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

——与博士生的一次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2 次 更新时间:2018-05-26 17: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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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进入专栏)  

   说明:我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生"思想史著作选读"这门课的最后,讲了一次有关书评与综述的写法。现在这份讲课记录,就是在我的讲义基础上,稍稍做了一些整理和修订而成的。前些日子,我曾把它传给一些朋友,请他们指教和批评,有的朋友说,这篇讨论书评和综述的讲课记录,对年轻的博士生们还有参考价值,因此,我把它交刊物发表,希望读者给我指正。

  

引言:为什么要和博士生讨论“学术书评”?

  

   之所以要讨论“学术书评”这个话题,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真正学术意味的书评太少,而借题发挥或蜻蜓点水的评论风气渐盛。对于书籍借题发挥的评论固然不应厚非,但是那不是真的评书,也比较容易写;严肃的、裁断的、商榷的学术书评,却是直接针对学术研究的,不太容易写,如果没有这种书评,恐怕学术难以进步。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学生们将来是要做学位论文的,而大学里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如果严格要求的话,通常要有一章(或者一节)“研究史”,就论文涉及的这个领域,业已出版的各种论著,作一个述评,说明前人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还有什么遗漏和缺失。说到底,它其实就是对各种论著的短评的汇集,可是,现在很多大学的学位论文,不仅是本科,甚至硕士、博士论文,在这一点上都不够重视。

   其实,写好学术书评是很重要的,为什么?

   第一,这首先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我曾在清华老图书馆看到陈寅恪的学生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陈寅恪先生在前面评语中说,“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可现在,有一些学位论文,由于缺乏这一部分,读者包括指导教师和答辩委员,根本无法知道,作者是否超越了其他人的研究,或者是否抄袭了其他人的研究,也不能正确地作出对论文的评价。如果作者抄袭了,也许可以一时蒙混过关,但终究是在学术道德上有所欠缺。

   第二,给其他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的人,提供有关的丰富的学术史资料,使人们了解这个领域的变化轨迹与现状,这才能够凸显自己选题的问题意识所在。比如研究清代学术史,就需要交代从梁启超、胡适、钱穆一直到余英时、艾尔曼的研究,说明这一百年中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何以形成侧重外在背景与偏向内在理路的两个典型,即台湾东海大学丘为君所总结的“理学反动说”与“每转益进说”,然后再讨论余英时重视“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和艾尔曼提倡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方法,各有什么利弊;在此基础上才能说明你的研究进路和问题意识究竟有什么“创新”的意义。

   第三,既迫使自己拓展学术视野,也迫使自己阅读前人论著。现在,有的博士生或硕士生,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阅读方式,对于他人的论著只选择看与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甚至把他人的论著当作“资料转运站”,从里面转手抄撮一些文献,根本不理会它的全面论述。更要命的,是从网络上截取电子文本,完全不顾上下文语境,很少体会他人的研究思路、资料取舍、分析立场。但是,如果要写学术性的书评,要对他人的论著作评判,就不得不全面阅读各种国内外的有关论著,不可能只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乱读一气。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严格的、认真的和专业的学术书评,就会使学界变得更有秩序、更加干净,不会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泾渭不明,滥竽可以充数,鱼目可以混珠,整个学术界好像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坏的研究。

   所以,下面我先来谈学术书评的意义。

  

一、学术书评的意义


   首先介绍一篇讨论书评的文章:张玉法先生的《如何评论一部史学论著》。张玉法先生是历史学界都熟悉的前辈,他是近代史的专家,也曾是“中研院”的院士。这篇文章前面很郑重地说明,它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卜(R.K.Webb)的讲义写的。威卜说到,评论一本书,应当有几个标准:一,这本书是写什么的?有的人连这本书写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胡乱评论,这不是写书评,最多是借题发挥自说自话。所以威卜强调你要搞清楚,这本书特别的论题是什么?有没有新发现?二,这本书所用的资料是什么?是否它用的是第一手资料,有没有借助其他人的研究结果,在书前面是否告诉了前面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这就要考验你对这一行的资料、研究的熟悉程度了。三,资料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如何?你要了解这些引用的资料,是否可以引出相反的结论,这些资料是否经过考证和选择,是否有先入为主的误读可能。四,这本书给人的美感如何?就是评论它的文体和文笔,有没有吸引力。

   所以,张玉法先生说,如果你没有这些标准,“不是乱捧一阵,就是胡骂一番,使学术界没有一个是非”,他说得很严重:“不了解一书的价值而对一书大加褒贬,乃是一种知识上的欺骗。”

