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俊:我们这一代人的往事与随想

——文革50周年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5 次 更新时间:2016-04-29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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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立俊  


2006年,文革4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组纪事性的文章,一共40篇,合在一起叫《童年纪事——文革》,但是在网上被编辑善意地改成了《童年回忆》。可见,那个时候文革就是一个敏感话题。今年文革50周年,我已经没有再写出50篇纪念文字的热情了。但作为文革的亲历者,眼看文革正在被意识形态洗掉血迹,反塑成正当性的革命事件,我们有理由发出些许微弱的声音,为这个时代留下证词!


这就是开这个帖子的原因。准备写五篇从个人视角反思文革的文字,不定期上传,到5.16前完工。今天先抛出这个“引子”,后面将陆续上载正式的文章。特恭请同道指正,也静待异类攻讦!


1、没有祖先神灵佑护的一代


我的曾祖母是1960年饿死的。据母亲说,我的曾祖母长得很高大肥胖,饭量有大。那时吃公共食堂,曾祖母已经年过八旬,不放心让别人代为打饭——60年已经是一天两顿稀粥,没有饭吃了。曾祖母柱着拐杖,自己每天去打两顿稀粥。大概是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曾祖母饿死了。母亲说,人们都饿得没有力气,曾祖母出殡,没人抬棺,因此,棺材没有钉上,盖子由本家几个妇人抬着,草草埋掉了。后来爷爷每一次骂我们不孝时,都要说:60年为了不让你们这些兔崽子饿死,我把我妈都饿死了!


爷爷骂的这些兔崽子不包括我——因为60年我还没有出生。我很有幸,没有赶上60年的大饥荒。这次饥荒让我们村里的人永远难忘。后来农村流行忆苦思甜,据说好多次,站在上面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回忆的都是60年的大饥荒,而不是暗无天日的解放前。我没有赶上60年,但是赶上了文革的尾巴。应该已经是70年代了,那时轰轰烈烈的时期结束了,但是文革开始深入到生活的细节和人们的精神层面。比如,清明,过年等,不让上坟烧纸钱。我们家那时死去的亲人,就是曾祖父,曾祖母。我的印象中没有给他们上过坟。他们的坟地在那里我也不知道。


其他的上坟日期记不得了,只有过年时的情形大概记得。70年代初,过年很简单,有一阵子,也不让养猪,或者养了猪要上交到公社。交到公社的猪重量必须达到110斤,因此,爷爷每次中途要给猪喂一顿食,让它吃得饱饱的过秤。不记得是否有货币回报。过年没有肉吃,嘴里淡出个鸟来,这年过不过都一个样。但是,大年三十晚上,天黑下来之后,爷爷都要弄几样祭品,到外面的野地里,画几个圈圈,每个圈圈代表一个亲人,烧一些纸钱。母亲也会拿几张纸,到田头烧一下。按照当时的说法:过革命化的春节,其中包括不祭奠祖先。但是,家家都偷偷摸摸表示一下,不敢到坟头去。


改革开放之后,气氛宽松,清明、中秋、农历十月一(给先人送冬衣)人们可以到坟头烧纸了。爷爷那时执意把曾祖母的坟头从水浇地迁到一个山头——为了不被水冲坏。我当时对这些“迷信”的事情不热衷,不能理解爷爷对曾祖母被饿死的那份歉疚。迁坟的事情也只是爷爷一个人忙碌。之后,年头节下,爷爷都会准备祭品,在家里举行简单的祭奠仪式。我在旁陪侍,听爷爷嘴里念念有词,看爷爷脸上虔诚的样子,我内心没有对祖先的敬畏之心,有时还会觉得失笑。今天,我也开始渐入老境,而且身在异乡,每年过年都要买一些纸钱,弄一点祭品,大年三十一个人,或者带上儿子给死去的亲人烧纸。


于是,我开始想:为什么我的心中没有祖先的位置,我为什么对自己从那里来这件事,没有一点虔诚的崇敬。还有:我们,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那些仪式化的传统,作为我们的祖先没有白活,和我们没有白活的凭证,为什么没有传承下来!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心灵里是怎么被彻底消灭了的!比如,我自己,现在内心很想恢复它们,但是,却没有一点内在的冲动支持,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比如,爷爷实行的那些仪式,那是几百年流行来的文化表征,当年被我当成迷信,在我这里被截断了,现在再也无法恢复。那么,是什么让我和我们失去了这些东西?现在追溯起来,原因只有一个:文革。当我们作为孩童,最应该膜拜活的传统,参与活的传统,根植活的传统的时候,传统的仪式被污名,被禁止,而过了这个时期,传统再也无法在我们心中植入。


现在,我们活在没有祖先神灵佑护的精神空白状态下,这是文革对我们这一代,甚至下一代,下下一代最大的遗祸,是历史对我们最大的惩罚!


