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对市场经济的一个“美学”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4 次 更新时间:2014-10-11 1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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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立俊  

  

  内容提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是市场经济效率、公平和至善的完美融合。中国市场经济完成了效率阶段,正处在向公平和至善转变的关头,面临各方面的掣肘。去年的三中全会《决定》试图确立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核心,启动下一轮经济社会改革,这是推动中国经济走向公平和至善的正确选择。但目前,这条道路正在遭遇重重阻力。市场经济是一个在外部前提保障下,具有自发导向公平和至善的逻辑过程,《决定》呼吁的市场改革,正是想通过体制和机制的革新,为市场经济回到良性发展轨道创造前提保障条件。但是,市场经济顺利达致“美”的至善的目标需要依权力社会向权利社会转变的“前提支援”。

  

  关键词:市场配置资源、决定作用、合规律性、合目的性

  

  

  2012年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之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挑战,旧体制和新形势的矛盾异常突出,冲突异常激烈。从哪个方面入手,如何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完成中国社会、经济的平稳转型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艰难选择。新一届领导希望从市场改革突破,启动中国新一轮社会经济改革进程或者是一个好的起点。从啄食顺序来看,经济改革是一个容易凝聚共识,可以迅速推进,且普惠效应较大的改革领域。另外,从长远看,市场经济改革可以内生出对社会其他重要改革内容的需求,进而为整体的社会改革创造条件。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决定》产生的一个背景。但是,目前来看,这一条道路阻力重重的道路。

  

  回到“好的”市场经济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经济含义,如果用最短的语言来概括,就是两个字——市场。市场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条或细或粗的线条。改革开放之初,市场是作为计划的补充提出了的,后来衍生出以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理念,再后来形成以市场为主体的逻辑思路。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努力。但是,诡吊的是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被市场解放出来力量,比如,垄断和利益集团萌生、发展并做大,开始扭曲新生的市场力量,使市场越来偏离其本源,走上了被扭曲和“变坏”的歧路。新世纪的整整10年,市场力量在中国迅速聚积,同时,也开始不断滑向“非良性的市场经济”。今天,是放弃市场,让垄断、利益集团以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彻底绑架中国经济,还是通过改革,去除依附在市场身上的恶瘤,使其回归本源,回到良性的轨道上来呢?这是一个必须回答,但一再耽搁的问题。

  

  去年的《决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清理扭曲市场发展的不良因素,破解阻碍市场发挥作用的惰性力量,让中国回到“好的市场经济”,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正确回答。《决定》试图以深化改革为导向,深化改革以确立市场体系为内容,而改革市场的目标则是重建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和机制,即:重建“好的”市场经济。因此,我们看到《决定》围绕建立市场体制,所有的改革措施和步骤,包括弱化金融管制,消除国企垄断,扩大对外开放,以及负面清单管理、政府机制转换和司法独立等,都是去除对市场的扭曲力量,通过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自发生成创造力和约束力,以此引导中国经济真正走向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和过去的历次市场经济改革的可能不同是,此次改革确定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目标,而不是借助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即:市场不再是手段,市场经济本身是改革的目的。这是一个理念上的巨大飞跃,但需要另一个理念——执政理念的转变来辅助才能实现。

  

  市场向善的逻辑与路径

  

  市场的发展有一个内在的善的指向,这个指向是一个符合自身逻辑的理性过程。市场遵循内在逻辑,在理性的指引下自发形成良性动力。但是,市场的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自然的向善过程,即:市场不能必然地良性发展。市场的良性发展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即:市场发展的刚性、不可或缺的环境要求。过去十几年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一度被扭曲,这不是市场本身(善的指向)的失败,而是市场发展前提缺失的必然结果。垄断不是市场的自然趋向,利益集团不是市场的必然结果,公权自肥更不是市场的宿命因果。消除垄断、消除利益集团和消除公权参与,这是市场良性发源和良性发展的外部前提。市场的发育、发展需要一个外部的保障前提,只有在这个保障前提必备的前提下,市场的良性发展才是一个遵循自身逻辑的自发过程。这个保障前提一个是政府的积极干预,即:建立良好的法治基础,另一个是政府的消极干预,即:消除垄断(包括自然垄断),减少权力干预(去除政府的经济人动机)。

  市场的发展逻辑还表现在:它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或者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一个方面是对内在目的性的否定之否定,另一个是对外在依存条件的否定之否定。市场经济的最初目的是达致效率,这是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第一步,在人类已经发明的经济形式中,总体而言,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但效率并非效用,也就是说效率并不能天然地满足人们的内心需求(效用)。实现公平是效率之后人们对市场的效用的必然要求,而公平正是对效率的否定之否定。公平高于效率,同时包含了效率。但是,市场并不在公平之处止步,它通过否定之否定向更高的目的(指向)——至善运动。“至善”是对效率和公平的再一次扬起,是市场经济的最高效用形式。市场对外在条件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和内在过程相匹配,在效率阶段,市场要求的外在条件是“自由”,也就是自由市场阶段(古典市场经济,亦可称为“德治”)。在公平阶段要求的外在条件是“法治”,这是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在市场经济的至善阶段,其外在条件必然是“人的彻底解放”,是人类的充分自治阶段,也即是成熟的政治民主阶段。

  

