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至“新时期”，乐黛云对鲁迅的关注未曾中断。鲁迅研究在其学术生命中，尤其在关键节点上占有重要位置。20世纪50年代，她在瞿秋白奠定的认知框架中凸显早期鲁迅思想中的尼采因素，已体现了溢出这一框架的个人学术追求。“拨乱反正”时期，在尼采被高度负面化的语境下，乐黛云正面肯定鲁迅思想中的尼采因素，将十七年时期的思想暗线明晰化，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理化进程。乐黛云主编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将海外汉学视野纳入鲁迅研究，颠覆了旧有定评，促成了一个“驳杂”鲁迅在“新时期”的诞生，影响深远。
在乐黛云的学术著录中，鲁迅研究所占比重并不显著，却是她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其不同时期的学术视野中充当了“路标”角色。正如洪子诚所说：“鲁迅是乐黛云重要的‘思想之源’，是她心目中‘20世纪最了解中国的人’。虽然在写了有关《伤逝》和鲁迅与尼采的文章之后，没有将鲁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对鲁迅的基本理解，一直是她观察社会、文化问题的主要思想支柱。”
乐黛云的学术生涯有两个重要节点：第一次是留校北大，选择师从王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第二次是“新时期”重回学界，从现代文学转向比较文学，每一次学术视野的变动都有鲁迅因素的存在。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乐黛云放弃了王瑶建议的古典文学研究，选择了活力、挑战、风险并存的现代文学，一开始就选择研究鲁迅的早期思想，成为她此后学术生涯的重要“路标”。再次重启学术生涯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通过尼采重新界定鲁迅的思想构成。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海外汉学视野，极大地丰富了鲁迅研究，并对此后国内鲁迅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且其比较文学的视野、方法以及学科意识也从鲁迅研究中孕育而来。
“路标”意味着在重要节点充当不可或缺的提示。尽管在不同阶段，鲁迅作为乐黛云思想资源的参照面向各不相同，研究思维也有很大区别，但乐黛云学术视野的重要节点都有鲁迅因素的存在。本文试图呈现一个“路标”性的鲁迅在其学术史上的具体功能，以及乐黛云如何深度参与、影响了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科恢复与建设过程。
一、鲁迅与尼采：并非完全自觉的思想暗线
1980年，乐黛云发表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这篇文章不仅被认为标志着她在学术上真正站立起来，也被认为是她自觉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文章，还被视为“新时期”中国鲁迅学界开始直面鲁迅与尼采关系时的第一篇有影响的文章，具有“价值重估”的学术价值。除了学术史给予的历史评价，乐黛云在晚年回顾个人学术道路时也极为重视此文，在《我的比较文学之路》一文第二节开篇提出：“客观地说，这篇文章，不仅引起了很多人研究尼采的兴趣，而且也开拓了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的空间。”
这篇文章虽然是通论尼采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着重选择了鲁迅、茅盾、郭沫若、陈铨几人，但鲁迅的篇幅占比最多。对于为何选择这个论题，乐黛云作了说明：
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位30年来被视为煽动战争、蔑视平民、鼓吹超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尼采的学说竟是20世纪初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推动社会改革、转变旧思想、提倡新观念的思想之源。无论是王国维、鲁迅、茅盾、郭沫若、田汉、陈独秀、傅斯年等都曾在思想上受到尼采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尼采学说正是作为一种“最新思潮”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注目。
1976年，乐黛云开始在北大为外国留学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考虑到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她格外关注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从乐黛云的自述来看，她对尼采与中国现代作家、学者关系的关注始于此时，但如果梳理其学术历程，就会发现上述自述并不准确，因为早在1957年，她所撰《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一文就已经触及到这一论题。这也是乐黛云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后“第一篇精心写作的学术论文”。在这一历史时期，很难以客观的学术态度看待本土作家与西方思想资源之间存在的关联，但是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初的世界语境属性决定了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鲁迅这里尤为明显。因此，她不得不提到：“在研究五四以前鲁迅的思想时，常常发现前面提到的这种情况，即，不得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去借取自己的思想解放，而这种思想尽管在西方已经没落甚至变得反动，但在鲁迅身上却发生了不同的作用，并且被鲁迅赋予了完全崭新的内容。”
