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于政治权力，资本权力是内在于市民社会的权力形式。资本权力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形成。随着交换关系的日益频繁和扩展，财富从支配劳动产品到支配劳动力本身，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权力上升为资本权力的关键一环。资本统治着商品生产过程使劳动绝对从属于资本，工场手工业时代，工场内部的分工导致工人片面化、畸形化，工人的个体劳动依附于庞大的分工体系。机器大工业时代，自动化的机器体系升格为生产过程的“主体”并成为镇压工人反抗的强大武器，科学为资本服务变成统治活劳动的异己权力。围绕分工、机器、科学建立起的现代工厂制度对工人进行极致地剥削，工厂被称作“温和的监狱”。资本将个人劳动社会化地组织起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对活劳动的统治形式也变得愈加抽象。扬弃资本权力是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智能化的机器体系将会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物质力量。
【关键词】资本权力；雇佣劳动；分工；自动机器；科学
提到权力，人们首先会联想到政治权力，而把权力问题划归到政治哲学领域。生命政治理论的研究热潮更是把权力问题的政治解读推向了新的高度。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带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政治解放并没有真正带来人的解放，相反，人的解放应该到市民社会领域去寻求。面对这一难题，马克思对现代市民社会展开了细致分析，深刻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原则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市民社会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场域，对资本的批判构成理解市民社会的核心。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马克思的文本中“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概念可以指代狭义的市民社会，为了清晰地界分资本权力的独特性质，我们可以说，资本是现代市民社会内部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长期以来，学界对资本的哲学研究主要把目光聚焦在资本的增殖逻辑，而对资本权力的研究则略显不足。资本能够不断地自我增殖并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其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前提，即资本能够牢牢统治并支配劳动者，也就是说资本的支配性权力是资本实现不断增殖的前提和现实性力量。如果说资本的终极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那么资本的权力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直观到资本家的权力，而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权力源于资本本身的权力。因此，对资本权力的研究既是基础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
一、资本权力的历史生成：从支配劳动产品到支配劳动力本身
从根本上说，权力（Macht）体现的是人对人的支配与控制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所谓资本权力主要是指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监督、惩罚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力。资本权力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形成。
（一）商品的“形而上学”
资本的权力性质最初体现在“商品”这一财富的元素形式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劳动产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为商品，私人劳动必须经过交换这一中介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并不是单纯的物质性存在，而是一个关系性存在。商品在人们面前把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物”的性质，进而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反映为物与物的关系。在商品形式上，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当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时，生产与交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商品生产者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劳动产品不再留给自己而是供他人消费。这个陌生化的“他人”是谁，有着怎样的个性和偏好，生产者对此一无所知，生产的盲目性此刻已成为潜在要素。面对陌生化的个人，他的需要、愿望对商品生产者来说是绵软无力的，你想获得我的劳动产品就得拿相当于同等劳动量的东西来换。作为商品生产者他唯一关心的是自己能换多少他人的劳动产品，这对交换的另一方来说同样如此。交换双方达成一致后，各取所需互不相欠。交换的完成即是人与人之间重新地陌生化。在交换关系中“人是目的”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是手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使你依赖于我的产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的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交换越是频繁，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度就越高。私有制前提下，“我们彼此把自己的产品看作一个人支配另一个人而且也支配自己的权力。”正因如此，占有重要商品的人在交换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
（二）货币权力：流通中的“绝对权力”
