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是难受的痛苦的，有时还是尴尬的，但在肯定不再会饿肚子的时候或者在饱食终日时候的回忆中，则变得“美好”，而且可能是十分的“美好”，比面对一顿丰盛的宴席还美好。我常有这样一种看法，从未挨过饿的人生不是“圆满”的人生，因为他肯定缺少这样一种特殊的美好的回忆。
我生长在福建西部的一个小山村，家里很穷，小时候，春天来临对那些游山逛水的人们来说，是美好的，可对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则要面对一个漫长的青黄不接的“时期”，因为差不多在桃红柳绿的时节家里就断了“米”（不是断了粮）。
每天三餐都是吃番薯（北京叫白薯，有的地方叫红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吃番薯，蒸、煮、烤，但对象只一种——番薯，番薯条、番薯片、番薯块、番薯丝。番薯是甜的，带着一种清香的甜，按现代的营养学来看，它的营养还十分丰富。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冬天时候街角的烤白薯，那冒着热气散发出来的清香，曾吸引了多少孩子、老人和贪嘴的行人，但从未吸引过我，我“恨”番薯，一辈子不想再吃番薯，因为我小时候吃够了吃腻了吃伤了。我记得，当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坐在饭桌旁，看见母亲用笸箩或大碗端上来的又是那蒸的或烤的或煮的金黄的冒着热气的番薯时，我们都皱起了眉头，饿得咕咕叫的肚子立刻似乎不叫了，兄弟姐妹中就会有一个或两个乘母亲转身时，偷偷地溜下了饭桌……宁可饿着，也不吃它。
我是老大，不能下桌，或者说没有下桌的“权力”，因为如果我下桌了会给母亲一个印象：这老大也太不懂事。我每次都拿起似乎如巨石般重的番薯，艰难地开始啃（严格地说是“舔”），立刻那种熟悉的令人恶心的“甜”，让我的胃，然后让我的全身都立刻升起一种抗拒的力量，嘴似乎在动，实际上一块番薯要啃老半天。有时母亲会挑出一块递到我的面前，说：“这块好。”有一次，我把母亲给我挑拣的番薯扔回笸箩里，终于忍不住说：“妈，能不能吃一顿米饭，番薯吃够了!”母亲沉着脸，不说话。
我就继续叫：“妈！妈！你听到了吗？”母亲也终于不能忍受这难堪，冲我说：“吵，吵，你为什么吵我，是我有米不做饭给你们吃吗？”父亲在我们母子俩的“争吵”声中偷偷地离开了饭桌，躲开了家，这时候，母亲就大吵大闹起来，明是冲我而来，暗是冲父亲而去：“你为什么总是问我要米饭吃，咱们家谁当家？是我吗？谁没有本事弄米饭给你们吃？你们想吃米饭，不想吃番薯，我吃的番薯比你们多，我也吃够了吃腻了吃伤了，谁给我米饭吃？说啊，说啊，你们怎么都不说了。”甜甜的番薯，给我们带来的是饥饿、争吵和家庭的不和。
后来我读中等师范学校，理想就是想当个每月都有30元的固定工资的小学教员，使全家每一天都有5斤米下锅，（我记得那时的米是8分钱一斤），让我的弟弟、妹妹，还有爸爸、妈妈和祖母，不在美好的春天来临的时候，受那“甜”的折磨。
有时候，母亲会带我们回她的娘家，经常去的是守寡的五舅母家。五舅母高高的个儿，脸上永远漾着微笑，她对我们兄弟几个总是那样和蔼可亲，她和表哥真心实意接待我们，我们满庭院跑，玩得很高兴。但是，吃饭时五舅母端上饭桌的仍然是倒胃口的蒸番薯，让我们深感失望。他们家并不比我们家强，除番薯之外，再没有其他粮食了。可五舅母说：“我们家的番薯跟你们家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果然，他们家的番薯的品种特别的香，那瓤是红的，并且有下“番薯饭”的“菜”。
这“菜”很特别，是一盘又辣又香的颜色黄橙橙的豆酱。吃的时候，一口甜的番薯，再加一口又辣又咸的豆酱，甜、辣、咸三种味道混合在一起，那味道果然不一样。我们硬是在她的微笑的“监督”下吃下了在家里吃不下的番薯，五舅母真有办法。五舅母早就去世了，我在梦中常见到她的微笑。
在暮春时节，我们的膳食终于有了改变。因为这时候春笋长得有半人那么高。母亲通常是带着我和我的大弟，沿着那弯曲的高低不平的窄窄的山路，到几十里路远的竹山去，在幽静的竹林里收获那冒出地面的春笋。春笋代替了番薯（因为番薯这时也吃尽了）。笋是很好吃的东西，但它必须有一个“伙伴”，那就是食油。可那时候哪里有食油呢？我们家的吃法是酸菜煮笋。
开始几天还好，还未开饭，兄弟姐妹已坐在饭桌边，叽叽嘎嘎说笑着，情绪高涨，虽然还是没有米饭，但大家似乎都吃得很高兴，心想，终于“摆脱”了那甜腻腻的番薯，换了一种从深山带回来的口味。但是这种高涨的情绪持续不了多久，没有油的酸菜煮笋也很快把我们的胃口败坏了。不过这是另一种折磨，笋把我们本来已经不多的肚子里的“油”都刮光了，觉得“刮得慌”。
“刮得慌”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是难以言传的，总之我们的饥饿感更强烈了。刚吃过酸菜煮笋，肚子就咕咕乱叫，似乎刚才没有吃过什么。我们都还要在田里劳动，干耕田、插秧什么活儿的，那种肚子饥饿的情境，使我们感到全身无力，总是忍不住抬起头，用那失神的眼光四处搜寻。
有时发现田头的野草莓刚结出几粒青色的果子，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摘下那刚开始生命旅程的果子，尽管味道那么酸涩，也觉得肚子里有了一点东西。如果哪一天我逮住了几只麻雀，或大老鼠在大水缸边闪了腿（也许是闪了腰），掉到水缸里，正在探着头想爬出来，那么我们兄弟几个就会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因为这意味着这一天我们要开荤了。
