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界对《破恶声论》虽有较多研究，但少有论及它与鲁迅杂文政治批判的历史关联的。事实上，《破恶声论》通过介入时事政治和政治论争，相较鲁迅发表在《河南》上的其他文章，有更明显的“个人—政治”的思想构造，并因此具有了政治批判的功能。这和日本社会思想史家内田义彦所说的“明治青年”有内在关联，是鲁迅留学日本浸染“时代性”并作出选择的表现。《破恶声论》类似于“明治青年”的政治批判是鲁迅杂文政治批判的“前史”，鲁迅后来各时期的杂文都有这种底色。这种源于西欧国民国家的“个人—政治”思想构造，经由日本中转而影响鲁迅，最终生发出他杂文的“永远革命”和身心受辱式的政治批判。
关键词 鲁迅；《破恶声论》；“明治青年”；“前史”；政治批判
《破恶声论》作为鲁迅留日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章，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它与鲁迅杂文政治批判的历史关联鲜有讨论。鲁迅在编辑《坟》时把留日时期所写的《人间之历史》（编入时改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四篇文章收入，但《破恶声论》没有入集。鲁迅逝世后，该文曾增补到《集外集拾遗》中，后又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与其他四篇文言论文相比，涉及更多晚清的时事政治，有较明显的政治批判色彩。回归《破恶声论》产生的政治语境，我们会发现该文的分析框架近似日本社会思想史家内田义彦（1913—1989）所说的“明治青年”的思想构造，而且和鲁迅后来杂文的政治批判存在历史关联。对鲁迅杂文的研究往往不太关注他留日的这个“前史”。事实上，《破恶声论》类似“明治青年”的思想构造和由此而来的政治批判，正是鲁迅杂文的底色。
一 《破恶声论》产生的政治语境
1908年12月，《破恶声论》发表于留日学生在东京主办的《河南》杂志第8期。发表该文时，中日两国的政治形势非常复杂。日本在日俄战争（1904—1905）前后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后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清朝则在“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中作最后挣扎。要求继续改革的洋务派和维新派还在活动，但志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派已经崛起。甲午战争后不久，清政府派学生留日，在教育领域和日本合作。鲁迅于1902被清政府派往日本留学，直到1909年才回国，他的整个留日生涯都处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1908年于中日两国而言，都是风云突变的历史关口。此时，一心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鲁迅写下了《破恶声论》，自然因应了所处的政治语境。
日本留学生可分为官费生和自费生，后者大都是反清的革命派，而且带动了不少官费生走向革命。以1902年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为开端，留日学生运动逐渐演变成反清抗日的政治活动，到1905年抗议日本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时达到高潮。在这场抗议活动中，留学生分成归国派和复课派，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干涉下，复课派最后占了上风。鲁迅在弘文学院经历了成城学校入学事件，1905年回东京度寒假，在抗议清政府和日本的一系列活动中支持复课派。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退学回到东京时，抗议活动虽已在复课派的胜利中平息，但东京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并未停止，所以可以说，两年后发表的《破恶声论》还处在留学生政治活动的延长线上。
当时流亡日本的革命派，借中国留学生的不满情绪壮大其组织。1905年，孙中山的“兴中会”、章太炎的“光复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在东京合并为中国同盟会。鲁迅在1908年的夏天跟随章太炎学习文字学，每周一次，约有半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鲁迅受章太炎的政治革命思想和文字学观念的影响很大，这是《破恶声论》产生的重要原因。有研究指出：“这些日本留学生的快速政治化，又受流亡政治人物的演说、日文报刊和侨社出版的中文报刊，以及日本翻译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著作催化。”在此政治语境中，鲁迅通过文学的方式介入政治与革命，从而写下了《破恶声论》。
