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民:1967-1968年的省级权力机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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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力民  


1967-1968年的省级权力机构嬗变

  

黄力民

   

   1967年1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羁押中去世,山西省最高权力已于半月前落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手中。事实上,中国所有29个省市区的党委、政府都在1967年1月中止,29名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已有云南省阎红彦自杀,北京市彭真、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河北省林铁、甘肃省汪锋被撤职,余下的人也都将等待命运的安排。

   1966年12月26日中央文革成员出席毛泽东生日宴,毛泽东作惊人之语“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八天后张春桥、姚文元赴上海策划夺权,1月6日上海造反派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1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致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赋予上海夺权的合法性,事实上宣告全国省级权力机构的中断。

   此后,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山西1月14日《夺权通告》,30日刊登“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1月22日夺权消息,2月1日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2日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3月2日播发山东省2月3日夺权和革命委员会成立消息。3月31日《红旗》杂志社论为新的权力机构正名,毛泽东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新生的上海市、山西省、贵州省、黑龙江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加上4月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是全国首批六省市权力机构嬗变。自此到1968年9月5日,文化大革命围绕这一目标而进行。

   “夺权”的构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称“农村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发布《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决定不等到“他们夺取政权”,8月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发起炮打中央司令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各地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原有各级权力机构逐渐呈现瘫痪状态,最终等来以“一月风暴”形式出现的最后一击。

   29个省级权力机构的嬗变过程极其复杂,按夺权与过渡方式划分为四类:首批六省市直接夺权,军事管制委员会统辖下的八省市区夺权,九省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夺权,六省区其他方式夺权。

  

一、 直接夺权的沪晋鲁贵黑京六省市

  

   北京市实现首批夺权,当属高层的战略安排,先是群众组织大联合、成立北京市各界的代表大会,然后成立市革命委员会,以这样按部就班的方式作为全国夺权的表率。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因派工作组事遭各方攻击,十一中全会后就离开职位,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谢富治担任,原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等为副主任。

   关于上海、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五省市直接夺权的背景,是否有高层特别指点,各种说法不一,但合适的领袖人物显然是能成为首批夺权的首要条件,如毛泽东所言“山东出了一个王效禹,贵州出了一个李再含。”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是手眼通天的弄潮儿,张春桥、姚文元就是中央文革成员。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到任3个月就遇上文革运动,对于黑龙江省干部、群众而言政治上干净。潘复生、王效禹、刘格平都曾在党内斗争受处分,能吸取教训、应付复杂局面,也可能成为脱颖而出的基础。

   潘复生、刘格平是老革命、八届中央委员。潘复生有省军区司令汪家道支持,汪家道成为黑龙江省革委会唯一的副主任。刘格平的有力支持者是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1月7日张日清就致电中央请求允许军队介入地方文革。

   李再含是军队干部执掌革命委员会大权第一人,贵州省革委会还结合了原省委书记、省长李立为副主任。李再含1937年入伍,1949年后一直在云南军区、贵州省军区任职,1960年晋升大校,1964年9月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应当没有特殊人缘。机遇在于十一中全会后成立贵州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时,组长是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李再含是副组长(注

   各省市区党委文革小组组长规格不一,如四川省是省委副秘书长周颐,西南局是书记处书记刘植岩,河南省是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李再含很早介入地方文革,得风气之先,他的军入身份使之不必担心自身安全,副组长身份能近距离观察省委各当权派的种种表现。王力回忆录称李再含是军队中少有的较早就认识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以个人名义直接向中央发多份长篇电报,批判贵州省委、报告贵州文革情况,“对毛主席有很大启发,认为贵州有李再含就行了,这也是毛主席考虑部队支左的一个现实来源。”

   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山东省2月3日夺权时有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山东省当时的“三结合”却是有缺陷的。山东驻军非以主导方式介入地方文革,军队干部仅有济南军区副司令杨国夫,省军区司令童国贵、政委何志远、政治部副主任赵修德参加省革委会下属的生产指挥部、文革小组,山东省革委会与济南军区支左指挥部(副司令张仁初主持)在行使省级权力上分割不清。3月底省革委会发起“反复辟”时与军区严重对立,4月27日山东各方负责人被召至北京解决问题,中央明确“部队除了军队指挥大权以外,其他各种大权都归省革委,大军区也参加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作主任委员,杨得志作副主任委员”。5月9日正式批准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12日又通知韩金海、王竹泉、赵修德为副主任。