“不得不”的心态正是20世纪50年代鲁迅研究状况的一个生动说明，鲁迅与域外思想资源的讨论几乎只能局限于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冯雪峰在1949年底发表的《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开启了建国后鲁迅与域外文学关系的分析模式，将鲁迅与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英美派知识分子所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精神文化相区别。但是，由于乐黛云所关注的早期鲁迅无法被单一的思想框架定义，留日期间鲁迅对尼采思想的借用是她必须处理的一个难题。乐黛云以“惊奇发现”来描述也并非夸张，这的确是她第一次发现尼采与鲁迅之间存在着相似的精神谱系。
王瑶在概括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后期乐黛云的学术路径时已经注意到时间跨度超过20年的两篇文章之间存在的联系，而尼采是核心议题，但只是一笔带过。此外，陈跃红也指出，在“拨乱反正”前夜，乐黛云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曾经有过的相互借鉴、接受和影响关系纳入自己备课和研究的范围，这种有意的操作，不仅接续上了20年前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为开启新的学科路径做了学术上的铺垫和准备。然而，两篇文章之间的关键区别以及乐黛云思想的转变过程，仍然未明。
写作《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时，尼采思想在国内的境遇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在1949年以前，尼采在左翼学者视野中已经被逐渐否定，尤其是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更是如此。欧阳凡海在《鲁迅的初步思想·文学观·社会意识的检讨》中强调了尼采对鲁迅的消极影响，使得鲁迅早期的哲学思想无法“得到统一的体系”，“始终陷在不坚定，调和的状态中，得不到锐利的思维工具而沦为庸俗的论调”。已经成为党内重要理论家的胡绳在1948年发表了影响更大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将鲁迅前期受尼采影响视为一种思想的错觉，误把欧洲资产阶级文明堕落时期的反动思想看做是新生的代表，过分地推崇“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胡绳的文章以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为基础，深化了瞿秋白对鲁迅思想前后期的判断，直接影响了此后国内对鲁迅思想的主流阐释。例如茅盾在1949年10月发表的《学习鲁迅与自我改造》中，特别推荐了能够发扬瞿秋白观点的两篇文章，分别是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与冯雪峰的《关于鲁迅和俄罗斯文学关系的研究》，并认为前者对青年帮助尤为重要。
另外，由于具有政治倾向的“战国策”派在国统区推崇尼采，使得中共党内理论家与左翼知识界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态度。各自阵营的持久争论不仅导致尼采在左翼知识界的负面化，甚至波及到只是为《战国策》供稿的沈从文，他曾公开反对陈铨以尼采“超人”学说为主调的“英雄崇拜”，但是由于“战国策”派的关系，仍然使得沈从文被新建立的文艺秩序排除在外。这一时期尼采在国内的接受境遇直接导致在1949年后尼采研究近乎销声匿迹。这也是乐黛云面临的思想/现实语境。《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如此表述鲁迅与尼采之间的联系：
鲁迅要求一种根本的变革。这个变革必须“结合大群，起而与业”，鲁迅当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结合大群，起而与业”呢？怎样才能掀起这个巨大的变革？“掊物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这就是鲁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20世纪50年代，将鲁迅与尼采的“唯心主义”与“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无疑是思想的冒险，而且她充分肯定了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所推崇的“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上”“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毁之不加沮”的“先觉者”。但是，如何在主流思想语境安放这样一个由尼采思想演化而来蔑视庸众的“个人”呢？乐黛云采取了“巧妙”的切割术。她将“先觉者”从尼采统治大众的强力“超人”中剥离出来。在承认鲁迅与尼采之间联系的前提下又将两者区别开来，鲁迅推崇的“独具我见之士”与人民是平等关系，他们的使命着眼救国于“二患交伐”的危机（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不同于尼采“超人”的愚民思想和统治之术。鲁迅接受的进化论也区别于尼采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科学世界观。在她看来，“先觉者”既是“人各有己”的“个人”，也是组成觉醒群体的大众。
