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苏南土改往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3 次 更新时间:2020-05-20 09: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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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土地改革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体内容。从土地改革完成到今天, 已有半个多世纪, 现在的农村与土改时期的农村已是换了人间。这当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进步。农民挣脱了集体化绑缚在身上的绳索后, 实现了温饱的小康;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为农民打开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然而, “三农”问题还没有真正找到破解之道, 繁荣与破败, 富裕与贫困, 构成了当下农村社会的二元世界。一些困扰农村发展的基本问题, 如农民的土地权益等, 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土改时划定的圈圈。所以, 探讨当年土改所留存的问题, 在今天仍是很有意义的。土改之后与合作化之前的农村, 与今天的农村状况最为贴切, 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苏南是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 农业现代化程度高, 人口稠密, 地权复杂, 百业发达, 这里所反映的农村情况, 具典型性的意义。以管窥豹, 可以对全国各地土改后的共性问题有所认识。

  

   “江南无封建”

  

   苏南是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为土改的需要, 在苏南农村曾进行了大规模调查。1950年5月, 中共苏南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做出《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的报告, 该报告讲:苏南地少人稠, 如以农村总人口与可耕地总亩数相除, 每人平均约2.1亩。从地权上看, 苏南的地主阶级, 为总户数2.33%、总人口3.02%, 占有36.19%的土地 (包括公地在内) 。如去掉公地, 地主阶级占有土地为30.87%。平均每人20.57亩。可见, 苏南农村的土地情况, 并非土地占有的“高度集中”, 而是人地关系紧张。并且, 相对土地所有权而言, 土地使用权的情况更要复杂得多。苏南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的“业底佃面”情况, 占到十分之七八。田面权的地租, 一般为正产量的40%。另外, 农业经营方式的效率, 也不仅仅体现在土地收益上。农民的兼业 (副业、打工、经商) 收入, 往往高于务农的土地收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苏南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地关系的紧张, 提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丰富性和生产要素组合的多样性。苏南农村是一个相对和谐而分工有序的社会, 在人口密度最高, 人均耕地最少的地方, 创造出了长盛不衰的繁荣。

   苏南农村社会分工复杂, 商品经济发达, 城乡联系紧密, 给农民创造了更多的谋生机会。阶级冲突并不明显。无论人们有无土地, 只要勤劳工作, 就能维持温饱的生活。可以想见, 在这种地方, 革命是不易发动起来的。在苏南进行的土地改革, 是在建国之后, 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起来的。苏南的土改运动, 一开始阻力很大。许多人都不接受阶级斗争理论, 论证“江南无封建”, “江南地主文明”, 不需要进行土改。即使是一些赞成土改的人, 也不赞成北方农村土改的激烈斗争, 希望采取“和平土改”的方式。政务院副总理、苏南籍民主人士黄炎培, 还向毛泽东转送了家乡亲友反映苏南土改激进问题的来信, 以求缓颊。

   态度最为鲜明的还是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董时进是留美归来的农学博士, 一直致力于中国农村的建设工作, 还曾组织过中国农民党。1949年12月, 董时进以农业经济专家身份上书毛泽东, 力陈中国土地制度的合理性, “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 并非封建性质, 地主大都是勤劳节俭起家的良善百姓, 建议土地改革缓搞或不搞。

   “江南无封建”的论点被严厉批驳了。1950年2月4日,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在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特别强调指出:江南沪杭宁三角地区的农村经济, “表现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农村封建势力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的错综复杂的形态, 但基本上并未改变一般农村经济的半封建性质”。

  

   苏南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

  

   苏南农村的改造步骤是先搞减租, 组织农会, 再搞土改。苏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 执行了新区土改保持富农经济的政策。到1951年9月, 全区土改完成。

   土改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在苏南地区有着比较完整的体现。新区土改和老区土改, 在目的性上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 在夺取政权时期, 土改的意义是动员农民, 支持革命战争;那么, 在和平建设时期, 土改的意义就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农业生产。《共同纲领》第二十八条讲:“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所以, 新区土改运动的成效, 是需要落实在经济绩效上的, 看其对发展农业生产有无促进作用。按照会议部署, 各地开展起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然而, 刚分配完土地的农民, 对互助合作并无兴趣。许多地方政府为完成任务, 强迫农民入组。有关部门反映:“由于某些干部中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 在不少地区产生了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和数字的形式主义偏向, 他们不从生产出发, 甚至有的机械的为完成组织起来的数字任务, 不去耐心教育农民, 而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威胁与强迫群众编组, 这种作法严重违反了自愿两利原则, 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

   急躁冒进的互助合作运动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新区尤其如此。到1952年冬, 许多农民害怕被“共产”, 不事生产。“个别地方竟因而发生一冬无人拾粪, 无人搞副业生产, 出卖牲口, 砍树杀猪, 大吃大喝等破坏生产的严重现象”。 (195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了不误农时, 抓紧春耕生产, 中共中央立即对互助合作运动进行了政策纠偏, 以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1953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 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正在滋长着的急躁冒进倾向”, 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月17日, 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 指出在农村工作中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 “屡纠屡犯”, 就是没有照顾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的特点。3月26日, 《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2月15日正式通过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其主旨是要强调“两个积极性”, “照顾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毛泽东亲自在《互助合作决议》上加了“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的一段话, 要求各级党委, 必须承认单干是合法的, 更不允许采取威胁和限制的办法打击他们。