  《决定》确立的市场经济:目标与风险

  

  《决定》引发的一轮新的改革被比作“壮士断臂”,说明这是一个闯关行动,其中的艰难和风险不言而喻。第一、前一时期,市场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孽生了强大的利益关联体,他们是坏的市场经济的获益者,也是拼死维护者。第二、前一时期,效率导向的市场经济导致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化机制,这种机制固化了社会流动通道,且正在压抑和窒息改革力量。第三、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甚至把法治等也作为妨碍效率的累赘,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法治体系被削弱,甚至被践踏。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的目标和任务其实不是市场自身的建设,而是通过引入外力和激发内力,完成三个任务。首先是把依附于市场,且阻碍市场的“坏势力”从市场体系中清理出去。这些“坏势力”包括政府的过度管制、利益集团的掣肘以及国有企业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其次是通过体制改革,确立司法独立,恢复法治权威,为市场经济从效率阶段向公平阶段过渡创造条件。最后是引入新的改革推动力。比如,通过内部治理权的对外开放,引入负面清单、前国民待遇以及竞争中立,引入“好的市场经济”的利益主体,使之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推动力。

  

  《决定》启动的市场改革“理论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它旨在解决过去经济发展积累起来的问题,也着眼确定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这次市场改革宣称志在必胜,实际上风险巨大。第一、此次市场改革是全方位的、整体的改革,而不是单项的、局部的突破。整体改革,面对复杂的市场结构和微妙的传导机制,牵一发动全身,很容易引发小概率事件,酿成全局性风险。第二、过去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发展,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使社会整体的心理承受力较弱,触动利益格局的改革措施容易触发社会风险。第三、此次市场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迟到了的改革,既成事实的社会分化和经济分化导致社会断裂,全民共识难以凝聚,市场改革遇到类似法国大革命前的难题——善意的推进改革甚至比恶意的拒绝改革风险更大。上述风险是市场改革面对的巨大成本,更是本次改革之所以阻力重重的原因所在。此外,本次市场改革还面临另一个风险,即操作风险。要做到风险可控,除了各项改革方案万无一失之外,改革过程不能有任何操作失误。由于系统的放大作用,一个小小的举措失当,都可能招致系统坍塌,或引发全社会的非理性反对,使这场没有退路的市场改革半途而废。从目前情况看,改革进展不如人意,其原因是这个市场改革缺乏权力结构的“前提支援”而遭遇了内部阻力。政治体制决定的权力结构是中国不论大小,所有改革面临的最大的现实风险。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市场经济

  

  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一个“美学”概念,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是把市场的效率和市场的道德统一起来,让人们在追求财富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至善”的目标。但是,经济学以人的私利为出发点(从大的方面看,就是强调私有化),这先验地为经济目标(财富目标)打上了“堕落”的印记。经济目标和道德目标在经济学的框架中似乎不能两全。亚当斯密当年就看出来其中的悖论,因此,把《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分开来写。亚当斯密大概是想用两个不同“王国”的力量的制衡来揭示人类生活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引入了理性和期限结构,其实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效率和至善,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一个人如果把人生的期限结构调整为2期,或者3期,理性计算就能导致效率和公平,财富和至善,乃至规律和目的的最后统一。1期的人生,只考虑眼前,或者短期,投机是当然的目标。2期的人生则要考虑余生,因此,目光长远,投资是必然选择。3期的人生关怀身后,追求思想高度和精神遗产,就会投资慈善。因此,经济学只要把理性和期限结构植入分析框架,或者,只要理性和期限结构是人性的一部分,或者只要制度使人和组织导向理性和2期结构或3期结构,“好的”经济学不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能够符合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个体的人理性有限,生命有限,可能是1期结构,最后导致失败。但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绝对不能选择1期结构,从根本上讲,那样会导致种群的失败。另外,集体理性和社会(国家)延续的长期性最终会阻止一个社会(国家)长期选择1期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正在面临一个发挥集体理性,矫正发展路径,回到2期结构,乃至3期结构的社会经济发展轨道的关口。三中全会的《决定》值得肯定,值得期待,原因就是它排除横议,坚持市场经济道路,同时,力求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竭力消除影响市场正常发育的,包括政府功能在内的“负能量”,努力推动市场经济从1期结构,向2期、3期结构转变,从“非理性繁荣”向理性稳态转变,从效率原则,向内涵了效率的公平原则转变。这个过程如果顺利,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在效率平稳增长的情况下,效用几何式增长,中国社会发展可以在财富均衡增长的前提下,社会矛盾得到缓解,社会共识得以凝聚,为下一步经济从公平阶段向至善阶段迈进奠定基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一个美学境界,也是一个美(至善)的社会必然追求的境界。《决定》试图开启了这个自然演进和必然追求的辩证统一过程,试图实现中国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完美结合的市场经济梦想。从这个意义上,目前由于权力结构对这个过程形成的“堰塞湖”垃圾再多,阻碍再大,也终将被时间和历史克服。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可以拖延一时,但终将实现。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美的历程,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

  [2] 亚当斯密(英),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版

  [3] 亚当斯密(英),谢宗林译:道德情操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4] 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三联出版社,2013年版

  [5] 俞可平: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01):10-15

  [6] 张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红旗文稿,2013(0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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