事实上，所谓巧妙的切割术并非乐黛云的“别出心裁”，思考的基础仍然是由瞿秋白奠定。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瞿秋白已经在辨析鲁迅思想与“革命的愚民政策”的区别中有限地肯定了鲁迅“解放个性、思想自由”对于群体觉醒与革命意识产生的积极作用。因此，乐黛云的思考仍在瞿秋白文艺理论的框架内，这当然带有具体时代的普遍性。但是，问题关键是乐黛云溢出主流框架的个体之思，尽管是有限度的，甚至是不完全自觉状态下的思考。在早期鲁迅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乐黛云的学术敏锐性，这种敏锐在她自身都未曾充分意识到的情况下通向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惊奇”发现。
如果将乐黛云同一时期的其他学术活动相对照，就会发现隐藏其中的相似思考。就在写作《五四以前的鲁迅思想》的同时，乐黛云与北大青年教师共办同人杂志，刊物名称最后定为《当代英雄》。据她追忆，这一名称取自“莱蒙托夫创造的那个才气横溢却不被社会赏识的‘当代英雄’毕巧林。”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茅盾的《俄国文学研究》（1921）、瞿秋白的《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1923）乃至1949年后，莱蒙托夫的译介与研究一直在持续，《当代英雄》为国内知识界所广知。但是，作为一个复杂形象的毕巧林，其带有“感伤主义”与“个人主义”气质的一面在1949年后被批评与否定。毕巧林这样的人物与20世纪50年代推崇的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当代英雄”之间存在着显见的区别，乐黛云以这一人物作为“旗帜”，显然更契合于她所推崇的《摩罗诗力说》中“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的摩罗诗人与《破恶声论》中“人各有己，不随风波”的“先觉者”。我们可以在鲁迅、莱蒙托夫以及被割切的尼采之间发现乐黛云倾心的一条精神脉络，尽管这条脉络套上了时代思潮的框架，而历史一旦开始转轨，原有的笼罩框架逐渐失效，这条思想暗线就会清晰起来。
二、由暗到明：新的思维与新的学科
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开始逐渐扩大留学生来源范围。1976年，乐黛云被分配担任留学生任课教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留学生班的学生主要来自于欧美，由于教学对象的特殊，乐黛云突破常规，在内容上将徐志摩、李金发、艾青等“资产阶级”作家纳入课程；在方法上已经开始尝试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路，讨论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写成的。这篇文章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内容层面都具有突破性，即便在“拨乱反正”时期，也显示出其先锋的一面，更与她20年前的思考有质的不同。
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尼采仍旧是极其敏感的议题。尼采的“唯意志论”被视为与“精神万能论”有亲缘性关系的英雄史观。时人借批判尼采的法西斯哲学基础可以有效达成配合时势要求的任务，尼采被负面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拨乱反正”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在恢复，比较文学学科才开始形成，学术规范尚未建立，学界的驳杂状态难以避免。虽然一些学者试图摆脱政治批判色彩浓烈的学术风气，但是受制于长期以来的思想惯性，无法以新的思维认识尼采，仍然坚持认为鲁迅并没有接受尼采的基本思想，最多是在误解中改造了尼采，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切割鲁迅与尼采之间存在的实质性联系。
坚持学理的态度并非易事。早在1939年，唐弢就认为“鲁迅是由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进而至于阶级革命论的”。但是，唐弢在当时被指为“把尼采主义与鲁迅的初期思想放到平行的地位”而遭到重点批判。这一批判思路在“拨乱反正”时期依旧维持。唐弢在1988年汪晖新著《反抗绝望》初版序言中记述了在学理上处理这个话题的艰难境况。他感慨道：“几十年过去了。直到1980年3月，乐黛云同志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重引我上述那段话的前半句，正面肯定，这才使我长长地透了一口气。”可贵的是，仍然有一些“另类”的声音，在时代的强音下尽可能保持了客观的历史态度和学术理性，这也为乐黛云重新思考鲁迅与尼采的关系、探究西方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提供了思想窗口。