《破恶声论》实际上是要与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进行政治思想论争。康有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鼓吹改良、反对迷信、崇尚科学。杨度在1906年主编《中国新报》，提倡“金铁主义”（富民强国）和君主立宪。吴稚晖在日本留学被驱逐后，1907年与李石曾在巴黎创办《新世纪》，鼓吹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抹杀语言文字的国别差异。章太炎不认可他们的观点，撰写《规〈新世纪〉》进行批评，形成了一次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鲁迅追随章太炎，也加入了他的论战阵营。今村与志雄在《鲁迅与传统》一书中指出，鲁迅从章太炎的角度反对维新派梁启超和革命派吴稚晖等人的言论。中国学者乐黛云、高远东也持这样的观点，而且高远东还援引过今村与志雄的观点。在鲁迅看来，洋务派和维新派的“破迷信”“崇科学”“尚侵略”，以及革命派内部出现的激进无政府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而撰写了《破恶声论》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可见，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文明批评，而是怀着救国的热情与当时各派政治人物进行的政治思想论争，是特定政治语境下的产物。
二 《破恶声论》与“明治青年”
明治末期复杂的政治语境赋予了《破恶声论》强烈的政治批判色彩。沿此思路追索，可以发现鲁迅在文中阐述的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具有内田义彦所说的“明治青年”思想构造的痕迹。因此，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的“同时代性”中，把留日时的鲁迅类比为“明治青年”，这为深入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视角和基础。《破恶声论》与“明治青年”的思想构造确有结构性的相似之处，而且后者从根基上支撑了前者的政治批判。
内田义彦用“明治青年”来概括明治前二十年（1868—1888）的知识青年类型。他所说的“明治青年”就是“政治青年”，其思想倾向是自由民权和民族主义的。他在展开论证之前特别说明，“政治青年的框架并非基于政治活动而定”，其划分“必须通过思想构造而非政治立场来进行”。决定“明治青年”的特质是思想构造，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立场。他列举了三个代表：德富苏峰（1863—1957）、山路爱山（1864—1917）、德富芦花（1868—1927）。内田义彦认为，德富苏峰是“力作型”，体现出强力参与国家政治的主体性。山路爱山则是“目型”知识人，即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判断国家政治，不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而德富苏峰之弟德富芦花，内田义彦认为他能依据内部力量把自己从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人，可称之为“解脱型”。
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人过去屈从于权力秩序，不能打破人与人之间固化的规矩。从明治维新开始到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日本社会出现的“明治青年”打破了这种权力秩序，成为推动国家政治生活变革的力量。
明治青年的“我”自觉的同时与国家的独立意识紧密相连。相对封建时代独立的基础是刀柄、郡县时代独立的基础是货币而言，这种“独立”既是个人的独立，也是国家的独立。更确切的说，国家的独立是目的，“我”的独立是其前提条件。因此，“我”的自觉同时也是作为国家一员的“我”的自觉。但反过来说，这意味着为了国家的独立，个人的独立是绝对条件。作为国家一员的“我”，并不是要让“我”配合当政者事先制定的国家意志。相反，作为参与国家意志决定的政治能动者的“我”的自觉，才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一员的“我”的自觉的内涵。
日本传统社会要求个人服从国家意志，属于“政治—个人”的思想模式。而“明治青年”则相反，倡导“个人—政治”模式，主张个人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前提。政治能动的个人“是伴随着高度自发性和主体性的”，如山路爱山所说，“我是政治的恋人。我喜欢政治，热爱政治，常与政治同呼吸”。“明治青年”思想构造的内核，是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主动性，承担批判和建构政治的角色。不幸的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个人又重新被国家政治所支配。鲁迅留日之初正好处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间。