我在县城上初中。我的小山村离县城有六十华里。那时的伙食是“个体”的粮和菜，可学校的食堂给蒸与煮。我每到星期六下午，在上完课之后，就跟同村的几个同学翻山越岭跑回家，再带回五斤米和一罐子咸菜，这是我一个星期六天的食粮。
南方人都知道这样一种煮饭的方法：用蒲草编成一个小袋（我们家乡把它叫做蒲包），把米放在蒲包里面（不可放满，要留出一定的空间），口上要系上一根小绳子，然后放到锅里用水煮。饭熟了，那薄草袋就胀成圆鼓鼓的跟拳头大小般的有弹性的东西，把蒲包口上的绳子解开，把饭挤出来，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扑鼻的饭香（顺便说一句，我后来在北京在河内在首尔在莫斯科在布达佩斯在地拉那……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香的米饭）。
那时候，我每餐前用我的小手抓五把米进蒲包，我1、2、3、4、5地数着，可我常常觉得自己不是放多了，就是放少了，放多了就可能提前把米吃完，那么到星期五或星期六就要饿肚子了，放少了则眼前的这一顿饭就不够吃，所以总是把米重新倒回去，再又嘴里念念有词地数着数着重新再抓一遍。可是我经常犯的“错误”还是抓多了，还没有到星期六，米袋就空空的了。怎么办？向同学借吗？不行，同学们带的也是六天的米，谁借给你？用钱到米店去买？哪里有钱!于是只好饿着。
1953年我初中毕业，很幸运地考上了龙岩师范学校，1955年毕业时又更幸运地被保送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从“中师”到“高师”，饭不但吃得饱，而且还吃得好。此刻在我眼前闪现的是龙岩师范学校每到周末宰猪加餐时饭厅内那吃红烧肉时的热烈气氛，北师大每天早餐时那硕大的笸箩中热气腾腾的小馒头，那馒头小得非常可笑，连女同学的小手也可以轻易地一下就抓起五六个来。据老师大的校友说，“小馒头”是北师大的“传统”之一……
当我在龙岩师范吃红烧肉和北师大抓“小馒头”时，我想我这一生肯定与饥饿“告别”了!
哪里想到，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又一次尝到了饥饿的滋味，而且这回“挨饿”与童年时期吃“白薯”时那“甜”的难受、吃“酸菜煮笋”时那“刮”的难受相比，别有一番“风味”，这“风味”才称得上“饥饿”的“正味”。
记得是1961年秋冬时节，我们学校部分教师干部跟随当时中宣部党委书记童大林同志，到河北省高碑店地区搞“整社”试点。去的人大概有上百人之多，分在好几个点。当时认为农村出现的种种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根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指示，我们去那里“访贫问苦”，帮助贫下中农整垮阶级敌人，使“人民公社”走上康庄大道。既然我们是贫下中农的朋友，就得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本来那时我作为国家干部在“自报公议”的宽松的条件下，每月有27斤的粮食“定量”。按这个标准，每天差不多有一斤粮食。但下乡后，因为要实行“三同”，“整社”党组就规定我们每天只能有一两的粮食定量了。贫下中农正饿着肚子呢，你不跟他们“同甘苦共命运”，你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吗？你若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又如何去组织“阶级队伍”，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去跟破坏“公社”的敌人斗争呢？一两就一两。问题是这每天“一两”的粮食怎样吃呢？
高碑店地处华北平原。在1961年那个寒冷的秋冬，天气常是阴晦的。从我住的村子的打麦场望去，四处一片灰蒙蒙的。在辽阔坚硬的土地上，除了在风中翻滚着的几片干树叶外，几乎是一无所有。远处有几棵排得整齐的杨树或榆树高高地耸立着，树身的一大截竟然是白色的，显得特别刺眼。原来它们的“皮”刚被饥饿的农民剥去充饥了。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思念”起童年时代吃腻了的“番薯”和“酸菜煮笋”来了。
我们发现在农民家中搭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用饥饿和怀疑的眼光拒绝我们。“同志，你们自己可以在大队食堂开伙吗!”他们在诉说了不能搭伙的理由后，冷冷地对我们说。我们几个下乡的干部就拿一天一两的粮食在食堂开伙了。
开始我们用那一两玉米面跟玉米秸碾碎的粉末和在一起作“贴饼子”，虽然饿得不行，浑身无力，但还能勉强支持。后来玉米秸也吃完了，怎么办？仅那一两玉米面是无论如何做不成饭的。不知谁从哪里弄来了一些棉花籽皮，说同样可以把棉花籽皮碾碎与玉米面掺在一起做“贴饼子”。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才智是无穷无尽的。从那以后，这种特殊材料做成的“贴饼子”，成为我们一日三餐的食粮。
