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呐喊》版本新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6 次 更新时间:2018-07-06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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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 (进入专栏)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新文学创作集,1923年8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收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15篇中短篇小说。而今,整整94年过去了,《呐喊》早已被公认为是划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经典之作,对《呐喊》的研究也早已成为鲁迅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呐喊》的思想蕴涵和艺术特色不断被阐发,研究成果早已蔚为大观。但是,《呐喊》是如何诞生的?《呐喊》的版本变迁又是怎样的?除了人们已经熟知的 《呐喊》第13次印刷时抽出最后一篇小说《不周山》[1] ,至今未得到较为全面的梳理,本文就根据《呐喊》最初三个版本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呐喊》初版本印数之谜


鲁迅何时起意把他已经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结集成《呐喊》?由于鲁迅1922年的日记至今未见踪影,已找不到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有名的《〈呐喊〉自序》的落款时间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2] ,而《呐喊》中最晚发表的《社戏》和《不周山》的发表时间也都是1922年12月 [3] ,那么,据此两点大 致可以推断,早在1922年12月或更早些,鲁迅已把《呐喊》书稿编竣,打算付印了,《〈呐喊〉自序》的最后一段话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4] 但是,迟至整整八个月之后,《呐喊》初版本才得以问世,其间相隔的时间确实比较长。

显然,很可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社,《呐喊》的出版最初并不一帆风顺,这就不能不说到鲁迅的学生孙伏园了。孙伏园在1920年代前期先后主编《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催生了鲁迅的《阿Q正传》等名作,对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开展与传播厥功至伟,这些早已为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但他从1923年开始又主持北京大学新潮社的出版事务,这个历史功绩也不可没,现在却几乎无人提及。如果不是孙伏园主持新潮社出版事务出现转机,《呐喊》的问世时间可能还要推迟。

《鲁迅日记》1923年5月20日有这样一条重要记载:

(下午)伏园来,赠华盛顿牌纸烟一合,别有《浪花》二册,乃李小峰所赠托转交者,夜去,付以小说集《呐喊》一卷,并印资二百。

当时孙伏园是鲁迅的常客。在这个5月20日之前,孙伏园已于6日、13日两次拜访鲁迅,10日晚周氏兄弟三人加上孙伏园还“小治肴酒共饮”。一定在此期间或更早,孙伏园问鲁迅邀约书稿,鲁迅才决定把已编好的《呐喊》交其付梓。有趣的是,鲁迅还自掏腰包,借给孙伏园二百元印费,《鲁迅全集》对此的注释是“《呐喊》将于本年8月由新潮社出版,因该社经费支绌,故鲁迅借与印资”[5] 。当然,孙伏园在次年3月14日和4月4日把这笔印资分两次归还了鲁迅,1月8日还向鲁迅支付了稿酬。[6]否则,用今天的话来讲,《呐喊》就是鲁迅自费出版的了。

鲁迅把《呐喊》书稿于1923年5月20日交付孙伏园后,很快,或者可以说一点也没有耽搁,6月付印,8月就出书了。[7]但是,初版本印数多少?因版权页并未印出,一直是个谜。收录颇为完备的《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在介绍《呐喊》时,初版本和再版本的印数均付阙如,就是一个明证。[8]不久前,笔者友人谢其章兄在微信上晒出一则《出版掌故〈呐喊〉五百本》,长期困扰鲁迅研究界的《呐喊》初版本印数之谜终于在无意中被揭开了:

鲁迅以《呐喊》的稿件交孙伏园去付印,并拿出所蓄二百元作为印刷费,再三叮咛,“印五百份好了。”然而第一版印了一千本,鲁迅先生气恼的说:“印一千本,有谁要呢?”直至现在,《呐喊》销至几十万本,鲁老先生自己是毫不知道了。

这则《出版掌故〈呐喊〉五百本》以补白的形式刊于1933年1月杭州《艺风》创刊号,署名“孔”。《艺风》主编是孙福熙,他正是孙伏园之弟,还为鲁迅设计了《野草》及《小约翰》初版本的封面,“孔”应该就是他本人。孙福熙无疑是《呐喊》出版过程的知情者,其理由很简单,“拿出所蓄二百元作为印刷费”,《鲁迅日记》已有明确记载,但《鲁迅日记》迟至1951年出版影印本[9]才公开,这则《出版掌故》早在1933年就刊出了,如果不是知情者,怎么可能了解得如此一清二楚?因此,他所提供的《呐喊》初版本印了一千本,也应该是可信的。只不过他又说《呐喊》到1933年时已“销售几十万本”,却是有些夸大了。[10]