2、“愚妄”的理性


文革后期,即:林彪事件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怀疑的情绪,但是,我们不到10岁的孩子,自然不会感知这些政治下面的潜流。我们嘴上仍然互相学习,戏虐,取乐,对批判对象进行人格污蔑。比如,当时流行的儿歌有:刘少奇的×,被王光美来揉——后面的歌词不堪入耳。现在想来真是罪过。林彪事件后,林彪在我们的嘴上也变成了“林秃子”,叶群则是一个裹着头巾,带着黑色墨镜的眼镜蛇样的子(后来的江青也好像是这个样子)。


批林批孔运动应该是我们记忆比较清楚的文革事件。这件事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坏蛋,叫孔老二,一并知道还有少正卯等等历史人物。这样,孔圣人在我们的嘴里成了轻薄的对象。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正尊轻而易举地被我们彻底毁弃。批林批孔,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两个人究竟有什么联系,但当时出版的漫画小人书是让我们大快朵颐的精神食粮。


一本漫画,是画没落贵族贵族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的,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本漫画仍然是精品(前一段在网上流行,才知道是巴金撰文,某某绘制)。其中有一幅画面我终身难忘。少正卯也开了讲坛,孔门的学生很多学生被吸引去听,孔老二门下冷落,惨淡经营,自己坐在讲台上,指手画脚,下面空空的地上,远远地只坐着一个颜回。关键是孔老二和颜回之间空空如也,隔得老远。我至今赞叹艺术的高超表现力!


正如,唯物主义所说:这件事颠覆了我们这些孩童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后来在1976年初,文革就要结束之际,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把村里唯一留下的“四旧”之一:村庙,嘻嘻哈哈地就给拆掉了。拆庙之初,我们都故意逃学不去,大约是受大人指使,因为虽然经过文革洗礼,村里的农民对拆掉庙宇还是不怎么放心。后来,校长在高音喇叭上一遍一遍地喊:某某某的儿子某某某,尽快到学校参加劳动。大人没有办法,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到了学校。然后,校长勇敢地往“大殿”顶上攀爬,一不小心,差点栽下来,但是,神灵保佑(神灵保佑不了自己),他抓住了一根椽子,终于爬了上去,把山墙上的一块瓦当揭下来,狠狠地摔了下来。


后来据说村上有些人家闹鬼,但那也只是我们嘴上嘻嘻哈哈的谈资,谁也没有觉得这与我们有何相干。


但是近年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让我们慢慢认识到文革对我的大脑构造的永久破坏。


大约是四五年前,我遇到一些信佛的朋友。我自己也读过一些佛教的故事,甚至南华经,心经,金刚经也曾研读,对色相,空空等概念也有一些体悟。一些信佛的朋友有意无意地提示我这点。有一阵子,有一个笃信佛教的学生,每隔一段时间,就到我家里来聊天,他几次赞赏我的“慧根”。他几乎希望我参加一些佛事。但是,我最后理性拒绝,而且,把那个学生也得罪了。他再也没有来找过我了。我不是不喜欢佛,但就是信不起来。


我对基督教一直很有好感。有一年去欧洲,在梵蒂冈参观,看着历代教宗庄严的墓地,我不无羡慕地对同行的朋友说:希望死后也埋在这里。在知道我的大姐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时,我在心里也暗暗为她庆幸——我知道她找到了通向内心宁静与和平之路。但是,我自己却没有勇气接受基督教。有一次,一对网友,知道我对基督教的态度,来我家聊天。临走,她们虔诚地为我祈祷——双手合十,嘴里念着祷词。我在一旁慌得手足无措,希望她们的祈祷快快结束。我们真的无法接受她们的美意。


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幸福地钵依一种宗教。我清醒地知道宗教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但是我的那一部分被永久夺去了,我无法放弃内心那些“愚妄”的理性和“邪恶”的执念。因为——小时候的文革事件在最恰当的时候,以最恰当的方式,介入了我的教育过程,改造了我的世界观,毁坏了我大脑构造中的信念区域。


3、文革——我们的人生课堂


文革时期,我们正式孩提时代,除了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感同身受之外,别的事情其实不大明白。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上学前,时间是在1969左右,我们对“辩论”特别感兴趣。“辩论”我们的土话叫“骂仗”。这是从大人们那里学来的。一般都像演剧一样,在开始之前,各自分配角色。你是某某某,你是某某某。这某某某都是有真名实姓的大人。这些人之间常常“辩论”,我们在在一旁看热闹,小孩子记忆力很好,能记住他们的每一句对话。我们的“骂仗”台词就是重复大人们之间的“实况”。现在好像就记得学过“余三”——我一个同学的父亲,他和谁“辩论”现在记不得了。


