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从“逼良为娼”到“制造平庸”

——当代中国的劣质学术生产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6 次 更新时间:2017-08-22 22: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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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学术界维系着人们知识传承的慧命,本应是一个社会的道德良知和科学探索精神的象征。而近年来学术界弄虚作假的事情层出不穷,腐败丑闻屡爆不鲜,不仅牵涉者官职大、学衔高,多有校长、主任、院士、博导之类的头面人物,而且日趋年轻化,被揭露抄袭造假的学界新秀不断,前仆后继者络绎不绝,足见其问题的严重性,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学府还是官府

  

   学术腐败是社会的一个根本性腐败,社会影响恶劣不亚于官场腐败,从断人慧命、祸及子孙的意义上可能还更严重,理应遭到社会各界的严厉谴责。但细细推敲起来,学术腐败之所以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局面,并不能简单地归于某些个人的道德亏欠。学界的急功近利之人、剽窃谋名之徒古来有之,但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理直气壮的,倒真是举世罕见。时常可见,有些剽窃者,明明被人捉了个正着,证据确凿在案,但就是死不认账,甚至还反咬一口,诬称告发者是别有用心。“打假”,往往变成了“打架”的口水战。寡廉鲜耻到这种程度,确让学界蒙羞。但敢这样做,又能这样做的,往往都是在学界有个一官半职的家伙。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

   过去,虽然把知识分子当成政治异类,政治运动一来就整“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但在体制上对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还是有所区分的,所谓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所长)负责制。学校科研单位的行政领导,一般还都是由专家学者担任,党政领导干部不管业务,也不伸手去捞学衔职称。邓小平第三次出山,主动请命主管教育科研,自己宣布要给专家教授们当好后勤部长。这是真正的政治家管教育、管科研。但是现在的情况则大不一样了。一所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无论是管党群、管行政,还是管后勤,几乎没有不是教授、博导的。也就是说,教研人员所有的东西,领导们一应俱全。这又分有两种情况,一是先有行政职务后有学衔职称;二是先有学衔职称后有行政职务。但在学术行政化上,两者实则是殊途同归。

   从体制上讲,学校、科研单位都从属于行政部门,向学校安排干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许多学校的党政领导干部,包括许多著名学府在内,是从上级领导部门空降到学校,为的是解决他们的级别待遇问题。许多年来的所谓“专家治校”、“专家治所”的声音,只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心结而已。而现在已听不大见这类声音了,人们不再抱有希望。从学校讲,以职务获取职称,以行政权力获取学术资源的情况,现在有相当的普遍性。行政领导人能够动用的资源和人脉关系,是其他教研人员无法企及的。领导可以倾全校之力争取到项目,自任课题负责人,以此成为教授、博导的不乏其人。所以,有的学校就出现了没一篇学术论文的博导、没有教过一堂课的教授。从个人讲,学校中搞行政的比搞学术的要实惠得多。只要是个“长”字号的,有点权、有点钱、套套关系、请人捉捉刀,一样能得到学衔职称,比坐冷板凳还更来得容易。所以有很多人读完了博士,但并不以搞学术为职业前途,都要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甚至在有的名牌大学中,许多已在教研岗位工作的博士,纷纷脱离教师本业,要到行政后勤部门去竞争个科长、处长。从职业分类的道理上讲,这些学校部门所谓的“长”,原本是学校职员。古今中外的学校,办学靠的是教员,哪有靠职员的?已有一定学术训练的青年教师,不当教员当职员,而且趋之若鹜,实在是利益使然。这也足以说明学校官本位的膨胀,使学府安心治学的氛围逐渐消逝,已然有了官府的仕途气象。

  

学术的劣质、扭曲与平庸


   学府的行政化,也就是学术的官僚化,必然造成学术的劣质化,特别典型的是所谓“工程”学术。在“工程”学术大行其道的今天,尽管其工程质量是大有疑问的,却是投资浩大,动辄是上百万一本书。而能够拿到这些“工程”的,自然是非学官莫属了。凡是参与“工程”的人,也能够分上一杯羹。领导领衔首席,大家分成包干,“排排坐,吃果果”,名利双收,何乐不为。至于能够做出来什么垃圾东西,大家都心知肚明。