茅盾在1979年初的回忆录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那时已是一九一九年尾，我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我觉得看看这些书也好，知道社会主义还有些什么学派。那个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大家的想法是：中国的封建主义是彻底要打倒了，替代的东西只有到外国找，“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在茅盾看来，这并非是个人的思想状态，而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重要亲历者，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茅盾公开化地客观陈述历史就极为重要，也是这一时期社会思想状况开始逐渐活跃的表征。茅盾在回忆录中肯定了自己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积极向国内译介尼采的活动，同时也认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观念对当时解放思想、批判市侩哲学所起的积极作用。
紧接着，乐黛云写就了《茅盾早期思想研究（一九一七—一九二六）》一文，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尼采与茅盾的关系。平心而论，与茅盾的回忆录相较，乐黛云的文章仍然谨慎地论述了茅盾对尼采思想的吸收，认为“茅盾从总体来说并不赞成尼采的思想体系，尤其不赞成这一思想体系为之服务的根本社会目的。他只是把尼采的一些思想材料拿过来加以改造，使之服务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经过改造后的这些思想材料与尼采原来的用意往往背道而驰。”然而，这有限度的评价给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求学岁月中的戴锦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回忆说：“在乐老师的课堂上我曾始料未及地遭遇震撼：听她以尼采哲学的视野读茅盾，‘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如此强烈且鲜活地洞穿了茅盾笔下的或激进或颓废的青年形象。”戴锦华于197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是乐黛云“茅盾研究”课程的学生，在比她早一年入学的1977级中文系学生王景琳的回忆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记述。
在论文与课堂讲述之间存在的区别并非是乐黛云思想的自相矛盾。相较于论文的严谨与深思熟虑，课堂讲述相对灵活，比较前沿的思考容易涌现，是作者当下最鲜活的思考。这些来自学生的记述从侧面说明了乐黛云在“拨乱反正”时期思考的先锋性。这篇文章之所以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因为她对抗了将尼采视为“帝国主义走狗、反马克思主义者、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的“教条主义者”，不仅不忌惮“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作家的名字和这样一个恶人联系在一起”，更是在乍暖还寒之际首次从正面肯定了尼采与中国现代作家，尤其是与鲁迅的关系。
文章开篇直指当时思想界受“形而上学”束缚的僵化状况，通过征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正确研究态度，意在破除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哲学、个人偏见造成的误解。在乐黛云看来，尼采就是这样一位被长期误解的思想家。由于尼采被负面化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特别是在对“战国策派”的批判中纳入了政治立场因素，导致尼采思想整体被视为反动思想。因此，乐黛云正本清源，将以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的理论来源与德国纳粹学者斯皮迪曼的《尼采的主宰观》、果尔纳弗尔的《尼采—时代的先觉》、阿屠尔·拉切的《尼采与德国的发展》联系起来，试图将陈铨所推崇的尼采与鲁迅所理解的“超人”区别开来，也就将尼采从“战国策派”的“利用”中解放了出来。
面对“拨乱反正”时期尼采思想仍然被视为法西斯哲学基础的现实状况，还原尼采思想就成为必须完成的工作。不过，这次还原已经脱离了20年前所用瞿秋白的框架，直接肯定了鲁迅与尼采的联系：
鲁迅与尼采思想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把鲁迅贸然概括为“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尊为“中国的尼采”固然不对，但无视这种联系，或把这种联系说成是出于鲁迅的错误或弱点或不幸，认为尼采对鲁迅只能有消极和反动影响，甚至把鲁迅与尼采分明一致的地方也说成是对尼采的批判，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乐黛云总体上认为早期鲁迅以尼采的“新理想主义”和“唯意志论”为思想资源，目的是改造国民精神，避免中国步入西方19世纪被“物质”与“众数”宰制的境况。同时，她将鲁迅与斯蒂纳、契开迦尔、易卜生、尼采这条脉络联系起来，意在指明早期鲁迅与这批具有强烈“个人主义”倾向的西方思想者的亲缘性关系。尽管乐黛云强调了鲁迅接受尼采思想是将其作为一种思想武器，目的是救亡，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这仍然是具有突破性的看法。有鉴于此，洪子诚在三个方面总结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史价值：一是尼采由“法西斯思想先驱”翻转为质疑旧价值的偶像破坏者，成为一个超越平庸、精神健康的“超人”；二是大胆肯定尼采对鲁迅思想具有积极影响；三是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重建”和中西文化比较的领域、方法上的开拓。
