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技术和新人类图景—关于未来世界的幻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1 次 更新时间:2021-03-26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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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  


美国洛杉矶市从20世纪末的某一年起,对罪大恶极的犯人采取了一种较为文明的高技术的刑罚方法:低温冷藏。被冷藏的犯人到了一定期限是可以复活过来的,而冷藏时间则需要根据罪犯情节轻重来判定。1999年,洛杉矶市有一凶犯被判处冷藏50年;而追捕该凶犯的警察因误伤若干人质亦被判了刑,同样被投入冷库里了,而且因为情节特别严重,后者被判处的冷藏时间竟比被他追捕的凶犯还要长。至2050年,该凶犯“刑期”已满,被解冻复活后却本性不改(在冷藏情况下犯人当然是不可能得到“思想改造”的)又在博物馆里偷了枪支到处伤人杀人,在洛市疯狂作案。虽然这时的城市卫星监视系统已经十分发达,完全可以掌握该凶犯每时每刻的行踪,但50年后的“新时代”的警察们已经不再是“野蛮人”了,一个个都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样子,而且根本就不会使用枪支这种凶器了—他们也只在城市武器博物馆里才看到过这类属于万恶的旧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杀人武器。如何来对付这个凶犯呢?百般无奈中,洛市警察当局在电脑信息库里查到那位依然被冷藏这的旧世纪的警察,遂决定提前把该警察释放出来(使之复活),让他将功赎罪,重新去捉拿他以前追捕过的凶犯......

这是一部好莱坞电影的故事梗概。被誉为“梦之工厂”的好莱坞的不少影片不但有出奇的想象力,而且偶尔也会有相当深刻的“文化批判”的意味。我几年前看过的这部科幻故事片就很有味道,至今仍让我回味。上面对这个电影故事的梗概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做的。因为没有记住片名、人物姓名、故事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等等,所以我只能通过想象重新把它编织起来。不过,准确地复述这个电影故事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在这里只想把遗留在我记忆中特别有意思的几点陈述一下。在陈述中,我也许更多地加进了自己的想象性补充和发挥,因此有些地方可能已经与电影故事本身相差甚远了,或者根本就是电影本身所没有的意思了。这些都可以不管。

首先令人注意的是这部电影的色彩。在我的印象当中,整部电影的基本色调是灰不溜秋的,无论男女老少,所有人都穿着黑铁色的服装,就连人的表情似乎也是黑铁色的。21世纪50年代,那将是一个“黑铁时代”。据我猜测,导演对这部电影色彩的处理是别有用心的,而不光是处于科幻电影效果的需要。用黑铁色来标志50年以后人类生活环境的色彩,我想应该是大致差不多的。

设想在半个世纪之后,技术工业当然是更加进步和发达了,人类生活世界将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文明世界”,而同时,天空与大地当然也将变得更加阴沉灰暗。只要看看我们今天的城市天空,想想今天包围着我们生活的水泥、钢筋物件,我们就能同意,在我们的视觉中,色彩正在变得越来越单一,灰黑的铁色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世界的基色。扎根于城市文明中的我们今天就已经很难见到彩虹、霞光、透过云隙的亮丽光柱了——最近十多年以来,我只在海南岛上见过一次这种亮丽光柱,那是在海口通往三亚的旅行途中,一个多云的上午,一直隐匿着的太阳突然穿透云块之间的空隙,形成一根根贯通天地的光柱,绚丽而灿烂。

另一方面,据生物学家们估计,地球上的物种正在以每年至少五万个(平均每天一百四十个)的速度迅速地消失和灭绝。这个数字听起来是触目惊心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样看来,50年以后,人类完全有可能将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孤家寡人”了。而随着地球物种(动物和植物)多样性的迅速消失,我们的生存环境必然将越来越趋于灰暗。也许50年以后,人类将成为事实上的色盲。黑铁色,这可能就是未来文明的基本色调了。

在未来的这个“黑铁时代”里,人类很有希望变得“更加文明”,或者甚至于变得“绝对文明”。电影里,那个时代的“新人类”竟然把我们20世纪的人类一概叫作“野蛮人”,因为他们在历史书或者“历史信息库”中看到,20世纪的人类喜欢动刀动枪动炮,经常相互残杀,战乱不断,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很不讲文明的,道德水准十分低下,言行粗暴低俗,而且乱搞男女关系—基本上就像猪和狗一样进行自然交配,甚至变着法子胡搞,终于搞出了艾滋病这种“世纪瘟疫”。这样的一类人,不是“野蛮人”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管自己叫“文明人”,但在50年以后的“新人类”们看来,这实在叫作滑稽了。