   1952年春, 苏南农村发生严重春荒。造成春荒的原因, 除了自然灾害外, 也与当时的农村政策不无关系, 如生产歉收、农民负担重、城乡交流停滞等。1951年的农民负担是比较重的, 公粮、土地证费、飞机捐款、农贷回收加起来占收入的27%。当地政府把“普遍发展临时性的互助组”作为救灾措施之一。

   苏南开始组织互助组时, 不分阶级阶层, 包括地主富农, 都可以参加。1952年春, 根据中央有关指示, 苏南区将地富全部清出互助组。这也是造成农村紧张的一个因素。在1952年的爱国增产运动中, 江苏地区形成了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潮。

   1952年下半年, 江苏地方党委发现互助合作运动的冒进问题后, 开始进行政策纠偏的工作。1953年春, 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召开两次县 (市) 书记会议, 根据中央精神和本地情况, 检讨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错误, 贯彻“入组自愿、退组自由”的原则和等价互利政策, 对互助组进行整顿。江苏省对互助合作政策的调整, 保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一些违背农民意愿的互助组自行解散了, 当年全省粮棉即获得双丰收。在互助组数量比1952年底有所减少的情况下, 1953年的粮棉总产量分别比丰收的1952年增产6.63%和58.4%。

  

   土改后苏南农村社会的变化

  

   在这个政策调整期中, 当地党政部门围绕着如何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 在苏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农村调查, 形成了《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此次农村调查, 苏南土改运动已过去2年多时间。此时, 农村社会已基本恢复了常态生活, 生产已有了恢复性发展, 有些农产品已达到和超过抗战前的水平。在土改运动的疾风已经过去, 集体化的大潮还没有到来的间隙中, 农村调研活动是能够较客观地反映问题的, 调研资料的“含真量”比较高。可以说, 这是一个能够如实反映当时农村社会状况的文献史料。

   苏南农村人均耕地少, 市场化程度高, 流行多层地权, 具有复杂的租佃关系、雇佣关系和借贷关系, 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非常灵活, 土地、劳动力、资金的配置效率很高, 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创造了经济的繁荣。在这里, 既不存在完全靠地租剥削的地主阶级, 也不存在无法生存的赤贫阶层, 只要劳作基本都能维持温饱生活。土地改革以雷霆之势, 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 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新变化。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 土改是实施革命动员的有效手段。在中共成为执政党之后, 土改的目的已从革命动员的需要, 转变为解放生产力, 促进农业生产, 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当年江南地区各界人士主张采取和平土改方式, 以减少社会震荡的代价, 也是出于“发展农业生产”的良好愿望。但阶级斗争的土改方式, 不是简单的实现“耕者有其田”, 而是要对全社会进行革故鼎新的政治改造。通过阶级斗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废除了传统社会的权力网络, 牢牢地在农村扎下了新政权的根须, 彻底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实现了改天换地的革命。

   土地改革不仅限于“平均地权”的范畴, 还有更多的社会内容。如新的农村精英群体的形成, 乡村治理的行政化, 农民土地经营权的缺损, 农民仇富和怕富心理的出现等。笔者认为, 土地改革对农村的影响, 最重要的并不是农村地权关系的重新洗牌, 而是传统农业经营机制的失落。正是后者的改变, 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最为深刻的变化。

   单纯的土地重新分配, 不过是重新把农民拉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而传统农业经营机制的毁弃, 则是最具根本性的问题。不论地权重组的过程如何激烈, 最终还是要恢复常态的农业生产。传统农业经营机制是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 在自耕农为主的社会中, 最能发挥土地的效益。在土改和集体化后, 农民从包产到户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 也是对传统农业经营机制的回归。

   传统的农业经营机制实现了儒家文化和农耕文明的高度契合, 提供了小农社会再生的模板, 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历史上, 江南地区几经天灾人祸, 兵燹瘟疫, 但都恢复得很快。晚清太平天国的战乱, 江南人口损失过半, 但一旦安定下来, 几年光景就恢复了繁荣。如果土改的意义仅限于地权的重新分配, 这无非是历史上乱治循环的情景再现。当土改把阶级斗争的价值观念植入到农村社会后, 也就给传统农业经营方式贴上了封建剥削的标签, 农业生产的诸要素——劳动力、土地、农具、管理、技术、资金, 已然失去了自由流动的交易平台。传统农业生产的再生模板发生了根本的断裂。

   对土改的积极推动, 固然有意识形态的愿景, 也有现实的利益要求。有关人士相信, 进行土地改革, 可以解放农民的生产力, 发展农业生产, 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195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确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 第一条就是“土地改革的完成”。当时估计,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后将会增加每年280亿斤粮食的购买力, 为国家的工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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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 2016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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