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走向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6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3 次 更新时间:2015-12-14 19: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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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 (进入专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对有五千年文明的古来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它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毛泽东早在1949年9月21日发表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文中明确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的面前。”“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事实上,这个“高潮”由于受到其后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影响,并没有很快到来。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60年的历程,明显地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文革”十年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我们在曲折与艰难中发展,在第二个时期我们在错误与失误中遭遇挫折。最终,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的更生,领导全国人民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的羁绊,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坦途。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伟大成就令世人瞩目,我们终于可以说,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大国之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可以翘首期待。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步。它不能不是时代变化的一面镜子。文学理论在前三十年在曲折中有发展,在失误中有成绩,并最终迎来了新时期30年的转型、变化与多元的发展。回顾文学理论60年,既是为在这个领域艰难耕耘作出无私奉献的前辈一个纪念,也是给后来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一点历史的启示,看一看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

一、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两种倾向、两种话语并存

   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理论成绩与错误并存,两种倾向同在,两种话语同在,但一种倾向与话语压倒另一种倾向与话语。文学理论作为当时“时代的风雨表”,所产生的起伏,所经历的风雨,使人能够从一个侧面,来瞭望共和国在思想文化方面所走过的富于理想而又充满失误的艰难历程。

   (一)主导的倾向——文艺从属于政治

   上个世纪50年代文学理论是在“五四”以来文学思想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带着历史的惯性发展而来的。从新世纪的视点看,它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毛泽东的政治化文艺思想的时代。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地指导了当时的文艺运动,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创作。其中带有普遍性的内容,如文艺为工农群众服务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继承与革新的问题,生活源泉问题,艺术高于生活问题,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问题等等,在50、60年代成为全国指导性的文艺思想,所取得的成绩是应该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至今,它们仍然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中的重要成果。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提法,从当时看,的确是站在政治高度,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角度,对以往文艺斗争的总结和发挥。我们应该从20世纪的整体高度,从我们民族在本世纪所经历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需要的角度,充分加以肯定。

   实际上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起步就是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后来毛泽东的一些补充论述。客观地看,《讲话》以及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文艺问题论述的内容包含两种思想因素,其大体框架是这样:

   文艺方向——工农兵方向;

   文艺性质——从属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

   文艺源泉——社会生活,文艺反映社会生活;

   文艺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文艺加工——典型化,即“六个更”;

   文艺思维——形象思维;

   文艺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

   文艺家道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改造世界观;

   文艺功能——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文艺批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文艺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文论学习对象——前苏联文论;

   文论价值取向——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

   以上十二点,包含两种元素、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文艺从属政治,强调文艺的方向必须是政治性的,如说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文艺服从政治”,……在这些理论前提下来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就是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另一种元素和倾向,就是承认文艺和生活都是美,但“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承认“继承与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提出文艺创作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的过程,提出革命文艺要求达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能的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提出“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政治力量的”,提出反对“标语口号式”的倾向,诗要用形象思维,等等。不难看出,前一种元素和倾向是重视政治的统领文艺的作用,重点要强调的是文艺的方向,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的客体,文艺与党派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的关系等等,大体上属于文艺的外部规律的问题;后一种元素和倾向则重视文艺的特殊性,重点承认文艺的艺术性,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形象思维,文艺的主体精神,反对文艺上面的教条主义,大都涉及文艺内部规律的问题。

   建国后,文艺理论界面临一种对毛泽东《讲话》以及后来的文艺问题论述的解读和选择。由于建国不久,又面临当时内部的敌人的反对和外部敌人的挑衅,如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不得不进行“肃反”运动,美国挑起的朝鲜战争,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等等。就是说,虽然建立了新的国家,但“战争”在内部和外部并未结束。这种情势下,当时文艺界领导和主流理论家出于对政治的热情都选择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前一种元素和倾向,同时忽略了后一种元素和倾向,这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后一种元素和倾向,不但受到压抑,其部分探讨者也遭受了无情的批判与斗争。

   就是毛泽东自己,也主要是强调其文艺思想的政治方面。特别是在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的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8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①当然,就这些话来说是正确的,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建国后文艺方针政策是否应当有所调整呢?这本来是应该有所作为的。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百花齐放”是促进艺术发展的方针,提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②。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但是随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其他运动,这个重要的方针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实现。

   从今天的观点看,不论当时还遭遇到多少内外挑战,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一点毛泽东曾早在1948年3月的建国之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说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且指出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一中心工作服务的”,他强调“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与发展,……我们就会站不着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建国后,也明确了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的文化和艺术事业,在思想上是否也要立足于建设;在文学理论上,是否应该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后一种元素和倾向,是否应该有新的视野和思考,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例如1956年提出文艺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8年冲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论“宪法”,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1965年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的问题,此外还提出“共同美”问题等,都力图挣脱前苏联文学思想的束缚,从新中国文艺的实际重新加以思考。但是,毛泽东本人思想的两面性,即他既坚持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思想,丝毫不愿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变。随后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到当时的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所以不久又发动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尤其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甚至把胡风定为“反革命”,更加深了人们对于政治裁判学术是合理的印象;可另一方面他又于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百花齐放”是促进艺术发展的方针,提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③。这是非常正确的意见。这种主张似乎又开辟新的思考和新的方向;这就使人们不能明确地判断他的思想走向,加上当时他的崇高威望和人们的绝对推崇,再加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政治热情的持续发酵,在整个50、60和70年代的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势是如此强大,主流的理论家不允许人们从其他视点来解释文学,文学仍然固定不变地看成是从属于政治的。终于,文学从属政治的观念,从1949-1956年的泛政治化文艺倾向,演变为1957-1960年的批判右倾的文艺思潮,演变为1962-1966年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最终演变为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文革”。

   因此,从主导的倾向上看,当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领导者,并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思想,相反让人家想到前苏联的“拉普”派,想到庸俗社会学,想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简单公式。这不能不是历史的悲哀。

   当然,就是在上述“文艺从属于政治”为主导文学观念的时期,也已经显露出难以为继的状况。这就出现了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文艺思想“早春天气”的活跃和1960-1961年文学思想的“调整”时期。虽然这两段时间很短暂,但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思想,这些新问题和新思想是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补充与推进,但遗憾的是这里新问题、新思想只能成为一种非主导的倾向与话语。

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观念的另一个推动力就是建国初期前苏联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在建国后的50年代,在文学理论方面全面学习苏联成为一种潮流。前苏联的任何文艺理论小册子都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得到广泛传播。前苏联50年代初期的文论也是政治化的。如典型问题就提到苏共党的代表会上去,并认为是政治问题。从理论专著、论文、教材到理论教员的全面引进和学习,使得我们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完全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文论的后面。50年代流行的苏联的文艺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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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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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长春)2009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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