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必然产物，在流通中有着“绝对权力”。当人类劳动被看作是商品价值的实体时，货币就成了价值的表现形式。在交换关系中，价值找到了它最适合的物质外壳——货币。生产者为了获得所需物品必须把自己的产品换成货币，再用货币去购买必需品。公式“W-W”演变为“W-G-W”，货币（G）构成这一环节的关键，没有货币起着中介作用交换就无法进行。“中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中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每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只有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才使自身有效并得到满足。”这种普遍性力量在市民社会中表现为货币权力。货币原本是价值的代表，在交换关系中却颠倒过来，一切产品竟成为货币的代表。如果说在商品中价值还留有物的实体形式，那么在货币中人类劳动均质可分的抽象特性则完全独立出来。货币直接代表了一定量的社会劳动，它的外观变得更加抽象，相较于商品，货币的拜物教性质更加耀眼。货币因其能购买一切商品而成了万能之物，“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货币像魔法师一样把货币持有者身上的种种缺点奇迹般地抹去，谁握有货币谁就拥有着社会权力。货币能有如此神奇力量的原因在于：人把属于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自己相异化。尽管货币把人的本质力量异化为抽象的符号，但发达的货币流通意味着生产与交往的社会性在增加，货币对古代的共同体有着瓦解作用，而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不仅起着生产作用还将发挥它的全部威力。
（三）资本权力：统治与从属关系的再现
劳动力商品化是货币权力转化为资本权力最关键的一环，雇佣劳动赋予了资本支配劳动力的“自然权利”。如果说商品、货币还只是对物的支配形式，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则意味着财产对人的完全支配，人的社会关系彻底被物所取代。劳动力进入工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封建所有制的前提下，生产者与生产资料还处于原始的统一关系中。随着旧的生产方式的日益没落，被视为卑污的“犹太”阶层在封建社会内部崛起。为了发财致富，资产阶级强行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他们疯狂圈占国有土地，把土地变为牧场。旧领地上的农民房屋被焚毁，无家可归的农民被迫流亡到城市。生活习惯的突然变化使无产者一时间无法适应工厂纪律。与此同时，工场手工业也无法在短时间消化大量劳动人口，没能进入工厂的无产者只能在街头流浪、行乞。然而，十五世纪末以来的恐怖法律并不打算放过这些“游惰者”“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须的纪律。”而政治经济学家们在劳动力市场看到的是一派祥和景象：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他们彼此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主体公平交易、自由买卖、自愿缔约。
工厂是资本家的私人领地，工人生产出的产品理所当然地归资本家所有，这不仅在资本家看来理所当然甚至在工人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资本家的眼中，劳动力与原料、劳动工具并列，活劳动与这些物没有根本差别，甚至人力与牛马等畜力也没有什么根本不同，指挥工人劳动相当于资本家消费劳动力这种商品。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工人被彻底地等同于物。资本家惯于盗窃工人劳动时间，自己却十分害怕工人误工、偷懒。为此，资本家必须时刻监视他的“私有财产”，既要创造出最大的剩余价值，又要使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强化对工人的监督与管理体现了资本的内在职能。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雇佣人数的增多，管理职能落到职业经理人身上，如何有效管理工人使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竟成了一门“科学”。
资本把统治与从属关系再生产出来。由于工人的工资只够买生活的必需品，工人必须不断地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生存。工人不是从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从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雇佣劳动一边生产出资本，一边生产出雇佣工人，同时把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再生产出来。一方力量的增长就是另一方力量的消退，资本家越富有工人越贫困，资本的权力越强大工人力量越渺小。从资本增殖角度来看，不同劳动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差别。对工人来说，劳动有着怎样的内容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能拿多少工资。对资本家来说，劳动有着怎样的特殊性是也无所谓的，重要的是能够生产多少剩余价值。工人沦为单纯的劳动机器，资本家成为赚钱的机器，工人与资本家一道受资本的抽象统治。
二、资本权力的现实运作：商品生产过程中“普照的光”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从价值增值角度看，资本的主体性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对象化的价值像吸血鬼一样不停地吮吸剩余价值来壮大自己。当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面临工人的生理极限时资本开始转向榨取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家用压缩必要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增加剩余时间，生产过程中分工、机器、科学构成了现代工厂制度的核心要素。相较于封建社会的地产权力，资本权力更隐匿却更强大，它不易被人察觉而又无处不在。
（一）工场内部的分工
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曾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分工：一种是自然产生的社会分工，另一种是现代工场的内部分工。不同于社会分工，工场内部分工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分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有着奠基性意义。马克思指出，工场内部的分工“从某一方面来看，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进言之，工场内的分工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而且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一方面，工场内的分工以简单协作为基础并进一步发展了协作，这集中体现在：其一，大量的工人在资本家统一指挥下生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与单个工人的机械总和有着本质区别。其二，劳动过程的各种操作不再单纯地按时间顺序完成而是在空间上并列，工人被限制在局部位置上只完成固定操作，这种操作因其简单易行而在短时间内能生产出更多产品。与此同时，专门的操作衍生出专门的工具。其三，为避免劳动时间的非生产损耗，资本塑造了新的空间关系，不同环节的结合变得更加紧密，资本缩短了空间距离增加了劳动的连续性。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提升了工作效率，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工场内部分工生成了资本统治活劳动的异己权力，主要表现在：其一，工人的独立劳动被一系列局部操作所代替，工人不再能独立地生产出商品。