至此，鲁迅与尼采这条思想脉络由暗转明，不仅在鲁迅研究领域建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突破了由瞿秋白开启而此后被不断强化的阶段论模式，鲁迅思想的驳杂开始被逐渐关注。那么，重新审视域外思想资源与鲁迅的关系就成为必然。由此，乐黛云开始自发地进入了具有学理性的比较文学研究，这也是《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被视为乐黛云自觉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文章以及比较文学学科形成时期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的主要原因。鲁迅研究充当了乐黛云学术视野转向的重要“路标”。
三、《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的编选眼光和学术史价值
如果说《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乐黛云以新的思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目的是尽可能客观地呈现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思想中的西方资源。那么，《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则是“拨乱反正”时期大陆学界有计划地引进海外汉学的首次尝试。通过海外学者的视角重新审视鲁迅，激活已经相对单一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该论集甚至在很多方面的思考与乐黛云已有很大的不同。
在《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中，乐黛云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宏观层面肯定尼采对鲁迅的影响，推崇鲁迅借鉴尼采对资本主义文明虚伪、罪恶一面的批判，认可超越“旧我”与“庸众”的“超人”理想，最终落脚在鲁迅“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价值取向。在这一思路下，她否定了无法纳入这一框架的另一个“尼采”，例如在他著作中的各种隐晦深奥的象征、思想矛盾以及非理性因素。但是，《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中编选的很多研究恰恰对她在《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考形成了某种“颠覆”。对此，乐黛云保持了高度的宽容与理性，由她撰写的编选前言明确指出：“本书编选尽量兼顾不同观点、不同方法（包括我们所不同意的观点和方法）。”
这一编选思路背后体现的是兼容并蓄的“世界性”眼光，鲁迅的定位已不仅仅属于现代中国，《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的封面和扉页设计充分体现了编选者的这一观念。“世界性”眼光首先体现在译介来源的广泛，该论集总共编译了19篇文章，其中来自欧、美、澳的学者12篇、日本学者5篇、苏联学者2篇，基本涵盖了海外汉学研究的主要区域。《国外鲁迅研究论集》还提供了一份20年（1960-1980）国外鲁迅研究论著“要目”，总共收录了289篇文章，其中日文有199篇，俄文53篇，英文37篇。
《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中的19篇文章基本上来自于这份“要目”，然而从以上数据来看，编选文章的来源与“要目”提供的内容并不成对应的比例，英语世界的选文数量远远超过作为海外鲁迅研究重地的日本。这背后自然有编选者的意图，在前言开篇已经透露了编者所关心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国外对于鲁迅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如果说二十年前各国鲁迅研究的主要内容还止于对鲁迅思想、业绩和著作的复述、评介，那么近二十年来，重点已经转移到把鲁迅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革命家和艺术巨匠来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剖析。特别是美国和日本，情况更是如此。
这是编者对海外鲁迅研究，尤其是1960至1980年这20年状况的一个概括性总结，认为美、日汉学界主要关心的是思想、革命、文学层面的鲁迅。如果从“要目”来看，英语世界的37篇文章大多数偏重于鲁迅思想的剖析，没有纯粹的考据文章。但是，日文部分的大量成果是关于鲁迅与同时代人以及鲁迅作品的实证研究。实际上，这也是二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整体特征。按照尾崎文昭的说法，日本没有美国汉学界的各种方法，最大的特点是“精读”与“实证”。战后日本鲁迅研究逐渐走向与竹内好相异的路径，重新回到被竹内好放弃的实证史学传统，诞生了北冈正子、丸山昇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学者。返观英文世界的学者，基本上是在思想史以及各种方法论层面介入鲁迅研究，形成了与日本汉学界相区别的风格。作为“拨乱反正”时期最活跃的知识群体，乐黛云关切的仍然是作为“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鲁迅。但这已经不是以往革命史观框架内的“三家”定位，而是将鲁迅放置在了20世纪上半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层面进行审视。在这个意义上，乐黛云再次以鲁迅为“路标”，重新思考鲁迅的思想、道路以及写作，背后当然是对当下的关切。