更有意思的是,孙福熙披露,按鲁迅本意,《呐喊》初版只印五百本就可以 了。孙伏园自作主张印了一千本,鲁迅还觉得印得太多而不高兴,正如鲁迅自己 后来所表示的:“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然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 也没有料。” [11]这些正可看出鲁迅最初对印行《呐喊》的态度,而我们以前对此 一直是不知道的,这也为鲁迅传记增添了新的生动的材料。


二  “新潮社文艺丛书”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呐喊》初版本是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第三种出版的,初版本扉页上印得很清楚,竖排的书名“呐喊”之右侧,印有“文艺丛书 周作人编 新潮社印”一行字,书脊下端也印有“新潮社文艺丛书”七个字,版权页上则印着“文艺丛书”、“著者 鲁迅”、“编者 周作人”、“发行者 新潮社”。这就清楚无误地告诉我们,“新潮社文艺从书”(以下简称“文艺丛书” )的主编是周作人,孙伏园是协编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责任编辑。换言之,《呐喊》的出版,也可视为周氏兄弟合作的又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文学成果,而“文艺丛书”也是周作人所主编的唯一一套新文学丛书。所以,有必要对 “文艺丛书”也略作考察。

《呐喊》初版本版权页上端印有“新潮社文艺丛书目录”广告,照录如下:

(1)春水 (已出版价三角) 冰心女士诗集。

(2)桃色的云 (已出版价七角) 爱罗先珂童话剧。鲁迅译。

(4)我的华鬘 周作人译。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三十余篇。

(5)纺轮故事 法国孟代作。CF女士译。[12] 童话十四篇。

(6)山野掇拾 孙福熙作。游记八十篇。

(7)托尔斯泰短篇小说 孙伏园译。

这份“文艺丛书”目录广告共七种,第三种即《呐喊》,“目录”中未再列。到了1923年12月,《呐喊》再版本问世,版权页又有“新潮社文艺丛书目录”广告,与初版本所印大同小异,所不同者,《春水》和《桃色的云》已在“再版中”,《纺轮故事》“已出版”,《山野掇拾》则在“印刷中”,周作人译《我的华鬘》已改名《华鬘》,也在“印刷中”。可见,“文艺丛书”当时颇受读者欢迎。然而,使人困惑的是,周作人生前出版的各种著译中并无《华鬘》,那么,已在“印刷中”的《华鬘》到底出版了没有?周作人确有一本翻译集《陀螺》于1925年9月由新潮社初版,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七”,这已与“文艺丛书”两次广告所示的“第4种《华鬘》”,从书名到丛书排列顺序都有所不同了。但是,《陀螺》的内容也正是“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共278篇,由此不难断定,最终未能出版的《华鬘》是《陀螺》的原名,而出版了的《陀螺》正是《华鬘》的扩充版。

因此,应该进一步把已经出版的“文艺丛书”书目全部开列如下:

1.春水 冰心 1923.5. 新潮社

2.桃色的云 鲁迅译 1923.7. 新潮社

3.呐喊 鲁迅 1923.8. 新潮社

4.纺轮故事 CF女士(张近芬)译 1924.5. 北京北新书局[13]

5.山野掇拾 孙福熙 1925.2. 新潮社

6.两条腿 李小峰译 1925.5. 北京北新书局

7.陀螺 周作人译 1925.9. 新潮社(丛书之七)

8.微雨 李金发 1925.11. 北京北新书局(丛书之八)

9.竹林的故事 废名 1925.10. 新潮社(丛书之九)

