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非青非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7 次 更新时间:2020-07-09 21: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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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来源 |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下面的故事,是真实的经历,不是编小说

   四十多年前,我所在的贵州小县城凯里周围,迁来十几个隶属于第四机械部083系统的“中央厂矿”,好像雨天后林子里的蘑菇一样,散布在四周的山旮角里。接着,在每周例行的“赶场”时,原本熙熙攘攘总是晃动着靛蓝土布衣、苗家百褶裙的街市,突然也从四面八方涌进好多劳动布工装,他们不太讲价的采购,崭新的一色穿着,和掺杂着地方方音的普通话,让这个小镇,变得有些异样。

   老街上的本地人——我们叫他们“凯老街”——当然有些自惭形秽,毕竟人家是拿工薪的,就连1956年建立自治州以后逐渐迁来的那些地方干部子弟——我们叫他们“州委子弟”——也觉得有些望尘莫及,因为他们一开口的那些“北京话”,不管说什么,总觉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能说的调调儿,尽管有的北京话已经羼了很地方的方言,但远来的和尚好念经,这话真的是千真万确,他们俨然成了这里人的时尚象征,凡是沾了他们的边儿,甭管是衣服、语言还是走路的姿势,就挺着胸脯很荣耀。不过,他们对本地人的傲慢神情,也使得本地土鳖对他们有些羡妒交加,这种情感常常惹起事端,在我的记忆里,为了不知什么事儿就大打出手造成流血事件的就有十几起。

   这都是陈年旧事,本来,事隔几十年,也都淡忘了,或者已经埋在心底,不太愿意翻出来,可最近看了王小帅的电影《青红》,才再度钩起我的回忆。不过,《青红》说的是省城附近应该是011系统的故事,和我在的黔东南凯里不同,而且王小帅是那些“外地人”的后裔,他说的故事,也是外地人(以上海人为代表)的故乡依恋,以及对本地人的无端拒斥。也许,关于外来人和本地人故事背后,还有关于文明和落后的理解,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之间乡土认同的差异等等,然而,我这里要说的,是那个世界里,有三个既不能进入中央厂矿的外地群体,又不属于凯老街和州委子弟等本地群体的青年人的故事,夹在“本土”和“外地”两者之间,也许他们的经历和心情,比起青红来就更复杂,所以,我的题目叫“非青非红”。 

  

   壹

  

   我和我当年最好的朋友刘元、惠伦,既不是凯老街或州委子弟一类本地人,也不是六十年代三线内迁时来的外地人。我们三家都来自北京,却是在六十年代初从各部下放来的,刘元、惠伦家是冶金部的,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地,会把他们从冶金部下放,这里并没有什么需要冶炼的。刘元的父亲在州委党校当教员,因为他有文化,算是读书人。惠伦的父亲在县机关,那时他还年轻,记得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篮球好手,放在现在,算是县城里的迈克尔乔丹,后来还当过县篮球队的教练,但当时他的正经工作,好像是县政府的一个小科员。我家则来自外贸部,父亲虽然出身大学的外贸专业,又曾经在南京军政大学当过教员,但自打一参加革命工作起,就因为好乱发言的脾气,始终在被戴帽和下放的边缘摇摇晃晃,虽然混过了好几次风浪,但终于在六〇年最困难的年头,被驱离外贸部,赶到凯里这个贵州东南边缘的山城。

   和我家一起下放的,还有另外三家。一家的男主人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陈叔叔,他后来托人走关系,在文革前就回到北京外贸学院教书。另一家是学西班牙语的韩叔叔,他大概是单身,高高瘦瘦的,至今我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我家全部离开凯里,他却还在当地苦撑。最后还有一家,男主人赫赫有名,是当过蔡元培先生秘书的高平叔先生,他后来回天津当教授,编了《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年谱》,据说,1952年他从美国回国的时候,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还特意接见他,本算是“海归”的大教授。可那时他从一级教授降到三级教授,从三级教授降到普通教师,从北京下放到凯里师范,最终连语文课也不让他上,只能在巴掌大的资料室里管理图书。他的太太姓张,传说是莎士比亚专家,英文极好,个子高高的,常常模样很奇怪地,用大扁担挑着两个小小篮子去买菜,篮子里左一棵白菜,右一个茄子,也许连五斤都不到,晃晃悠悠摇摇摆摆的,却也成一副担子,惹得当地剽悍的苗家汉子常常大笑,仿佛看西洋景儿。