“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转化为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工人技能的弱化使他丧失了独立的生产能力只能作为工场的附属物进行劳动，工人无法靠他的技艺生活，沦为资本的附庸。其二，劳动的生产力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的社会力量变为资本的力量反过来统治工人。资本购买的是单个工人的劳动力，在生产中却占有着集体工人的力量，这种额外的力量是资本不费分文的。其三，资本家在总体上筹划着生产的各个环节，工人进入工场后只需要听从安排，完成好资本家交代的任务，根本没有资格筹划生产，工人丧失了劳动的自主意识却强化了对工场主的服从意识。其四，在分工协作的条件下总体工人的职能各有不同，有的工作需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的则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总体性生产内在地要求建立劳动等级制，就像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工厂也需要经理和监工。工人在层层监视下一刻不停地工作，单位时间内耗费了更多劳动。
（二）自动化机器体系升格为生产过程的主体
资本经过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确立起对活劳动的实际控制，大工业使资本成为现代权力的核心形式。机器引起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使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都得到了加强。采用机器的直接好处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在机器化大生产中，固定资本在总资本中占有绝对比例，对象化劳动完全支配活劳动。资本以自身为目的行使着“主人”权力。
首先，机器大工业阶段，劳动过程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人从使用工具的主体变为机器的看管者，由劳动的中心下降为机器的附属物。现代工厂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器官并列”。作为工厂制度辩护士的尤尔更是将机器描绘成“专制君主”，工人作为臣民聚集在自动机器的周围。为减少机器的自然损耗，工厂实行换班制以保证机器二十四小时运转。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工人使用机器而是机器使用工人。
其次，机器使工人的技能变得无用。看管机器的劳动不需要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一般人经过简单培训即能胜任，这种劳动降低了工人的使用价值，劳动力使用价值的降低必然引起劳动力价值的降低。为了实现增殖，资本还吸纳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以使工资保持在极低水平。成年男工被迫与妇女和儿童竞争工作岗位，恶性竞争的结果是劳动力的总体贬值，同一数量的可变资本能够支配更多劳动力，资本把更多的劳动人口纳入它的统治下。大工业不断地将工人排斥到产业后备军的队伍中，让在岗工人与产业后备军竞争，在强化资本统治的同时压低工人工资。产业后备军是资本制造出来的“例外状态”，一定数量的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不断增殖的必要条件。
最后，机器是资本镇压劳动力“叛乱”的最有力武器。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的技艺是劳动过程的关键因素，生产不得不依赖工人的技巧和熟练程度，这一时期劳动对资本的反抗是强有力的，以致于尤尔叫喊道：“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对工人缺乏纪律的抱怨不绝于耳。为了使工人更加驯服，机器得到更快速地改良和应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劳动资料是与劳动者相异己的存在，于是“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在强大的机器面前，单个工人的反抗力量微乎其微，新机器轻而易举地就能把大量工人抛向街头。
（三）科学为资本服务成为统治活劳动的异己权力
科学成为支配工人的异己权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手工业阶段，知识（简单知识）并未与劳动者相分离，二者的分离“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的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并结合“相对剩余价值篇”的整体语境可作出如下推论：一是资本家代表着总体劳动的意志而工人没有头脑和意志，社会劳动的力量不属于集体工人而被资本家个人占有，这种力量不仅包括集体体力还包括集体智力。二是工场内部分工使工人畸形化，长期从事简单操作的工人智力得不到开发人为地造成智力的荒废，而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则不断地专业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三是机器大工业阶段，科学彻底地与生产工人分离并独立出来，这时为资本服务的科学已完全站在了直接劳动的对立面。可见，最初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是统一的，资本强制地使二者分离并以“头脑”自居去支配“人手”。资本不但强行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分离还造成劳动者的智力与体力分离，劳动的智力变为资本的智力，资本的“聪明头脑”是以劳动者智力的贫乏为条件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资本迫使科学为其增殖服务极大地增强了资本的力量。
科学的生产力被吸纳到资本中并成为资本的生产力。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极具启发和震撼。如果说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在资本主义前提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被资本吸收并成为资本的生产力。科学与机器体系的高度融合还将继续强化资本的统治力量。服务于资本的科学并未减轻人们的劳动负担反而使劳动者过于疲劳。科学对劳动总过程作出了极其细致地分解，规定了每一时刻的操作。标准化生产紧接着带来标准化的管理，高于或达到标准者奖励，达不到标准面临的是与之相应的“惩罚”。在科学的助力下资本权力渗入到现代社会的“毛细血管”，主体身边始终有一双“权力的眼睛”。福柯所探讨的知识—权力机制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变革，科学站在资本一方与直接劳动相对立，资本借助科学的力量衍生出现代治理术。
（四）现代工厂：“温和的监狱”
