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对毛泽东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52 次 更新时间:2015-12-04 13: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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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撤换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重新改组了中共领导机构。然而,按照莫斯科意志改组的中共中央,却接连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特别在“立三路线”中,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不听共产国际劝阻,执意坚持“全国总暴动”的方针,竟然还要苏联出兵配合中国革命。这不能不让莫斯科大为光火。知识分子干部不可靠,工农干部又不堪重用。此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再相信中国党的本土干部,转而寄望于莫斯科培养的一批年青的留苏学生,扶助他们来掌握中共的最高领导权,以便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志。

   1931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具体指导下,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王明、博古这些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打压了党内的反对派,完成了党中央最高权力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转移。9 月间,王明去苏联前,推荐博古牵头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共产国际领导,并得到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直接指导。“国际派”中央领导机构的建立,意味着所谓的莫斯科代理人体制的形成。

   博古年仅 24 岁,论经验回国仅一年多,论资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能在临时中央负总责,这里有当时中央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的紧急情况下安排的因素。但在以后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等元老级领导人也都顺水推舟地认可了他的总书记地位。这反映了中共高度集权体制的权力合法性来源问题。任何人只要能得到莫斯科的认可,“党的各级干部和组织都会自觉地承认其权威和地位”。博古们一无资 历、二无经验,只 能 是“挟洋自重”,把莫斯科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借莫斯科的名头树立自己的权威,打压和排斥本土派干部。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成为共产国际传声筒,也必然要再为共产国际充当下一轮替罪羊的结局。

   当博古们把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贯彻到底的时候,也就是失败结局到来的时候。在一步一步地把中国革命推向危险境地的过程中,“国际派”的权力资源不断流失,队伍不断分化;本土派的权力资源再度集聚,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严峻的生存危机促使党内权力格局进行重新组合,权力的授受不再来自远方的最高组织,而是看眼下谁最具有挽救危机的权威影响力。

   长征途中,中央核心层的权力转移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是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初期的联手,形成了有别于最高“三人团”的另一个权威中心———“小三人团”,这是权力转移的第一步。湘江惨败后,红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周恩来倒向了毛泽东这一边,最高“三人团”顿失重心,这是权力转移的第二步。到遵义会议时,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是权力转移第三步。这个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称为“担架上的阴谋”,终于获得了成功。本文试图从人事关系变化的角度,对在遵义会议前中央高层权力转移的情况进行考察。

   一、“国际路线”的军事失败和政治困境

   1、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国际派”的领导危机

   1931 年 9 月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11 月,中共临时中央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在江西瑞金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 的国策,在削平了各路军阀、整合国民党各派系后,加紧了对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围剿”。

   1933 年 9 月,南京政府调集重兵,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对中共各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仅 “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 50 万人。中共苏区各根据地是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发展起来的,所处都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区域,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战争动员能力极强,可以与地方军阀抗衡,但与南京中央政府拥有的战争资源是无法匹敌的。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领导中央红军,抓住国民党“围剿”军骄兵冒进的机会出奇制胜。但不到3 个月,南京政府又发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可以想见,在这场中央政权对地域政权的战争中,如果不出现其他大的变数,后者纵有局部胜利,最终也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吸收了过去几次“围剿”失利的教训,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方略,军事上实行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经济上对中央苏区严加封锁。中央苏区人口不过二三百万,兵员不过 10 万,连年战争和苏维埃经济政策造成的财政困难日益严重,本来就胜算无多,“国际派”领导人又在军事上采取了错误的阵地战法,加速了失败的进程。

   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不懂军事,又死抱着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地理观念,怕承担丧失国土的责任,不敢采取 “诱敌深入”的战法,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方针,使熟悉游击战法的红军不能施展其长技。李德的顶头上司是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弗雷德,在上海遥控指挥。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五次反“围剿”完全体现了国际路线的意志。博古对莫斯科指示的盲目迷信,还可见诸对“福建事变”的处理上。本来博古也赞同与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联手反蒋,但因共产国际不同意而放弃,错失了这一有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天赐良机。

   李德不了解中国和红军,只有正规战的军事经验。他排斥过去红军将士擅长的运动战法,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使苏区有限的战争资源很快地消耗殆尽。虽然红军将士战斗英勇,也有些局部小胜,但无法取得扭转战局的战果,仗越打越背,地盘越打越小,人力物力都达到了枯竭的边缘,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国际路线”的威信降到低谷,成为各种意见的众矢之的,来自军队的意见最大。在过去的反“围剿”中,都是前线指挥员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临机处置,作战灵活机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的都是便宜仗。而李德的正规战法,严重束缚了前线指挥员的手脚。李德性格急躁,刚愎自用,在独立房子里按照不准确的地图指挥战斗,还经常把自己的指挥失当怪罪到前线指挥员头上,动辄要军法从事,惩办他们。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期,李德纸上谈兵的瞎指挥和惩办主义,已引起红军将领普遍不满,多次发生冲突。刘伯承因为顶撞李德,被免去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彭德怀是李德非常欣赏的将领,也曾当面责骂李德是 “崽卖爷田不心痛”。将帅离心,是兵家大忌,难有胜算可言。