   七十年代上半叶,文革高潮已经过去,这几家也从被惨斗的牛鬼蛇神中逃脱出来,大体过上了正常的团聚生活。插队农村的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好工作,但大多也都回城。三线内迁早已是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些外地人渐渐熟悉了这个民风强悍的山城,而本地人也看惯了这些自倨自傲的外地人,在赶场的日子里都混在一起。可是,本地和外地的认同感始终是泾渭分明,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从上海、从北京、从四川内迁的人,其实很悲惨,他们的心里,一方面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悲哀,一方面却是城市人对本地人的无端傲慢。他们身在苗乡却保持着外地人的口音、衣着、圈子,本地人对他们的敬畏,又增加了他们的自负。特别是,当时从下乡的知识青年里招工,因为是中央级厂矿,又是保密的电子设备生产单位,所以要选根红苗正的,只有本土优秀和纯粹的年轻人,才有可能进入这些地方,这种优选法把地区的差异和出身的差异,又加上了文明(技术)的差异,更激发了他们的倨傲和狂妄。凡是被招进去的本地人,虽然是本地出身,却因为沾了中央级的光,也都仿佛高人一等,迅速地认同了“中央”而背弃了“地方”,穿着劳动布工装挺着胸脯对我们也操起了北京话,连国骂都是“我操……”,省略了后面的宾语,也显出了连骂人都比你文雅。

  

   贰

  

   刘元、惠伦和我当时都二十一二岁,因为家庭有问题,进不了中央厂矿这个高门槛。一开始,我们都曾经想过这个路,可是,当招工的人从鼻子里喷出蔑视的气,眼睛里露出嘲笑的光,我们就知道无望,再也不心存妄想。惠伦的父母情况好些,就落在一家叫做红光化工厂的小厂,算是有技术的产业工人。我则因为父亲母亲的缘故,只能靠我在乡下插队时曾经做过砖瓦的本钱,好不容易混进了县砖瓦厂,仍然干着用手工打砖打瓦的活儿,只是每月有一份薪水,吃饭有一个食堂。刘元最惨,他父亲文革初期被迫害自杀,全家落了个“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家属帽子,所以,只能到一家国营饭店去做厨师,虽然饭店吃得饱,但在一般人心中,地位就比起工人阶级,特别是比起中央厂矿产业工人来,差了不止一截。

   不过奇怪的是,进不了中央厂矿的我们,也不大能够融入本地人的群体。尽管我们在家说的北京话,可能比中央厂矿的人还地道,但是,因为在地方,所以够不上中央那一级;尽管我们在外也操着地道的以镇远腔为基础的“州委机关”话,可是因为出身不是本土,好像也不那么被当地人认同,有些像两边不认的夹心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罢,我们三人之间关系特别好,每当周日我从乡下的砖瓦厂回到县城,大多数时间都会和他俩聚在一起,何况我们恰恰都是当地最好的乒乓球手,所以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在找地方打球。

   进不了中央厂矿做学徒工,多少有些受屈辱的感觉,所以总想找机会“复仇”,哪怕是象征性的赢回自尊。大概已经是1973年罢,我们这支没有单位的杂牌球队到处南征北战,几乎所向无敌,于是,也找中央厂矿的乒乓球队下战书,那时候,据说是生产过人造卫星部件的凯旋厂和208厂都很牛,一个南京人和一个上海人,年纪比我们大一些的,都曾经拿过地区的冠亚军,也许他们觉得我们是土包子队,但也许也知道我们厉害,为了保持荣誉,他们常常借口忙而不太应战。只是架不住挑战多了,起哄的人多了,也激起他们的好胜心,终于约定了在秋天的一个周末,派卡车把我们拉到208厂里决战。