为适应机器连续、划一运动以及机器体系特有的分工，资本“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相较于暴力型权力，工厂纪律更加微观且高效。一方面，在工厂法的限制下，公开地强迫工人在工作日以外进行劳动已日渐式微。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直接关系着剩余价值的多少，为此，资本家对劳动时间作出精细的划分力图让每一个时刻都凝结着劳动。“似乎通过一种更细致的内在安排，人们就能逼近一个使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极限”。精确的时间表不仅便于监管工人还使工人以纪律为准绳实现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原料、建筑物、机器等不变资本在使用上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的重要途径。要实现对规模庞大的不变资本的最大限度利用“这部分地取决于工人的训练和教育，一部分地取决于资本家强加给结合工人的纪律”。工人不仅不能浪费原料就连工业废料也不允许浪费，大规模生产产生的工业废料收集起来也是财富。资本规模越大对工人的纪律要求就越细致、严格，工人的操作越要标准、专业，强化对工人的“规训”是资本的内在要求。
工厂主的“私法”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为了不被饿死才“自由”地与资本家订立契约，没人雇佣、流落街头的人即被视为游惰者、懒汉，他们或被关进监狱或被送进“贫民习艺所”。所谓的“贫民习艺所”因其恶劣环境和非人待遇被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而工厂里的无产者不得不忍受工厂主的专制。“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彼时普遍实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小宅子制”尤其强化了工厂主对工人的奴役。当工人对工厂主任性的“法律”奋起反抗时，法官就会对破坏契约的无产者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工人在资本家的“私法”和资产阶级国家法的共同压迫下过得十分悲惨。可见，作为资产阶级法权基础的契约是多么软弱、狭隘，自由是资产者剥削的“自由”，平等是所有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平等”。
资本家手上的“罚金簿”代替了奴隶主的鞭子。对劳动者来说罚金簿的惩戒威力要比鞭子大得多。一方面，资本家总是把工资限制在仅作为“工人”生存的界限内，有限的工资只能满足工人生存及繁衍的最低需求，扣罚工资必然使工人面临饥饿的窘境，这是对违反纪律工人肉体上的惩罚；另一方面，工资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自由”选择权。即使是少量的货币仍有廉价的商品可供选择，除衣食住穿外其他需求都可以延迟满足。因“犯错”而受处罚被视为是主观的、可以避免的，只要工人再顺从些、再勤劳些就不会受惩罚，驯顺的工人在填饱肚子后还能喝到一杯烧酒。受罚者不仅挨饿受冻还丧失了一定的选择权，由一定程度的“自由”跌落到必然性中。罚款在精神层面使主奴意识在现代工厂内再现，得到承认已不再是直接的“主人意识”而是客观的“工厂纪律”，只不过工厂纪律体现的仍是资本家的意志。
三、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思想的当代启示
资本自始至终都有着两面性。资本一方面把生产资料和工人社会化地组织起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资本把劳动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反过来支配和剥削活劳动，资本权力是劳动社会化过程中自然衍生的权力，它根源于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在人没能完全支配自己所创造的社会联系前，以“物”为表现形式的资本仍是统治人的抽象权力。只有深入到现实的历史中才能对资本权力作出应有评价。
（一）资本权力的历史性
马克思并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天然的”存在而是从它的暂时性来理解，孤立的个人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马克思从个人关系层面把人的历史性存在分为三大社会形态。“三形态”理论对于认识和理解资本权力的历史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资本在战胜旧的奴役关系方面功不可没，“物”的权力取代了人身依附型权力。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依赖性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将家长制的、古典古代的、封建制度都划归为人的依赖性这一自然的社会形态中。人对人的直接支配是这一形态下的权力形式。人身依附性关系对平等交换关系极端排斥，以货币为代表的交换价值对人身依附性关系有着强力的瓦解作用，交换价值的力量越小则束缚个人的共同体的力量就越大。反之，交换价值的力量越大则原始共同体的力量就越小。市民社会使人们相互间的交往不再受地域限制不断地自我扩展，地域性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摧毁了封建的宗法关系，人与人之间除了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再无其他天然关系的束缚。随着货币自我演变为资本，货币权力也必然上升为资本权力。如果直接剥夺资本权力，那就将赋予人直接支配人的权力，陈腐的直接奴役关系将死灰复燃。
其次，资本权力是现代性的权力。资本将劳动力社会化地组织起来使单个人的生产向社会化生产过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市民社会的底层逻辑，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时不自觉地满足他人的需要，彼此陌生的个人只是由于外在的普遍性才结合起来。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客观联系恰恰说明了社会关系外在于人，人还无法支配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关系，个人虽然摆脱了他人的直接统治却仍然受“物”的抽象统治。“货币没有主人”恰恰表明货币本身就是主人，资本不再固定地属于某个人，而是谁占有资本谁就拥有社会权力。资本受竞争、危机、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破产的资本家也一同失去了资本权力。资本给予普通劳动者上升为资本家和握有资本权力的机会，但这种机会更多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随着资本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这样的上升机会也变得愈加渺茫。
最后，资本为自由个性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基础。人的社会关系从自然直接性中解放出来而有了反思性质，个人在追求特殊性时培育了主体性，人的片面需要衍化为社会需要。第三大社会形态是包含着特殊性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并非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普遍性而是普遍的社会化。社会是自由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共同体，大量的社会财富不再是异己力量而从属于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在第三大社会形态中，以物为表现形式的资本权力将被彻底扬弃。