   最早夺权并且是“奉旨”行事的上海市却长时间是全国仅有的“两结合”!这个由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任主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没有军人副主任,要到三年后的1970年3月才任命空4军政委王维国、上海警备区政委刘耀宗、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任副主任。

  

二、 八省区的军事管制:粤云苏青皖浙藏闽

  

   整个一月份全国都在发生夺权:夺权大会、夺权声明、夺权公告、进驻大院、抢夺印章等等形式不一而足,但大多数没有获得批准(其中也包括北京市造反派1月18日夺权),而省级权力机构陷于瘫痪已是事实,面对混乱局面的对策是军队直接接管。1月21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请求支左报告批示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引出1月23日中央《支左决定》。2月25日,周恩来紧急召集各大军区领导人开会,要求各级地方军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指挥,夺权步伐因而放缓。

   2月底西藏军区党委奉命代行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权力,3月份决定对江苏、广东、青海、安徽、浙江、云南、福建七省实行军管,5月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军管会。关于安徽省军管的中央文件指出,军管会要“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

   ⑴ 广东省

   2月27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否定广东省夺权,考虑即将开幕的广交会,决定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还建议类似情况的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阅批同意。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任广东省军管会主任,政委刘兴元、省军区政委陈德任副主任。次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主任还是黄永胜,副主任有新任军区第三政委孔石泉、副司令邱国光、参谋长阎仲川、省军区司令黄荣海,以及原中南局第三书记陈郁、书记王首道等。

   ⑵ 云南省

   1月,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自杀,昆明军区司令秦基伟靠边站。2月27日决定云南省实行军管,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任云南省军管会主任,副主任有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副司令陈康,省军区司令黎锡福、政委张力雄。省军管会成立后,军队内部矛盾、支左分歧严重,6月29日谢富治、王力在昆明召开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李成芳、张子明、黎锡福军管会职务,改由陈康、张力雄主持省军管会。改组后的军管会历经半年多云南形势仍不能扭转,又于1968年1月在北京召开两级军区、第13军、第14军负责人会议,陈康、张力雄遭批判。2月,中央开办云南省学习班,赴京参加人员近2000,由中央学习班办公室主任、工程兵政委谭甫仁主持。5月谭甫仁正式任昆明军区政委、党委书记(没有查到谭甫仁任军管会主任的记载)。

   8月昆明军区党委请示成立云南省革委会的报告获批,主任谭甫仁,副主任陈康、鲁瑞林(昆明军区副司令)以及原省委书记周兴、刘明辉等,黎锡福与13军政委段思英、14军副政委成泽民只是革委会委员。

   ⑶ 江苏省

   3月10日中央复电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否定江苏省夺权,决定成立江苏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任主任,副司令张才千、副政委周贯五、省军区司令赵俊、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副主任,5月24日增补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长杜方平为副主任(注

   梁辑卿、吴大胜、杜方平即著名“梁吴杜事件”主角——运动初期三人任江苏省委南京大学工作队副队长,后反戈一击,揭发工作队内幕)。

   1968年3月中央指示第60军负责江苏省的支左,批准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任主任,省军管会负责人只保留了吴大胜一人任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副主任还有60军政委杨广立、27军副军长王珽,以及原省委书记彭冲副主任。

   ⑷ 青海省

   1月29日青海省夺权行动导致省委、军区内部意见分歧,军区机关本身亦被夺权。2月23日发生青海日报社枪杀事件,173人死亡。事件先以“平定反革命暴乱”上报获认可,在反击“二月逆流”背景下,高层下令查明真相。3月24日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称青海日报社事件是反革命政变,决定成立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是兰州军区副司令兼省军区司令刘贤权;枪杀事件责任人、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隔离受审,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王昭隔离反省。8月12日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贤权任主任,军区副司令张江霖以及原省委副书记薛宏福等为副主任。

   ⑸ 安徽省

3月27 日中央文件否定安徽省“1.26夺权”,决定实行军管,并派60军部队进驻安徽。派南京军区副司令钱钧任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省军区司令严光、政委宋文、二炮52基地司令廖成美、60军政委杨广立任副主任。7月,中央认为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严重错误,驻江苏淮阴的第12军奉命移防安徽主持三支两军,省军区独立1、2师编入12军序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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