50年以后的“新人类”可以享受到的技术文明的成果,恐怕是我们今人还难以完全想象出来的。人类生活将在技术的控制下得到严格准确的安排和处置。因为生产力水平的绝对提高,用于满足基本生活要求(衣、食、住、行)的物质资料应该已经用不着人们去争取了,人们已经无需为日常生计操劳奔波了。到那个时候,劳动可能真的就成为一种奢侈、一种享受了。也就是说,人们很可能会抢着要劳动,而高度技术化的社会却没有多少活需要人们干。这样,如果说那时候的人还有什么痛苦的话,则最大的痛苦可能就是轮不到机会干活,吃饱了撑着了。

一个非暴力的、丰衣足食的、道德自律的文明社会是人类几千年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这个理想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的实现却是以人类的生物特性的萎缩为代价的。技术文明中的人类将越来越失去原本旺盛的生命力,越来越丧失人类作为动物的本性和意义。50年以后,“新人类”中的每个人都将成为技术网络中的一个因素,一个没有特性的社会网络因子,他(她)不愠不火,无所欲求,毫无私心,从不逾矩,只需要全心全意地为社会服务,或者换句话说,只需要全心全意地接受社会的喂养就是了。因为有生物基因技术的支持,“新人类”的寿命将尽可能地延长—当然也可能、可以有一个统一的人寿规定。然而,人在动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体质和本能却将越来越下降。19世纪的诗人荷尔德林所赞美的古希腊人的“英武体魄”,在21世纪50年代的文明世界里,就只可能被视为野蛮人类的特征。人类越文明,就越是丧失了生命力—这是一个文明的悖论,一个经常为我们时代的哲学家们批判的文明悖论,它无疑将在50年后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最有意思的还是这部电影中描写的50年以后的性关系,在此值得我们重点议论一下。按照好莱坞的惯例,这部电影也穿插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恋爱戏。如上所述,男主人公是20世纪末的警察,属于旧世纪的“野蛮人”;女主人公则是21世纪50年代“新人类”中的文明女警。时下好莱坞警匪片中,为英勇善战的男警察配上一个娇美的女警察,也属戏中常事。片中这位女警虽然是21世纪50年代的“新人类”,但居然也残留着一点恋爱之心,甚至还有一点爱美之心,竟对这位来自野蛮世纪的剽悍的男警察生出了一丝爱意。这些都不算特别稀奇。稀奇古怪的事情是,当女警察邀请男警察去她家里做爱时,后者发现了新世纪新时代新人类的一种全新的“做爱方式”:既不准亲嘴,也不许男女生殖器接触,甚至不脱衣服(用不着脱衣服),而是男女相对而坐,每人戴上一副面罩(两幅面罩应该是相互联系的),一按开关,面罩里的有关装置既能刺激男女脑部神经,使神经系统逐步亢奋起来,完成从前“野蛮人”进行肉体直接性交时的整个过程。

这个未来时代“新人类”的做爱装置(另一种类型的VR?—编者加),电影里好像没有为它给出名称(或者是我没记住),我们不妨把它命名一下,名之为“电子信息模拟间接做爱机”,或者干脆把它简称为“信息做爱机”。这个虚构的装置充分展示了好莱坞电影伟大的“造梦”能力。可以设想,这种电脑模拟刺激完全能够使人达到百分之百最完美的性爱高潮经历。但我们20世纪的“野蛮人”哪里享受过这等好事?在电影里,这个做爱装置使身为旧世纪“野蛮人”的男警察极为不满:这哪里是做爱?简直就是手淫或者意淫嘛!那位女警察给出的解释却好像比较简单—实在也不无道理:以前人类的做爱方式太过于野蛮和龌龊,直接的肉体接触和体液交流导致性病泛滥成灾,所以“新人类”必须禁止这种不文明的性爱方式,改为文明的非接触性的做爱方式—虽然没有了肉体摩擦和体液交换,但做爱装置产生的神经刺激的效果却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可以取得最佳的效果。总之,在50年之后的“新人类”看来,两具肉体之间的摩擦实在是太愚蠢可笑了。

50年以后人类将如何做爱?这恐怕的的确确是一个问题了。这部电影所设想的非接触性的做爱方式,一种“无性的性关系”,看起来好像有些荒唐,但却是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的,是一定的现实依据的,而且也合乎技术发展的方向。通常我们假定,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的性事也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一般动物的性事仅仅出于自然繁殖的本能需要,而人类的性事却不仅是为了繁殖,而且—甚至更多地—是为了满足精神需要,心灵之爱的需要。人类有“心灵”,有“精神”,所以连人类的性交活动,通常也不叫做“交配”,而被美称为“做爱”、“造爱”、“性爱”等。这种区分固然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假设,但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这个假设已经接近于事实:人类的性事越来越失去了它的生殖意义。人类能不能、要不要通过“交配”进行自然繁殖,已经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问题了。