王富仁对于“拨乱反正”时期的启蒙派鲁迅研究者有这样的评价，认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大陆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自己在现代中国的存在价值的愿望下从事鲁迅研究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他们在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存在中重新发现了自我独立存在的价值”。乐黛云显然是这批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因此，从《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的编选篇目来看，在“思想、革命、文学”三个层面重新讨论鲁迅成为主要内容。出于这样的学术/现实关切，欧美汉学界所提供的新思维与新方法就更能契合乐黛云的学术追求。
据乐黛云年谱记载，编选《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几乎与撰写《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同时进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思考尼采思想与中国现代作家关系时，乐黛云已经接触了海外汉学界的最新动态，乐黛云在《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即提到A·R戴维斯的《中国进入世界文学》（1967），普鲁塞克的《中国文学革命过程中传统东方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的对立》（1964），波利叶·麦克杜戈的《西方文艺理论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导论》（1971）以及1977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国外鲁迅研究论集》选编的哈雷特·密尔斯的《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李欧梵的《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D·佛克马的《俄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M·D维林吉诺娃的《鲁迅的〈药〉》这四篇文章就来自于前面的四种。
需要注意的是，来华留学生群体在海外汉学进入大陆学界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的编选就是典型例证。例如，乐黛云通过舒衡哲对尼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且开始将鲁迅放置在20世纪前半叶整个世界知识分子思想与道路选择的历程来考量。又如，她通过白水纪子了解了日本学界的最新动态。1980年，乐黛云辅助王瑶，担负起了指导日本高级进修生尾崎文昭的工作。他回忆说：“《国外鲁迅研究论集》，里面日本学者的文章都是我选择提供的。”在与留学生群体的交流中，乐黛云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大陆学界的鲁迅研究视野。正是由于重视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价值，乐黛云对日本汉学界的兴趣也在于思想/文学层面。她接受了尾崎文昭的选目，关于日文部分选编的内容几乎没有纯粹的考据类文章。乐黛云回忆丸山昇的文章《心灵沟通的见证》也印证了她当年的编选思路与关切：
通过白水纪子，我对丸山先生有了一个初步了解。特别是对他1972年的新作《鲁迅与革命文学》十分心仪，认为他提出了许多我们没有看到的问题，或者说看到了而未能想透彻的问题。例如该书第三章，他深刻地指出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东西，但却与当时盛行的“左派”观点大不相同。他十分令人信服地对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革命的文学”“为革命的文学”以至“宣传的文学”等缠夹不清的概念及其内容进行了非常符合实际的辨析，并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情形做了比较和对照，给了我很多启发。1980年，我编撰《国外鲁迅研究论集》时，特请严绍璗先生将第三章全部译出，收入该文集，让国内学者先睹为快。