大人们常常是在辩论国家大事。当时的国家大事就是围绕文革的什么走资派、反修防修、刘少奇、红卫兵等等。我们模仿大人骂仗有两个东西必须“像”:一个是语言不能走样。大多数时候,那些政治术语,一个六七岁的小孩记不准确,旁边就会有人提示。另一个是骂仗的气势要足,不能输。那个时候,大人之间辩论是辩不出胜负的,就看谁的声音大。其实,两边的声音都很大。那么,怎么决定胜负呢?在大人们看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胜利了,对方输理。我们孩子看不懂,就看谁气势大。


上学之后,这种辩论衰落了。当时学校的道德教育就是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等等)。关于爱的教育除了对毛主席的爱,就是对公共财物的爱,即:为了保护生产队的一颗辣椒,你应该献出生命。至于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尊重,都是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东西,一概作垃圾摒弃。在家里我也想不起来大人们做过什么人生观的教育。有一次,三哥在院子里跳得老高,大声地宣称要和爷爷华擎界限,作为地富反坏右之一的爷爷只好沉默,他无法理直气壮地和三哥辩论——那是一个反向教育的年代。


当时,我们最有收获的游戏就是“偷”。今天想来,对我们这些恶行毫无负疚感,更无负罪感。“偷”一个是偷别人的东西,但绝对不是入室偷窃,这里的“偷”,仅限于树上的水果。几个小朋友,一个放哨,一个接应,身手最好的一个翻墙入内实施偷窃。偷来之后大家分享。还有一种就是偷外村来叫卖货的人,这时偷来的东西是让可以别人的羡慕的炫耀品。另外一种就是偷生产队的东西。果园里的果子,或者是菜地里的菜。几个小孩子,聚在一起,踩好了点,就在风高月黑的夜晚实施。偷到最后,我们会禁不住对自己家里的东西发起邪念——把大人辛辛苦苦藏起来的钱物偷出来挥霍。


文革时期,大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被扭曲,社会处于价值观颠倒的时期。我们没有接受应有的道德教育和行为规范,没有形成基本的准则和教养。就对自己的影响而言“祸及今天”。比如,很难对神圣的东西有敬畏感,自己的行为很多时候都会迁就外部环境,用权宜之计解释自己行为中的“罪责”。比如,说谎,在任何价值体系中都是一个“罪恶”,但在我们的价值体系中就成了“无伤大雅”的习惯。比如,辩论,我们大多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看谁的气势足,到最后,就是看谁的嘴脏——在我们集体无意识中,从来不是以脏为耻,而是觉得只要达到结果,肮脏就不是问题。我们这一代失去了反思和忏悔的基因。


4、泼皮的“自信”


去年的一天,在医院排队挂号。春节刚过,医院人很多。我快排到窗口了,突然后面插进一个人。我回头看,是一个60来岁的老人,排在他后面的人说:你怎么插队?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嬉笑着,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我心脏病,心脏病!然后就插进来了。在候诊区等待的时候,这个老人也正好在那里,他向老同伴们炫耀自己插队技巧,同伴竖起了大拇指。我想:真是坏人老了!那种歪坏的插队技巧,正是他们(我们)小时候常常引以为荣的把戏。想不到啊,尽管文革过去了50年,一回头,我们还在那里——仍在文革中。


文革中间流行一句话:卑贱者最高贵,高贵者最卑贱。这句话的前一句养成了我们(文革那一代人)泼皮式的自信,而后一句话则是我们打倒高贵的价值观和行为的理由。当时的环境是鼓励泼皮的,高贵则没有容身之地。我记得文革后期,我们十一二岁,有一种心理,就是努力把自己往“痞”的一方面发展。有一阵子,说话总是要带很脏的字。潜意识觉得那些“高贵”和“正经”的行为,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会让自己觉得不安全,于是,借着“高贵者最卑贱”的毛主席语录,对其极尽毁灭之能事。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性修养水平是在底线附近建立起来的。


比如,有一阵子,大概是5年级的时候,我们整体在劳动,修出了一条乡间公路。那个时候,班上的“领导”是几个劳动最卖力的学生。他们掌握着班上的话语权。有一次,大概是我没有好好劳动,班上进行批斗会。我忘了自己是不是站在台上低头认罪。但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得。其中有一个同学,也就是我们的班长,写了正式的稿子,他在历数了我罪状之后,给我戴了一顶帽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发言的末尾他宣布:剥夺我的权利。他没有说剥夺什么权利,但绝对不是劳动的权利。但这件事给对我的影响不是对我造成了多大羞辱,而是,彻底断绝了我们的人性中对“高贵”的认可。


