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文超:2017—2018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 次 更新时间:2019-07-23 22: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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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文超  

  

   引论。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唯物史观指导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经验, 展望新时代魏晋南北朝史学科的发展, 成为本年度的重要议题。陈长琦《改革开放40年来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 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近年来,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朝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稳步推进, 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学科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 主要表现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科之内, 还可进一步细分为魏晋史、十六国北朝史、南朝史 (或六朝史) 三大领域。虽然这些领域相互关联, 但是, 整体史 (将魏晋南北朝视作一个整体) 研究成果及学界普遍关注的中心议题并不太多见, 反而各领域之内涌现出不少集中讨论的课题。也有不少学者重视从长时段开展专题研究, 通论性成果逐渐增多。以简牍、纸文书、碑刻文献为代表的新史料以及旧史料的新阐释仍然是研究的热点, 也是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引领学科发展的同时, 六朝史研究会、北朝研究会、三国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等纷纷成立, 这两年组织了多场学术会议, 如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河北邯郸, 2017年) 、“六朝历史与南京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 (江苏南京, 2017年) 、中国大同·北魏文化国际论坛 (山西大同, 2018年) 、凉州文化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甘肃武威, 2018年) 。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美国中国中古史研究会先后组织召开了第17、18回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大会 (日本东京, 2017、2018年) 和Early Medieval China Group Annual Meeting (加拿大多伦多, 2017年) 。由中青年学者组织的“中古史联谊会”“中古史前沿论坛”, 各类学术研讨会、专题工作坊、讲座、研讨班层出不穷, 不但丰富了学术活动, 活跃了研究氛围, 而且推陈出新, 为学科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专业刊物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38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2018年) 、《北朝研究》第8、9辑 (科学出版社, 2017年、2018年) 、《中国中古史研究》第6卷 (中西书局, 2018年) 、《中国中古史集刊》第3—5辑 (商务印书馆, 2017—2018年) , 以及论文集《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等, 成为本领域研究成果的重要发表园地。特色专栏如《许昌学院学报》“魏晋史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六朝研究”等, 日益受到同仁的关注和支持。2018年以来, 《许昌学院学报》新开设“学术与人生”栏目, 对周一良、何兹全、田余庆、王仲荦等前辈大家的学术思想与成就、治学方法与风格进行总结, 这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7—2018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精彩纷呈, 我们尝试着从史籍和新史料的整理出版、整体史、魏晋史、十六国北朝史、南朝史、考古资料、长时段和专题研究方面勾勒研究概况和热点。在有限的篇幅内简要地论述和例举两年来研究的新进展, 沧海遗珠在所难免, 敬请谅解。

  

   史籍和新史料的整理出版。中华书局点校本“一志八书二史”开始推出修订本。《魏书》 (何德章, 2017年) 增加了“三朝本”为通校本, 《南齐书》 (景蜀慧, 2017年) 将底本更换为“三朝本”, 《宋书》 (丁福林, 2018年) 、《隋书》 (吴玉贵、孟彦弘, 2018年) 均以百衲本为底本, 并都通校、参校多本, 在继承原点校本成绩的基础上, 广泛参考和采纳古今研究成果, 为学界提供了渊源有自、校勘精良而方便可用的本子。原点校本采取“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整理方式, 是一个富有特色的“中华本”, 仍有长期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史籍的辑校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熊明辑校《汉魏六朝杂传集》 (中华书局, 2017年) 辑录了三百余种汉魏六朝杂传。姜彦稚辑校《荆楚岁时记》 (中华书局, 2018年) 、黄惠贤校补《校补襄阳耆旧记 (附南雍州记) 》 (中华书局, 2018年) 是研究区域史的重要资料。韦宾《六朝画论笺注》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年) 对汉魏六朝的画史、画论进行了整理。孟刚、邹逸麟编著《晋书地理志汇释》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8年) 全面系统地汇集了古今相关研究成果。

  

   随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 (伍) (陸) 》 (文物出版社, 2017—2018年) 的出版, 走马楼吴简的刊布接近尾声。齐运通、赵力光主编《北朝墓志百品》 (中华书局, 2018年) 精选墓志, 原大影印, 颇便利用。

  

   整体史研究。精细化研究是当前的主流, 但整体史研究以及中心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楼劲《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诸多发展周期》、陈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孙英刚《魏晋南北朝时期知识与信仰的再造》 (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9月14日第14版) 分别就相关研究的基本特点与新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展望。近年来, 中外学界开始重视通史新编, 2017年出版了窪添庆文编《魏晋南北朝史のいま》 (勉诚出版) 。随着研究的积累, 我们期待早日出现一部能全面反映数十年来研究进展的通史著作。

  