   红军丢失了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在战略转移中又损失重大,将士情绪极为低落,普遍对中央领导不满,出现信任危机。这对身处绝地的红军是致命的瘟疫。因此,重新确立中央的领导权威成为党和红军绝地求生的第一要务。而撤换李德和支持李德的博古,正是重新确立中央领导权威的前提。无论谁上台,他们都必须下台。

   2、毛泽东“木菩萨”处境的结束

   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层中,毛泽东无疑是本土派的头牌人物。毛泽东对创建红军和根据地有开拓之功,与朱德并称朱毛红军,声名远播,是共产国际唯一大力宣传的中共领导人。但毛泽东性格倔犟,脾气暴躁,作风强势,在党内也是出了名的。在井冈山根据地时,连以上干部都怕他。在红四军中,他与朱德、陈毅也多有冲突。另一方面讲,所谓揽权自重,喜以个人为中心,在瞬息万变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也就是临危不惧,杀伐决断的意思。许多次危机关头,正是由于毛泽东当机立断而摆脱了险境。如秋收暴动失败后,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在立三路线时,不执行中央打南昌的指示,改打吉安等等,都是毛泽东审时度势的成功事例。

   在开辟根据地中毛泽东并非绝对正确,也有一些错误。特别是中央苏区打 AB 团事件,误杀了一大批红军将士。对毛泽东固执己见,遇事计较的个性,许多高级干部多有领教。连周恩来这样容忍力极强的人,也感到了毛的难以相处,认为与他商量事情很困难,如不符合他的意愿,往往“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毛泽东曾先后受过 8 次处分,与他的倔犟个性不无关系。

   平心而论,毛泽东并非有意对抗共产国际的路线。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等“左”倾政策,他开始也是接受的。但毛泽东熟悉中国国情,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取决于能否保护和发展革命的实力,敢于抗命不从他认为是脱离实际的上级指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所以,在国共破裂后各地群雄并起的一百多次红色暴动中,毛泽东能够拉起一支能征惯战的红军主力队伍,打下最大一片的中央根据地来,绝非侥幸之事。这是毛泽东最大的政治业绩。即使是那些眼高过顶的莫斯科留学生们,也得承认这个事实。

   在 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缺席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及其下设的中央行政机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虽在名义上是国家元首的地位,但在中央核心成员眼里,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地方领袖。就在同月,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根据地政策是右倾,并开始排斥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

   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时期,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上海,“天高皇帝远”,对毛泽东我行我素的做法难以直接干预,他可以有在根据地方便行事的条件。而当中央首脑机关迁到瑞金后,就不可能不与毛泽东直接发生冲突了。1932 年 10 月周恩来主持的宁都会议,开展反倾向斗争,集中批评毛泽东,撤销了他的军队职务,要他专管政府工作。毛泽东只得养病去了。

   1933 年初博古等人一进入中央苏区就立刻感到,他们这套从共产国际搬来的“进攻路线”,当地干部并不买账。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甚至当面对博古说:即使让列宁复活,演说三天三夜,也不能转变群众的情绪。博古们当然不能容忍这些本土干部的桀骜不驯,遂施展斯大林的“路线斗争”手段,以反“罗明路线”为名,打击那些不能听命的根据地干部,以树立中央权威。毛泽东是根据地干部的灵魂人物,反“罗明路线”实质就是反对他的路线。对于这些下车伊始就说三道四的“海归派” 领导人,毛泽东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讥讽他们是“洋房子先生”。“海归们”则让他足足坐了两年的冷板凳。

   博古到瑞金前,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两度叮嘱他,中央书记处是工作机关,不是吵嘴的俱乐部,应该吸收毛泽东参加工作,但必须执行国际路线,并且不得让毛参加领导核心。莫斯科也感到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矛盾。1933 年 3 月,共产国际致电临时中央,要求“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让他完全能在中央领导下做负责工作。但共产国际的协调,对双方效果都不大。6 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央局会议上,为自己在前次宁都会议受到的批评提出申诉。但博古坚持认为,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否则就没有第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感到窝火。他在 30 年后回忆起这两年的光景来,仍是愤愤不已:“这段时间鬼都不上门一个。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毛泽东选为政治局九名正式委员之一,但地位在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没有给什么实权。在随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继续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实职则交由张闻天担任了。要把毛供起来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莫斯科希望海归派与本土派能有很好合作,对此举 “很不满意”。但博古们之所以这样做,与毛泽东对他们“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不合作态度也大有关系。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洋军事顾问李德非常蔑视,这与博古奉若神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只参加过李德到苏区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认为没有合作的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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