文革后期(1973年左右),我们是三四年级的学生,暑假有时会去生产对劳动,一天是可以挣3分工,另一个是喜欢劳动间的娱乐。但是,我很快发现在劳动中最快乐的是“贫下中农”,他们口无遮拦,肆意调笑。地富反坏右只能低着头,偶然还会遭到冷不丁的“被幽默”——而你又不能还口。我是一个地主的后代,在那种极端压抑的气氛中感到恐惧,但又特别向往劳动间隙那种无拘无束的“贫下中农”的快乐。于是,即使在有一次遭到队长的公开侮辱之后,我仍然坚持要去生产对参加劳动。因为,这是我们向主流靠近的唯一方式,我内心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种“卑贱”人生观。


在那个自己很卑贱的环境中,我的内心积累起了一种非常邪恶的心态。其实,我们这样的人不会被当时的社会环境接受,是贱民,但是内心里面最不愿意“同流合污”的却是和自己同类的人——地富反坏右。比如,我(们)会在的日常生活中避免和自己的同类接近,最怕自己被归类到这一类之中。我们大概每一个这样的“贱民”都在心里认为:他比我更肮脏。从这个角度看,文革中间,“被解放者”建立了泼皮的自信,这种自信阳光灿烂,而被政治打上烙印的屈辱者,则努力向卑贱者诚服。在对卑贱的认同和趋近方面,我们或许比那些侮辱我们的人更加不堪。


5、我们(他们)这一代人的文革。


最近读了一些北岛写的散文,有怀旧的文字,也有交游的记录。北岛在国内的标签大概是右派,但他在国外却整天和各色左派混在一起。这一点儿不奇怪。国外左派和右派在民主问题上没有分歧。在国内他们都算是右派。让我意外的是,北岛在自己的书中为郁风、冯至和他父亲奉旨“高密”的辩护。由此,我似乎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文革遗迹。国内还有一批人比北岛走得更远、更甚,比如,汪晖、刘小枫、甘阳等新左派,他们成了皇城里的夜莺。


据阿英说,北岛在国外,一喝醉酒就要高声朗诵:天是阴沉沉的天。这是史诗《东方红》里的台词。对此,我一点儿都不惊讶。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不假思索的开始,我们张嘴说出来的是毛主席语录,张嘴唱出了的革命红歌。前几天,我还哼一首老歌: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这是70年代,我们饿着肚子在为生活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人民忧心的歌曲。


对于我们这些在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文革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过去式,它是现在式和未来式。文革的思维方式仍然活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比如,对集体主义的迷恋,对权力的崇拜。不管我们读了多少西方关于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著作,不论在讲台上我们如何高谈人的权利和尊严,等等,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不自觉地向集体主义寻求“支援意识”。我们也明白以卑鄙为通行证的权力的卑鄙,但是每遇到的权力,我们都会在内心弯下脊梁,献上膝盖。


那些自诩深刻反思文革的人也大多没有逃出这个窠臼。比如,1980年代反思的那一代(生于1950年前后,即:北岛那一代)。后来的事实以及未来的事实一直在举证他们如何从普罗米休斯起家到以撒旦为归宿。这一代人有大恶隐藏其中。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们作为反思历史的镜子来自苏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是他们的圣经,十二月党人是他们的耶稣。他们一直没有走出开明专制的阴影,他们心中向往的永远是一个人性洋溢的君主。


第二、他们中间即使最激烈的反思并否定文革的人,很多却是以文革的方式反思文革。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否定的是别人的文革。一有机会,他们就可能发起自己的文革。他们是历史王朝更迭理论的继承者。这些人的特点除了权力崇拜和集体主义之外,还有就是决不妥协的精神,这是文革暴力的来源,也是当下暴力政治的基础。这些人在文革的宏大叙事中修炼出了一付救世主的下水,一但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强迫民众为他们的神圣使命卖命。


北岛那一代,还有我们(代表60年代)这一代人,真正对文革反思的是那些首先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有罪,并真诚忏悔的人(即使他们没有参与文革)。他们不会原谅自己,但是会宽恕别人。他们有真正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而不是以此作为招徕(比如,摩罗等)。他们不是为自己谋取权力,而是为别人争取自由。他们当然希望救世,但不是以自己的君临天下,而是以法治宪政和民主政制的建设和推进为路径。这些人是中国20世纪初几乎孕育出来,但后来又绝种的一代国家精英。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些极少数幸存的国家精英,已经被权力以及被权力改造的佞众们彻底污名。


今天我们反思文革,重要的不是控诉过去文革的罪行,而是遏制今天文革的重演,并站起来为那些被污名的高贵的灵魂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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