   现在想起来,那一场球的观众好多,气氛也紧张,有点儿像武林以生死决胜负的意思,上场的人也不怎么互相寒暄,而观众呢?却在四周一个劲儿地鼓噪。这场球也许是我一生记忆中最难忘的,近四个小时,惠伦赢了两场输了一场,刘元也赢了两场输了一场,而我,先是莫名其妙连输了两场,但是,最后却像绝地反击,在决定性的第九场,面对曾经号称第一高手的那个南京人,居然演出了一场惊天大逆转。

   再搭敞蓬大卡车回到县城,已经深夜,那时的县城里没有几盏灯,到处是黑漆漆地,下车后我们都没有回家,也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举杯豪饮或者彻夜狂欢,只是在一柱昏黄的路灯下面坐着百感交集,直到三四点才默默分手。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这次比赛,其实,我们都参加过上到省下到县的各种比赛,但是,哪一次也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让我震撼和难忘,经过九场几乎四个小时,最后我们赢了,可是赢的时候想到的,却是我们曾经被这个“中央厂矿”拒之门外。                        

  

   叁

  

   尽管赢了轰动一时的比赛,惠伦还是在厂里每天上班开机器,我呢,那时已经转到龙头河畔的农药厂,每天围着灶台用熬骨头的动物油制造土肥皂,而刘元则还是在凯北饭店当他的白案厨师整天揉面。在那个既不抓革命也不促生产的年头,人好像没有任何其他念头似的,在时间里面漫无目的地磨蹭,只是当提到打球,想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才会精神一振,但很快又黯淡下来,毕竟中央厂矿的人还是挺着胸脯来赶场,本地人还是抱着团儿敌视着外地人,我们还是三不靠,只好自己打自己的球,没有人知道我们曾经用这种赢球的方式来自欺欺人地唤回自尊。

   在平平淡淡的时间流逝中,生活也有些变化。在饭店的刘元有了女朋友,不太来打球了。据说是一个在当地很出众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和刘元很般配,因为刘元也是一个相貌很出众的男孩,中等个头,皮肤很白,脸方方的,嘴上有淡淡的黄胡须,一直很招女生缘。恰好那时我去了县宣传队帮忙写剧本,惠伦好像也在秘密进入谈恋爱的阶段。这一来,大家就渐渐很少聚会了,只是在周日的时候,还偶尔见上一面。

   记得是1974年夏天,每天晚上我都在山上宣传队的住处无聊地翻闲书,有一天晚上,有人突然来告诉我说,刘元住院了,是传染性的肝炎,大概是因为饭店不卫生的缘故,又过了两天,又有人来告诉我,刘元死了,死于喝酒,本来他有肝炎不应该喝酒的,但是这时他的漂亮女友因为嫌他家是反革命,又在饭店工作,提出和他分手,他受不了,闷头喝酒,于是导致了肝昏迷,那个时候州医院条件很差,回天无力,他就这样死了。我匆匆赶到医院,看到刘元的姐姐和弟弟在,看到刚刚换好敛衣的刘元,脸上白白的,毫无表情,只是头发从额头上落下来,仿佛被汗凝成了一缕,停尸房里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一点儿声音,奇怪的是,他姐姐和弟弟也都也不讲话,好像司空见惯似的,直到我默默走出门,他姐姐才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她煞白的脸上面无表情,其实我知道她很爱这个弟弟,或许是早就已经过度透支了悲伤,这时已经恢复平静了?

   我没有哭,也哭不出来,昏昏然地走回宣传队所在的山上,路两边的树木在夜风中飒飒作响,我高一脚低一脚,至今不知道怎么会走回去的。

  

   肆

  

   我越来越相信“祸不单行”这句话。刘元死后,也许是因为照顾他的缘故,他妈妈也染上肝炎,只好成天躺在床上。这一家从北京来的时候是六口人,两个大人四个兄弟姐妹,可是现在却走了两个,父亲和长子。刘元的姐姐刘萍比我高一班,是学校出了名的美人,在1967年组织“苗岭展新图”演出团的时候,她是幕间朗诵者,因为当时模仿大型革命歌舞剧《东方红》,朗诵的人是主角,挑选很严格,可她一来因为从北京来,口音好不必说,二来是人长得漂亮,所以一下子就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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