   张玉法先生说到“学术界的是非”,其实就是我说的学术界的“秩序”。前面我讲过,现在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几乎没有是非,也就没有秩序。现在学术生产力太发达,我用“生产”这个词,很多人也爱用,后现代主义者用,官方也用(我在大学里也看到文件中有这个词,是正面的意思)。但是,一旦学术变成生产,甚至是批量生产而不是用心琢磨,虽然产量上去了,但质量就下来了。现在你到书店去看,书太多了,你翻杂志,论文也太多了,可是,这里面90%都是“学术垃圾”,根本没有用的。怎么办?就要有“好”和“坏”的分别。怎么才能有“好”和“坏”的分别?就要有个说法,而且必须是“权威”的说法。依靠有权威的学术的书评,把好的和坏的区分开。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学术界有了“舆论监督”和“公共批评”,这就像一个社会,有舆论、清议一样,有个关于好坏是非的公论,学界才有秩序,有秩序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界,否则你就要听官员的、听报纸电视的、听低水平的。

   第二,如果有权威而内行的书评,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隐瞒证据”的论著,就会像“3.15”一样曝光。大家要知道,有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论著,其实就是乱抄乱写,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资料证据。中国学界的弊病之一,就是这类“伪著作”太多,可这些情况外行是不了解的,需要内行才能指出问题。

   第三,这样的书评出来,才能够省去读者选择的时间和精力——这些读者既包括非专业的,也包括专业的。有了这样的书评,后来的专业研究者就可以按图索骥,很快找到有用的书籍。

   当然对于硕士生、博士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学会这样去写书评,就等于学会了如何清理你这个领域的学术史或研究史,说到底,前面我说了,硕士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就是“研究史”。研究史是什么?不就是对你要研究的这个领域的一个一个论著的提要和评论,并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叠加起来的历史过程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仿照《四库全书总目》,写一本书一本书的“提要”,还规定在六七百字里面,要概括地说出这本书的大意、要点和不足,当时不觉得有用,但事后觉得这个训练很有意义,如果各位也能够看书的时候,随手写下一些书评,哪怕很短的,将来也是受用不尽的。

   这个传统要在中国建立起来。我们看到,国外的学术刊物,包括我们常常要用到的亚洲研究杂志,书评要占很大的篇幅,像《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通报》(T?oung Pao)、《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 Studies)、《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都有大量的书评或书评论文。所谓“书评”(Reviews of Books或者Book Review)往往是一两页、两三页的短书评,更短的还有“简评”(Brief reviews of books),大概是半页左右。但是,“书评论文”或者“研究性书评”有的也很长,早的如邓广铭先生1942年在《中国青年》七卷二、三期上连载的《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就长达20几页,近两万字[3](PP.73-94),晚的像《通报》2008年的这一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Howard L. Goodman给J. Michael Farmer2007年刚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三国谯周的著作(The Talent of Shu: Qiao Zhou and The Intellectual World of Early Medieval Sichuan)写的书评,就有14页之多。更长的甚至有几十页的。书评论文的价值和影响,我觉得一点儿也不比论文差。当然,国内也有一些书评类刊物,像《读书》《书城》《中国图书评论》《书屋》,但是,大多数是借题发挥的文化评论类文章,虽然写得很有意思,有的也有真知灼见,但大部分不能算是学术性的书评。而学术刊物像《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学术》等等,也有一些好的学术书评,但是,我觉得数量还不够多,质量也还不够好。

   简单地说,中国的书评有几个问题:

   首先,是吹捧太多而批评太少,批评性的书评甚至被认为是“吹毛求疵”或“酷评”。虽然有一些酷评确实过分,但是,一些正常的、有证据的批评性书评,像葛剑雄等写了一篇《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4],发表在《历史研究》上面,批评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还引起轩然大波,觉得过分苛刻;王俊义批评陈祖武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还被认为是“意气之争”。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书评,尤其是批评性的书评,写得很好,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像揭发把孟子译成“孟修斯”、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就成了学界典故;像陈引驰批评王晓路《西方汉学的中国文论研究》中的错误,高山杉批评张西平关于德国汉学的著作中的错误,就让人知道了这些介绍海外中国研究的书,看似涉猎很广,实际上有很多来自二手资料甚至还有以错误叙述误导读者的地方。

   其次,太多泛泛而论或借题发挥的书评,而缺少专业的研究性书评。也许是写这样的书评太累罢,很多人觉得,为了一本书,花这么多时间看,看完还不一定写得出来,是否划得来?其实,看书和评书也是一种“智力较量”,你要看看,我是否能够看懂、看透、看到纸背后,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较长论短,甚至要站在比你更高的位置,居高临下地评论甚至批评你,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比如余英时评钱新祖的书评,不跟着在明代思想世界里走一趟,不检查一些原书的原始资料,不比原作者站得高一些看出背后的方法论问题,能写出这么一针见血的评论吗?

   再次,对国外的学术著作,包括海外中国学论著,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也许是这些年再次国门开启,中国学者又轮回到了晚清“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罢,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于国内学者以为外面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而海外学者听不到来自中国的批评和意见,自以为掌握了解释中国的权柄。

   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就是缺乏(一)批评的,(二)专业的,(三)国际相互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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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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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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