随着两次战争的胜利，日本及日本人的“自我”意识最终确立，整个日本社会也洋溢着“个人”干预政治的激情。鲁迅受到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但他对因两次战争胜利而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感到不满，所以更认可带有文明批评色彩的“明治青年”，同时也清理了“明治青年”发展出来的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富国强兵思想。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时接触到福泽谕吉的著作，后来他被比作中国的夏目漱石，而且和德富苏峰的学生宫崎寅藏也有交往。福泽谕吉、夏目漱石和宫崎寅藏在宽泛的意义上都属于“明治青年”。伊藤虎丸通过类比鲁迅和“明治青年”，来区分鲁迅与创造社作家的不同。他认为后者是在政治之外（文学中）寻找“自我”，而鲁迅却像“明治青年”那样在政治内部寻找“自我”。鲁迅这样的政治“自我”，集中体现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中，常被概括为“立人—立国”模式，实质上是“个人—政治”思想构造的中国式表达。不过，《摩罗诗力说》从文学角度展开，《文化偏至论》以文化视角立论，而《破恶声论》则偏重政治，着力进行政治批判，带有“鲜明的论战风格”。
《破恶声论》由四个段落构成：第一段是融合历史和现实的引言；第二段总括当时流行的世界主义、尚科学、破迷信、崇侵略等重要的政治主张，相当于总论；第三段专门批判崇科学、破迷信；第四段反驳崇侵略。按照行文逻辑，鲁迅后面可能还会详细批判世界主义，可惜没有完成。总体上看，该文从两个层面展开了讨论。首先，鲁迅在引言中构造了“个人—政治”的思想模式。鲁迅指出，“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终致“寂漠为政，天地闭矣”，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具有个人主体性的“心声”和“内曜”。因此，“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正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仁人志士没有“殄灭”，中国才能“侂生”。鲁迅认为晚清时期思考救国之路的知识分子大多没有把握住根本问题，“故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而鸩毒日投，适益以速中国之隳败，则其增悲，不较寂漠且愈甚与”。因为“莫能闻渊深之心声”，这些救国方案不能从根底上培植中国人内在的精神生产力。鲁迅认为，根本的救国之道就是“掊物质而张灵明”，只有“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可以看出，《破恶声论》的立论根基便是“个人—政治”的思想构造，即以个人内在精神生产力为出发点，救治国家政治的“隳败”，拒绝宰制“个人”的“政治”。
其次，鲁迅在“个人—政治”的思想构造中进行了具体的政治批判。鲁迅认为，晚清时期流行的救国主张都是“灭人之自我”，用西洋的“面具”“钓名声于天下”，无法造就具有内在精神生产力的“人”，所以要学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和卢梭的“心声之洋溢”。这就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中的一些人。在鲁迅看来，他们鼓吹“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力挺“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不管是“国家主义”，还是“世界主义”，都是泯灭个性的“恶声”。伊藤虎丸指出：“统观‘总论’所列举的‘恶声’诸目，《破恶声论》之总体意图，不妨可看作是在围绕中国近代化路线的诸问题上，对国家主义派（‘汝其为国民’）乃至无政府主义派（‘汝其为世界人’）等派的总批判。”个人是否具有内在的精神生产力，成为鲁迅评判当时各种政治观点的标准，其背后“个人—政治”的思想构造非常清晰。在深入批判“崇科学”“破迷信”时，鲁迅特别强调“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林少阳认为，“伪士”指“某一类型的启蒙维新人士”，实际上就是鲁迅所说的“精神窒塞”的“浇季士夫”。他们“借口科学”，“拾外人之余唾”，鼓吹丧失个体精神的“崇科学”“破迷信”，导致学校教育也“徒作新态，用惑乱人”。“伪士”并未认识到西方科学精神与宗教迷信的关系。与此相反，恰恰是被指为“迷信”的“古民”“神思”，涵蕴了“素朴之民”的“纯白”之心，具有个人内在的精神活力。此外，鲁迅对“崇侵略”的批判也是在“个人—政治”的思想构造之下进行的。西方列强数百年的殖民活动，攫取了巨大的利益，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诱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很多中国人病急乱投医，也主张跟随日本“崇强国”“侮胜民”，丧失了对正义的追求，缺乏对以强凌弱的批判。鲁迅则认为，“崇侵略”是“兽性之爱国”，中国人应“反诸己也”，发扬“宝爱平和”的传统，像波兰将军贝谟（通译贝姆）和英国诗人裴伦（通译拜伦）那样，面对强权“勇健有力，果毅不怯斗”。