困难不在做，而在吃。由于我们每天只有一两粮食，这种特殊材料制成的“贴饼子”的构成比例往往是10比1，棉花籽皮的粉末10，玉米面1，玉米面在“贴饼子”的构成中，相当于一种“粘合剂”，实体基本上是棉花籽皮粉末。当“贴饼子”烤熟揭锅之际，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他，他看看你，谁也不愿先伸出手拿黑灰色的第一个。
你、我、他、她客客气气：“你先来!”“不，还是你先来!”“不不，还是你先来吧!”大家苦笑着。最后总是一位姓徐的组长带头拿起那灰黑色的像巴掌似的块儿。无论谁把这灰色的块儿往嘴里塞并不是不需要勇气的。在这“贴饼子”塞进嘴巴的瞬间会尝到一种令人作呕的说不清的怪味，接着觉得满嘴塞满了沙子。
棉花籽皮的粉末是硬的，可能是因“粘合剂”玉米面粉太少，所以在嘴里很容易就化开，然而那股怪味“阻拦”大家去咀嚼，任何食品不经咀嚼是无法下咽的，于是有忍耐力的就让那“沙子”充塞口腔，慢慢地艰难地开始咀嚼，没有忍耐力的就立刻吐出来。
我们有足够清醒的理智，不吃就等于挨饿，挨一天两天的饿还是可以的，可天天挨饿就等于绝食，这就会活不下去的，所以再难吃的东西也要拼命吃下去。我们就想，有没有一种办法让这灰黑块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顺利地进到肚里面去呢？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终于“碰”到一种简便的办法。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贴饼子”滚到灶火中去，我本想不要了。可老徐怕我饿着，就连忙伸手帮我从灶火中把“贴饼子”“抢救”出来，并哄着我吃那已经变得焦黑了的东西。哪想到，“贴饼子”经灶火这一烧，倒有了一种混合着糊味的香味，我借着这股香味很快把贴饼子送到肚子里去了，这对我们来说不啻是“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个发明。我的“发明”被大家争相利用，从此我们大家都把贴饼子放到灶火里烧糊了再吃，下咽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然而最困难的还不在吃，而在“拉”。一般要在三天之后，肚子就会胀起来。“拉”的感觉是永远不会有的。可我们都意识到，光吃不拉不行，再胀下去要出问题。于是“自觉”地去蹲北方农村那连门也没有的四处透着冷风的茅坑。你得浑身使力。经过半小时一小时的努力，那东西出来了一个头。你得有极大的耐心，再蹲下去。但就在那东西刚出来一个头的时候，往往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来一条或两条饿得瘦极了的带着可怕的绿色眼睛的狗。它们围着你的臀部转。它们的目的是等你拉出来的东西。
按说这事情也可以理解。它们也是生命，它们也会饥饿，它们也要吃。你困难，它们也困难。你拉它吃，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拉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极慢极慢地在使劲儿的呻吟中出来，而瘦狗迫不及待，它们的嘴已蹭到你的臀部，你吓得臀部往上抬起，哪里想到这个位置对它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它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口咬下那先出来的部分。你想一想那尴尬的情景吧，继续拉你怕狗，不继续拉你怕胀……
有时一个上午三四个小时只能处理这一件私事。当你在狗的失望中想站起来时，你的眼全发黑了，腿全发麻了。不久，老徐等几位同伴都浮肿了，成天用手指摁自己的脸和腿，一摁一个坑，久久不消失。我倒不浮肿，就是整个晚上出虚汗，本来瘦弱的身体就更瘦弱了。浑身无力就不用说了。终于各个点上都反映了这个情况，抓阶级斗争也得有身体作保障啊。
于是领导布置工作，讲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方面让大家改善一次伙食——吃一顿饺子什么的。当时的规定是，只要有粮票，在量上放开，能吃多少都可以，但不许带。我只记得有一次我吃了一斤二两粮票的素油白菜饺子，创下了今生吃饭的最高纪录。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你明知肚子已很撑了，但嘴里还想吃，于是继续吃，一直吃到想吐为止……
关于整社期间饥饿的故事，我已经跟人讲过多次。这成为我的一种“精神财富”。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每当我萎靡不振的时候，每当我嫌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的时候，我就想到当年蹲茅坑那尴尬的情景，特别是那瘦狗的绿色的眼睛，我就会觉得那种日子都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的呢，精神立刻为之一振，似乎世界变得美好起来！
文章摘自《旧梦与远山》，童庆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