   学术官僚化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还不是上述这些问题,而是学术标准的扭曲。学术的官僚化,所对应的是学术权威的缺失,专业标准的沦落。韩愈《师说》有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直在做学术的尚且如此,遑论只做了半截子学问,或根本没有做过学问的学术官僚了,他们哪能知道术业的精微?让学术官僚制定学术评价体系,无异是让非专业人士制定专业标准,只能是把学术活动指标化。这种指标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比较的只是数量的多少,却难以衡量质量的高低。当前各个学校研究单位的学术标准规定,无非是在哪一级的刊物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出了几部专著。且不说这些刊物的规定种类是否合理,就是质量较高的专业刊物也并非学界的同仁刊物,学术立场也是很有些折扣的,在厚币谦词的公关下,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差强人意的关系稿、人情稿。至于出书,在现在的出版条件下,就更容易了,只要有钱到位就行。真正发表起来比较困难的,往往反倒是那些打破了陈见旧说、触及到某些敏感问题的真实性研究。诸如关于中国当代史某些领域、某些人物的研究,当前某些社会问题的研究,凡是与传统说法不一致的,学术成果都很难发表。这样,在政治化和指标化的双重压力下,既不能触雷,又要完成任务,真正的学术研究难以正常开展,只能走平庸主义路线——政治上跟着主旋律走,学术上跟着指标走。学术研究的平庸化,必然造成知识的平质化。举目望去,当前大量充斥学界的是沿袭陈说的“著作”,抱残守缺的伪问题研究,大同小异的雷同之作。这类东西,只有指标的意义,评职称的意义,没有知识的价值。如果抛开道德评判,雷同与抄袭,在知识的层面上,也就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

   学问之道,非学问之人难知个中三昧。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叠加。学术活动是人类探求真知的活动,是复杂劳动中最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很难用简单劳动叠加的数量公式来测算其真实价值。试想,如果将一个著作等身的职业写手与述而不作的饱学之士相比论,一是商业化写作,一是学术性研究,根本没有质的可比性。做一篇原创性和开拓性的学术论文,所需要的知识储备、所下的研究功夫,绝非是搞几部东拼西凑的专著能比的。还有的学者,皓首穷经,不着文字,只留下几部研究手稿,但却为人类的知识宝库提供了积累价值。这就更难评价了。所以,学术的价值,只能是学界自明、业界自评,无法用硬性指标量化出来。但从另一方面讲,在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下,评审者缺乏应有的知识眼界和学术立场,在学术上较不起真来,不采取这样的指标化管理,又当何如?如果当年学界按照现在的标准,可以说,自学成家的梁漱溟、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师陈寅格等等著名前辈学者,都会被拒之门外的。

   学界的行政化导向,必然要混乱学术标准,带来知识的劣质化。时常可见这样的专家,浑身披挂了各种学术头衔,经常出没于官学两道,但张嘴除了套话、空话,就是硬伤百出的错话。如果盘查他们底细,实在是没有做过一件在学界立得住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尽管他们是不能被学界引为同道的学人,却是符合指标化数量管理标准的“雷”人,大都能列出一些人们熟视无睹的“科研”成果。这些人物能成为“专家”,正是当前学术评价体系的导向使然。

   有许多学者批评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是“逼良为娼”,违背学术规律。现在还要看到它的继续,为娼还要逼良,要制造出一个平庸的多数,集体排斥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如果对当前学界的腐败问题做进一步考察,可以看到,能够被公示于众的“剽”客还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这些从事伪命题写作、低水平重复劳动的“雷”人。这可能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腐败,即一个社会的知识机理的败坏。这是比少数人的学术行为不端更严重,也更可怕的事情。

   学术剽窃和弄虚作假,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事情。但能够形成一个社会性的腐败问题,只有在学术的独立性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学界的行政化和学术的官僚化,会造就一批以官取学、以学谋官的官学两栖动物;会用一种平质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把学术标准演绎成人际关系的交易;会让不学有术的投机钻营者占据了学界要津,把学界变成滥竽充数者浑水摸鱼的江湖,使平庸排挤了高明,劣币驱除了良币。如果学术不能履行我们薪火传承、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文化理想,长此下去,我们将凭什么来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即使富甲天下,也不过是一群西服革履满口粗俗的暴发户,提供不了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0年6月号,原标题:“劣质学术的生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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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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