洋务派、维新派及革命派中的一些人，试图悬置直接威胁清政府统治的现代个体精神，去追求外在的实业进步和武力强权。丸山真男在分析近代日本从民族主义发展到军国主义的过程时指出，通过政治手腕分离现代国民（个体精神）与现代国家（政治制度），注定要失败。洋务派、维新派同样也割裂了现代国民和现代国家的关系，因而也失败了。鲁迅则坚持认为现代国民与现代国家是统一的，并把国民个人的精神独立放在首位。正像丸山升所说：“鲁迅从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对他而言，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与人的革命作为一体而存在。”伊藤虎丸也指出：“鲁迅所理解的精神自由，是意味着要打破旧的秩序和既成的封建教义，而从自己内部产生出新的制度、秩序和科学的人的能动性（意志）。”因此，鲁迅所理解的“个人”，其实是生产性的政治主体。丸山升所谓“一开始”，是指鲁迅早在留日时就具有了这种思想。在鲁迅看来，政治绝不能剥夺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个人的精神自由是政治现代化的前提，但个人的独立自由也不能否定国家政治的正当存在。明治前二十年，日本文明开化，汲取了源于西欧的国民国家思想，培养出的“明治青年”本质上是“政治青年”。这种精神气质影响到鲁迅，使其呼唤中国社会能够产生推动政治变革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从“明治青年”的思想构造中获得了观察和思考政治的基本视点，并以此作为他后来杂文政治批判的基质。
三 《破恶声论》衍生的政治批判
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编定了杂文集《坟》，收入留日时期的四篇文言论文，解释了收入这些论文的缘由，但没有强调文体的相近。到编定《三闲集》《且介亭杂文》时，鲁迅才界定广义的杂文是指“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而狭义的杂文则是“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从鲁迅杂文创作和编集的情况看，他似乎更认同广义的杂文，而且通过《坟》把杂文的精神源头追溯到留日时期。但学界并没有深刻意识到留日时期这个“前史”，也没有去追踪鲁迅杂文政治批判的根基，从而忽视了《破恶声论》和鲁迅杂文政治批判的历史性关联。
追溯鲁迅杂文的“前史”必然要涉及鲁迅杂文的历史分期。巴人（王任叔）较早进行了相关研究。他受李长之的影响，把散文诗和散文都归入杂文，没有关注留日时期具有杂文精神雏形的文言论文。郜元宝较为详细地给出了鲁迅杂文创作的历史分期，留意到留日时期的文言论文与鲁迅杂文的精神联系，遗憾未深入具体地讨论鲁迅杂文政治批判的根源。汪卫东认为：“《野草》追问的终点，就是杂文自觉的起点。”张旭东则把1925—1927年看成鲁迅杂文走向自觉的“过渡时期”。这些分期基本遗漏了鲁迅留日时蕴含了后来杂文政治批判的相关著述，因而更合理的是把鲁迅杂文分为四个阶段：前史期（1906—1909）、初创期（1918—1924）、自觉期（1925—1927）和成熟期（1928—1936）。尽管鲁迅杂文的文体自觉生发于20世纪20年代，但不能将视野局限于此，只有从留日时开始长时段地去考察鲁迅政治批判及其思想模式的连续性，才能在历史纵深中重新认识鲁迅杂文的内核和手法。譬如，张旭东所说杂文“过渡时期”的“文学本体论内部的‘政治的逻辑’”，其实就是鲁迅通过杂文的形式与现实进行对抗，获得了个人化政治批判的严肃性、实用性和现代性。这显然是《破恶声论》中“个人—政治”的思想构造延生出来的，但它并非诞生在“过渡期”，而是发端于日本。鲁迅留日时期的政治语境和他的个人选择，使他拿来了“明治青年”的思想构造，形成了他后来杂文以个人、政治以及二者相互关系为视角的国民性批判和政治批判。
鲁迅杂文国民性批判的基本视界和出发点，是他在《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确立的现代“人”观念。这方面的杂文数量众多，散见于1918年后的各个时期。相对而言，初创期的杂文更关注如何造就现代“人”。鲁迅认为中国人还不具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还不是“人”。他所说的“人”指有思想自由和选择自由的“人”，类似萨特所讲的存在主义的“自由人”，而当时的中国没有这样的“人”，更没有这样的“人之子”“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所以，《“与幼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随感录四十》《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男人的进化》等杂文，主张要把孩子、丈夫和妻子从传统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给他们以思想自由和选择自由。鲁迅特别强调要解放孩子和青年，因为孩子是未来，青年是支柱。