丸山昇的《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重新思考了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提出了鲁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在它自身中就包含着鲁迅这样的文学家、思想家的重要问题。竹内实以胡菊人提出的鲁迅不应该被“神化”为切入点，剖析了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事变”中的复杂心态，力图呈现鲁迅“没有矫饰”的精神特质背后的真实思考。木山英雄则在文学层面讨论了二周散文，并由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引向鲁迅与“讲话”的内在差异。伊藤虎丸在竹内好“赎罪文学”的基础上以“终末论”思想重新审视鲁迅，将鲁迅的写作看成是一种不依靠过去的一切（现成主义、体系、制度），同时也不依靠未来的一切（纲领、蓝图、“黄金世界”），只依靠现在被“死”唤醒的自觉态度。
海外学者的思考直接冲击了“鲁迅转向”这一重大问题，此时大陆学界也在重新讨论鲁迅前后期的思想变化，但主要集中在“转向”具体时间分界的考察，缺乏对鲁迅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深入反思。丸山昇重新阐释了“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的内涵，认为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是从“进化”到“革命”（或者“非革命”到“革命”），在他看来，“阶级”在鲁迅那里并没有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而是采用统治者/被统治者、主人/奴隶这样的结构。因此所谓“阶级”其实是鲁迅一贯的思维，不仅仅存在于后期鲁迅的思想。舒衡哲甚至指出鲁迅更强调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只是信仰，鲁迅在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中仍然保留了批判立场，因此这必然引起与指挥者的矛盾，这种立场自然会被“革命时代”所排斥。由此，鲁迅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主流阐释框架不再稳定。
借助海外汉学重新理解鲁迅思想的自觉意识在大陆学界开始涌现。伊藤虎丸的“终末论”与夏济安、林毓生、李欧梵几位汉学家的思考形成了合流，冲击了“新时期”的大陆学界。洪子诚对《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在国内打开“新天地”的冲击有清晰的回忆。他特别提到了来自“英语国家”的观点和论述角度。《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的历史价值，很多学者亦有阐释。受海外鲁迅研究的影响，一个拥有“复杂意识”的鲁迅诞生。重新理解鲁迅在李泽厚、钱理群、刘小枫、汪晖、王晓明等学者那里开始了，按李国华的说法：“只有在新的鲁迅研究里，夏济安、竹内好、李欧梵、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一长串国外鲁迅研究者的名字才意味着一种有机的资源，能够激活鲁迅研究的活力。”在这些“有机思想资源”的激发下，鲁迅不再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对“黑暗”的反复呈现使得他与坚持启蒙主义的胡适等人也有本质的区别。在大陆学界呼吁“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充满矛盾的鲁迅本体。以往被忽视的《野草》开始作为鲁迅哲学的最核心文本被凸显，其中“存在主义”的一面被发掘。但由于鲁迅与安特莱夫、施蒂纳等人的精神联系，他同时也被大陆学界指认为现代虚无主义的同路人。
可以说，《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开启了鲁迅研究的全新局面，在更丰富的维度上重新界定了“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鲁迅。在此影响下的国内鲁迅研究开始有了新的面貌，比较文学的方法被广泛应用。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逐渐受到客观对待，鲁迅文学中的象征主义也得以凸显，对国内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此，鲁迅在思想史/文学史上被重新定位，在颠覆以往研究模式的同时开创了一个可以持续讨论的学术空间。
马克思·韦伯在《作为志业的学术》中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现代世界，学术本身的意义谓何？韦伯在面对多元主义的“诸神之争”导致学术应对乏力的境况下，仍然肯定了学术“启人清明并唤醒其责任感”的有限价值。韦伯使用的是德语“Beruf”，汉译本译为“志业”。不同版本都指向相同的定义：作为志业的学术，不仅是“理性化和理知化”的工作，也是一种怀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动。乐黛云通过鲁迅研究同样给出了“韦伯式的回答”。鲁迅研究在她这里不只是一种知识对象，而是“作为方法”的存在。通过鲁迅，乐黛云寻找到了生命/学问的志业，这两个层面又是相融合的关系。在精神气质层面，乐黛云带有早期鲁迅推崇的“先觉者”的特质，因此在“事功”上善于创举，创办刊物、引进海外汉学、推动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无一不在潮头；在学术研究层面，选择更倾向于“当代的学问”，因此她在20世纪50年代关心的是切近时代的重大文艺问题，在“新时期”又自觉承担起了重新走向世界的使命。如果说前一时期受限于时代，乐黛云的实践/学问并未充分展开，那么在后一时期，她以鲁迅为方法，在实践/学问上均到达了一个高峰。
（原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