克思的精神生活观强调，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不仅是思想建构，更是社会实践的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越充分，精神生活的资源和条件越完善。我们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经济建设方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二是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精神追求。三是文化建设方面，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四是社会建设方面，健全民生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五是生态建设方面，坚持绿色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提供良好的自然精神家园。通过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更加充实、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坚持“人民至上”价值追求，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供动力

马克思精神生活观的主体是“社会现实的人”。因此，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必须从社会现实的人出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把“全体人民”作为精神世界的主体。

一是坚持把全体人民群众作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主体力量。精神财富源于人民的物质生产与智慧创造，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因此，要依靠人民的实践，创造更多精神文化产品与资源。二是坚持把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作为丰富精神世界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曾针对人的需要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5]，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不断发展，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供了方向指引。因此，“要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增加文化产品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多层次、多维度、多方面满足人民精神需要”[36]。三是坚持把全体人民群众作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共享主体。要以社会主义“共享”理念超越资本主义“剥削”逻辑，实现全体人民平等参与、创造和享受社会文化，防止精神生活鸿沟扩大，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促进人类社会普遍自由交往，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创造条件

马克思的精神生活观坚持把普遍自由的交往，作为走出精神生活“物化”逻辑。新时代促进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要坚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为其提供全球视野。

一是促进各国精神文明交流互鉴。“世界文化缤纷多彩，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色和精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尊重和认可。”[37] 应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交往理念，通过交流弥合隔阂，推动互鉴超越冲突，共存超越优越，实现精神世界的自由交流与共同繁荣。二是传播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38]，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精神价值的共识。应弘扬这些价值，为应对生物灭绝、气候变化、贫富差距、网络安全等全球挑战提供精神动力，实现各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三是共建人类精神生活共同体。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39]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共同体，更是精神文明的共同体。应超越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阶级与地域局限，构建精神文明共生共荣的世界格局，推动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与发展。

（四）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指引方向

马克思的精神生活观启示我们，精神生活的最终目标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信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充裕的条件下，精神生活对人类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意义将更加凸显。

一是摒弃资产阶级虚假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反映了其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结构，深受物质条件制约，体现其阶级利益。为维护统治，资产阶级将狭隘的阶级利益歪曲为普遍利益，导致工人阶级的发展受到局限。我们要深刻认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同其意识形态彻底决裂。二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由不同的情感、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及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我们应建立凝聚力强、引领力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的充实与个体自由全面发展。三是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而不懈奋斗。从精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看，精神生活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旧思想不断被新思想取代成为时代的“永恒真理”。马克思也指出：“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40] 因此，我们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超越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精神物化，建立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世界，实现全人类的精神解放。

【本文为2024年度西安交通大学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意蕴及推进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KZX202401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3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页；第35页；第20页。

[3][4][6][7][8][9][10][11][14][15][16][17][18][19][21][22][23][24][26][27][28][29][30][32][33][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第524页；第162页；第524页；第533页；第541页；第571页；第189页；第205页；第502页；第501页；第4页；第3页；第4页；第537页；第192页；第537页；第544页；第539页；第587页；第527页；第3页；第4页；第11页；第537页；第571页。

[5][13][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第53页；第34页。

[12][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页；第514页。

[25] 李厚羿：《马克思“精神生产”概念的当代辨析》，《哲学研究》2023年第4期。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36] 李楠：《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赜》，《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37] 张智：《中国式现代化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3期。

[3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46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8页。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励志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