他认为：“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他还告诫青年不要寻找“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要自己选择道路，“开掘井泉”，要“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鲁迅引导青年争做现代人，且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权威常“沉渣泛起”，尤其是文人“无文”“无行”，“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又想把中国人带到传统权力结构的禁锢中。个人的精神自由和选择自由作为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出发点，正呼应了“明治青年”之精神根基。
以现代“人”观念为出发点的国民性批判，构成鲁迅整个杂文的批判基石，并由此自然进展到社会政治批判。冯雪峰认为鲁迅杂文是诗与尖锐政论的结合，李广田也指出鲁迅杂文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而发。鲁迅杂文与社会时弊和政治革命相携而生，具有鲜明的政治批判特征。具体来说，主要揭露北洋政府、军阀集团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暴行和麻痹人民的谎言。在杂文的初创期，鲁迅写下有名的《暴君的臣民》，指出：“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政的危害是制度性危害，它塑造了臣民的暴虐。鲁迅在此揭示了国民陋劣的制度性根源，对暴政只能进行政治革命。鲁迅还因“三一八”惨案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猛烈批判北洋政府对青年学生的屠杀。瞿秋白总结：“一九二四——二五年，他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坟》），以及整部的《华盖集》，尤其是一九二六年的《华盖集续编》，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此后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也是同样悲愤的政治批判杂文。鲁迅痛恨暴政，熔铸于其中的是人文性的政治关怀。鲁迅杂文批判蒋介石政府的“伪自由”，说这样的“‘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表示要坚守“自己的老脾气”“给寂寞者以呐喊”。“老脾气”透露了鲁迅批判政治的一贯做法，他要揭露用现代科技或观念装裱起来的暴力统治。如《电的利弊》，就说到国民党上海官厅有电刑，施于人七八次，即使幸免于死，也会“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亦变钝，不能复原”。现代科技的产物“电”成了统治者施虐的手段，如同洋务派学习西方的科学以维护清政府统治。暴力统治无论怎样装裱，都是牺牲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进步，绝不是现代政治。鲁迅政治批判的杂文赢得了进步青年的支持，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使当时的那些政客们不得不有所顾忌。从根源上讲，鲁迅杂文这种政治批判是吸收“明治青年”主动干预社会政治营养的结果。
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杂文众多，各自单独成篇，表面上看缺少统一性。事实上，它们整体上处在“个人—政治”的思想构造中，当然也有不少单篇明确地把个人与政治作为联动装置来建构批判骨架，《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如此。鲁迅控诉暴政屠杀青年学生刘和珍、杨德群和“左联”五烈士，意在警醒国人要从根底上觉醒，认清并铲除暴政，建立“人”的现代政府。他通过基于个人内在精神的政治批判，努力构建个人与政治之间的联动，以获得二者的同步变革。鲁迅以国民性改造为出发点，目标却是社会和国家，所以“批评的对象是个人，但用意却在于他的言动对社会、人类发展进步的影响”。这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鲁迅一方面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另一方面则强调，“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的意思很明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培育现代国民要相互配合。他还着力批判了“左联”实际工作中对这一初衷的背叛。他认为，人只有在独立自由的条件下，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周扬、徐懋庸被说成“文坛皇帝”和“奴隶总管”，是因为鲁迅认为他们假“革命”或“政治”之名抢占位置，变成新的主子，企图奴役和扼杀独立自由的力量，这“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当然，周扬、徐懋庸的行为并不能完全看作个人的争权夺利，他们背后的政党政治决定了他们会做出何种选择，而这刚好和“个人—政治”的思想构造相反，因此遭到鲁迅的严厉批判。
