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文革是增长社会理性认知最好的历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73 次 更新时间:2016-03-12 11: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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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人介绍:

   王海光,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爱思想网学术委员

  

   访谈人:

   李乐,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现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爱思想学术观察员曹柠对本文亦有贡献

  

  

引言

   党校教授总给人神秘感。他们既是专业领域的学者,又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体现“党性”。在两小时的访谈中,王海光教授所展现的穿梭于史料的洞察力,对学者身份的自省,处在体制内又保持旁观视角的冷静,不断刷新我对党校教授的认识。这源于扎实的学术研究。从文化大革命史、中国当代户籍制度,到当代中国政治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均做出详尽的考证和大量有创见的研究,同时,不断探索当代史研究的路径。

*王海光教授


   今年是文革发生五十周年,也是结束四十周年,如何反思这段沉重的痛史是我们绕不开的议题。成长在文革岁月中的王海光教授,对文革的讲述既有来自个人的记忆底色,也不乏作为研究者的观察和分析。尽管研究仍然禁区重重,王海光教授为我们展现了文革研究的魅力与可能性。

  

文革研究

  

   爱思想:您曾撰文对67年的一份传单《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进行了解读和考辨,认为这一传单的出现“表现了中共党内对这场‘文革劫难’进行深入思考的思想水准”。您也曾撰写《一个历史学家的杨小凯》,对经济学家杨小凯的《牛鬼蛇神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文革初年的集体癫狂中也不乏清醒的思想者。您是怎样看待个人思考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在一个偶像崇拜,众口一声的时代,个体能保持独立思考的条件是什么?

  

   王海光:多年前,我在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时,翻检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这是一篇观点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夺权的纷乱中,多数人是被动地盲从“革命”,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份审视时局的清醒,而能够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敢言者又更少。这份传单的作者却挺身而出,直抒胸臆,谴责这场运动将党和国家带进了“水深火热”,这不仅要有卓尔不群的思想品质,更要有敢作敢为的救世情怀。

  

   爱思想:当前学界对于文革的反思和研究处在一个什么程度?

  

   王海光:去年九月在上海有一个文革史研究的会议,可以参考《上海思想界》这本刊物,中间有我对现代文革史研究的评价。总体来看,当今的文革史研究,有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文革史研究进入知识更新的新阶段。一是对过去知识的再反思,比如早在拨乱反正时期就被否定的个人崇拜问题,如何对待党、领袖、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重新认识文革发动是否具有合理性问题,重新认识反腐败运动的问题,这些实际上都是80年代提出来的课题,在当前又重新被提出。二是进入了多领域、多角度、多视野的研究阶段,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开始把他们的专业触角伸到了文革学的领域。三是在史料方面和方法方面都有新的突破,首先是口述史料的大量出现,许多“文革”当事人写了回忆录,如林彪事件的涉案人,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回忆录,披露了许多人们过去不了解的文革高层政治的情况。再就是来自海外的史料,如沈志华主编的美国情报局对华资料、苏联档案资料、中苏关系档案资料等等,对中国的文革研究者来说,这是打开了一扇大门,可以把文革的问题放到世界环境中去认识了。再就是在研究上,从过去的宏观研究,扩大到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从过去的高层政治史研究,扩大到地方区域文革史的研究,基层社会文革史研究。这些都带来了文革史研究的新气象。

  

*《上海思想界》2015年第10期

  

   爱思想:您觉得文革研究中还有那些突出的问题?

  

   王海光:当然,文革史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是历史虚无主义问题,因为文革是一段非常沉重的痛史,面对这段历史,是需要勇气和担当的。现在的情况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多已经退休了,许多人只想安度晚年,不愿再谈文革。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文革,大多是凭想象乱谈。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网络乱象:非常热闹,但知识含量不大。所以,文革史的研究方向就是搞实证研究,先把史实搞清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左倾思潮的回潮,当前的左倾思潮有两种,一种是翻文革案的思潮,一种是翻改革开放案的思潮。第三个问题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返祖”现象。近来,有些官员又重新翻出了“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上议论纷纷。这是一种文化返祖现象,倒退到拨乱反正之前的中国了。第四个问题是对当年反思文革的再反思。即由“彻底否定”转为“彻底反思”,首先要盘点一下文革给我们国家留下了什么负资产。我认为,文革留下的最大的负资产,还是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方面。对于政治制度方面的弊端,大家已经说得很多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民主法制建设的各种决议、文件、书籍也都出了不少。但看出问题是一回事儿,解决问题是另一回事儿。解决问题是利益博弈,需要平衡的因素很多,这里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去平衡。这就是政治文化的问题了。

  

   爱思想:似乎当局对文革的评价态度很暧昧,这背后反映出权力高层怎样复杂的心态?

  

   王海光:真不好说。体制内一些现任官员的文革言论和思想回潮的出现,当然有着很复杂的各种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年对文革的拨乱反正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又与当年对文革研究采取的历史实用主义态度有密切关系。以行政方式设置文革研究禁区,满足于在政治上定性,这是不能够引导全民认真反思文革、总结文革教训的。

  

   爱思想:秦晖把各界对文革的态度简要分为四种:体制内肯定、体制内否定、反体制肯定和反体制否定。您是否认同这种评价?

  

   王海光:这是他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最好不要给研究贴标签。因为讲肯定和否定时,我们都涉嫌简单化。我对文革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如文革中对人民性的强调,现在很难听到,当然也可以说当时对人民性的强调是带有欺骗色彩,可以批判。所以我不太愿意用肯定否定之类的话,而倾向于从具体的事情、情境中去认识文革。

  

   爱思想:中国人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作为当代学者,对文革的认识总会受到主观色彩的限制。

  

   王海光: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问史求信集》的前言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来谈。为什么我们会对当代人修当代史产生怀疑?因为中国学者做学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跟着潮流走。包括官方的项目、资金,它大都是用在那些讲好话的东西上面。跟着这个潮流走也就失去了评价当代史的客观、公正的尺度。作为学者,可以不必理那些东西,在现有的生存条件下,做自己的研究。但在中国,为学术而学术的劲头不足,人们总是想为学术而追求学术外的东西,用自己的知识换取一定的名声、地位、金钱。把学术研究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学术探讨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失落,认为现在对文革史没法写。我认为也不是没法写,关键在于历史眼光和鉴别史料的能力。从史实角度来讲,整体的历史可能缺乏材料,但是具体的微观的历史是可以写的。从史论角度,哪段历史都能写,现有的材料也不是到了完全不能写的地步,只是有些黑洞你不知道,但也不足以影响你对历史做基本的框架性描述,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爱思想:近年来有一批新形式的文革题材文艺影视作品,如《归来》、《知青》,您怎么看待近几年来文革题材作品的质量和深度?

  

   王海光:文艺作品我接触不多。最近一段时间以文革为题材的创作确实慢慢热了起来,它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国家走向的背景,大家会觉得,我们现在走到这里以后,再往前走怎么走,多少有点迷茫。那么,需要不断地回头去看看我们走过的路,对我们确定走的方向有所把握。还有一个社会性的背景,当年参与到文革的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岁数,大家希望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出现了红卫兵忏悔,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等都出来说话,对自己在文革所做的事情表示道歉。这是这代人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另一方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左倾思潮有所回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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