10.雨天的书 周作人 1925.12. 新潮社

11.食客与凶年 李金发 1927.5. 上海北新书局

从这份书目可知,“新潮社文艺丛书”共出版十一种,由新潮社和新创办的北新书局分别出版。“文艺丛书”原定出书计划中,仅孙伏园译《托尔斯泰短篇小说》一种“流产”。有必要补充一句,后来续出《呐喊》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也是鲁迅的学生。必须指出的是,周作人的丛书主编并不是挂名的,他为这套丛书倾注了大量心血。最近刚在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冰心《春水》手稿,就是由周作人保存下来的,这说明他当时确实亲自审定了“文艺丛书”第一种《春水》书稿[14]《纺轮故事》书后有他的《读〈纺轮的故事〉》,《两条腿》和《竹林的故事》由他作序,《微雨》署“周作人编”等等,也都说明了他当时付出的辛劳。至于李金发象征主义新诗的代表作《微雨》和《食客的凶年》是周作人慧眼独具,接受出版,早已为文学史家所知晓。更应指出的是,鲁迅不但以《呐喊》和《桃色的云》加盟“文艺丛书”,也参与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鲁迅日记》1923年8月12日云:“夜校订《山野掇拾》一过”,8月13日又云:“夜校订《山野掇拾》毕”[15] ,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1920年代的中国新文坛上,“新潮社文艺丛书”虽然不及“文艺研究会丛书”和“创造社丛书”那样声势浩大,毕竟自有其鲜明特色和影响,《呐喊》《雨天的书》《春水》《微雨》《竹林的故事》等文学史上早有定评的重量级作品都在这套丛书中亮相,更应刮目相看,而这一切都是与周氏兄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三 《呐喊》再版本与兄弟失和


必须指出,《呐喊》初版本是1923年8月22日才问世的,是日《鲁迅日记》 云:“晚伏园持《呐喊》二十册来。”鲁迅对《呐喊》的出版满怀喜悦,23日和24日接连两天将样书分赠各位友好,包括催生了《狂人日记》的钱玄同。[16] 有趣的是,《呐喊》甫一问世,最先作出反应的是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8月31日,《觉悟》副刊就发表了署名“记者”的《小说集〈呐 喊〉》,高度评介《呐喊》的横空出世。文章第一句就欣喜地宣称:“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我们已在上海看到了。”这离鲁迅收到《呐喊》样书才九天。而北京文坛对《呐喊》的第一篇评论则要晚了二十天,1923年9月21日,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发表署名也是“记者” 的《文坛杂记》,此文共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对《呐喊》的品评,这位“记者”表示:

我们最近在文学界上得到一本很有力量的作品,使我们异常欢欣! 《呐喊》的价值,固然不用我们来介绍,但他那种特殊的风格,讽刺而带有深重的悲哀的笔锋,使阅者读后,惊心且有回味。

《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是文学研究会在北京的机关刊物,由王统照主编,这位“记者”可能就是王统照。不过,本文并不是要追溯《呐喊》接受史,而是要接着讨论《呐喊》的再版本。这些评论应该对《呐喊》很快再版会起作用,至少孙伏园可以据此去说服鲁迅。

孙伏园在他自己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广告《呐喊》出版是从1923年9月12日开始的,是日《晨报副刊》中缝广告栏刊出《呐喊》和《桃色的云》两书广告:

呐喊(鲁迅著短篇小说十五篇)

桃色的云(鲁迅评爱罗先珂童话剧)

价均七角 连邮八角 北大新潮社发行

这则广告连载了一周。由此应可推断,《呐喊》在北京真正发行大致从1923年9月中旬才开始。但是,一个多月后,确切地说是一个月又三个星期之后,首印的一千本《呐喊》就被抢购一空了。1923年11月5日,孙伏园又在自己主编的《晨报副刊》中缝广告栏刊出“新潮社文艺丛书发售预约”,预告丛书第四种《纺轮故事》和第五种《山野掇拾》即将出版,在广告末尾特别告诉读者:“《呐喊》第一版已经售完,待著者许可即行再版,特此附白。”这则广告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了整整十四天,真的是广而告之,不断提醒想读但已买不到《呐喊》的读者,《呐喊》初版本售缺,要等待“著者许可”才能再版。

“著者”也即鲁迅对再版《呐喊》一度心存疑虑,未能马上“许可”,这不是笔者的臆断,而是有历史文献为证的。1924年1月12日,也即《呐喊》再版本问世之际,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署名曾秋士的文章——《关于鲁迅先 生》。曾秋士这个名字无疑很陌生,其实是孙伏园的笔名。[17] 但此文一直不为人所注意,也从未收入孙伏园的集子。[18] 此文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孙伏园后来所写 的《药》《孔乙己》等文的滥觞,更提供了围绕《呐喊》再版本出版前后的宝贵史料。

在《关于鲁迅先生》中,孙伏园先是抱怨“鲁迅先生的《呐喊》,出版快半年了。听说买的人虽然很多,但批评的却未见十分踊跃”,接着对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药》和鲁迅自己“最喜欢”的《孔乙己》作了解读,然后透露道:

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予准许闻有数端。

一、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做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学生选读 《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 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说他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他说他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

二、他说《呐喊》的畅销,是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 的恶劣根性的表现。他说中国人现在应该赶紧读外国作品。……

鲁迅显然对《呐喊》初版本问世后出现的一些阅读现象感到不满和担忧,这也是《呐喊》接受史上一直未引起关注的。值得庆幸的是,孙伏园最后还是说服了鲁迅,决定《呐喊》尽快再版。在初版本问世4个月之后的1923年12月,《呐 喊》就再版了。这个仍由新潮社印行的再版本,除了唐弢在《闲话〈呐喊〉》中 曾经提到过外,尚无人专门论及。[19] 然而,这个再版本特别是与它直接间接相关的若干史实确实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呐喊》初版本封面装帧由鲁迅自己设计,简洁朴实,再版本一仍照旧,扉页也无改变。有变化的是版权页,除了如上所述“新潮社文艺从书目录”广告略有调整,还有一处实质性的变动,即把初版本的“印刷者 京华印书局” 改为 “印刷者 京师第一监狱”,《呐喊》再版本竟由监狱中的犯人来印刷,今天看来像个笑话,当时想必也大大出乎鲁迅所料。对此,唐弢早已有恰切的分析[20],本文不再赘言。

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下两个细节,《呐喊》初版本扉页上的“周作人编”和版权页上的“编者 周作人”,这两处再版本都保留了下来。联系再版本出版的时间节点,这就非同小可了。1923年12月,其时周氏兄弟已失和四个月左右,鲁迅已在本月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新居准备装修后搬入,所以这两处保留,未必是鲁迅乐于见到的。

其实,《呐喊》的初版和再版过程几乎与兄弟失和过程形影相随,这是我们绝不应该忽视而以前一直忽视的。不妨把1923年7月至8月《鲁迅日记》中关于兄弟失和的记载摘要转录如下:

7月14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7月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7月26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房。下午收拾书籍入箱。

7月29日: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

7月30日:上午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教育部。

7月31日:下午收拾行李。

8月1日:午后收拾行李。

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8月22日:下午与秦姓往西城看屋两处。[21]

《呐喊》初版本尚在印刷中,7月14日的《鲁迅日记》就首次记载兄弟失和,是夜起鲁迅改在自室用餐,“此可记也”,四个字浓缩了鲁迅的不胜感慨。 7月19日所记的那封信即有名的周作人正式向鲁迅宣告断交的“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之信。[22] 有意思的是,8月22日下午鲁迅还与人“往西城看屋两处”,为兄弟失和后分居寻找长期住处而奔波,晚上孙伏园就送来了《呐喊》初版本的样书,鲁迅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喜忧参半吧?喜的是《呐喊》终于诞生,忧的是兄弟也终于分道扬镳。在这样的背景下,又隔了四个月印出的《呐喊》再版本,扉页和版权页却仍赫然印着“周作人编”、“编者 周作人”,固然一方面为兄弟两人此次最后的合作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纪念,但另一方面也已经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此次合作应该到此画上句号了。


四 《呐喊》三版本与“乌合丛书”


孙伏园在《关于鲁迅先生》末尾声明:“《呐喊》的再版闻已付印,三版大概是绝无希望的了。”如果这是指《呐喊》不可能再在“新潮社文艺丛书”中三版,真的是一语成谶,“绝无希望的了”。兄弟失和,不仅住所、财务、藏书 等要分开,在写作上也要尽可能分开。[23]应该可以这样说,《呐喊》再版本问世后,鲁迅与周作人主编的“文艺丛书”切割的想法就开始萌生了。1924年1月又发生了一件事,更坚定了鲁迅的想法。该年1月11日,鲁迅致孙伏园信中有如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钦文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村乡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再加订正之。[24]

画龙点睛的是“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这一句,虽然兄弟早已失和,鲁迅还在关心周作人主编的这套“文艺丛书”,但他已不能再出面,想通过孙伏园的中介,把他欣赏的许钦文的小说集安排进“文艺丛书” 出版,可谓用心良苦。六天以后,鲁迅又“访孙伏园于晨报馆,许钦文亦在,遂同往宾宴楼晚饭”[25] ,这次饭局一定也会谈到出版许钦文小说集事。鲁迅的推荐结果如何?结果是令人遗憾的,许钦文的小说集并未纳入“文艺丛书”出版。到底是孙伏园出于某种考虑未转书稿,还是周作人明确拒绝,已不可考。但这段不愉 快的经历可能也是促使鲁迅决定退出“文艺丛书”,自立门户的又一副催化剂。