四 两个更为深层的问题
“个人—政治”的思想构造还生发出了鲁迅杂文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永远革命”和身心受辱式的政治批判。这是鲁迅杂文之于人类革命和情感深层的问题，它像发动机一样驱动着鲁迅一直走到生命的终结，且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被旗帜鲜明地凸现出来。
鲁迅在1926年后，写了很多关切国民革命的杂文，表达其“永远革命”的决心。他明确地说：“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这里的“革命”和不从根本上关心“人”的政治暴动有本质区别。从日本开始，鲁迅就逐渐确立了以“人”为基点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他的杂文以“人”为基本视点的国民性批判和政治批判，终极目标是促进政治和社会持续不断的变革。这便是鲁迅的“永远革命”。竹内好对此作了这样的解读：“只有相信‘永远革命’的人，只有‘永远的革命者’，才能不把革命的普及看作革命的成功，而看作革命的堕落，加以破却。”由此可见，鲁迅的“永远革命”是指超越狭隘的政治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在各个方面产生本质性的持续变化。在鲁迅之前，法国人蒲鲁东于《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中表达了“永远革命”的思想。阿伦特也认为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杜撰出了‘不断革命’，甚或更加生动的révolution en permanence（永久革命）（蒲鲁东）”。蒲鲁东的“永久革命”主要是针对反动政治力量的持续革命。鲁迅和蒲鲁东不同，并不主张无政府的绝对“个人”自由，而是认为“个人”可以永远促使“政治”发生持续不断的变革。“个人”和“政治”处在联动的进步之中，“个人”的内在生产力可以避免政治的凝固和僵化。只有这样，才有望培养现代国民，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另一个深层次问题是身心受辱式的政治批判。鲁迅在留学日本时的身心受辱中，选择了文学进行国民新变和政治救亡。自此以后，身心受辱的情感体验让他始终处在急切的挣扎中。因此他很容易对国民的身心困厄和国家的危难感同身受，由是也成就了他精悍、峻急而富有真情的杂文书写。鲁迅把自己投身在社会急流中，如“明治青年”山路爱山那样与政治发生情感性关联。《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就是很好的例子。鲁迅以自己生病为创作契机，鞭辟永乐皇帝和张献忠的愚民和暴政，批评有些“士”把中国历史上的宫刑、幽闭、凌迟、剥皮“雅”化和“闲适”化。鲁迅抄录相关史料，仿佛自己身心受辱一般，气闷，“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但可耻“儒者”却“彼此说谎，自欺欺人”，丧失了“真心”。在鲁迅看来，给暴政抹粉，会让人“忘却了真，相信了谎”，所以要用“真”破“谎”，保全人的性灵，以对抗暴政。鲁迅论古及今，与受难者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建立“个人”与“政治”的深层情感互动。在《我要骗人》中，他对上海警察虐待搬家人和殴打车夫的做法感同身受，因而如此感慨：“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现在单是这模样就完事，总算好得很。”鲁迅与人民站在一起，展开了对暴力和谎言的真正批判，具有撼动人心的强大力量。所以，他明知捐款给女孩不明去向，但还是捐了钱，因为他和小女孩“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鲁迅与被碾压、被欺骗的弱者共情，怀着真心来保全人的性灵，以此警醒国民和救治政治。“真实的心”乃是鲁迅早年所说的“内曜”和“心声”，它是破除黑暗的力量，是国家政治革新的火种。鲁迅杂文身心受辱式的政治批判，内在于他自身，同构国民和国家，实现了个人与政治之间的主体性共生。这仍然还是留日时的“内曜”“心声”与国家新变形成的“个人—政治”思想构造。
鲁迅杂文的国民性批判和政治批判背后始终存在着源于“明治青年”的“个人—政治”的思想构造。以《破恶声论》与“明治青年”的关系为视角，寻绎鲁迅杂文政治批判的“前史”，不是要否认鲁迅杂文的时代性和艺术审美性，也不是罔顾鲁迅杂文的文体演变，而是要呈现鲁迅杂文根底上的政治维度。这个政治维度早就出现在《破恶声论》中，作为基石支撑起了他此后各个时期的杂文创作。透过这些极具时代气息的杂文创作，我们可看到鲁迅坚守着个人对于政治的能动性，具有乌托邦式的动力，并且最终走向了“永远革命”。鲁迅所讲的“永远革命”，就像阿伦特所说的人类“永远不断地自我再生产”一样，内蕴了个人和政治的不断革新。因而，鲁迅杂文的这种内在于个体的乌托邦式的动力，作用于政治并展现出强劲的批判性。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