在“性”这件大事上面,今天人类碰到了一些根本性的麻烦,它们可能影响到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存在。至20世纪末,令世人谈虎色变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即“爱滋病”—已经使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千多万人感染,一千多万人丧命,成为全球性的世纪顽症。固然,爱滋病的产生或许不能完全归咎于人类的性事,但在我看来,这种通过体液传播的疾病的迅速流行应该已经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生命环境(性、生殖和血液)已经严重恶化了。对于我们这个“类”来说,这可能是极其致命的—因为,事关生命的水性,而水是人类的本源。

另一个事实是人类的生殖能力正在急剧下降,人类还能不能自然繁殖将日益成为问题。已经有科学家研究发现,由于地球遭受日益严重的“环境激素”—人类释放到环境中的某些化学物质,被通称为“外因性内分泌干扰物质”—的污染,在过去约五十年之间,发达国家的成年男子的精子量平均下降了一半,现在已有近五分之一的夫妇苦于不能自然生育了。再过50年,情况无疑将更加趋于恶化。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设想,由于雄性不断退化(雌性化),50年以后的男人就有可能长得不男不女,一个个跟泰国人妖似的—到那时候,泰国的人妖表演就跟根本不稀奇了。“新人类”之所以“新”,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标志。

这是能不能的问题,还有要不要的问题。随着现代生物基因工程的快速发展,人类的无性繁殖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太遥远的事了。海德格尔在三四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曾经作过一个“预言”:在这个技术时代里,任何形式的动物性都被计算和规划战胜了,人本身成了最重要的“原料”,“人们终有一天将建造用于人力资源的人工繁殖的工厂”。看来情况就是这样。

于是,人类要不要自然地繁殖,也就成了一个颇令我们难堪的问题。希腊先哲柏拉图曾设想在“理想国”里,小孩一生下来就应该由国家(城邦)集中抚养和教育,因为并非每一对父母都有能力和素质为他们的下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在未来的技术文明时代里,柏拉图的这个理想方案有望得到更为彻底的实现:不但小孩的教育将有社会来承担,而且人类后代的繁殖工作也完全可以通过生物技术工程由社会来完成,未来的生物技术将有计划地、优质地“生产”人类后代。理由也很简单:自然繁殖难以保证“产品”的优质。最近的美国《未来学家》杂志已经有文章预测:在下个世纪里,随着不育夫妇不断增多,购买遗传基因将成为一件普通事务,若有需要,人们可以根据有关商品目录上的精子和卵子捐献者的情况简介进行选购。到时候若柏拉图再世,一定就只能自叹勿如了,只得承认自己的想象力还远远不够发达。

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性状态是生命状态和人性状态的基本表征。而在人类历史上,性的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过。人类对性的兴趣或许已经达到了极致,对性欲的挥霍恐怕也已经趋于极端。我们已经看到,在接近20世纪末的时候,领导当今世界工业文明潮流的美利坚合众国带给人们的竟是两件“性事”: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和用于男性壮阳的性药“伟哥”。这两件事非同小可,完全应该列入“20世纪末大事记”中。问题不在于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之间的口交算不算发生性关系,而在于克林顿的个人性事成了全球“性政治”和“性信息”。“伟哥”也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壮阳药,而毋宁可以看做人类自然性能力普遍退化和性事普遍技术化的一个标志。毫无疑问,50年以后的“新人类”将把这两件“性事”看做20世纪人类的“野蛮状态”的标志。

物极必反。20世纪的人类在上演了轰轰烈烈的“性解放”闹剧之后,眼下正站在新世纪的门槛边愁眉苦脸:一方面是要命的爱滋病,另一方面是性挥霍和性无能—两者都与命根子相关。

所以我们需要追问:50年以后,人类将如何生活?50年以后,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能存活着,我们将看到、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境况和世界图景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这样一个“新人类”?这个“新人类”究竟是“超人”还是“末人”呢?

当我们追问“新人类”和未来生活时,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追问技术。我们必须追问技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现实是由技术规定的,人类的未来也将主要由技术工业及其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来决定。而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它愈来愈脱出人类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统治人类的自在力量了。


本文收录于孙周兴教授《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东方出版社,2001。文中所提及的电影应为越空狂龙 Demolition Ma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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