1924年5月,《呐喊》三版本出版,鲁迅果然改弦更张,把三版本移交李小峰主持的北京北新书局印行了。三版本扉页上清楚地自右至左分三行竖印:“乌合丛书之一 呐喊 鲁迅著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版。四千五百一至七千五百本”,版权页则作:“乌合丛书之一 呐喊 一本 实价七角 北京东城翠花胡同十二号北新书 局发行”,以此宣告了《呐喊》自该版起正式脱离周作人主编的“文艺丛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呐喊》三版本的印数。这个印数与《呐喊》初版和再版本的印数是互相衔接的,也就是说,既然上述初版本印了一千本,三版本又是 从四千五百零一本起印,那么再版本的印数理应自一千零一本至四千五百本,即印了三千五百本。至此,《呐喊》初版、再版和三版本的印数,在《呐喊》诞生九十四年之后首次全部考定,即一千本、三千五百本和三千本。

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呐喊》三版本首次纳入鲁迅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这也是“乌合丛书”的第一种书。关于“乌合丛书”,鲁迅最初的设想 是属于他所创办的“未名丛刊”的一部分,后来才改变主意,一分为二,“未名 丛刊”专收翻译作品,“乌合丛书”专收新文学创作,他在《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中说得很明白:

现在将这分为两部分了。“未名丛刊”专收译本,另外又分立了一种单印不阔气的作者的创作的,叫做“乌合丛书”。[26]

“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是鲁迅首次主编的新文学创作和翻译丛书,也是他文学编辑生涯真正的开始,其影响和意义不容低估。

“乌合”,临时聚合的一群人之意。所谓“乌合丛书”,与“未名丛刊”一样,“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凡国民都非看不可”,只是“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内容自然是很庞杂的,因为希图在这庞杂 中略见一致,所以又一括而为相近的形式”[27] 。鲁迅强调,“乌合丛书”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出自“不阔气的作者”之手。而鲁迅把《呐喊》作为“乌合丛书”第一种推出,可见他把自己也归入“不阔气的作者”之列,与刚出茅庐、出书并不容易的许钦文等青年作家相提并论,尽管当时《呐喊》印行了两版,已经不胫而走,广获好评。后来他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也都编入 “乌合丛书”,分别作为“乌合丛书”的第五种和第七种,于1926年8月和1927 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不阔气的作者”,这就是鲁迅当时对自己作者身份的一个明确的定位。

《呐喊》三版本列为“乌合丛书”第一种,不仅意味着鲁迅与“文艺丛书”的决裂,自然也应视为他对青年作家的倾力支持。这与后来北平未名社出版“未名新集”,鲁迅把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为“未名新集”第二种出版是同样性质。“乌合丛书”第二种就是许钦文未被“文艺丛书”接纳的短篇小说集《故乡》,1926年4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第三、第四种是高长虹的散文及新诗集 《心的探险》和向培良的短篇小说集《飘渺的梦及其他》,同时于1926年6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而第六种是女作家淦(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集《卷葹》, 1927年1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乌合丛书”总共就只有这七种,少而精,而 且除了鲁迅自己所著三种,许钦文、高长虹、向培良三种也都是鲁迅亲自“选定”。[28] 所以,尽管这些作品集并未印上“鲁迅编”三个字,“乌合丛书”确确实实是鲁迅编定的。作为鲁迅亲自编选的第一种新文学创作丛书,“乌合丛书”同样在1920年代中国新文坛上占有耀眼的一席之地,而这亮丽耀眼正是由《呐喊》三版本所开启。

综上所述,之所以详细考证《呐喊》初版、再版和三版本的来龙去脉,是因 为《呐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取代的重要历史地位,以及这三个版本与周 氏兄弟失和、“新潮社文艺丛书”和“乌合丛书”虽然并不十分复杂却又颇为敏 感的关系,并可从这一新的角度窥见鲁迅当时的心态。由于《呐喊》再版和三版本稀见[29],以往的鲁迅研究一直未能对此展开研讨。随着这三个版本的印数、变更和相互关系的基本厘清,也希望能对《呐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帮助。而对《呐喊》这三个版本的查考又提醒我们,研究现代文学作品,初版本固然应该 重视,再版和三版本等也并非可有可无,有的甚至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从而对更完备地建构现代文学版本学也不无裨益。