   专题研究和专门史论述是本领域整体史研究的基本模式。张旭华《中古时期清浊官制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为理解门阀政治提供了新视角。高二旺《魏晋南北朝丧礼与社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讨论了丧礼与社会各层面的互动关系。马艳辉《魏晋南北朝史论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就史论展开了系统分析。冈部毅史《魏晋南北朝官人身分制研究》 (汲古书院, 2017年) 对位阶秩序进行了论证。李硕《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国4—6世纪的军事与政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 刻画了不少战役的细节。堀内淳一《北朝社会における南朝文化の受容:外交使节と亡命者の影响》 (东方书店, 2018年) 、池田恭哉《南北朝时代の士大夫と社会》 (研文出版, 2018年) 论述了南北朝政治、文化的交流和贵族士大夫的相关问题。杨泓、李力《魏晋南北朝文化史》 (新世界出版社, 2018年) 注意吸收文物考古领域中的成果。这两年还出版了多部论文集, 如谷川道雄《谷川道雄中国史论集 (上) 》 (汲古书院, 2017年) 、张金龙《魏晋南北朝文献丛稿》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7年) 、张旭华《制度、经济与中原历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文集》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范兆飞编译《西方学者中国中古贵族制论集》 (三联书店, 2018年) 。论文方面, 阎步克《族群互动与“南北朝”现象:一个体制问题的政治学思考》 (《思想战线》2018年第3期) 认为, 北方“部族武力的体制化”通过强化专制集权和激活官僚体制影响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形态与方向。又如陶新华《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让官让爵》 (《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胡阿祥《与诸生谈魏晋南北朝之家族文化》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韩吉绍《魏晋南朝衡制发微》 (《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目前整体史研究在成果数量上并不占优势, 也缺乏中心议题。整合当前各领域的研究进展, 形成突破性的发展方向, 应当是带动整体史研究的取径之一。

  

   魏晋史研究。作为魏晋南北朝史的开端, 以及汉晋社会转型之下的魏晋史研究, 过去是本领域研究的龙头方向, 近年来却在沉潜考索中追求重大突破。不过, 日益精深的研究仍然在很多方面推进了研究方法和传统认识, “魏晋禅代”这类重要论题又引发新的讨论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景蜀慧《魏晋文史寻微》 (中华书局, 2018年) 是近年来文史互证的代表作。张金龙《“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文史哲》2017年第4期) 指出《通典》相关记载未能真实反映魏晋制度。严耀中《关于魏晋玄学属性的再辨析》 (《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 认为不能把玄学简单地称作“新道家”。宁稼雨《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饮酒文化的内涵嬗变》 (《文史哲》2018年第2期) 发现魏晋时期饮酒活动中强化了个人和个体意愿的色彩。权家玉《从蜀汉东晋看寄寓政权的“国”“土”观念》 (《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 探讨了蜀汉、东晋寄寓型政权播越的特点。张焕君《亲情与门风——从嫂叔关系看魏晋时期的女性、家族与文化认同》 (《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1期) 注意到当时礼制在学术讨论与社会认可之间的差异。

  

   三国史研究有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体。新近出版了两种可读性强的专著:戴燕《〈三国志〉讲义》 (三联书店, 2017年) 、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中华书局, 2018年) 。日本三国志学会编《三国志研究》刊出第12、13号。相关专著还有何凌霞《〈三国志〉专名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王文进《裴松之〈三国志注〉新论:三国史的解构与重建》 (新文丰出版公司, 2017年) 、田晓菲The Halberd at Red Cliff:Jian'an and the Three Kingdom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等。不少论文颇有创见, 如华喆《高贵乡公太学问〈尚书〉事探微——兼论“天命”理想在魏晋的终结》 (《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指出高贵乡公的横死终结了儒家禅让与天命相连的政治理想。吕宗力《谶纬与曹魏的政治与文化》 (《许昌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指出, 虽然曹操开始禁绝谶纬, 但谶纬论述在汉魏禅代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在李万生《礼秩与国运——蜀汉亡国原因探讨之一》 (《清华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看来, 蜀汉为诸葛亮立庙实为“非礼”, 也是蜀汉速亡的根本原因。单敏捷《从左将军府到蜀汉建国——入川前后刘备集团的官僚体系演进及政治意义》 (《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从官制演变的视角考察了蜀汉建国的过程。

  

晋制是对汉魏制度变革的一次系统总结, 并对南北朝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是两晋史尤其是西晋史颇受重视的重要原因。田中一辉《西晋时代の都城と政治》 (朋友书店, 2017年) 对魏晋洛阳城和西晋中央政局的变迁进行了研究。顾凯《庾氏家族与东晋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认为庾氏这类“外戚士族”的政治行为具有维护士族利益和中央集权的双重作用。杨英《中古礼典、律典分流与西晋〈新礼〉的撰作》 (《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8期) 提出西晋《新礼》开启了中古系统化礼典的进程。顾江龙《晋武帝“罢五等之制”解》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 与《太康十年分封与杨骏的兴灭》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对“开建五等”和宗王分封提出了新见解。西晋政治史和东晋史学研究是当前晋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前者如李正君《魏晋故事:西晋德制的确立与正朔服色问题》 (《史林》2017年第2期) 、石玉《晋武帝拒行封禅及其自赎心态探微》 (《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18年第3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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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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