（二）机器大工业使个别智力升格为一般智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力是资本控制下的生产力的一部分，资本为了使劳动力这一变量得到最大发挥必然谋求把劳动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发挥到极致，也就是说，资本趋向最大限度地剥削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当简单的体力劳动日渐丧失其使用价值时，资本会转向对含有更高价值的智力劳动的剥削。“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等概念揭示了当下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新特点即由传统的对劳动者体力的剥削转向对劳动者智力的剥削。
我们应看到，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高度关注的“一般智力”（普遍智能）概念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知性概念，相反，它属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范畴。只有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个别智力才能够上升为一般智力。科学知识并非凭借感性直观而是靠人的感性活动才获得了现实基础。一方面，大工业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感性材料。科学观察和实验需要精密仪器，而仪器的精密程度又是由工业发展水平决定的。只有高度发达的工业才能生产出科学所要求的设备，与此同时，人类利用先进设备进一步推动了理论探索；另一方面，机器大工业对科学的应用有着内在需求。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只有借助科学才能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科学能帮助资本实现发财致富。固定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越需要借助科学的力量，因此，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内在地结合起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逐级提升地加以发展、应用并确立起来，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由此可见，机器大工业时代，科学的发展、应用成为普遍自觉，智能化的机器体系既需要也能够使科学知识成为大众的一般素质。科学技术与资本的深度合谋推动了机械资本向智能资本的转型。
智能化资本在本质上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智能化的资本依旧符合资本的本质规定即它是积累起来的对象化劳动，人未能支配这种异己力量反而被这异己的力量所支配。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是目前人类科学技术的顶端，如果人工智能为资本增殖服务，那么它对劳动者的剥削将会是空前的。在智能资本面前，无论个体多么聪明、勤奋，他的力量都是渺小的。智能化的资本不仅占有着积累起来的劳动还占有了社会一般智力，如果任由其对劳动者肆无忌惮地剥削，最终结果是人将受自己创造的智能机器的统治。智能化资本依然有着资本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智能化资本还将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自由时间。另一方面，智能化资本只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时间的手段。尽管资本使自身变得“合理化”但依然掩盖不了它自身固有的矛盾。
（三）资本权力批判与人的解放
雇佣劳动使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同时赋予了资本支配活劳动的权力，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的强制分离是劳动成为雇佣劳动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工人对象化的创造力量沦为商品，两者始终是相敌对的力量。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同时也是发展成果的享有者，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有效驾驭了资本的力量。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为扬弃资本权力提供了根本前提。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的运行有其内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资本本身就内含着它对活劳动的支配权力，为压缩必要劳动时间，资本以效率为原则建立起自己独有的纪律。当前，资本权力集中体现为智能化的固定资本对活劳动的统治，生产过程中智能化的机器体系行使着“主人”权力，它正把一部分脑力劳动者排斥到生产过程以外沦为产业后备军，个体劳动者终究竞争不过智能机器。
资本并不天然地倾向于应用机器，只有在能够获取剩余价值的时候才使用它。也就是说，资本家使用机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资本一面采用机器来剥削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另一面竭力维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使其不致丧失剥削对象。资本在全面发展科学技术和采用机器体系方面有着先天局限。与之相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决定了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和应用先进机器设备方面没有止境。机器不是资本，就像黑人并不是奴隶。马克思指出，机器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在机器的作用下自然界才能实现人的意志。如果没有机器工业的力量人将重新受自然必然性支配。
马克思批判资本并不是要概括资本运动的规律，而是为了揭示人类通向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马克思特别重视科学的发展和工业的进步，他把机器和科学看作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性力量。“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劳动资料）的改变，“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这一系列的变革必将引起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最终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当前，工业即将迈入4.0时代，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芯片等代表了人类目前最先进的科技，这些技术作用于直接生产将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如果智能化机器体系能够在人的理智支配下为发展生产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自由时间，那么它将是扬弃资本权力通向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力量。
作者及单位：胡海波 黄跃，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