注释

1 鲁迅为何在1930年1月《呐喊》第13次印刷(第13版)时抽出书中最后一篇《不周山》,他后来在 《〈故事新编〉序言》中作过具体解释,参见鲁迅《故事新编》,《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5年版,第353~354页。以下各卷次版次同此。

24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2页。

3 《社戏》发表于1922年12月上海《小说月报》第13卷第12号。《不周山》发表于1922年12月1日北京 《晨报四周年纪念增刊》,收入《故事新编》时改题《补天》。

5 鲁迅:《日记》1923年6月注(2),《鲁迅全集》第15卷,第471页。

6 《鲁迅日记》1924年3月14日云:“晚伏园来并交前新潮社所借泉百。”4月4日又云:“晚孙伏园来 并交泉百,乃前借与新潮社者,于是清讫。”而在此之前的1924年1月8日《鲁迅日记》云:“下午孙 伏园来部交《呐喊》赢泉二百六十。”《鲁迅全集》第15卷,第497、504、507页。

7 《呐喊》初版本版权页印得很清楚:“一九二三年六月付印 一九二三年八月初版。”

8 参见周国伟编著《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9 《鲁迅日记》手稿影印本,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版。

10 据周国伟编著《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的统计,至1930年7月上海北新书局第14次印刷(第14 版),《呐喊》的印数累计达48500册,此后印数不明。因此,到1933年初,《呐喊》的印数无论如何无法达到“销售几十万本”。

11 鲁迅:《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95页。

12 CF女士,即张近芬,当时在北京大学求学,为周作人学生,李小峰女友。前引鲁迅1923年5月20日日记中所记李小峰托孙伏园转交鲁迅的二册《浪花》,正是CF女士即张近芬所著翻译和创作新诗合 集,1923年5月新潮社初版。

13 据李小峰夫人蔡漱六在《北新书局简史》(刊1991年6月《出版史料》总第24辑)中称,“1925年3月 北新书局开办”,但《纺轮故事》和下面要讨论的《呐喊》三版本都是1924年5月就由北京北新书局 出版了,可见蔡漱六的回忆不确。

14 参见中里见敬《冰心手稿藏身日本九州大学:〈春水〉手稿、周作人、滨一卫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15 21 25 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第478、475~479、498页。

16 《鲁迅日记》1923年8月24日云:“以《呐喊》各一册赠钱玄同、许季巿。”《鲁迅全集》第15卷, 第479页。

17 参见张梦阳等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3页。此书收入《关于鲁迅先生》一文时,就注明作者“曾秋士(孙伏园)”。

18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1942年重庆作家书屋初版,1944年再版,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增订重 版),以及商金林编《孙伏园散文选集》(199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1992年再版),均未收入此文。

19 参见唐弢《闲话〈呐喊〉》,《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版。

20 参见唐弢《闲话〈呐喊〉》,《晦庵书话》,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21页。

22 周作人1923年7月18日致鲁迅信中语,《鲁迅研究资料》1980年第4期。

23 尽管周氏兄弟失和以后,他们仍同时在《语丝》《京报副刊》等刊上亮相,但他们在创作上彼此紧密合作、互相直接配合的情景毕竟一去不复返。

24鲁迅:《致孙伏园》,《鲁迅全集》第11卷,第444页。

26 27 鲁迅编《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未名社1926年版,书末广告页。

28 高长虹在《〈故乡〉小引》中明确表示《故乡》“这个选本,则大半是鲁迅先生的工作”。而《乌合丛书》广告中也已声明《心的探险》“鲁迅选并画封面”、《缥缈的梦及其他》“鲁迅选定”。但 “乌合丛书”第六种《卷葹》,由于《鲁迅日记》中并无鲁迅与作者冯沅君有过交往的记载;《卷 葹》初版本问世时,鲁迅又远在广州;鲁迅撰写的《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刊1927年7月北新 书局初版《野草》书末广告页)中也无《卷葹》的广告,故而有理由推断,《卷葹》是北新书局老板 李小峰安排在“乌合丛书”中出版,鲁迅未闻此事。

29  1990年代以降,《呐喊》初版本据原版数次影印,包括上海鲁迅纪念馆1991年编印的“鲁迅小说集影 印本”系列和北京鲁迅博物馆2013年编印的“鲁迅作品初版本系列”等均已收入,已不难见到,反而再版本和三版本颇为少见,且一直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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